和东地中海世界的接触
一次据报道在公元166年发生的事件有时引起了误解。据《后汉书》说，在那一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节从日南以外向汉朝呈献象牙、犀牛角和玳瑁等礼物，[268]这样便标志着中国与大秦交往的开始。后一个名称可能指地中海地区的罗马世界的东部；安敦可能与马可·奥勒留·安敦尼皇帝是同一人。《后汉书》的作者认为应当说明，这个传统的记事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在贡品的清单上缺乏珍品。
该事件绝不应该当做东地中海世界一个统治者和一个中国皇帝之间正式外交关系开始的证据。若干世纪以来旅行家已经由陆道来往于两个世界之间，关于公元166年的报道可能是罗马商人寻求海上通往东方之路的最早的有记载的事件。紧接着张骞时代之后，中国的使者已被派往西方勘探，他们报告中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安息波斯以及更远的西边的某地方的情况。[269]但到此时为止在罗马世界商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被记录下来；据《后汉书》说，这是由于波斯人故意阻挠接触的发生。而且，据说波斯人阻止甘英前往大秦的旅行，他是于公元97年被派前往该处的。[270]但不论用何种方式进行贸易，贸易留下了物证，其形式是遗弃在中亚或者东地中海地区目的地的中国丝绸。此外，有已到达东方的罗马实物，如装饰物和贵金属的迹象。[271]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丝在帝国初期是罗马的一种奢侈的服饰。它常常提醒人们，为这些进口物的支出对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272]同样有理由表明，有些汉朝政治家了解输出剩余的丝绸到中国同盟者或远方买主那里的潜在价值。[273]这些主张的含义已由一个主要根据西方资料进行工作的学者修正，他根据西方的而不是东方的观点进行探讨。曼弗雷德·拉施克博士认为，丝绸从中国运送到中亚诸国，是亚细亚诸同盟者的主动行动，而不是出于中国促进出口贸易的愿望。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它使较强大的首领们有别于较弱小的首领们，并增加了较强大首领们的威望。他提出，丝绸被带到西方，可能比中国资料所证明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便到达了多瑙河河岸。[274]
拉施克还指出，匈奴帝国的力量不应低估。匈奴熟习铁器，这是帕米尔以西制造的；他们从事一些农业，使用中国工匠，这些人是俘虏来的或是投奔他们而来的。匈奴得到相当大的力量支持，并有比通常所赞扬的更为强大的组织，有可能迫使汉初的皇帝依从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缔结一项保全面子的中国的所谓“和亲”的协定。没有确切的证据足以表明，中国在这一阶段从输出丝绸中获得财富，而且在中国明显地没有大量发现罗马货币或制成品的情况。拉施克认为，这不能假定丝绸贸易是由像波斯人这样的中间人控制的，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中国丝绸的进口耗尽了罗马的财富。
陈高华 译
[1]关于后汉时期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读者可参考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策略》（堪培拉，1984），该书出版时本书在印刷中。
[2]《史记》卷七四，第2344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本，第1卷，第160—161页。
[3]《史记》卷八，第389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397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约和伦敦，1961）第2卷，第114页。关于“天下”观念，见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东京，1956），第83—89页。
[4]关于《书经》中的“海内”观念，见李雅各：《书经》，载《英译七经》第3卷上（牛津，1893），第150页（禹贡）。在《山海经》中有五篇题为“海内”（第10、11、12、13和18篇）。
[5]《吕氏春秋》卷十三，第1叶，参见以下：《淮南子》卷四，第4—6叶（约翰·梅杰：《〈淮南子〉卷四中体现的汉初思想中的地形学和宇宙论》，哈佛大学1973年博士论文，第49页及以下）。
[6]《后汉书》卷八九，第2919页。
[7]五服最早可能见于《书经》，见高本汉：《书经》，《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1—12页；李雅各：《书经》，第74页。也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收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费正清编（坎布里奇，1968），第20、292页注1。我对九州和五服理论的扼要叙述是以多种版本为依据的，见李雅各：《书经》，第142—149页（禹贡）；《国语》上，第3叶；孙诒让：《周礼正义》64（卷十八），第90—95页；孙诒让：《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71（卷二十），第80—84页。
[8]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1963），第1—19页。
[9]《史记》卷六，第236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25页）。
[10]武帝述及要服之事，见《汉书》卷六，第2759页。关于王莽，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36—4137页，所述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致，见该书71（卷二十），第80—84页（见第336页注1所引）。
[11]《汉书》卷七八，第3282页；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31页。
[12]关于进一步的论述，请看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7）。
[13]《汉书》卷八，第241页；《汉书》卷九九下，第413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43页）。
[14]《后汉书》卷十五，第581页；《后汉书》卷十九，第717页；《后汉书》卷二四，第855页；关于“葆”字及其含义，见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收在他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坎布里奇，麻省，1961），第43—57页；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2卷，第202页。
[15]匈奴与匈人（Huns）不能等同，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载《罗马帝国的兴衰，反映罗马历史与文化的新研究》，特姆波里尼和哈斯合编（柏林和纽约，1978），第2部，第612、697页注101。关于匈奴生活方式的资料，见斯·伊·鲁登科：《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的墓穴》，波伦姆斯德译（波恩，1969）。
[16]单于是匈奴语言中统治者称号的汉译。由于我们无法重建匈奴语的任何有价值部分，而且匈奴的称号和名字只能通过中国著作来了解，因此，我使用中文的译名。这样，王的名字（如日逐王），甚至这个民族的名称匈奴，都是汉语。后者实际上是强烈的污蔑之词，汉语的意义是“凶恶的奴隶”。在这个时代和以后时代我们遇到的其他非汉人民族的名称通常也是汉人用汉语表达的称呼，如乌桓、鲜卑等。
[17]关于蒙恬，见前面第1章《道路、城墙和宫殿》。
[18]《史记》卷一一○，第2892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64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52页。《汉书》卷九四上和所提到的其他几卷的段落的译文，见德格罗特：《亚洲史中的中国文书》第1卷《公元前的匈奴》，第2卷《公元前中国的西域》。但是，由于这部著作很罕见，本卷的脚注没有它的参考材料。
[19]《史记》卷一一○，第2902页（沃森：《英译〈史记〉》第1卷，第173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62页。关于和亲协定，见手塚隆义：《汉初与匈奴和亲条约有关的二三问题》，《史渊》，12：2（1938），第11—14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页以下。
[20]《汉书》卷九四上，第3754页以下。
[21]《史记》卷一一○，第2896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67页以下）；《汉书》卷九四上，第3756页。
[22]《新书》（《四部备要》本）卷四，第5叶。警告匈奴的是一个名叫中行说的中国逃亡者，见《史记》卷一一○，第2899页（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37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70页）。
[23]《史记》卷一一○，第2899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70页）；《汉书》卷九四下，第3841页。贾谊关于“五饵”以及匈奴的尚武品质将因此遭受削弱的建议，见《汉书》卷四八，第2265页（颜师古注3）。
[24]《汉书》卷四，第125、1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25、265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61、3764页；《史记》卷一一○，第2901、2904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72、175页）。关于雍靠近长安和它作为一个宗教中心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7页。
[25]关于文帝的行为，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31页。
[26]《汉书》卷五二，第2398页以下；《汉书》卷九四上，第3795页以下。《史记》卷一一○，第2940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176页以下）。
[27]《汉书》卷九四上，第3766页；《史记》卷一一○，第2906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77页以下）。
[28]关于这两位将军，见《史记》卷一一一，第2906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26页以下）；《汉书》卷五五。关于这些战役的一览表，见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收在《中国的兵法》（小基尔曼和费正清编），第111页以下。
[29]关于人、马的损失和出征的费用，见《汉书》卷二四下，第1189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74页）。《史记》卷一一○，第2910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82页以下）；《史记》卷一一一，第2938页（沃森，同上书第2卷，第209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71页；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97页。
[30]这些看法是严尤向王莽提出的（公元14年），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4页。
[31]《汉书》卷五四，第2455页。
[32]关于四郡建立的时间是有疑问的。一种观点认为，四郡中没有一个是在公元前104年以前建立的，最后建立的武威可能是在公元前81年至前67年之间。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59页以下、第145页注38。
[33]关于匈奴国家的封建性质，见威廉·麦戈文：《中亚的早期帝国：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及其在世界史上的作用，特别利用中文资料》（查佩尔希尔，纽约州，1939），第118页。
[34]《汉书》卷六，第1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62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69页。
[35]《汉书》卷九四下，第3795页。关于匈奴的政治结构，见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2（1969），第231—271页。
[36]《汉书》卷九四上，第3774、3782页。
[37]同上书，第3787页。
[38]关于冒顿的活动，见《汉书》卷九四上，第3749页。关于“儿单于”在嗣位以后表现出来的沉溺于残酷行为的倾向，见《汉书》卷九四上，第3775页。
[39]关于继承问题，见手塚隆义：《匈奴单于相续考》，《史渊》，20∶2（1959），第17—27页。
[40]《汉书》卷九四上，第3789页以下。
[41]《汉书》卷九四下，第3795页以下。
[42]《汉书》卷九四上，第3771页。
[43]同上书，第3773页。
[44]关于新形式的内在原则，见《史记》卷一一○，第2913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86页）。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第3282页；《汉书》卷九四下，第3832页。
[45]《汉书》卷九四下，第3797页。
[46]“松散的控制政策”（羁縻）审慎地避免将正规的官僚政治强加在非中国民族身上，关于这一概念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31页。
[47]《汉书》卷九四下，第3798页。
[48]同上书，第3803页。
[49]关于这一事件，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11页。
[50]《汉书》卷九四上，第3780页。
[51]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33页）班固的评论。
[52]《汉书》卷九四下，第3812页。
[53]同上书，第3810页。
[54]《汉书》卷九四下，第3803、3806页。关于这一婚配的传说和它在随后的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见阿瑟·韦利：《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公元前772—846年》（伦敦，1949），第12页以下，第130、184页。关于遣送中国公主与其他亚洲民族首领结婚的更多事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莱顿，1979），第43页以下、第146页以下。
[55]关于乌桓，见以下《乌桓的迁居》。
[56]《汉书》卷九四下，第3829页。
[57]《后汉书》卷十一，第505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40页以下。并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1967），第102页以下。
[58]见手塚隆义：《关于日逐王独立与南匈奴单于之继承》，载《史渊》，25：2（1964），第1—12页。
[59]《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页以下。
[60]《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页。值得注意的是，印章用的字是“玺”，这个名称在正常情况下只有汉朝皇帝和某些王能拥有。
[61]贡品的数量是在公元50年确定的；《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页。公元94年上奏疏的人是袁安，见《后汉书》卷四五，第1521页。
[62]《后汉书》卷一下，第78页；《后汉书》卷二八，第3626页。
[63]《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页以下。关于弛刑和他们被纳入军队，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240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79、150页注24。
[64]《后汉书》卷八九，第2952页。
[65]《后汉书》卷八九，第2962页以下。
[66]《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页。
[67]《后汉书》卷八九，第2955页。关于最初的部落成员的不同来源以及那些新近归附的人的问题，见手塚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载《史渊》，27：1（1966），第1—10页。
[68]《后汉书》卷八九，第2957页。
[69]关于刘渊，见《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资治通鉴》（卷八五，第2702页）以现已散失的资料为据，声称中国人（晋）和匈奴人（胡）都集合在刘渊一边。
[70]《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2945—2946、2948页。
[71]《后汉书》卷八九，第2948、2957页。
[72]同上书，第2949—2950页。
[73]同上书，第2949、2952页。
[74]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37页；手塚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第3—5页。
[75]《后汉书》卷八九，第2950页。
[76]《后汉书》卷八九，第2951页。关于北匈奴的西迁，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历史研究》，1977.3，第126—141页；萧之兴：《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78.7，第83—87页。
[77]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在《史记》和《汉书》的几卷中有叙述，但有人提出哪种材料更可取的问题。关于《史记》的记事是在《汉书》基础上编成的第二手记录之说，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关于大宛传的可靠性问题》，载《通报》，61：1—3（1975）。第83—14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0页以下。
[78]《史记》卷一二三，第3168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71页以下）；《汉书》卷六一，第2691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9页以下）。
[79]关于张骞西行的日期是含糊不清的，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9页注774。
[80]《汉书》卷六，第1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62页），《汉书》卷六一，第2691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3页）；《汉书》卷九六上，第387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5页）。
[81]《史记》卷一二三，第3168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72页）。关于略有不同的说法，见《汉书》卷六一，第2692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7页）。
[82]《汉书》卷六一，第2696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3页以下）。
[83]这个职位的创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页。关于它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10页以下。
[84]这些数字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01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43页）。这类列入关于西方国家一览表的统计数字（《汉书》卷九六上一下），可能是以都护和他的属官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因此它们很可能属于公元前60年以后某一时候，而不是汉朝宫廷正在制定这些计划的时候。
[85]昆莫，与单于一样，是乌孙首领称号的汉文对音，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3—44页。
[86]《汉书》卷九六下，第3902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45页以下）。
[87]《汉书》卷九六上，第387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7—88页）。关于质子，请看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
[88]《汉书》卷九六上，第3875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0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1页以下、第147页）。
[89]李被授予特殊的官职贰师将军，贰师是费尔干纳一座城市名称的汉语对音。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6页。
[90]《汉书》卷九六上，第389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31页）。根据《汉书》的不同版本提供的数字换算离长安的距离或是5070公里，或是5200公里；也就是说，《汉书》为车尔成到汉朝首都的距离提供了两种估计。这些数字是表示用中国“里”（约相当0.4公里）记述的距离换算成现代的量度的结果。由这样的资料提供的量度可能只是涉及的实际距离的大致数，特别是提到的地区距离中国的行政管理机关愈来愈远时；但是，由于它们表示了都护府大量使用的官方驿路的里程，这些数字不应太轻率地加以放弃。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30—31页。
[91]《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6页）。
[92]《汉书》卷九六下，第3913、3922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8、184页）。
[93]关于僮仆都尉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72页；并见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1957），第166页。
[94]《汉书》卷九六上，第3872、387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3、78页）。
[95]关于汉朝在哈勒噶阿璊和其他三国的指挥部之间的距离，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7页。
[96]《汉书》卷九六上，第387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9页）。关于这些官职见劳干：《汉代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1（1956），第485—496页；久保靖彦：《关于戊己校尉设置的目的》，《史渊》，26：2—3（1966），第55—66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与冲突》，第228页以下；本书第2章第196页注3。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0页）指出，该职可能由两人担任，他们分别称为“戊校尉”和“己校尉”；可是，原文几乎总是称这两人为“戊己校尉”。然而，当后汉重建此职时，任命了一名称为“戊校尉”的官员；见下文。
[97]《后汉书》卷八八，第2931页（余英时：《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第143页）。主要以新近考古发现为基础的有关汉与西域之间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讨论，见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载《考古学报》，1977.1，第23—42页。
[98]《后汉书》卷八八，第2915页、第2923页以下。
[99]《后汉书》卷四七，第1582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25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页。
[100]《后汉书》卷二，第120页；《后汉书》卷二三，第810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4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页。
[101]《后汉书》卷三，第135页；《后汉书》卷二三，第813页。
[102]《后汉书》卷六，第257—258页；《后汉书》卷四七，第1571页以下；《后汉书》卷八八，第2928页。
[103]关于中国人发现葡萄以及葡萄园种植中的最初试验，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985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36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9页）。
[104]见杜钦提出的意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08页以下）。
[105]《汉书》卷九六上，第389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27页）。
[106]《后汉书》卷八八，第2928页。
[107]《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页。
[108]关于这些匈奴称号，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4页注81、第197页注712。
[109]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文物》，1975.7，图版8（4），第28页。见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第75—80页。
[110]昆弥是昆莫的一种替代形式，见第391页注5。这时乌孙已被大小昆弥所分，两者都是汉的附庸（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4页）。
[111]《汉书》卷九六下，第3908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58—161页）。
[112]《后汉书》卷八八，第2931页。
[113]《晋书》卷一二二，第3055页；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第28页。
[114]《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6页）。
[115]《史记》卷一二三，第3170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75页）。
[116]《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3916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6—174页）。
[117]同上书，第3922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84页以下）。
[118]《汉书》卷九六上，第387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91页以下）。
[119]《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二，第6叶。
[12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北京，1978），第11—12页；黄文弼：《罗布诺尔考古记》（北平，1948）；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7—8、130页注29。关于考古证据的概要，见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121]《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2912页。关于在新疆尼雅汉代遗址发现的一枚刻有“司禾府印”的印，见《文物》，1957.7，图版8（之一）。
[122]《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1页。
[123]关于都护职务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10页以下。
[124]《后汉书》卷九六下，第3923页 〔译者按，《后汉书》疑是《汉书》之误〕（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88页）。
[125]《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页。
[126]同上书，第1588—1589页。
[127]关于作为赠品的支付费用的范围，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61页。
[128]关于汉代和汉代以前羌的一般记载，见胡昭曦：《论汉晋的氏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载《历史研究》，1963.2，第153—170页；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5，第165—182页；管东贵：《汉代的羌族》，《食货》，复刊1∶1（1971），第15—20页；1∶2（1971），第13—23页。
[129]《汉书》卷四八，第2241页记载了贾谊关于匈奴人口的陈述，但这个数字应该认为是比较夸张的，关于匈奴人口的较近期的估计，见吕思勉：《燕石札记》（上海，1937），第127—131页。关于羌部落的兵力数目，见《后汉书》卷八七，第2898—2899页。
[130]《后汉书》卷八七，第2869页。
[131]《汉书》卷六九，第2972页。
[132]唐代的一些学者给“羌”下的定义是“羊”，见《说文解字》（北京，1963），第78页。
[133]《后汉书》卷八七，第2875页。
[134]《汉书》卷六九，第2986页。
[135]同上书，第2979页。
[136]《后汉书》卷八七，第2883页。
[137]同上书，第2876页。
[138]《汉书》卷六九，第2973页。
[139]《后汉书》卷八七，第2892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60页。关于曹凤，见《后汉书》卷八七，第2885页。
[140]《汉书》卷七三，第3126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12页。关于婼羌，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0页注70。
[141]《汉书》卷九六上，第3875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0页以下）；顾颉刚：《史林杂识》，第69—73页。有一枚刻有“汉归义羌长”字样的印章，可能属于前汉时期，见萧之兴：《试释“汉归义羌长”印》，载《文物》，1976.7，第86页。
[142]《汉书》卷九四下，第3804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52—53页）。
[143]《后汉书》卷八七，第2878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53页）。
[144]同上书，第2876页以下。
[145]《晋书》卷五六，第1533页。
[146]《后汉书》卷八七，第2876—2877页。关于日期见《汉书》卷六，第188页。
[147]《后汉书》卷八七，第2878页。
[148]关于护羌校尉的支援人员，见《后汉书》志第二八，第3626—3627页。
[149]《汉书》卷六九，第2993页。
[150]《汉书》卷六九，第2985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26页以下）。
[151]《后汉书》卷八七，第2885、2894页。
[152]《后汉书》卷八七，第2882、2895—2897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页。
[153]《汉书》卷八，第26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43页）；《后汉书》卷四，第170页；《后汉书》卷五，第206、211、237页；《后汉书》志第二三，第3514—3515、3521页。关于属国都尉，见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东京，1962），第329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61页以下。
[154]《后汉书》卷六五，第2138页。
[155]《后汉书》卷八七，第2887、2897页。
[156]《后汉书》卷四，第185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80、2898页。
[157]《后汉书》卷五一，第1686页以下。
[158]《后汉书》卷五，第216页。
[159]《潜夫论》五（22），第258页。
[160]同上书，第262页。
[161]《后汉书》卷八七，第2887—2888页。
[162]《后汉书》卷五八，第1866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页。关于虞诩，见前面第4章《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和《顺帝统治时期》。
[163]《后汉书》卷八七，第2891页。
[164]《后汉书》卷六，第256、269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2896页。
[165]《后汉书》卷六五，第2148页。
[166]《后汉书》卷八七，第2869页。
[167]《后汉书》卷七○，第2258页。
[168]《后汉书》卷七二，第2319页以下。见以上第5章《董卓其人》。
[169]《后汉书》卷八四，第2798页。
[170]《后汉书》卷五八，第1880页。
[171]关于这次叛乱的研究，见古斯塔夫·哈隆：《凉州叛乱：公元184—221年》，载《大亚细亚》新版，1∶1（1949），第119—132页。
[172]《后汉书》卷五八，第1875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七，第2998页。
[173]《后汉书》卷五八，第1875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公元181—220年大事记》〔堪培拉，1969年〕，第26页）。
[174]《后汉书》卷七二，第2327页。
[175]《后汉书》卷六六，第2176页。
[176]《史记》卷一○二，第2759页。
[177]《汉书》卷九四上，第3750页；《后汉书》卷九十，第2979页。
[178]关于这些民族及其与汉帝国的关系的一般概述，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1962）。
[179]《后汉书》卷九十，第2981页。令人惊奇的是，《史记》或《汉书》都没有这些早期关系的记载，《后汉书》是唯一的资料来源。《汉书》中最早记载乌桓的材料是公元前78年的叛乱（《汉书》卷七，第229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8页〕）。乌桓校尉府在公元前119年以后某一天设立，见《后汉书》卷九十，第2981页。关于该官职的当代研究，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30页。
[180]《汉书》卷九四下，第3820页。见内田吟风：《有关乌桓族的研究》，《满蒙史论丛》，4（1943），第1—104页。
[181]《汉书》卷九四上，第3784页；《后汉书》卷九十，第2981页。
[182]《汉书》卷九四下，第3822页；《后汉书》卷九十，第2981页。
[183]在上谷郡，可能位于现在河北的张家口。《后汉书》卷九十，第2982页。
[184]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载《文物》，1974.1，第8—23页。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1978）。
[185]《后汉书》志第二八，第3626页。
[186]《后汉书》卷九十，第2979页。
[187]墓主可能是乌桓校尉公綦稠，他在187年被杀，见金维诺：《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年代探索》，载《文物》，1974.1，第49页。不同的观点见黄盛璋：《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载《文物》，1974.1，第38—46页。
[188]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载《文物》，1974.1，第24—30页。
[189]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呼和浩特，1978）。
[190]《后汉书》卷七，第310、315页；《后汉书》卷三八，第1286页。
[191]《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页。
[192]《后汉书》卷九十，第2984页。
[193]《三国志·魏书十五》，第470页注引《魏略》。
[194]《后汉书》卷八，第354、356页；《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页以下；《后汉书》卷九十，第2984页；《后汉纪》卷二五，第五叶。
[195]《三国志·魏书一》，第27页以下；《后汉书》卷九十，第2984页。
[196]关于宁城市场，见《后汉书》卷七三，第2354页。一幅汉代壁画也描述了宁城市场，见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第53—56页。关于100万中国人的迁徙，也见《后汉书》卷十三，第2354页。关于豁免500户乌桓家庭赋税的情况，见《三国志·魏书二六》，第731页。
[197]《后汉书》卷九十，第2984页；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21页。
[198]《三国志·魏书一》，第28页。
[199]《后汉书》卷二十，第744页以下；《后汉书》卷九十，第2985页。
[200]译者按，此处疑有误。《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云：“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2.7亿为常。”敦煌、酒泉远在西方，与鲜卑无关。
[201]《后汉书》卷二十，第745页。赤山可能即现在内蒙的赤峰市。关于每年支付的数额，见《后汉书》卷九十，第2986页。
[202]《后汉书》卷九十，第2986页。登记的单位是“落”，可理解为“户”，但比起上面所叙述的“落”来，其成员要少一些。
[203]《后汉书》卷九十，第2989页以下。见K.加德纳和德克雷斯皮尼：《檀石槐和公元2世纪的鲜卑部落》，《远东历史论丛》（堪培拉），15（1977），第1—44页。
[204]据记载大约在高柳以北125公里处，可能在今山西阳高县境内。
[205]石黑富男：《鲜卑游牧国家的领域》，《北大（九州）史学》，4（1957），第80—91页。
[206]《后汉书》卷八，第329页以下。
[207]《后汉书》卷九十，第2991页。
[208]《后汉书》卷四八，第1609页以下。
[209]这是从蔡邕奏议中提到的某些名词得到启发的（《后汉书》卷九十，第2990页以下）。关于中行说，见前面第367页注2；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37页。
[210]《后汉书》卷九十，第2994页；《三国志·魏书三十》，第831—839页；《三国志·魏书二六》，第727页；又见《汉晋春秋》，《三国志·蜀书五》（卷三五）注中所引，第925页。
[211]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札赉诺尔墓群发掘简报》，载《考古》，1961.12，第673—680页。
[212]《后汉书》卷四八，第1609页。
[213]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明，见K.H.J.加德纳：《朝鲜古代史》（堪培拉，1969）；大庭脩：《亲魏倭王》（东京，1971），第23页以下。
[214]《后汉书》卷八五，第2817页。
[215]加德纳：《朝鲜古代史》，第8页。
[216]《汉书》卷一下，第7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40页以下）；《史记》卷一一五，第2985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58页）；《汉书》卷九五，第2863页；《后汉书》卷八五，第2809页。
[217]加德纳：《朝鲜古代史》，第9页以下。
[218]《汉书》卷六，第16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50页）；《汉书》卷二四下，第1157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43页）；《后汉书》卷八五，第2817页。
[219]《汉书》卷六，第193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9页以下）；《史记》卷一一五，第2986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95页）；《汉书》卷九五，第3864页以下。
[220]《汉书》卷七，第22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页）；《汉书》卷二八下，第1626—1627页；《后汉书》卷八五，第2817页；关于临屯在公元前75年撤销的看法，见大庭脩：《亲魏倭王》，第32页。
[221]关于这些郡的建立与历史，以及调整的问题，见池内宏：《满鲜史研究：上世编》（东京，1951），第3—190页。
[222]关于考古证据的报告，见原田淑人和田泽金吾：《乐浪》（东京，1930）；小泉显夫：《乐浪彩箧塚》（汉城，1934）；小场恒吉和榧本龟次郎：《乐浪王光墓》（汉城，1934）；梅原末治和藤田亮策：《朝鲜古文化综鉴》（奈良，1946—1948）。关于汉式坟墓的研究，见金秉模：《中国和南朝鲜砖石墓构造的面貌：秦至新罗时期》（牛津大学学位论文，1978）。
[223]更严格地说，英文应对音为Han；采用Hann为的是避免与王朝称号汉（Han）混淆。这种形式出于同样原因也用来表示秦以前的韩国，见前面第1章第42页注1。高丽部落名称和秦以前国家的名称事实上是用相同汉字来书写的，但两者之间没有联系。
[224]见加德纳：《朝鲜古代史》，第21页。引了残缺的《魏略》。
[225]《后汉书》卷八五，第2817页。
[226]Koguryǒ是中文高句骊Kao-Kou-Li的朝鲜文形式；《后汉书》卷八五，第2814页；《三国志·魏书三十》，第843页。
[227]《后汉书》卷四，第193页；《后汉书》卷八五，第2815页；《三国志·魏书三十》，第844页。
[228]《后汉书》卷七四下，第2418页；《三国志·魏书八》，第252页；《三国志·魏书三十》，第845页。
[229]《后汉书》卷七四下，第2418页；《三国志·魏书三十》，第851页。
[230]《三国志·魏书三十》，第849页以下。
[231]关于这些使团，见《后汉书》卷一下，第84页；《后汉书》卷五，第208页；《后汉书》卷八五，第2821页。关于印，见王仲殊：《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载《考古》，1959.10，第573—575页。
[232]关于中国进入南方的综述，见赫罗尔·威恩斯：《中国向热带进军》（哈姆登，1954）。
[233]3“Vietnam”是该地区中国人称“南越”的越南对音。
[234]《汉书》卷六四上，第2777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6页。关于非中国人诸民族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见埃伯哈德：《古代中国的地方文化》第 1卷（莱顿，1942），第2卷（北京，1942）。
[235]关于这些问题，见鄂卢梭：《中国第一次对安南地区的征服》，《法国远东学院通报》，23（1923），第137—264页。
[236]《汉书》卷四三，第2113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剑桥，1954〕第1卷，第103页）；《史记》卷一一三，第2967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39页）；《汉书》卷九五，第3847页。陆贾的政治理论在《新语》中有所表述，见第12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第13章《道德的价值和秦朝的失败》。
[237]《汉书》卷九五，第3851页。
[238]《史记》卷一一三，第2970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42页）。《汉书》卷九五，第3953页。关于赵佗继承者第二位“帝”（公元前128—前117年）陵墓的发掘，以及关于他的几个继承者名字的新证据，见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3，第220—230页。
[239]庄助，亦称严助，曾受派遣前去南越谈判，其传记见《汉书》卷六四上，第2775页以下。王子的职责与其说是皇帝的武装侍卫，不如说是文职侍从。见何国维：《秦法律残简》，第154页注128。
[240]九郡名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和日南。见《汉书》卷九五，第3859页；《汉书》卷二八下，第1628页以下。关于海南地区的产品和生活方式，见《汉书》卷二八下，第1670页。关于汉朝进入的考古学证据以及中国人和汉人的墓葬样式，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1981）。
[241]《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8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5页以下。关于海南两个郡的放弃，见《汉书》卷七，第22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页）；《汉书》卷九，第28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10页）。
[242]《汉书》卷十二，第35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71页）；《汉书》卷九六上，第407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4—215页）；《汉书》卷二八下，第1671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6页；保罗·惠特利：《公元1500年以前马来半岛历史地理文集》（吉隆坡，1961），第8页以下。
[243]《后汉书》卷八六，第2836页。
[244]《后汉书》卷一下，第66页以下；《后汉书》卷八六，第2863页以下。关于马援，见《后汉书》卷二四，第838页以下，以及马伯乐：《安南史研究：马援远征记》，《法国远东学院通报》，18：3（1918），第11—28页。
[245]在公元100、116、137、144、157、178和184年，见《后汉书》卷八六，第2837页以下。
[246]《后汉书》卷八六，第2838页。
[247]同上书，第2839页。
[248]见第2章《文、景两帝治下诸王国的减少》。
[249]《史记》卷一一四，第2979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51页以下）；《汉书》卷九五，第3859页以下。
[250]《史记》卷一一四，第2984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56页）；《汉书》卷九四，第3863页。
[251]见毕汉斯：《唐末以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收在《高本汉纪念文集》，埃盖尔德、格拉赫恩合编（哥本哈根，1959），第98—122页。
[252]《后汉书》卷三三，第1156页；毕汉斯的《福建的移民活动》第102页已引证。
[253]《史记》卷一一六，第2991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90页）；《汉书》卷九五，第2837页以下。
[254]关于唐蒙，见《汉书》卷五七下，第2577页以下；《汉书》卷二四下，第1157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42页）。
[255]关于司马相如，见《史记》卷一一七，第2999页以下 [吴德明：《〈史记〉司马相如传译注》（巴黎，1972）]；《汉书》卷五七上一五七下，第2529页以下。关于他前往西南以前扮演的角色，见吴德明：《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巴黎，1964），第69页以下。
[256]他回来的时间是有疑问的。公元前122年之说根据《史记》卷一一七，第2995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93页）；《汉书》卷九九，第3841页；见吴德明：《宫廷诗人》第102页注6；《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1页以下）。
[257]《后汉书》卷八六，第2845页。
[258]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1959），第113页和图107之3。关于云南的发现，见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器》（北京，1981）；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1980）。
[259]见埃玛·邦克：《滇文化以及它与东山文化关系的某些特征》，收在《早期中国艺术和它在太平洋海洋盆地的潜在影响》，埃尔·巴纳德编（台湾，1974），第291—328页；马达兰·冯·杜瓦尔：《滇的青铜艺术中的装饰观念和风格原则》，同上书，第329—372页。
[260]《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页。
[261]《汉书》卷七，第22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页）提供的数字，与《汉书》卷九五第3843页所载有些不同。
[262]《汉书》卷九五，第3845页。
[263]《后汉书》卷八六，第2840页以下、第2845页。
[264]《后汉书》卷八六，第2849页提供了部落成员的准确数字。（a）公元51年，2770户，17659人；（b）公元69年，51890户，553711人。这些数字的清晰性表明，它们得自真实的计算，不可能是一种估计。关于一户6或10口的比例，见以上第3章《边境和邻邦》。
[265]《后汉书》卷八六，第2851页。
[266]同上书，第2853页以下。
[267]关于中文和另一种语言的歌词，见《后汉书》卷八六，第2856页以下。
[268]《后汉书》卷七，第318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9—2920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1卷，第197页）。关于和罗马世界的接触的全部问题见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153页以下；何四维：《汉代丝绸贸易考》，载《戴密微汉学纪念文集》（巴黎，1974年）第2卷，第117—136页。
[269]《汉书》卷九六上，第3890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17页）；《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1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1页以下。
[270]《后汉书》卷八八，第2918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1卷，第196页）；又见《后汉书》卷八八，第2910、2920页。
[271]关于丝绸发现物的梗概，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第625、713页以下，注219、220。关于罗马珍奇品的情况，见布尔诺埃：《丝绸之路》，张伯伦英译（伦敦，1966年），第71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1卷，第179页。
[272]见余英时：《贸易与扩张》，第159页；鲁惟一：《香料与丝绸：公元头7个世纪世界贸易概观》，《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71.2，第173页。
[273]关于《盐铁论》中的陈述，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97页。
[274]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