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
唐朝的最后20年是一个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每一个地区都在走向独立割据的道路。在西北的关中京畿地区，所谓的全帝国的联合（即在880年以后曾使摇摇欲坠的王朝得以站稳脚跟的皇帝、他的私人支持者、最靠近王朝的诸道及外族雇佣军的联合）的完全破裂，导致了907年唐朝的崩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因为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时代里，关中地区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权力和权威的无可争辩的所在地，它此后再也不能恢复其中心地位了。
在黄河以南的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今河南、山东和安徽北部）曾是唐朝向中国东半部扩展其势力的支柱，许多强大而闹独立割据的节度使在那些年代里为了增加或保卫他们的领土而战斗不休。朱温（以前曾是黄巢的伙伴）是他们中的一个，883年唐朝任命他为汴州（宣武）节度使，他比其他节度使更能持久，更能战胜他人，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扩展他的领土。907年他推翻了唐朝，完全毁坏了长安，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梁；这个国家从907年延续到923年，在此期间朱温和他的后继者与沙陀的后唐国为了控制中国北部而战斗。
在北中国的中部和东部（今山西和河北），唐朝的长期衰弱容忍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外族对广大领土的占领。来自北方的外来民族有沙陀突厥、回鹘、鲜卑、党项、吐谷浑等等，其中有一些长期居住在长城以内，另有一些则是新近侵入的，它们先后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只留下黄河以北的小部分地区仍由纯粹的汉人统治。由沙陀伟大领袖李克用的儿子在923年建立的后唐王朝，是这些非汉族的强大力量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丢失给异族的大部分疆土最后由宋朝收回，但长城内的极北地区，即所谓十六州，则注定将继续处于外族统治下达四个世纪之久。
最后，在远离北中国诸权力中心的地区，如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四川，以及中国本部的东北和西北角，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若干独立的不同文化的国家，它们统名为十国。
下面将依次讨论这些地区的重大发展。地图22和表11提供了黄巢叛乱以后中国权力分布的一般概念。不过应该记住，这时地区政府的正常模式几乎完全破坏了。这份地图上显示的50个左右的地方统治者将他们力量的绝大部分放在各自辖地的首府中，这是在一个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的一种正常的事态发展，同时也难以确定他们的权力究竟伸展多远。不过，他们所控制的大的区域性的城市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权力中心，在它们周围的地区即使不是由各自的地方长官绝对控制，也仍然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因此，在地图22上，有理由仍旧把“道”作为一种行政区划保留下来。
地图22 885年黄巢之乱后的权力分布
表11 黄巢叛乱后的权力分配（885年）
续表
帝国的联合及其破裂
经过近四年的四川流亡生活以后，僖宗在885年阴历三月回到京师。经历了战争和洗劫的长安已经完全荒废了：“荆棘满城，狐兔纵横。”[120]皇帝发布大赦令，宣布改元“光启”（意为“辉煌的开端”）。皇帝盛陈军容进入他被蹂躏的京师，他的军队是田令孜在四川组建的5万余人的神策军。这支军队是帝国赖以复兴的唯一希望。但是士兵们实质上是被雇佣的，他们的服役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支付能力。这使朝廷处于一种几乎力不能及的困境，因为它的储备早已耗尽。当僖宗在四川时，几乎所有地区都逐渐停止了送往京师或流亡朝廷的纲运。皇帝现在仅仅能从最邻近京师和全在穷困中的关中地区的极少数的道得到资助。没有理由相信帝国的文告会在华北平原和江淮流域这些中国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引起重视，在紧迫的财政需要被满足以前，对这些地区重建某种程度控制的任何尝试都会拖延下去。
神策军既是帝国的主要武力，也是宦官（特别是田令孜）权力的靠山，由于田令孜把持朝廷在京师和各地都引起了极度的憎恶，这样便使供应神策军士兵的问题复杂化了。不仅如此，更糟糕的是，收复长安以后许多官员回到这座城市，他们对俸禄的要求又给赋税收入增加了压力；所以，尽快搞到巨额赋税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样做便产生了种种力不从心的问题。
由于全部财政结构完全陷于混乱，加上各地的上供为数极少，政府试图采用非常时期的食盐专卖办法，如同肃宗政府在一个世纪以前所做过的那样，那时安禄山之乱产生了类似的财政危机。最邻近的重要产盐区正好在黄河对面的河中（今山西省西南部）境内，自880年起，这一地区就在强悍而又独立的节度使王重荣控制之下。[121]如果政府得以控制该地区，那么，蒲州的安邑和解县两处盐池足以提供需要的赋税收入。可是，这个计划是难以实现的，因为王重荣是孜的一个死敌，他曾反复地提出将田令孜处死的要求。这样，在唐朝政府和京师周围的节度使之间第一个重大的对抗便产生了。
朝廷知道不可能简单地将王重荣免职，于是决定花样翻新，搞了一系列精心推敲的重新任命，其中涉及王重荣和中国北部的其他两个节度使，即义武（河北中部）的王处存和兖海（山东）的齐克让。王处存出身于京师一位神策军将军的家庭，齐克让曾是指挥与黄巢作战的政府军将领。他们是中国北部仅有的两位可能接受调职诏旨的节度使。计划是将王重荣调到兖海，河中代之以王处存，齐克让则从兖海调往义武，以此来完成团团转的换班。同时，预期帝国将恢复对河中的控制，田令孜擅取了两池榷盐使的头衔。[122]
如果这一计划成功，它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成就，因为这将证实王朝有力量调动高级官员，也将把三个有能力有经验的唐朝任命的人安排在中国北部不可忽视的重要战略地区。可是，王重荣拒绝接受调动，特别在田令孜的使者对他无礼之后。王处存早些时候曾与王重荣会师恢复被黄巢占领的京师，他担心任何不利于王重荣的行动会削弱自己的地位，所以也拒绝调动，并劝告朝廷重新考虑这一计划，免得“动摇藩镇之心”。[123]
王重荣拒绝放弃河中的控制一事，使得田令孜去寻求京师附近其他节度使的军事支持，准备对河中发起一次进攻。田令孜的第一个盟友是李昌符，他的父亲李昌言在几年前曾从原宰相郑畋手中夺得了控制凤翔的权力。第二个重要的盟友是位于京师正北的邠宁节度使朱玫。朱玫原是邠宁地区一处要塞的将领，他曾杀死一名派去控制这一地区的黄巢将领。对于最后收复京师的勤王联军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胜利。朱玫后来掌权成为邠宁节度使，此事得到朝廷的完全赞同。
为了反对田令孜一党，王重荣和山西北部河东的沙陀节度使李克用联合。李克用对朝廷在他与朱温矛盾冲突时不肯支持他怀恨在心，因此毫不犹豫地转过来对付朝廷。这就使得关中（今陕西）的主力军队和河中及河东（两地合成今山西省）的军队发生对抗。河东的军队证明高出一筹。一场大战发生在沙苑，即883年李克用曾经大败黄巢之地，这一仗的结果是王重荣（原文如此，应为朱玫。——译者）和李昌符被赶回他们在邠宁和凤翔的首府，他们的败军则在溃退中造成了严重破坏。[124]
李克用此时并未返回河东，而是继续前进，直指长安。皇帝和他的惊慌的朝廷再次放弃京师，此时离他们从长期流亡的四川回来还不到一年。京师在883年黄巢撤离后已部分恢复，现在又遭到掠夺成性的士兵们比以往更为彻底的洗劫。
皇帝的随行人员不顾死活地向西逃往凤翔。李克用和王重荣激烈反对田令孜对朝廷的控制，但实质上仍继续忠于皇室，他们反复要求皇帝将田令孜处死并返回京师。僖宗试图恢复田令孜的老对手宦官杨复恭的权力，任命他为枢密使，但这反而促使田令孜把皇帝进一步迁往几乎是关中最西端的宝鸡。
朝廷中的高级官员渴望阻止皇帝再次离开关中，他们寻求朱玫和李昌符的支持，以阻止皇帝前往秦岭山脉以南避难。这两位节度使虽则在朝廷新近企图侵入河中时与田令孜和朝廷联合过，现在却转而反对田令孜，并开始追赶皇帝仅有数百名官员和士兵的随行队伍，这些官兵是被诱骗或被迫而与皇帝在一起逃亡的。
僖宗和他的由宦官控制的随行队伍现在实际上没有支持者，他们在非常困难的状况下继续向西逃跑，然后翻过山岭向南方前进。在逃跑过程中增加了人数的禁军必须奋勇开道，领头的是由刚受命为神策军将军的王建率领的500名持剑武士。[125]
这一次路过秦岭山脉的经历比881年的旅程更为艰苦。朝廷选择了连云道，这是通过秦岭的最险峻的道路之一，因为它的全程430里的三分之一是悬崖绝壁之旁的木栈桥，栈桥下面是咆哮的山间激流。[126]李昌符企图毁坏部分道路以阻止皇帝通行，但僖宗正好设法通过了。王建似乎对皇帝负有特殊的责任，皇帝将御玺委托他保管，当难得地停下来休息时，皇帝疲惫不堪地将自己的头枕在王建的膝上睡觉。在朱玫的追军到达时，他们刚过了生死攸关的大散岭。旅程已开始付出代价；肃宗的曾孙襄王李煴有病留下，他被朱玫俘获，带回凤翔。
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皇帝进入他的领地时决定协助朱玫和李昌符追逐僖宗，这样一来情况变得更坏了。石君涉堵塞了通过山脉的主要关口，焚烧了皇帝可能安歇的邮驿，迫使僖宗和他的卫士只能从不可靠而且很少使用的路上通过山脉，与此同时邠宁的追兵紧追不舍。当石君涉决定北上与朱玫联合时，皇帝的穷途末路的状况稍有一些缓和；朱玫现在开始作为一个统治关中的人物出现。僖宗最后抵达汉中盆地，在兴元以西约30英里处遇到了朝廷任命的山南西道监军使，后者护送皇帝到比较安全的兴元。[127]
这一次僖宗不想继续向南前往四川，以后数周僖宗试图临时拼凑另一个流亡政府。他指定两位随他逃亡的官员为宰相，他们是孔纬和杜让能，两个人都出身于9世纪上半期著名官员的家庭。但是这些任命并没有解决朝廷最迫切的问题，即为伴随皇帝流亡的官员和士兵寻找粮食。汉中盆地人口稀少，没有什么出产，这就是五年前僖宗放弃它而选择比较富裕的四川的原因。为了设法得到所需的给养，朝廷现在宁可一厢情愿地任命王重荣为接应粮料使，并且命令他紧急地运送15万斛谷物到兴元。这道命令清楚地表明朝廷处于绝境，因为它曾试图夺取王重荣所控制的河中地区，其结果是迫使僖宗逃出京师。当然，王重荣不愿自动提供朝廷用武力不能夺去的东西，所以再次提出，只要田令孜继续在朝中当政，他便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
朱玫当时决定正式废黜僖宗，立不久前俘获的肃宗的曾孙李煴来代替他。[128]萧遘原来寻求朱玫的帮助以阻止田令孜带着僖宗逃出关中，现在他首先抵制废黜皇帝的计划，但未成功，特别在朱玫宣布任何反对他计划的人将立即被处死之后，就更不能再反对了。兵部侍郎郑昌图受命撰写李煴即位的诏书，在凤翔的文官们被安排伴随李煴前往长安，准备举行拥立他为帝的仪式。与此同时，朱玫自封为神策军的高级将领，这样便掌握了田令孜官职中最重要的一项职务，并使自己成为皇帝的幕后操纵者。
尽管拥戴新皇帝的想法起初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但事实清楚表明，这个决定得到许多支持，特别是在各道高级官员和节度使中间。除了结束田令孜对朝廷的有力控制这一具体目标之外，这也是在一个多世纪中皇位继承问题第一次摆脱了宦官的控制。崔安潜是田令孜控制政府时比较著名的受害者之一，他代表在皇帝逃离京师以后逃往河中的朝廷官员，写信赞成废黜僖宗。另一个重要的支持表态来自高骈，他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并且力促李煴登基。朱玫还派使者前往长江地区和河北的其他重要节度使处。大多数人保证承认新的朝廷。[129]
886年阴历四五月间，两起重大的发展使情况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是田令孜决定自动放弃他在流亡朝廷中的位置。他任命自己为西川（四川西部）监军使，并离开了僖宗，西川这时仍由他的兄弟陈敬瑄控制。田令孜的离开朝廷，大大缓和了局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僖宗朝就结束了宦官的统治。田令孜的老对头杨复恭现在接管了他的职务，杨复恭把田令孜的伙伴（包括王建将军在内）都放逐到外地，有的到四川，有的到贵州北部。第二起重大的发展是朱玫与李昌符之间的分裂，虽然他们原来共同策划过立李煴为帝。当李昌符觉察到朱玫企图个人垄断权力时，便撤销了自己的支持，并开始和流亡的皇帝谈判，要求授予自己高级官职，僖宗当然立刻答应。
朝廷迅速利用这些发展。当时王重荣所讨厌的田令孜已经离开朝廷，它便派使者到河中去，想取得王重荣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强有力的河东的沙陀节度使李克用拒绝支持朱玫。对李克用来说，一个软弱的僖宗回到京师继续主持礼仪，较之让朱玫那样强大的节度使控制一个傀儡皇帝更有吸引力。因此李克用同意与王重荣和杨守亮（宦官杨复恭的义子，新近被任命为金商〔山南东道〕节度使）联合。这三位节度使的联盟使僖宗终于有可能回到京师。
朱玫不顾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仍于886年阴历十月立李煴为帝。杨复恭代表皇帝传檄京师周围地区，宣称任何可能带着朱玫首级来归的人，将被任命为节度使。朱玫手下的一个将领王行瑜带着军队从凤州回到京师，在一场短促的战斗以后杀死了朱玫和朱玫手下党羽数百人。获胜的士兵们随即放肆起来，在城市中到处抢劫和屠杀，进一步增添了长安居民的苦难。
许多在朱玫当政时接受了官职的人和僭位的皇帝一起逃往河中，以寻求王重荣的不可靠的保护。王重荣立即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处死，其中包括不幸的李煴，他的首级送往在兴元的流亡朝廷。皇帝下令，朱玫当政时的宰相和所有接受官职的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130]
在朱玫被杀和他的权力被根除以后，僖宗回到京畿区，但没有到长安，因为长安被接连的占领和抢劫蹂躏得不像样子，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887年阴历三月，僖宗到达关中西部的凤翔，在那里他仍处于节度使李昌符的“保护”之下；李昌符当时刚刚为了得到皇帝的任命转过来断绝了对朱玫的支持。李昌符希望利用朝廷在凤翔的机会剥夺它的剩余财富和权力，但是他的野心很快导致了自己的毁灭。887年阴历六月，李昌符的士兵和皇帝的军队交战。李昌符袭击并企图焚烧皇帝的“行宫”，在凤翔的街道上双方之间更是恶战一场。李昌符遭到失败，被赶出凤翔，两个月后在一次短促的讨伐中被杀。领导了对他的讨伐的前神策军军官李茂贞代替他当了凤翔的节度使。
僖宗回到京畿区，在这一地区的凤翔和其他地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杀死朱玫的王行瑜被任命为华州刺史，对于力量大为削弱的王朝来说，这个职位当时的重要性比平常要大得多。后来当昭宗继位时，他和李茂贞成为十分重要的人物，虽则他们的权力从未越出中国西北部。
中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在继续不断地变动。对于这些地区来说，皇帝的回銮并没有多大意义。这些年藩镇的不稳定程度，从885年掌权的节度使在890年已有半数以上被取代这一事实明显地表现出来（见地图22和附表）。在下面我们将讨论在各地的最重要的发展。
887年的其余时间僖宗仍在凤翔，888年正月回到长安。然而，他在凤翔已经得了重病，888年阴历三月便死去，只活了27岁。[131]僖宗在位15年，这15年中很难说他曾进行过统治。他在位的岁月是军事、政治、社会和制度各方面的重重危机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时代，远非唐王朝的能力所能解决。有人把王朝的迅速崩溃归罪于僖宗的孩子气的任性，或归罪于他对施政的漫不经心，但是，是否有任何统治者能有效地阻遏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崩溃，实属疑问。
昭宗（888—904年在位）和昭宣帝（904—907年在位）
僖宗的继承人是他的兄弟李杰，庙号昭宗，他的统治只是力图使王朝苟延残喘而已。这是一个无法保持平衡的时代，唐王朝之所以能比其自然生命力支撑得更久，是因为人们普遍担心一个王朝被推翻后产生的后果。任何一个手中有些兵力的人几乎都能随心所欲地置唐王朝于死地。但在907年前这样的事并未发生，这不是因为缺乏力量和机会，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会像朱玫那样没有稳定的基础来维持篡夺的皇位。
昭宗嗣位时21岁，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毫不奇怪，他完全没有能力办到。昭宗不仅根本无力重新树立唐王朝对各地的权威，而且也管不了朝廷中或京师四周地区发生的事情。
在他即位的第一年，昭宗的主要政治问题仍然是宦官控制朝政的问题。这时的主要反面角色是杨复恭，他继田令孜之后成为宦官机构的首领，并曾于888年安排昭宗即位。[132]可是，昭宗这个人从来没有像他哥哥僖宗依赖田令孜那样依赖杨复恭。在即位之后，新皇帝立即向宰相们表明，他希望由宰相掌握朝政。宰相们于是劝告皇帝要果断地抑制宦官的势力，就像宣宗在半个世纪以前试图做的那样。在宦官成功地将皇帝的舅父、一个在朝廷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王瓌放逐到外地接着将他谋杀之后，昭宗甚至更加下定决心要除掉杨复恭。昭宗连自己的至亲都没有力量保护，这使藩镇对朝廷更加藐视，并大大增加了昭宗个人所受的挫折。[133]
皇帝立即制定了削弱杨复恭在朝廷中的地位的方案，直截了当地将高官和实权授予杨复恭的另一个养子杨守立（这时杨守立指挥着靠近京师的最重要的帝国军队），并赐予国姓。更名为李顺节的杨守立这样一来立即由杨复恭的主要支持者转而成为他的主要对手。[134]杨复恭随后逃离京师，并纠集以前收为养子的几个强有力的节度使来支持他；但是他们在892年一场节度使李茂贞和王行瑜从关中发动的战役中被击败了。杨复恭逃到他自己在太原（山西）的一处庄园中，但被王行瑜的士兵俘获，带回京师处死。他的战败和处死是许多年代以来宦官们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
当昭宗为重掌朝纲而进行斗争时，他又陷入与李克用的敌对行动之中；这个沙陀突厥家族在庞勋和黄巢叛乱时曾给唐王朝提供了重大的援助。与李克用之战的目的是错综复杂的。首先，藩镇和朝廷双方都对沙陀突厥的最终目的存有戒心。因为沙陀对朝廷的效劳只是在允许他们占领大部分山西的情况下才取得的，从山西他们可以威胁关中、河南和河北。华北许多地方都普遍对突厥人怀有恐惧之心，这就给朝廷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采取主动行动和对他们组织一场得到广泛支持的战役，以显示皇帝的领导地位，甚至使朝廷恢复对关中以外的疆土的控制。李克用曾是唐朝最有力量和最可信赖的盟友，但这对朝廷来说似乎已无关紧要了。
这一计划的主要倡议者是怀有利己的政治目的的两个宰相张濬和孔纬，因为他们希望胜利会增强自己的力量，使他们有可能彻底根除朝廷中的宦官，结束宦官对帝国军队的控制。征讨李克用的决定是在一次高级官员全体会议上作出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宰相刘崇望和杜让能在内）反对这一计划。[135]皇帝虽然内心相当动摇恐慌，仍不顾反对而批准了这一方案。保证积极支持这一战役的藩镇有李克用的对头、宣武（河南）节度使朱温，和远处东北的卢龙节度使李匡威。
890年阴历四月开始动员，朝廷从京畿区征募了近10万名士兵。第二个月，宰相张濬带着约5万军队从长安出发。六月，政府军抵达山西中部的晋州，在那里与朱温派来的宣武军队会合。矛盾几乎立即在朱温和政府军之间爆发了，因为朱温想要利用这一战役使自己控制山西东南部，政府军则要朱温协助攻打突厥人同时又急于阻止他扩张自己的领土。战役一开始便不利。唐朝一个将领在山西东部被突厥人所俘，因坚决拒绝李克用要他在河东道做官的建议而被杀。朱温的军队在泽州被李克用的一个盟友打得大败。
对于李克用来说，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关中或河南的军队，而是来自北方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以及控制山西北部边境地区的吐谷浑首领赫连铎，这两个人联合起来对付他。[136]在初战失利之后，李克用派他的儿子李嗣源率领一支军队去与他们交战，后面紧跟着援兵。在一个月之内，他击败了李匡威和赫连铎，保证了他的北部边界的安全。与此同时唐朝军队在山西中部被击败，大多数来自关中的队伍都逃散。剩下的军队仍由张濬率领，被迫逃到晋州躲避，只是在沙陀将领自动放弃对城市的围攻和撤退之后才得逃脱。政府军在混乱中逃出山西，从而不光彩地结束了一场注定要倒霉的和完全不必要的战争。
890年对李克用之战是唐朝对京畿区之外最后一次积极干预行动。从那时起直到王朝灭亡为止，政府完全忙于抵御长安周围那些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和怀有敌意的节度使。朝廷自身继续为内部斗争所折磨。891年阴历十二月，神策军的高级宦官将领暗杀了杨复恭以前的义子李顺节，因为他们惧怕他图谋个人控制军队，可能还想控制政府。893年中期，昭宗计划绕过不可靠的将军们而把指挥权交给宗室诸王。[137]
到893年，朝廷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对手是李茂贞，此人从887年起便是凤翔的节度使，他在关中西部的势力已在迅速增长。他对软弱的朝廷极为藐视，因为它既在不明智的进攻李克用的战役中战败了，又未能清除宦官的权势。893年阴历七月，李茂贞在一封写给皇帝的信中嘲笑朝廷对一次军事反抗的软弱态度，信的结尾挖苦地问道：“末审乘舆播越，自此何之！”[138]皇帝勃然暴怒，于是组织一支由太子统率的讨伐军，前去攻打傲慢的李茂贞，但结果是凤翔的能征惯战的军队轻易战胜了政府的缺乏训练的新兵。为了继续使朝廷丢脸，李茂贞坚持要处死三名高级宦官和宰相杜让能，因为他认为杜让能应该为进攻凤翔一事负责。皇帝无力拒绝，杜让能和他的兄弟被迫自杀。李茂贞被正式任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也就是正式承认他已经控制了关中西部和山南15个州以上的土地。
894年唐朝的日子显然是过一天算一天。昭宗仍然履行他作为皇帝的形式上的职责，但是他对新宰相的任命不再认真了，这可以从他于894年提升嗜酒的诗人郑綮和散文能手李谿一事作出判断。节度使李茂贞和王行瑜（邠宁节度使）继续不断地谋求消灭皇帝独立行动的最后痕迹，他们的行动得到宰相崔昭纬的怂恿：崔昭纬向他们通报所有朝廷中发生的事情。895年年初有过派宗室诸王指挥军队去镇压京师周围的盗匪的打算，但是，甚至这种打算也被官员们劝阻，因为他们害怕这一步骤会导致凤翔和邠宁军队的干预。[139]
昭宗在895年差一点被联合起来的关中三个最强大的节度使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所废黜，只是因为沙陀首领李克用害怕关中会出现一股强大的联合力量而进行了干预，他才得以保住皇位。当李茂贞和王行瑜争论他们之中谁应控制皇帝时，突厥军队便进了关中。在帝国余下的军队之间发生的战斗更加剧了危机，在此期间昭宗几乎被杀。他最后设法集合了少数卫兵逃往秦岭山区，先在一座佛寺中，接着在一个驻兵的小镇避难。在勉强逃脱地方军队的追捕之后，他再次为李克用所救，被护送回到京师。长安的宫殿这时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坏，致使皇帝只好住在尚书省中，只有少数剩下的官员随侍。皇帝把后宫的绝色美女作为礼品奖给李克用。李克用本人、他的同盟者和子孙全被封爵，这是朝廷仅存的少数职能之一。
由于有人对李克用说，他长期住在关中可能使人民过分惊恐，他便于895年阴历十二月离开京师回到河东。他离开时还得到300万缗钱作为赏给他军队的“礼物”。但是比起关中的事务来，李更关心的是朱温可能把势力扩展到河东境内，因此他急于回到自己的首府。不到一个月以后，他便与朱温之间打了一场大仗。
李克用刚离开京畿区，李茂贞便继续他的扩张，在895年阴历十二月拿下了河西（甘肃）三州，并任命手下的一名军官为河西节度使，这是没有先例的对皇权的侵犯，但也是不足为奇的。
藩镇对朝政的干预在895年以后甚至有增无已。朱温试图让890年领导过讨伐李克用的失败了的张濬任宰相，估计是希望张濬会再次动员关中军队去攻打李克用。但是当李克用威胁说如果张濬被任为相他将袭击长安时，这个想法就很快放弃了。后来的派别斗争导致了895年阴历五月宰相崔昭纬之死，那是与关中诸节度使（特别是与李茂贞）有密切联系的宦官们安排将他处死的，原因是他经常致力于劝诱朱温干预朝政解除诸节度使对朝廷的控制。昭宗再次被迫派诸王去指挥忠于皇室的军队，但这立刻引起了李茂贞移军指向京师。长安居民为了预防出现最坏的情况，纷纷逃到城外山中。皇帝的军队在一场短暂的战斗中轻易地被击败，昭宗比以往更加绝望。他决定逃往河东去寻求李克用的庇护。[140]
昭宗前往河东时，被华州刺史韩建的儿子拦住了去路，因为韩建的辖境正在京师和河东之间。韩建之子试图劝说皇帝接受他在华州的父亲的保护。昭宗开始并不愿意，但后来被韩建说服。韩建在富平与皇帝相遇并警告他说，如果他去河东“边鄙”向突厥人屈服，以后再也回不到京师；如果他留在关中，仍有希望使朝廷复兴。韩建对皇帝的劝告隐含的威胁是明确无误的，于是昭宗在896年阴历七月十七日到达华州。
伴随昭宗的大臣中没有人对韩建“保护”皇帝的实质存在幻想，他们在处理任何朝廷事务以前都小心地和韩商议。韩建以皇帝的名义向各道发布檄文，命令他们将物资送到华州。这份命令受到邻近节度使们嘲笑，他们公开地蔑视韩建粗暴地操纵皇帝的行为。第二年年初，韩建采取进一步削弱朝廷的步骤，使皇帝成为孤立无助的傀儡。897年正月，他向昭宗报告说，他已发现一个由仍然掌握军队的宗室诸王策划的暗杀他的阴谋，并说他们还计划将皇帝东移河中。当然，很可能他们确在搞这一计划。韩建命令诸王回到长安，将他们的军队都改归自己节制。而且，他禁止昭宗与任何外人接触，免得他被“眩惑”。[141]
897年阴历六月，李克用试图组织力量将皇帝从事实上的囚禁中营救出来，但只能得到很少的支持。下一个月韩建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步骤来对付长安的宗室诸王。他将皇帝与关中诸节度使之间的所有争执归罪于诸王和他们对帝国军队的控制，决定将他们杀死。在宦官刘季述的帮助下，韩建的军队在897年阴历八月包围了皇室的王府；刘季述的行为是希望得到韩的援助为自己谋取利益。诸王中有些人剃头假扮僧侣，另一些人不顾死活地逃跑，但有11人被捉住并杀掉了。
898年年初，由于关中节度使们越来越担心朱温向东扩展力量，特别是在朱温拿下洛阳并邀请皇帝前去以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导致李茂贞、韩建和李克用建立暂时的联盟，他们决定宁可让皇帝回到长安，也不能让他落到朱温手里。于是昭宗在898年阴历八月回到长安，同时宣布改元“光化”，以资庆祝。
一回到长安，在宦官和官僚们之间的旧有矛盾又引起了另一场危机。宰相崔胤与皇帝策划清除朝廷的宦官，特别是他们可恨的首领枢密使宋道弼和景务修。宦官们和关中的节度使们互相勾结，而崔胤则得到朱温的支持；当朱温在899年将他个人的疆土扩展到关中的边界时，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增长了。崔胤做了很多手脚加深了朝廷中的阴谋气氛，结果却使得他自己暂时罢官，但通过朱温的干预又恢复了职务，并在900年阴历六月成功地将一位敌对的宰相和宦官首领宋道弼、景务修流放到外地，接着迫使他们自杀。[142]
余下的宦官们觉察到，只要崔胤能够利用昭宗对他们的终身的敌对情绪，他们个人的和政治的地位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此他们便策划废黜昭宗，拥立太子，以此来进行对抗。900年阴历十一月，宦官们实现了他们的计划，废黜了皇帝，并将他禁锢于宫中，置于严密的防卫之下。被宦官挟持的新政权对它的真正的和涉嫌的政治敌人一概实行野蛮的报复，有步骤地将他们杀死，重要人物中唯一幸免于难的是宦官的主要对手崔胤，因为他仍然得到朱温的保护。900年末，朱温似乎准备干预朝政，这促使宦官们将控制朝廷的权力转交给崔胤。可是，朱温并不想在残酷的宫廷政治中使自己陷得太深，他拒绝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不过反昭宗的政变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新政权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实行政变的宦官们在901年正月遭到暗杀；昭宗获得自由并恢复了帝位。在庆祝消除宦官获胜的仪式上昭宗宣布改元，并宣布大赦，包括半个多世纪以前被处死的王涯和其他官员得到昭雪，他们是在甘露之变中因祛除宦官的计划流产而招致不幸的。[143]
在901年以后，朝廷政局仍在进一步恶化。大臣（由宰相崔胤领导）和宦官之间的仇视和阴谋恶性发展，每一方为了损害另一方都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有操纵双方的节度使们从这种状态中得到了好处。真正的问题是哪个节度使会得势，朝廷中哪一派终将屈服。
到903年，这种悲惨的状况接近结束，当时朱温的军队已管辖关中的大部分，他自己控制了朝廷和京师。他派自己的侄子领兵保护皇帝，任命自己手下的官员看管京师剩下的东西。由于崔胤极力主张杀掉宦官，但无疑也由于他自己的冲动，903年正月朱温命令他的士兵将几百名剩下的宦官赶到内侍省，在那里将他们残酷地杀掉。
904年正月，朱温已没有理由留在长安，他便把昭宗迁到由他控制的新近重建的东都洛阳。在旅途中朱温杀害了所有剩下来的皇帝侍从。904年阴历八月，昭宗被朱温谋杀，他的第九子、12岁的李柷嗣位。李柷，按传统称为哀帝或昭宣帝，做了3年有名无实的君主，到907年朱温将他废黜，并建立了自己的梁朝。昭宣帝这个最后的短暂时期就其真正意义而言并非唐朝历史的一部分，它完全可以看做是朱温巩固政权的一个阶段，下面我们将叙述他巩固政权的过程。
朱温和五代的开始
朱温在904年带着昭宗回到洛阳时，他正接近权力的峰巅，这是他在过去20多年中谨慎地和有步骤地树立自己权力的结果。随后数年尽管朱温在几条战线遭受挫折，在907年他仍然强大得足以宣布已经不存在的唐王朝结束和建立起他自己的梁朝。[144]梁朝（907—923年）是907年唐朝垮台和960年宋朝建立之间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北部的一系列短命王朝的第一个。
朱温除了开创梁朝的历史作用以外，他早期的生活和经历特别清楚地说明了唐代后期新兴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中最重要的成员取得政权的方法。[145]852年，朱温生于宋州（今江苏省），这是宣武军的一部分。他的父亲和祖父是学者和教师，但从未当过官。可是，他们的地位很重要，以致能和本地一个更有名望的地方官员家族通婚。朱温还很年轻的时候，父亲死去，他的母亲和兄弟被迫在他母亲家乡一个地主庄园中当雇工。甚至还在孩子时期，朱温已显示出他的自立和多谋好斗的终生不变的性格，甚至在他长大以后也不曾有过正式的职业，而是依靠打架的本领谋生。村里的许多人都讨厌他。[146]
当黄巢叛乱爆发时，朱温和他的几个弟兄加入了叛军的队伍。当盗匪军队在880年横扫长安时，朱温和黄巢在一起，在黄巢占领京师后被任命为同州刺史。由于黄巢势力削弱，他便向勤王军投降，并于883年被任命为他家乡宣武的节度使。
在巩固自己对宣武镇的控制方面，朱温显示出他工于心计和有充分的决心。该镇有长达一个世纪的不稳定的历史，它的动荡主要是由高度闹独立性的、经常无法驾驭的地方戍军引起的。他安排自己的追随者指挥这些军队，使世袭的军官们只保留从属的职位。更重要的是，像这个时期其他节度使一样，他建立了一支私人卫队，即牙军，作为他的主要武力。[147]这些牙军士兵的来源真是五花八门，其中包括正规的侍卫兵、地方精英人物、农民、商人、行商、盗匪、罪犯和形形色色的贼民。[148]有些人是从地方戍军选拔或从本地征募的，另一些则是投降的或俘虏的军队。许多人显然是节度使私人的半奴隶性质的随从，全都效忠于他，而不是效忠于戍军军官。没有他们，朱温就难以维持自己在宣武的地位，更谈不上向外扩张了。除了牙军之外，朱温还专门建立了一支骑兵，它的军事价值在多次成功地对付沙陀突厥的战役中已清楚地得到证明。这些骑兵是一个精英集团，由富家子弟组成，因为他们的家庭能为之提供武器、马匹和给养。[149]
在担任宣武节度使的初期，朱温面临着许多外来的威胁。当黄巢军队在883年初放弃长安以后，他便以发动一次大攻击来威胁朱温，只是由于陈州的英勇的防御和黄巢决定将大批军队围攻陈州整整一年而终归失败，朱温才得到拯救。883年末，朱温投入了在宣武中部的毫州打击黄巢的战斗，他用他在此地的胜利巩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可是，朱温谨慎地不使自己的力量在与黄巢的战斗中消耗过多。884年正月，他和该地区其他节度使一起请求新近从黄巢手中收复长安的沙陀首领李克用给予援助。如上所述，黄巢在884年阴历四五月间的一系列战斗中被击溃，并于那一年六月自杀，于是叛乱结束。
黄巢死去以前发生的两件大事对以后数十年中国权力的结构有深刻的影响。第一件是当突厥首领李克用在汴州时，朱温曾愤愤地试图谋杀他。李克用设法逃脱，并回到了他的河东首府，但是这一背信行为使他们之间的猜疑解不开了。[150]这也增加了突厥人和中国节度使之间已经存在的不和。他们之间的冲突已有很长的历史，在10世纪大部分时间仍继续存在。
第二件大事是，在叛乱快要平息时，黄巢残余部队的绝大部分都向朱温投降。这些军队是黄巢其他临时组织的武装力量中训练有素和经过战斗训练的核心，他们并入了朱温的军队，他们的将领也被任命为他手下的军官。在后来的困难年代里，他们对朱温来说是一支极端重要的支持力量。[151]
在紧接黄巢叛乱之后的年代里，朱温最厉害的劲敌是另一位节度使秦宗权，他的某些经历和朱温很相似。[152]在黄巢叛乱初期，秦宗权是忠武节度使的幕僚。880年当黄巢渡长江北上时，秦宗权奉命带一支万人军队去据守蔡州（前淮西道的首府），它位于淮河南岸，忠武军的正南。由于秦宗权有效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因而在他所处的蔡州让他开府建制任节度使。尽管他是黄巢占领长安时派遣军队前去协助解救京师的少数藩镇节度使之一，但当黄巢的军队在883年进攻蔡州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投向了黄巢。在此以后，秦宗权和盗匪集团一起去劫掠农村，还参加了对陈州的围攻。在唐末的所有军事首领和盗匪首领中，秦宗权是有名的最冷酷无情的人之一。
黄巢失败以后，秦宗权自建王朝称帝。他的军队攻打和袭击中国中部的许多地方，但是这可能反而削弱和分裂了他的政权，而不是加强或巩固了它。885年后期，他夺得洛阳和正好位于东都与朱温的基地汴州之间的郑州。886年结束以前，秦宗权围攻汴州，朱温的反应是和邻近诸州的刺史建立联盟，因为这些人也和他一样害怕秦宗权的力量。888年的腊月，秦宗权被他手下的一位将军出卖，他被交给朱温处死，作为酬报，此人即被任命为蔡州节度使。[153]
在取得对秦宗权的胜利后，朱温的辖境附近已没有强大的对手了。在随后的15年中他稳步地扩展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控制，最后在907年建立了自己的梁国。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善于作战和有决心，他也以此训练和造就了他的强有力的军队。但也应该提到，他的成功还大大地归因于他的残酷无情和诡计多端，而这一点甚至在那个野蛮的时代也是数一数二的。对待自己的士兵他是野蛮的：任何吃败仗的部队会被处死。他是完全不可信赖的和不择手段的，就像李克用好不容易在他手下逃出性命后所觉察到的那样。甚至所谓的盟友们也发现，朱温非常无情和狡猾。当战略上十分重要的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对支持李克用还是朱温尚举棋不定时，朱温将俘虏的李克用之子转交给他，由他处死，从而在896年解决了问题。[154]既会使用任何策略，又控制着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使任何其他中国节度使都不能向他挑战，尽管有些人能够摆脱他的控制。可是，他所建立的王朝存在不到20年，在923年便为中国的主要外族沙陀突厥以优势力量所灭；对沙陀突厥令人注目地取得对中国北部的统治，我们必须概括地加以论述。
李克用和中国北部的外来占领
有些寻求解释唐朝政权崩溃原因的学者，特别强调唐王朝允许主要是来自内蒙古的外来民族占领北中国的规模。[155]当然，以此作为唐朝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荒谬的，唐王朝的生命由于外来的干预而得以延长的事实就很容易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唐朝结束时，外族存在于中国北部的规模仍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唐代后期北方沿边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对于这一地区汉人和非汉人民族混合方式的实际状况所知甚少。可是我们知道，在有些地区，包括关中在内，有数量极大的非汉族居民。长城以内中国北部的其他地区已全部或部分地落在外族战士手中，虽则我们还无法证实是否还有大量非汉族移民随同移入。从纯粹的种族角度来说，外来民族在北中国的分布规模是值得注意的。那里有重新定居的吐谷浑人和党项人、铁勒族和契丹族、鲜卑族和回鹘族。但这一时期尤为重要的却是沙陀突厥人，他们继回鹘人之后成为内蒙古草原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中国本部以内的一个主要因素。
沙陀突厥于唐朝统治的最初数十年中即见于记载，当时他们是西突厥最东边的部落，生活在远离中国本部以西的地方。8世纪初，吐蕃人的攻击把他们向北赶到靠近巴尔喀什湖的地区。8世纪中叶，沙陀臣服于回鹘，并和回鹘一起派遣军队协助唐朝镇压安禄山的叛乱。8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不再为回鹘效忠，大约有7000“营帐”移归吐蕃统治。他们经常参与吐蕃人蹂躏中国领土的活动，其中有许多人定居在甘肃中部。可是，他们和吐蕃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倾轧，在808年，3万沙陀人决定归附中国，吐蕃追逐并杀死了他们许多人，但大约有1万人为灵州节度使范希朝安置在盐州（关中中部），一个较小的700人集团则被安置在位于关中以北鄂尔多斯沙漠地区的振武。809年，范希朝奉命守卫太原，他带了1200名沙陀士兵同行，在816年范希朝战胜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时，这些士兵起了主要作用。另一个小的集团则归河南的忠武节度使节制，817年曾使用于生死攸关的和成功的淮西战役。在此以后，他们的命运就不清楚了。[156]
可是，沙陀突厥的主体部分并没有卷入中国内部的这些早期的战争中去，而是继续留在山西北部。在869年对付庞勋的战争中，他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紧接着唐朝赐予他们的首领朱邪赤心国姓。其后他以李国昌知名于世，在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位沙陀首领继续巩固他对山西北部的控制，唐王朝立即对沙陀入侵的可能性产生了忧虑，于是使用正规军和民间武装加强了它自己在山西中部的防御。878—880年唐王朝连续向太原派了6名节度使，但都没有在遏制沙陀入侵方面作出任何成绩。880年朝廷最后派一名前宰相前往太原，他带着一批精选的官员，还有来自洛阳的增援部队，在880年中期，中国人成功地恢复了对山西边境地区的控制。可是，很快朝廷就被迫答应赦免沙陀诸首领，要他们支持从黄巢手中收复京师以及在最后攻打黄巢时能给予协助。
与黄巢作战的沙陀首领是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早些时候他曾参加对庞勋的战斗，并曾在唐朝都城长安寄住过，887年他被任命为他父亲的沙陀军的副统帅。[157]他立刻加紧了对北方边境的控制，直到中国人被迫加强防御来对抗他的侵蚀为止。
李克用尽管在对付黄巢时打了许多胜仗，但他似乎并不想在已经占有的疆土以外谋求任何土地。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在河东地区的根据地是容易防御的，而且在一个地方分权和地方战争频繁的时期，此地是建立一个独立政权的理想基地。李克用很轻易地便挡住了政府在890年对他的征讨；他的力量在以后的10年稳步增加，和他的敌手朱温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并驾齐驱。895年，他已能指定自己的人选为河北北部卢龙节度使，并一度从那个物产丰富的地区正式地征收赋税。[158]10年以后，在905年，李克用和从满洲老家带着7万骑兵到山西北部的契丹首领阿保机联盟。[159]这一联盟标志着沙陀突厥和契丹之间紧密联系的开始，并且一直延续于整个五代时期，同时也使满洲南部的民族越来越多地卷进中国的事务之中。
在10世纪最初的数十年，沙陀突厥的力量继续增长。经过多年的战斗以后，他们成功地征服了朱温的梁国，建立了自己的后唐王朝，宣称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者，并采用了许多唐朝的政策。后唐的统治只有十余年，到937年为止，但是这段时间内它成功地建立了对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控制，征服了在朱温统治时一直保持独立的齐国（关中西部）和蜀国（四川）。因此，这个国家在合并中国北部政权方面标志着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阶段，也是由宋朝完成的统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后唐崩溃以后，沙陀在山西依然保持着一个独立的实体，即十国之一的北汉国。直到979年为中国人收回为止，这个地区被突厥人统治了100多年。
10世纪的诸独立国：十国
地区割据和文化差异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从来没有像政治极端分裂的唐代后期那样明显。在山西的突厥统治者与河北、河南的中国节度使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中，华北的割据界线显得非常明确。尽管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这两个集团是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但它们的斗争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在中国其他地方，唐朝权威的崩溃导致了一些地区国家的形成，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它们在从唐末到宋朝的逐步过渡中全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些独立国被总称为十国，其中最有名的和最持久的出现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第一个国家出现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9世纪50年代后期曾爆发第一次重要的反王朝的叛乱。董昌的短命的罗平国是在杭州地区组织起来镇压盗匪的民团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见前文），它便是这些国家中的第一个。前面已经谈到，它于921年为吴越国所继承，此国是由团伙头目转而成为民团首领的钱镠建立的，他牢固地控制了浙江的绝大部分。吴越国的北方和西方是富庶和繁荣的吴国，由“起微贱”的杨行密于902年建立。它是直接以唐朝将军高骈在淮南建立的政权为基础的。吴国最后据有广大的领土，中心在长江下游三角洲，但是向北方和南方都伸展得很远。[160]
闽国在926年正式形成，但事实上它的统治早在893年已经控制了福建；而在10世纪上半期，福建在闽国统治下具有丰富的和多种多样的文化。[161]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一个地方军阀刘隐在896年取得了对广州的统治。918年，他的儿子刘宣布建立南汉国，其领土包括唐朝岭南道的绝大部分。在数十年间南汉的财富日益增加，扩张也越来越厉害，但在10世纪中期它的力量先后被一批残忍的和腐败的统治者所削弱，因而无法与宋朝军队对抗；宋军于971年攻下广州。[162]
这些南方的地区政权在它们所统治地区的地方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907年唐朝统治正式结束以前和以后的年代的中国地图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可是，还有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更为有趣，因为它的历史甚至与唐朝崩溃的准确的原委有更直接的关系。这个国家就是由王建于907年在四川建立的前蜀国；王建的经历在这个时代无疑是最不同寻常的。[163]他的外表威风凛凛，起初是一个农村窃贼（一件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事实），然后受招募成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将领手下的士兵，最后为有权势的宦官田令孜收为养子。当僖宗第二次流亡时田令孜被废黜之后，王建于889年被任命为西川（四川西部）节度使，到901年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以成都为都城。从许多方面看，他的政权是唐朝在一个地区基础上的统治的扩大和延续。他得到许多唐朝官员的协助，其中最杰出的是名诗人韦庄；韦庄以唐朝制度和礼仪为基础制定了一套正规的管理制度和仪式。[164]韦庄还试图在小范围之内以大唐都城长安为榜样来建设王建的都城成都，甚至城内的坊的名称也有许多是相同的。王建在四川的正统性政权成了艺术家和诗人的一个重要的避难场所，更不用说那些能够从北方的残酷战争中逃脱的唐朝官僚阶级成员了。他的政权是这些岁月中最稳定和最安宁的一个。
十国构成了我们描绘的唐末中国权力新结构的最后部分。尽管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机会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但它们全都在由宋朝完成的政治统一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85年到907年之间，大约50个道的政权合并成了12个地区性国家。
但是，十国的重要意义超出了政治统一的内容。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例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的大量海外贸易和新的文人阶层在东南的集中，都应追溯到十国统治者所实现的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如果说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是和十国相联系的，那么它的另一些特征则是和中国北方的发展有关，对此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简单叙述。中国西北部丧失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这至少部分的是由于唐朝统治最后数十年的实力消耗与无休止的矛盾冲突造成的，在宋朝统治下这种地位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宋帝国的力量在唐朝正式结束以前就已牢牢打下了政治和军事基础，这主要是由朱温及其继承者完成的。最后，使宋朝统治感到苦恼的持久的和最后处于压倒优势的外来威胁，显然起源于唐代后期的军事上的虚弱，以致中国人在许多年中失去了对中国北部这一广大而且至关紧要的地区的有效控制。
[1]关于这些财政问题，见堀敏一《黄巢之叛乱——唐末变革期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1957年），第28—29页；《资治通鉴》卷242，第7799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桥，1970年），第46—47页；崔瑞德：《安禄山之乱以后的盐务使》，《大亚细亚》（新版），4.1（1954年），第70页以下各页。
[2]中村裕一对此有卓越的评述，见《唐代内藏库之变化》，《待兼山论丛》，4（1972年），第137—168页；又见曾我部静雄《唐代贡献制度》，36.1—2（1972年），第1—32页。
[3]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40—41页；丸龟金作：《唐代酒的专卖》，《东洋学报》，40.3（1957年），第66—112页。
[4]《新唐书》卷52，第1362—1363页。
[5]《册府元龟》卷510，第10页。（译者按，“使人”被译作Population，误。原意指政府派往各地推行此计划的使者。）
[6]《全唐文》卷78，第4页。
[7]同上书，第17—18页。
[8]《全唐文》卷967，第8页。
[9]关于这次叛乱见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乱为中心》，载《史学杂志》，66.2（1957年），第23—24页。
[10]《资治通鉴》卷249，第8072、8074页；《旧唐书》卷18下，第644页。
[11]有关这次叛乱的第二手研究包括王寿南《论晚唐裘甫之乱》，载《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1969年），第283—308页；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地区》，第94—122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25—50页。这些论述基本上都以《资治通鉴》卷249—250为据。
[12]王式的传记见《新唐书》卷167，第5119—5121页；《旧唐书》卷164第4282页中也有简略叙述，附于他父亲王播的传记之后。
[13]关于南诏人的种族识别问题曾经有过严肃的争论。尽管有人主张他们是傣人的祖先，但新近学者已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仅比对藏一缅民族稍为密切罢了。见F.W.莫特《有关傣人史前诸问题》，载《社会科学评论》（曼谷），2.2（1964年），第100—109页；许云樵：《南诏是一个傣王国吗？》，《东南亚研究》，4（1968年），第13—23页。迈克尔·布莱克默在《与南诏有关的人种学问题》一文中，有说服力地反对将南诏民族与任何现代人各集团等同起来的尝试。此文载雷德里克·德雷克编《关于华南、东南亚和香港地区历史、考古和语言研究论集》（香港，1967年），第58—69页。
[14]《资治通鉴》卷250，第8101—8109页；《旧唐书》卷19上，第656页。
[15]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内辩论，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04—8205、8227—8228页。关于唐与南诏关系的一般论述，见芮逸夫：《南诏史》，收于凌纯声等编《边疆文化论集》卷3（台北，1963年），第358—386页。
[16]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年），第27页。
[17]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见《资治通鉴》卷249，第8072页；《册府元龟》卷498，第26页；《旧唐书》卷19上，第654页。
[18]关于这些叛乱的最好论述是：谷川道雄：《关于庞勋之乱》，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1（史学4），第27—42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50—53页；戴何都：《庞勋叛乱》，载《通报》，56（1970年），第229—240页。庞勋在正史中无传，但他的叛乱在康承训传中有充分叙述，见《新唐书》卷148，第4773—4779页。
[19]《资治通鉴》卷251，第8120—8121页。
[20]最坦率的批评见孙甫《唐史论断》第3卷（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年），第65页。
[21]《资治通鉴》卷253，第8123—8144页。
[22]关于使用外族军队镇压叛乱的情况，见加布里埃拉·莫莱《从北魏到五代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第194页；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第三次异族乱华》，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1（1930年），第851—852页。
[23]《资治通鉴》卷249，第8075页。
[24]《唐大诏令集》卷12，第72页。
[2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卷1（上海，1959年），第449页。
[26]关于唐代后期宦官职责的扩大和宦官力量的成长的全面评述，见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学杂志》，63.10（1954年），第920—934页；横山裕男：《唐之官僚制和宦官——中世近代政治的结束序说》，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时代和文化》（东京，1970年），第417—442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1971年）。
[27]见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东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151—167页；《神策军的发展》，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年），第205—220页。
[28]《资治通鉴》卷250，第8092—8093页；杜悰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47，第3984—3985页；《新唐书》卷166，第5090—5092页。
[29]《资治通鉴》卷238，第7686页。
[30]见前第九章。
[31]《资治通鉴》卷263，第8597页；孙光宪：《北梦琐言》（重印裨海本，台北，1965年）卷6，第10页。
[32]《资治通鉴》卷250，第8093—8094页。
[33]这些分类是以孙国栋所定的集团为基础，见他的《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荣——唐宋之际社会研究之一》，载《新亚学报》，4.1（1959年），第213—218页，和他的图表，第280页以下诸页。
[34]他们是夏侯孜、蒋伸、毕諴、曹确、路岩和白敏中。
[35]他们是令狐绹、杜审权、杨收、高璩、徐商和于悰。
[36]例如萧邺、萧寘、刘瞻、刘邺和赵隐。
[37]杨收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第4595页；《新唐书》卷184，第5392—5395页。
[38]路岩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第4602页；《新唐书》卷184，第5396—5397页。
[39]韦保衡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第4602页；《新唐书》卷184，第5398页。
[40]于悰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49，第4010—4011页；《新唐书》卷104，第4009—4010页。
[41]王铎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64，第4282—4285页；《新唐书》卷185，第5406—5407页。
[42]孙国栋：《唐代后期中央政府机构之演变》，载《中国学人》（英文），8（1971年），第5页。
[43]关于宣宗恢复佛教主要事实的论述，见冉云华《中国佛教编年史：581—906年》（桑蒂尼克坦，印度，1966年），第97—105页。关于福建建造的新寺庙，见魏应祺《五代闽史稿之一（续）》，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文海出版社重印，台湾），第70期（1929年），第3051—3070页。
[44]《资治通鉴》卷252，第8166页；《旧唐书》卷19下，第689—690页；《新唐书》卷9，第263页。
[45]田令孜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1—4772页；《新唐书》卷208，第5884—5889页。
[46]《资治通鉴》卷253，第8225—8226页。
[47]杨复恭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4—4775页；《新唐书》卷208，第58895892页。
[48]杨复光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2—4774页；《新唐书》卷267，第5875—5877页。
[49]《资治通鉴》卷258，第8419页；《旧唐书》卷184，第4775页；《新唐书》卷186，第5428页。
[50]《资治通鉴》卷252，第8167页；萧倣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2，第4480—4482页；《新唐书》卷101，第3959—3960页。
[51]《资治通鉴》卷252，第8171页。崔彦昭传记见《旧唐书》卷178，第4628—4630页；《新唐书》卷183，第5380—5381页。
[52]见王谠《唐语林》（上海，1957年）卷3，第76—77页；引自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40—41页。
[53]郑畋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8，第4630—4638页；《新唐书》卷185，第5401—5405页。
[54]卢携传记见《旧唐书》卷178，第4638—4639页；《新唐书》卷184，第5398—5399页。
[55]《新唐书》卷183，第5381页；卷185，第5402页。
[56]《资治通鉴》卷252，第8168—8169页；《全唐文》卷792，第13—14页。
[57]《唐大诏令集》卷72，第400—405页。
[58]关于这些事件，见《资治通鉴》卷251，第8144—8145页；卷252，第8158页。
[59]《全唐文》卷386，第11页；引自栗原益男《唐末五代的变革》，载《历史教育》，12.5（1964年），第60页。
[60]关于黄巢，见《旧唐书》卷225下，第6451页。朱温出身于书香门第，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吉隆坡，1963年），第27页注。关于李罕之，见《新唐书》卷187，第5442—5445页；《旧五代史》卷15，第4—7页；《新五代史》卷42，第454—456页；也见《北梦琐言》卷15，第7页。
[61]“敌对的精英人物”一词是从埃里克·沃尔夫的《论农民起义》中借用的，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1（1969年），第288页。关于唐代地方精英阶级的形成和演变，菊池英夫在《所谓节度使权力的土豪层》中有很好的论述，见《历史教育》，14.5（1966年），第46—58页。
[62]《资治通鉴》卷251，第8129页。
[63]“农民”一词准确地说是用来称呼在农村耕作以维持生计的大多数农村居民。根据这样广泛被接受的定义，其他乡村居民不是农民，尽管他们是农业社会的组成部分。见西德尼·明茨《关于农民定义的一点意见》，《农民研究》（英文），1.1（1973年），第91—106页和引用的文献。
[64]例如，《旧五代史》卷133，第14页（钱镠）；《新五代史》卷63，第783页（王建）；《九国志》（《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年）卷3，第39页（徐温）。
[65]《旧唐书》卷182，第4712—4713页（毕师铎）；钱镠传记见《旧五代史》卷133，第14—20页；《新五代史》卷67，第835—841页。关于王建，见《新五代史》卷63，第783页；《太平广记》卷224，第1723—1724页。关于徐温，见《九国志》卷3，第39页。关于钟传，见《太平广记》卷192，第1441—1442页。
[66]《旧五代史》卷15，第4页。
[67]《新唐书》卷225下，第6451页。
[68]堀敏一也对血缘关系的确实性表示疑义，见《唐末诸叛乱之性质》，载《东洋文化》，7（1951年），第83页。
[69]见矢野主税《关于唐代假子制的发展》，载《西日本史学》，6（1951年），第86—97页；栗原益男：《唐五代假父子结合的性质》，载《史学杂志》，62.6（1953年），第514—543页；《关于唐末五代假父子结合的姓名与年龄》，载《东洋学报》，38.4（1956年），第430—457页。
[70]关于这种见解见《资治通鉴》卷252，第8172页。
[71]《资治通鉴》卷252，第8182页。
[72]《资治通鉴》卷252，第8154页。
[73]《资治通鉴》卷252，第8186页。
[74]《资治通鉴》卷252，第8187—8188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52页；关于王镣见《旧唐书》卷164，第4285页。
[75]《唐大诏令集》卷120，第638—639页。
[76]《资治通鉴》卷253，第8193—8194页。
[77]《新唐书》卷225下，第6454页。
[78]《资治通鉴》卷253，第8215页。
[79]关于中国人避难的村落，见罗香林《唐代黄巢变乱与宁化石壁村》，载《说文月刊》，4（1944年），第265—268页。
[80]关于这些阿拉伯记事的讨论，见霍华德·列维《黄巢传》（中国正史译文第五种，伯克利，1961年），第109—121页。
[81]《旧唐书》卷200下，第5392页。
[82]《新唐书》卷225下，第6455页。
[83]高骈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第4703—4712页；《新唐书》卷244下，第6391—9404页。
[84]《资治通鉴》卷253，第8219—8225页。
[85]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的讨论，见周连宽《唐高骈镇淮事迹考》，《岭南学报》，11.2（1951年），第11—45页。
[86]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渡口。唐朝一度曾在采石建立镇戍，但在811年撤销了；见《册府元龟》卷507，第4页。
[87]《资治通鉴》卷254，第8264—8268页。
[88]较早的任命见《唐大诏令集》卷120，第638页，高骈自己的任命包括李罕之（《旧唐书》卷187，第5442页）、毕师铎和秦彦（《资治通鉴》卷253，第8211页；《旧唐书》卷182，第4715页）。
[89]《资治通鉴》卷253，第8229页。
[90]《资治通鉴》卷254，第8237页；又见在此以前几十年杜牧的文章，文中叙述了政府军质量的下降，载《全唐文》卷754，第12—14页。
[91]《资治通鉴》卷254，第8240页。
[92]见堀敏一《黄巢之乱》，第64页。
[93]《新唐书》卷225下，第6458—6459页；《资治通鉴》卷254，第8241页；据《册府元龟》卷374，第14页，大约三分之一京师官员接受了黄巢的任命。
[94]E.H.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载《远东》，10（1963年），第137—179页（第157页）。
[95]关于关中和四川之间的道路，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611—626页。
[96]陈敬瑄的传记见《新唐书》卷224下，第6406—6409页。关于他的任命，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21页。
[97]《资治通鉴》卷253，第8222页。
[98]《资治通鉴》卷254，第8263—8264页。
[99]关于阡能叛乱，见《资治通鉴》卷254，第8263页及以后诸页。
[100]《资治通鉴》卷255，第8275页。
[101]关于韦君靖及其民团组织的重要研究，有栗原益男《关于唐末土豪在地方上的势力——四川韦君靖的情况》，载《历史学研究》，243（1960年），第1—14页； 日野开三郎：《关于唐韦君靖碑应管诸镇节级之考察》，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760—780页。后一篇论文主要研究一篇石刻碑文，其内容是纪念韦君靖在892年建成一座大城堡；那篇碑文的复本可以在刘希海（1793—1853年）的《金石苑》（据1846年印本，台北重印，1966年）第189—193页中找到。
[102]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8（1954年），第86—91页。
[103]关于唐代后期建立地方民团组织的讨论，见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载《东洋学报》，27.3（1940年），第341—346页；以及《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229—235页；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0—58页。
[104]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6—58页。
[105]关于王郢之乱，见日野开三郎《唐末混乱史稿》，《东洋史学》，10（1954年），第17—19页；《资治通鉴》卷252—253，第8178—8190页。
[106]董昌传记见《新唐书》卷225下，第6466—6469页；以及《新五代史》卷133，第14—15页（《钱镠传》）。
[107]关于杭州八都的讨论，见谷川道雄《关于唐代的藩镇——浙西的场合》，载《史林》，35.3（1952年），第297—298页。在《吴越备史》中有些传记资料表明，这些都的首领是杭州地区地方精英的成员；见《吴越备史》卷4（学津讨原丛书本），第6页。关于后来的吴越国，见沙畹《关于吴越国》，载《通报》，17（1916年），第129—264页。
[108]韦昭度传记见《旧唐书》卷179，第4653—4654页；《新唐书》卷185，第5410—5411页。
[109]萧遘传记见《旧唐书》卷179，第4645—4648页；《新唐书》卷101，第3960—3962页。
[110]《资治通鉴》卷254，第8242—8247页。
[111]见《旧唐书》卷200下，第5394页；《资治通鉴》卷254，第8268页。
[112]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2（四部丛刊本），第11—12页。
[113]《新唐书》卷225下，第6461页。
[114]《资治通鉴》卷225，第8277页。
[115]见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851页以下。
[116]《新唐书》卷225下，第6461页；《资治通鉴》卷255，第8288页。
[117]关于围困陈州的情况，见《资治通鉴》卷255各处。赵犨的传记见《新唐书》卷189，第5473—5475页；《旧五代史》卷14，第5—8页；《新五代史》卷42，第460—464页。
[118]《新唐书》卷225下，第6463—6464页；《资治通鉴》卷256，第8311页。
[119]《新唐书》卷225下，第6464页。
[120]《资治通鉴》卷256，第8320页； 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第168页。
[121]王重荣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第4695—4699页；《新唐书》卷187，第5435—5441页。
[122]《资治通鉴》卷256，第8322页；《新唐书》卷208，第5437页。
[123]《旧唐书》卷182，第4700页；《新唐书》卷186，第5419页。
[124]《资治通鉴》卷256，第8326—8328页。
[125]《资治通鉴》卷256，第8330—8331页。
[126]关中这条道路的详细情况，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第612—615页。
[127]《资治通鉴》卷256，第8231—8232页。
[128]关于朱玫和他试图将一个僭越者安置在皇位上一事，见栗原益男《朱玫之乱》，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373—382页；朱玫传记见《旧唐书》卷175，第4548页；《新唐书》卷224下，第6404—6405页。
[129]《资治通鉴》卷256，第8334—3335页。
[130]《资治通鉴》卷256，第8337—8342页。
[131]《资治通鉴》卷257，第8364页。
[132]同上书，第8376页；杨复恭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4—4775页；《新唐书》卷208，第5889—5892页。
[133]《旧唐书》卷174，第4775页；《资治通鉴》卷259，第8446页中有藩镇蔑视朝廷的叙述。
[134]《资治通鉴》卷258，第8391页。
[135]《资治通鉴》卷258，第8396页。
[136]同上书，第8404—8405页。关于吐谷浑和他们的首领赫连铎，见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1—219页及有关各处。
[137]《资治通鉴》卷258，第8409页；卷259，第8445页。
[138]《资治通鉴》卷259，第8446页。
[139]《资治通鉴》卷260，第8466—8467页。
[140]《资治通鉴》卷260，第8499—8491页。
[141]《资治通鉴》卷261，第8497—8498页。
[142]《资治通鉴》卷262，第8530页。关于唐末宦官和节度使们之间勾结的情况，见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47页。
[143]《资治通鉴》卷262，第8552页。关于大赦令的全文，见《唐大诏令集》卷5，第31—33页。关于甘露之变后王涯及其他大臣之死，见《资治通鉴》卷245，第7916页。
[144]《资治通鉴》卷266，第8674页。
[145]关于朱温生活的现有材料的讨论，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第27页注。
[146]《北梦琐言》卷17，第1页；《旧五代史》卷1，第2页。
[147]关于唐末至五代时期牙军的重要研究有周藤吉之《关于五代节度使的牙军的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1951年），第3—72页；堀敏一：《五代宋初禁军的发展》，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4（1953年），第83—151页；菊池英夫：《关于五代禁军的侍卫亲军司之成立》，载《史渊》，70（1956年），第51—57页。
[148]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的支配体制》，载《宋代通济史研究》（东京，1972年），第576页。
[149]关于这个骑兵军团的研究，见堀敏一《朱全忠的厅子都》，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819—831页。
[150]《资治通鉴》卷255，第8306页及以下各页。
[151]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第56—57页；关于朱温政权结构的重要论述，见堀敏一《朱全忠政权之性质》，载《骏台史学》，11（1961年），第38—61页。
[152]秦宗权的传记见《旧唐书》卷200下，第5398—5399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64—6466页。
[153]《资治通鉴》卷257，第8382页。
[154]《资治通鉴》卷260，第8489页。
[155]见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821—858页。
[156]关于唐代初期和中期沙陀活动的详尽记述，见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载《新亚学报》，1.1（1953年），第311—312页。
[157]详细情况见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6页注。
[158]见《资治通鉴》卷261，第8505页。
[159]关于李克用与阿保机之间联盟的详细研究，见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1936年），第79—88页。
[160]见罗伯特·克龙帕特《唐代的南方复兴：稳定江淮地区的计划、政策和外交》，加州大学（伯克利）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3年，第54页及有关各页。
[161]见E.H.肖孚：《闽帝国》（拉特兰，弗蒙特，1954年）。
[162]关于南汉国，见肖孚《南汉国史，根据欧阳修的〈五代史〉第六十五卷》，载《人文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京都，1954年），第339—369页。
[163]关于王建的经历，有用英文写成的有用的概略，见冯汉镛《永陵王建（847—918年）王陵的发现和发掘》，载《美国中国艺术学会档案》，2（1947年），第11—20页。
[164]见江聪平《韦端己诗校注》（台北，1969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