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关系
不管对高宗统治下的国内政治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在短暂的几年中，唐朝控制的中华帝国的领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为广阔，长安的影响已达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但由于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困扰着帝国内部，高宗和武后在进行这些征服时，滥用中国军事力量，超过了合理限度，并且过分延长了唐朝的防线。这种情况，再加上中亚和北亚新的强国的崛起，最终迫使中国收缩自己的边境。高宗统治的最后几年，唐帝国的大部领土再次沦陷于“夷狄”之手，有些地区甚至被他们长期占领。
西突厥
主要由于太宗的精明外交，在他死去时西突厥的力量已被内部冲突严重削弱，咄陸可汗被身为唐代封臣的乙毗射匮代替。咄陸垮台之际，他的部下阿史那贺鲁逃往中国，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并任陇右（甘肃）一个州的都督。但贺鲁一听到太宗死去的消息，立刻背叛了唐朝，向西侵略乙毗射匮的领土并把他推翻。他宣布自己为沙钵罗可汗（统治期651—657年），并在自己的统治下重新统一了西突厥帝国。他在短时期内就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并拥有伸展到帕米尔以外直到波斯边境的广阔领土。
突厥人多次跨过中国边界入侵，迫使高宗派部队远征沙钵罗可汗。经过几次长达数年的未决胜负的战斗，657年唐朝将军苏定方终于在伊塞克湖附近的一次战役中击败西突厥军队，沙钵罗逃往塔什干，但塔什干人把他交给了中国人。
后来高宗再次把西突厥划分为都陆和弩失毕两个部落联盟，并立两个臣服唐朝的对立的可汗为它们的首领。西突厥在伊犁河谷和伊塞克湖的故土分别置于唐朝两个都护府的管辖之下，它们的管辖范围与西突厥帝国以前划分的东、西两部分大致相符。从前归新疆西部、俄罗斯突厥斯坦和奥克苏斯河流域的西突厥人控制的外国人，也在659年和661年正式接受中国人的辖制。唐帝国的版图于是从中国海一直达到波斯边境，其中中国辖制的一部分新领土称为波斯都督府。但新领土十分辽阔，唐军分布的力量又非常单薄，因此唐王朝权力的这种进一步扩张只能维持一个短暂时期是不足为奇的。665年初，都陆和弩失毕两个部落联盟反叛了拥唐的可汗，再度从中国手中取得了独立。
唐朝这次向西部扩张，正在波斯的政治局势出现全局性的变化之后。太宗统治时期，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毁。波斯国王伊嗣俟三世在638年派使团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领使团的国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长安定居，其后高宗统治时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还允许他在长安建一座袄教寺庙。按照一种说法，高宗于677年派出中国军队帮助王子重获王位。但中国军队护送卑路斯最远只能到龟兹，然后便返回唐朝。事实证明，卑路斯复位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他回到长安后死在那里，大批波斯少数民族滞留在中国的京城。
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651年向唐廷贡献方物。
朝鲜半岛
太宗曾希望649年的大战会最终征服高丽，但太宗临死以前亲自取消了这次战役。这反而加强了高丽的独裁者泉盖苏文的侵略野心。655年他攻击满洲南部的契丹人，后者已于648年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的附庸。656年，泉盖苏文联合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王国入侵北面的新罗，占领了新罗30多个城镇。同时，新罗试图说服高宗与它一起消灭高丽的力量。这个计划对高宗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由于新罗已迅速地引进了中国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并且按照中国的路线确立它的制度，这一建议就加倍地吸引人了。
这两个盟国决定从两个方向进攻小国百济，然后把它当做入侵高丽本土的基地。到了660年，充分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号称10万人的大军出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同时有5万大军从新罗冲破百济西部的防线，然后围攻泗沘城。由于被包围，百济国王逃出都城，他儿子以该城和国土投降了唐军。百济皇室成员在长安当了人质，中国官员在1万名中国占领军的支持下被派往这一被征服王国的全国。
以夺取的百济为基地，高宗（或是武后，她已在丈夫最近患病时接管了政府）策划中国军队从百济和辽东同时进军，对高丽进行几面夹攻。苏定方指挥的远征军从北面深入高丽腹地，围攻平壤。但在百济的中国军队被一次叛乱牵制住，不能参加进攻。新罗的支援又太迟，苏定方的部队被迫撤回。百济的抵抗运动由一位名为牟岑的将军领导，他短期地恢复了王室，直到663年后期才最后投降。叛乱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400多条船。
666年年中，泉盖苏文之死以及继任者与其两个弟兄的内部争斗，使形势变得对中国人有利。当新首领请求中国人协助对付他弟兄的反叛时，唐朝的反应是以年迈的李世勣率军对高丽发动水陆大战。新罗的一支大军从南面配合进攻。668年阴历九月，唐朝的一系列胜利达到顶点，这时李世勣经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后攻陷高丽首都平壤，带着20万俘虏（其中包括高丽国王）返回中国，并把高丽国王献到太宗墓前祭奠。一个有两万驻军的都护府在平壤设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丽王国。
软弱的高宗能如此成功地完成导致隋炀帝和唐太宗灾难性失败的重大军事远征，这似乎令人奇怪。但高宗享有两个其前辈所没有的有利条件。第一，泉盖苏文死后，高丽国内发生内乱，其防线遭到严重的削弱。第二，唐朝军队占领了可从海上得到供应的百济作为基地，便能迅速打击高丽的心脏地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唐朝军队不必再依靠穿过辽东的漫长的陆路，这条路夏天遇雨非常泥泞，又为过早来临的严寒所苦。
但唐朝不能长时间享有军事上的优势。670年，高丽反抗占领军的叛乱成功地使王室得以复辟。[97]尽管四年以后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反对中国占领的抵抗在高丽持续不断。抵抗受到企图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统治的新罗的支援；新罗这时已开始侵占百济从前的领土。676年，中国人被迫把平壤的都护府撤至辽东更安全的地带，[98]所有的中国官员都从高丽被召回。678年，高宗经劝说停止对新罗发动大战，理由是对吐蕃的防御已成为比控制朝鲜更为急迫的事情。[99]新罗已在几年内占领了百济和高丽南部的大部。[100]同时，唐朝越来越注意离本国较近的严重得多的军事事务。由于大量的兵力投入对付西面吐蕃人的战役，朝廷无力再派更多的部队去朝鲜遏制前盟友的侵略性的扩张，因此占领和统治朝鲜的计划被取消。
地图8 高宗时期中亚的保护地
地图9 高宗对朝鲜的几次干预行动
吐蕃
中亚的一个大变化是吐蕃的大规模扩张。吐蕃的大规模扩张始于伟大的吐蕃王弃宗弄赞，甚至顺利地持续到他650年死去以后。吐蕃的力量朝各个方向渗透，进入西藏高原西部、云南和四川的边境地区以及尼泊尔，往北进入塔里木和现青海省的肥沃的牧场（当时是吐谷浑的领土）。在7世纪60和70年代，高宗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高丽战争方面，对吐蕃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有一段时间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结果听任西部边境发生了极为重要的战略性变化。
660年吐蕃人攻击吐谷浑。663年他们再次发动进攻，把吐谷浑人赶出他们青海湖周围的故土。吐谷浑国王在绝望中恳求中国人给以援助，但遭到拒绝。当吐蕃和唐朝领土之间唯一的缓冲国被吐蕃摧毁时，高宗就是这样袖手旁观的。随着吐谷浑的被征服，吐蕃就能自由出入甘肃边境和塔里木盆地。
670年，吐蕃开始蚕食唐王朝从前在四川边境部族地区设立的各边境州。再往西，吐蕃人又与残存的西突厥部落之一弓月结盟，大举侵犯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领土。665年，吐蕃与疏勒国王联合进攻于阗，切断了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南部通道。670年，在于阗国王的援助下，吐蕃向北进攻，占据了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以及焉耆。中国人因此被迫从吐鲁番以西的大部分塔里木盆地撤退，并放弃了安西都护府和控制着塔里木诸土邦的安西四镇。[101]
但是吐蕃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并不十分稳定。673—675年，与吐蕃和他们的西突厥盟友吵翻的疏勒、于阗和焉耆等国的国王重申他们对唐王朝的效忠，于是安西都护府得以重新设立。与此同时，中国人对通往西面的另一条穿过天山山脉以北的准噶尔和伊犁河谷的路线加强了控制。677年当吐蕃在西突厥可汗的援助下再次入侵塔里木时，中国仍保持对此路线的控制。679年，中国军队打败了西突厥，俘虏了西突厥可汗并进军碎叶，在碎叶筑城设防。同年，吐蕃人被赶出塔里木盆地，安西四镇（此时包括取代焉耆的碎叶）再次设立。
但是，唐军在对付吐蕃从青海湖周围的前吐谷浑领土对甘肃构成的远为严重的威胁时，则不那么成功。670年，旨在夺回中国在这个重要地区失去的土地而由薛仁贵领导的一次大战遭到惨败，唐朝的远征部队几乎全军覆没。676年，吐蕃国王的死导致一系列的内乱，高宗希望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进攻吐蕃。他被劝阻，但两年以后，另一支由李敬玄指挥的8万人的中国军队奉命进攻青海地区，但也失败了。中国军队受到重创。吐蕃人继续袭扰边区，并巩固他们对青海地区的控制。680年又占领四川西北的战略要地安戎，使他们能牢牢地控制四川和云南边区诸部落民族。
在高宗末年，唐廷对吐蕃已拿不出任何积极的政策。从677年起，保卫崎岖难行的现甘肃和四川的西北边境需要建立一支更庞大的常备军，尽管那里建立了屯田组织而使部队能够部分自给，但事实证明那里的后勤供应是困难而又昂贵的。同时，吐蕃的扩张却大大地加快了。[102]
东突厥人的复振
679年，在太宗摧毁东突厥可汗国几乎半个世纪后，突厥各部在长城外今山西省北部叛唐。叛乱于681年末被镇压，双方兵力的损失都很惨重。但是682年末，颉利可汗的后代阿史那骨咄禄可汗（即鄂尔浑河碑铭上的颉跌利施可汗）统一了东突厥人余部。他在鄂尔浑河上游的故土成功地重建了东突厥人的国家。他在对抗中国人时得到了突厥人阿史德元珍的援助；后者的家族早已效忠于唐王朝，他本人也已接受了中国教育。在高宗的余年，东突厥人在他们的联合领导下继续侵袭今山西、陕西和宁夏诸省的边境地区。这种边界战事造成双重损失，因为唐朝骑兵需要的大量战马大部分产于这个地区。[103]
当高宗在遗诏中命令太子处理国家重要事务时应与皇后协商时，他一定是有意地要确保武后在他自己在位时期建立的政治统治能够继续下去。很可能他已得出结论，中国一旦又被边界纠纷和国内的财政危机所困扰时，它在武后坚决的、哪怕是残酷无情的控制下要比在年轻和缺乏经验的皇帝控制下更好。
新皇帝的登基典礼往后拖延了几天，在此期间，武后在裴炎的协助下作了安排，以便通过门下省和中书省来处理政务。新皇帝（庙号中宗）登基时，武后就成了皇太后，但大权丝毫未减。在下一章将会谈到，中宗继位后几个月就被迫退位，由他的弟弟继承皇位，但一次宫廷政变又使后者成了傀儡。武后终于成为整个的帝国无与匹敌的统治者，李唐皇室70年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比起她意志软弱和优柔寡断的丈夫来，武后才是太宗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如果不根据武后在高宗死后的行为来衡量她对高宗的控制，就不能弄明白高宗的统治。人们常把她在660—683年的治理与她在7世纪80和90年代实行的恐怖和恫吓政治混为一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她通过宫廷政变或搞宫廷阴谋积极而公开地干预政治，在高宗生前只有四五次，后来只是作为皇帝背后的势力来确立和维持她的地位。她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她只是通过皇帝和他的朝廷行使她的权力。高宗在去世前仍保留着相当大的个人权力。他得到了由朝廷卿相形成的强大势力的支持，他们强烈反对武后任何使她地位合法化的企图。对官僚集团有计划的清洗还没有进行。高宗生前，受害者仅限于那些在宫中，或在她的亲戚中，或在皇室中，或在朝廷官员中对她施加影响控制皇帝的行动构成威胁的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认她对决策无可怀疑的权力和影响，或是否认她在必要时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段，而只是想说明她在683年以前和以后是用迥然不同的手段达到她的目的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高宗统治时期不是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国内也出现了持续的和平，虽然为了军事远征和其他政策花费了大量的赋税和人力。高宗统治时期，人民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不满的迹象，只是在最后10年，无限制的军费和为扩大的及不断增加的官僚队伍而必须提供的开支才开始把很重的负担强加给群众。高宗时期军事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这些成功使帝国的兵力过于分散，由于新的敌对国的出现，帝国的军队又被迫后退而处于防守。到了683年，帝国甚至已经丧失一部分太宗征服的边界领土，并且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内部危机。
但是，它不是传统历史学家所攻击的高宗及其作威作福的皇后在其统治末年的那种危机。各种史书基本上都是那些本人即为朝廷官员的历史学家所作的关于中央政府活动的朝政记录，而高宗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最高层的行为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显得是灾难性的转折点。太宗与其朝臣目标的一致、宰相之间坦率公开的议政以及成为太宗政治特点的亲密的君臣关系，早已消失无余。代替它的是一个缺乏坚强领导的朝廷，在那里，讨论被压抑，官员中充满了恐怖、不安全、猜疑、相互诽谤和不断倾轧的气氛。政策是由武后和她的私人宠幸决定的，然后强加给皇帝和朝臣，政府的正规形式早已无人理睬。
然而，即使在朝廷，也不是一切都一无是处。高宗统治的后半期，有一批能力很强的宰相为他效劳，为了弥补武后在655—664年攫取权力时造成的损失，他们也作了一定的努力。直到高宗统治后期，武后的位置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只能依靠间接的手段控制朝廷。她一直易受攻击，她的地位是靠个人的控制而不是靠任何坚实的制度基础来维系的。不过，她鲜明地把自己确立为高明而机智的政治家，到高宗统治后期，她的权力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以致在高宗死后她可以稳操胜算地成为中国不可置疑的统治者。
[1]《唐会要》卷1，第3页。
[2]《唐会要》卷56，第961页。
[3]《唐会要》卷4，第41页；《旧唐书》卷86，第2823—2835页。
[4]《资治通鉴》卷199，第6267页。
[5]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7（1965年），第39—49页。
[6]《资治通鉴》卷199，第6259—6260页；《旧唐书》卷69，第2524页；《新唐书》卷94，第3837页。
[7]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年），第307页；《全唐文》卷249，第7—8页；李峤：《攀龙台碑》，载《全唐文》卷249，第7—8页。
[8]《资治通鉴》卷195，第6134—6135页；《全唐文》卷249，第1—17页；《文苑英华》卷875，第1页以后。关于武曌与高宗的关系，见R.W.L.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生平及时代》，未发表博士论文（牛津，1975年）。
[9]《全唐文》卷199，第1—2页。
[10]《资治通鉴》卷199，第6284页。
[11]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313—335页。
[12]同上书，第311—313页；郭沫若：《武则天》（北京，1962年），第123页。
[13]《资治通鉴》卷199，第6285—6288页。
[14]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12（1956年），第7—8页。
[15]《资治通鉴》卷199，第6292页。
[16]《唐会要》卷3，第27页；《全唐文》卷11，第25页。
[17]《唐会要》卷4，第41页；《旧唐书》卷86，第2824、2828页；《唐大诏令集》卷27，第93页；《唐大诏令集》卷28，第98页；《文苑英华》卷443，第8页；《全唐文》卷12，第2页。
[18]陈寅恪：《记唐山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1（1954年），第35—51页。
[19]胡如雷：《论武曌的社会基础》，载《历史研究》，1（1955年），第85—96页；横田繁：《武后政权成立的前提》，载《东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25—46页。
[20]松井秀一：《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北大史学》，11（1966年），第1—6页；松井秀一：《唐代前期的贵族》，载《历史教育》，14.5（1966年），第41—42页。
[21]《旧唐书》卷82；《新唐书》卷223上。《新唐书》把他归入“罪臣”一类。
[22]《资治通鉴》卷200，第6303页。
[23]同上。
[24]同上书，第6322页。
[25]《唐律疏义》卷1，第七条第五恶，“不道”。
[26]《资治通鉴》卷201，第6343页。
[27]《全唐文》卷12，第6页。
[28]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年）；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剑桥，1970年），第84—87页。
[29]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142—144页。
[30]沙畹：《泰山》（巴黎，1910年），第18—20页。
[31]《唐会要》卷7，第79—95页。
[32]同上书，第95—101页；《旧唐书》卷23，第886—887页；《资治通鉴》卷200，第6316页。
[33]《唐会要》卷7，第98页。
[34]《唐会要》卷7，第101—103页。
[35]《唐会要》卷12，第283—285页。
[36]《唐会要》卷36，第664—665页；又见池田温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池田温：《唐代氏族志的考察》，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3（1965年），第3—64页；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5页。
[37]《唐会要》卷83，第1528—1529页。
[38]《唐会要》卷63，第1092页；对这些志的简要介绍，见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莱顿，1953年），第5—7页。
[39]《唐会要》卷63，第1092页。
[40]同上书，第1090页。
[41]同上书，第1092页。
[42]许敬宗编撰的唐代前三位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有许多伪造的地方，许的作品送呈高宗后，高宗发现了这些伪造。见《唐会要》卷63，第1093页。
[43]详情见D.M.麦克马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的论述。
[44]《唐会要》卷36，第656—657页。
[45]《资治通鉴》卷202，第6376页。
[46]《唐会要》卷57，第977页。
[47]关于高宗与佛教的关系的详情，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
[48]《全唐文》卷12，第13页；《唐大诏令集》卷78，第442页。
[49]《唐会要》卷48，第850页；《旧唐书》卷5，第90页；《法苑珠林》，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3，第1027页。
[50]《唐会要》卷49，第859页；《佛祖统记》卷39，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69页。
[51]《资治通鉴》卷201，第6350页。
[52]《资治通鉴》卷201，第6351页。
[53]同上书，第6365页。
[54]同上。
[55]《资治通鉴》卷202，第6367页。
[56]《新唐书》卷76，第3477页；《旧唐书》卷5，第99页；《资治通鉴》卷202，第6374页。
[57]《旧唐书》卷86，第2830页。
[58]《资治通鉴》卷202，第6377页；《旧唐书》卷86，第2829—2830页；郭沫若：《武则天》，第125页；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1959年）卷1，第137页。
[59]《唐会要》卷4，第42—43页。
[60]《资治通鉴》卷202，第6377页。
[61]同上书，第6381页。
[62]同上书，第6390、6397页。
[63]《旧唐书》卷86，第2831—2832页；《唐会要》卷4，第42—43页；《资治通鉴》卷202，第6397页。
[64]《资治通鉴》卷202，第6398页。
[65]《唐会要》卷1，第4页。
[66]《资治通鉴》卷202，第6400—6401页。
[67]《唐会要》卷7，第101—104页。
[68]《资治通鉴》卷203，第6415页。
[69]《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70]《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71]《唐会要》卷39，第701—702页；《文苑英华》卷464，第5—7页；《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0—471页。
[72]《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1页。
[73]《旧唐书》卷50，第2142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
[74]《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1页；《文苑英华》卷464，第7—8页；《唐六典》卷6，第18页；《旧唐书》卷50，第2142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
[75]《旧唐书》卷50，第2143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文苑英华》卷464，第8页。
[76]崔瑞德：《敦煌出土的唐代〈水部式〉残卷》，载《大亚细亚》（新版），6.1（1956年），第25页。
[77]《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78]《旧唐书》卷81，第2751页；《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79]《唐摭言》（丛书集成版）卷1，第8页。
[80]《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81]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顿，1947年），第454页注8。
[82]《唐会要》卷74，第1347页。
[83]详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
[84]《唐会要》卷76，第1386页。
[85]《册府元龟》卷486，第11页。
[86]《唐会要》卷85，第1557页；《册府元龟》卷486，第12页。
[87]《唐会要》卷87，第1595页；《新唐书》卷53，第1365页。
[88]《通典》卷10，第56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
[89]《旧唐书》卷48，第2095页；《唐会要》卷89，第1623页。
[90]同上。
[91]《唐大诏令集》卷112，第582页。
[92]《册府元龟》卷504，第5页。
[93]《通典》卷7，第40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10页。
[94]《旧唐书》卷48，第2095—2096页；《唐六典》卷22，第29页；又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90页注8。
[95]《唐六典》卷20，第19—22页；《旧唐书》卷44，第1890页；《唐会要》卷88，第1612页；《册府元龟》卷502，第22页。
[96]《唐会要》卷88，第1612页。
[97]《资治通鉴》卷201，第6363页。
[98]《资治通鉴》卷202，第6397页。
[99]同上书，第6385页；关于朝鲜战争和随后朝鲜统一于新罗的论述，见约翰·C.贾米森《〈三国史记〉和统一战争》，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发表论文，1969年。
[100]《唐会要》卷95，第1711页。
[101]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245页。
[102]《资治通鉴》卷202，第6396页；关于吐谷浑衰落的最好的论述，见加布里埃拉·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关于西藏内部的历史，见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东京，1958—1959年）；J.巴科：《西藏历史介绍》（巴黎，1962年）；石泰安：《西藏文明》（伦敦，1972年），第56—64页。
[103]《资治通鉴》卷202，第6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