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处在内战前夜的帝国
蒙古帝国在蒙哥的统治下达到了势力的巅峰。他有效地集中了帝国的权力，并且因此得到所需的资源用以完成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对西亚及高丽的征服，把蒙古人的统治扩展到了中国西南部，并开始了对宋的战争。但即使他有着如此众多的成就，蒙哥仍应对在他死后立即出现的倾轧和冲突负有重大责任。作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蒙哥由于在任命上的错误和疏忽，给统一的帝国播下了造成其永远分裂的内战（1260—1264年）的种子。
在这些错误中最具破坏性的是蒙哥没有在他自己家庭内部指定一个无可置疑的继承人。众所周知，蒙哥从未对继承人问题表态。他或许曾经有意暗示他的幼弟阿里不哥有优先权，因为在蒙哥于1258年启程前往南方的时候，阿里不哥被留下管理哈剌和林。但如果这确实是他的意图，那么考虑不周而且不可理解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昭示天下，明确他的选择，或者加强阿里不哥的权势。所以，这种含糊的状况导致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了继位的权利而斗争。拖雷系的分裂进而给其他支系那些心怀不满的成员提供了一个重申和提出各不相同而且经常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的良好机会。
幸存下来的察合台系诸王仍然承受着因为蒙哥对他们家族大清洗所带来的痛苦，乘机迅速地在突厥斯坦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独立汗国。1260年。察合台的一个孙子阿鲁忽轻易地废黜了拖雷系指定的察合台系首领、他的堂兄弟木八剌沙。此后，对阿富汗斯坦和东突厥斯坦抱有野心的察合台汗国几乎不间断地与伊朗的伊利汗国以及中国的大汗作战。
窝阔台系对于1251年的事件更加怨恨，同样表示出了独立的姿态。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一个对帝国权力表示蔑视的。1256年，他逮捕了一个大汗派来的使者，并且拒绝将其送回宫廷。当时，蒙哥大概正专注于指挥即将爆发的攻宋战争，所以没有对反叛的宗王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当继承权之争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间爆发的时候，海都尽其所能促使争端激化，希望能够使拖雷家族彻底崩溃。[125]作为窝阔台系一员，他自然认为大汗的位置是他家族的专有之物，而且他首次（在1269年）组织起一个中亚蒙古宗王的联盟，以对抗忽必烈及其继任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4世纪初期。在被迫对海都进行长时间而且代价昂贵的战争的忽必烈看来，蒙哥没有在窝阔台系的维护者们最初显露出反叛的迹象时将其扑灭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大错。
在术赤王国，也有麻烦在酝酿。拔都在1255年左右死去，他的两个短命的后裔经过蒙哥的批准后先后即位，先是他的儿子撒儿塔（在位时间约是1255—1257年），而后是他年幼的孙子兀剌赤（在位时间约是1257年）。兀剌赤死后，拔都的一个兄弟别儿哥登上汗位，同样获得了蒙哥的准许。别儿哥刚刚昄依伊斯兰教，1260年的时候，他支持阿里不哥，并且发动了对忽必烈的同盟者伊利汗旭烈兀的战争。一些当时的穆斯林历史学家[126]把别儿哥对伊利汗的仇恨归结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无法容忍在伊斯兰世界长期以来的宗教中心巴格达发生的暴行和破坏，但是他对旭烈兀不满的真正原因是关于外高加索的支配权。1252年，蒙哥将格鲁吉亚（曲儿只）[127]封给别儿哥，但是旭烈兀出于对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度的贪心，对术赤系宗王在该地的权利置之不理。这一侮辱激怒了别儿哥，他与伊利汗的主要敌人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结盟，于1262年侵入伊朗。一个有着蒙古皇室血统的宗王为了与另一个蒙古汗王争夺而与异族势力结盟，这是第一次。
1260年的继位危机使大部分在蒙哥时代隐藏在假象之后的、蒙古诸王间的个人恩怨和领土争端迅速地暴露了。1264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的决定性胜利未能根除深层的分裂。充其量恢复起来的团结也是暂时的，而且非常脆弱。无论如何已经有四个独立的汗国分别存在，各自追求自己单独的利益和目标。只有伊利汗国对忽必烈保持着忠诚，依旧承认居于中国的大汗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即使是他们，也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的时候行使着广泛的自治权。四大汗国彼此间继续相互影响，直至进入14世纪。他们都是作为主权国家而存在。他们之间缔结联盟，互相攻伐，交换使节，进行商业贸易。以元朝的中国和伊利汗的伊朗为例，他们之间有着文化和科技互相影响的大量计划。但是四大汗国再也没有在某次共同的军事行动中齐心协力。进攻南宋和阿拔斯哈里发国是蒙古帝国最后一次联合军事行动。蒙古人将所有已知世界置于他们统治之下的企图，从未能实现。
[1][168]韩百诗：《成吉思汗》，第7—22页，充分探讨了12世纪蒙古诸民族的历史和分布情况。这部分我已直接引用。虽然这一成果为一般性的概述，但它建立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之上。
[2]关于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见[228]札奇斯钦、保罗·海尔：《蒙古社会与文化》，第19—72、245—296页；[525]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39—158页；[24]伊丽莎白·E.培根：《斡孛黑：欧亚大陆的社会结构研究》，第47—65页。
[3]见[291]拉迪·保罗·林德纳的论述：《什么是游牧部落？》。
[4][231]道格拉斯·L.约翰逊：《游牧生活的特性：西南亚和北非游牧民的比较研究》，第1—19页，讨论了游牧连续运动的概念。
[5]这几点札奇斯钦作了非常清楚地说明，见[227]《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往来和冲突》。
[6]在[25]《匈奴帝国联盟：组织结构与对外政策》，第45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游牧部落联盟是在与游牧部落相邻的定居国家的外来刺激下形成的，而不是内在发展的结果（即阶级结构变化的结果）。与之相反的观点，参看[339]S.纳楚克道尔吉：《中亚游牧民族中的社会组织及其发展》。
[7]对蒙古人及相关群体的人种起源进行最广泛讨论的，是[520]L.L.维克托罗娃的《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亦见[263]克恰诺夫，《6—12世纪上半叶的蒙古》；[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吗？》；[169]韩百诗：《成吉思汗先世史：以汉、蒙文史料及拉施特的记载为依据》。
[8]蒙古语言及其与契丹语和鲜卑语的关系的早期历史，可参阅[290]路易斯·李盖蒂：《拓跋语：一种鲜卑语》；和[239]卡拉：《蒙古游牧民的书籍》，第8—13页。
[9]见[76]柯立夫译：《蒙古秘史》，第1—42节（第1—10页），以下简称《秘史》。关于蒙古人与突厥人及其他内亚民族起源的神话比较，见[464]丹尼斯·塞诺尔：《传说中的突厥人的起源》。
[10][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77—197页，提供了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最详细的记载。
[11][76]《秘史》，第52节（第11页）。
[12][485]田村实造：《蒙古族起源的传说和蒙古人迁徙的有关问题》，第9—13页，收集、翻译和分析了有关这些冲突的汉文材料的绝大部分。另外的记载，请参阅[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0，la；卷12，2a、3a。
[13]N.伊斯拉克讨论了12世纪蒙古人“国家”的状况，见[218]《蒙古封建制的形成》；简一菲立浦·戈理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见[153]《成吉思汗前的蒙古族（12世纪）》；亦见[334]尼古拉·蒙库耶夫：《古代蒙古人简述》。
[14]有关铁木真的出生日期，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281—288页（译者注：中国学者多认为铁木真出生于1162年）。
[15]有关这一情况，见[217]弗吉克·伊索诺：《“安答”关系初探》。
[16][76]《秘史》，第123节（第55页）记载说，这时的铁木真被授予了更崇高的成吉思汗的称号（海洋般的统治者）。但似乎更可能的是，在他统一蒙古诸部后，于1206年后这一称号才被授予。
[17]见[168]韩百诗：《成吉思汗》，第47、57页。
[18]虽然进攻塔塔儿的日期被金朝的材料所证实——见[375]伯希和与韩百诗译注：《圣武亲征录》，第1集，第195—199页——但王汗复辟的时间仍有分歧。[409]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在《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活动》第48—49页论证说，王汗的复辟直到1197年才发生，因而他没有参与1196年对塔塔儿的战争。[761]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第104—105、107—108页，主张王汗参与了对塔塔儿的进攻，然后流亡，后来于1198年在铁木真的帮助下恢复了权力。按我的意见，王汗的流亡和复辟均发生在1196年以前，而不是以后，不管怎样，他肯定参加了1196年对塔塔儿人的进攻。
[19][76]《秘史》，第133节（第62页）。关于蒙古文化中复仇的重要性，见[64]拉里·V.克拉克：《〈蒙古秘史〉的复仇主题》。
[20]这个有些令人费解的头衔，也许来自契丹语。伯希和在[373]《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曾详细地加以讨论，见卷1，第291—295页。
[21]关于1199—1202年间成吉思汗战争的年代，材料来源中有相当多的混乱。本节的叙述我采用了韩百诗重新订正的年代，见[168]《成吉思汗》，第61—76页。
[22]我对从成吉思汗由桑昆手中逃脱，到数月后他最后战胜王汗的诸事件的描述是以柯立夫的透彻研究为基础的。见[72]《班朱尼誓约的史实性》，第378—381、387—392页。
[23]亦见[409]拉契内夫斯基的重新整理，《成吉思汗》，第64—68页。他论证说，铁木真在发现桑昆的阴谋后，首先跑到合剌合勒只惕沙地，在那儿，他被克烈人击败，然后，他和他的人数不多的残余支持者们到班朱尼避难，在那儿进行了盟誓。
[24]关于草原历史中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见[318]拉里·摩西：《内亚联盟形成过程的探讨》，第115—117页。
[25]蔑儿乞人与乃蛮人各种形式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219年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26][76]《秘史》，第123节（第55页）记载说，远在1206年忽邻勒台之前，铁木真就得到了这一称号。如果这是确切的话，后者的会议只不过是重新确认了这一长期保持的称号。然而，我更倾向于拉施特对这一事件的描述，这里有两点理由：首先，铁木真在他统一蒙古之后，比在这之前获得这一崇高称号似乎更合乎逻辑；其次，《秘史》常常年代错误地使用称号。
[27][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08页。晃豁坛氏族的帖卜·腾格里，亦以阔阔出而知名，是铁木真的一位早期支持者和有影响力的顾问。他于1206年的忽邻勒台后，在挑拨成吉思汗与他的弟弟拙赤合撒尔的不和的企图暴露后不久失宠。在成吉思汗的明令下，这位一度强有力的萨满在一次摔跤比赛中被蒙古统治者的另一位兄弟铁木哥斡赤斤杀死。有关这一情节，参看[429]让—保罗·鲁：《成吉思汗朝的萨满》，第424—427页。
[28]即使它的成员包括许多异族的、毫无联系的种族群体，联盟中的领导部落仍然把它的同一种族（ethnonym）（已成为有政治色彩的）加于全体之上，这是游牧政策的典型事例。
[29][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4—38页。
[30][385]帕维·鲍查：《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复原及其内容》；[742]刘铭恕：《元代之户口青册》。
[31][653]宋潦等编：《元史》，卷124，第3048页。
[32][76]《秘史》，第202节（第141—142页）；[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99—413页。
[33]有关蒙古军队的武器、训练与纪律，见[463]丹尼斯·塞诺尔：《内亚的战士》和[465]丹尼斯·塞诺尔：《论蒙古的兵法》。
[34]成吉思汗于1220年指定哈剌和林作为他的首都，但直到窝阔台时期的1235年才开始营建都城，见[653]《元史》，卷58，第1382页。
[35]有关蒙古人意识形态的开拓性研究是[529]埃里克·沃格林的《1245—1255年招降欧洲君主的蒙古令旨》。亦见罗依果的重要文章[395]《论成吉思汗的帝国思想基础》。
[36]关于与突厥类似的观念，见[158]彼得·B.戈尔登：《西欧亚大陆前成吉思汗游牧部落的政治组织和国家观念》。
[37][42]保罗·D.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3—68页。
[38]有关这一情节，见[13]托巴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46—248页。
[39]有关对金朝的战争，见[301]亨利·D.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
[40][76]《秘史》，第248节（第184—185页）；[227]札奇斯钦：《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往来与冲突》，第198页。
[41]关于契丹人反抗金朝的起义，见[225]札奇斯钦：《契丹反对女真压迫的斗争：游牧与农耕》。
[42]巴托尔德详细论述了西征，见[29]《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55—457页；[380]I.P.彼得鲁合夫斯基：《1219—1224年蒙古军在中亚的远征及其后果》。
[43][76]《秘史》，第239节（第173—174页），错误地将术赤对森林诸部的战争系于1207年。对《秘史》年代混乱的考释，见[372]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第1卷，第5、57页（注39）、第60页（注58）。
[44]黄时鉴仔细地计算了木华黎能够使用的军队的数目，见[847]《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对战役的叙述，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第45—55页；以及[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第239—282页。有关1217—1225年蒙金战争中宋朝的作用，见[379]查尔斯·A.彼得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年宋的对外政策》，第204—220页。
[45]在准备这一节时，我主要参考的是[391]罗依果的精辟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46][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第128—132页。
[47][598]赵珙：《蒙鞑备录》5b；[164]E.海涅什、姚从吾编译：《〈蒙鞑备录〉与〈黑鞑事略〉》，第35页（以下简称海涅什编译本）。
[48][598]赵珙：《蒙鞑备录》，13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79页。
[49][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335—336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卷，第965页。
[50][653]《元史》，卷153，第3609页，记载刘敏于1223年被任命负责燕京（中都）地区的税收。这也许表明一个更有序和熟练的征税体制在这时已被引进某些固定地区。但在13世纪30年代的财政改革之前，总起来说，还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中央控制下的统一有序的税赋征收计划在中国北方存在。
[51][555]姚道中：《丘处机与成吉思汗》。
[52][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第283—308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04—330页；[262]克恰诺夫：《蒙古—西夏之战与西夏的灭亡》，第46—61页。
[53][76]《秘史》，第254—255节（第189—197页）；404]《史集》，第1卷，第443页；[38]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页。
[54][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31页；[18]波义耳英译本，第1卷，第42—43页；[29]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92—393页。
[55][404]《史集》，第1卷，第399—417页，提供了每个单位的完整分配细目。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细目表“仅仅”包括在蒙古本土发展起来的那些军队。虽然缺少细节，但很明显，除了4000人的“蒙古军”作为基干外，三个较年长儿子中的每一个还有被征集起来的辅助军队供自己调遣的权力。这样，1227年术赤、窝阔台和察合台所控制的军队的数量实际上要比拉施特记载的要多出许多。有关进一步的探讨，可参阅[470]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力与波斯的人口》，第273—275页。
[56][653]《元史》，卷115，第2885页。
[57][76]《秘史》，第269节（第209页）；[11]《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44—149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183—189页；[653]《元史》，卷2，第29页。有关窝阔台的新称号，见[393]罗依果：《汗、合罕与贵由的印》，第272—281页。
[58][12]托马斯·T.爱尔森：《西征的前奏：1217—1237年蒙古对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军事行动》。
[59][280]加里·莱迪亚德：《蒙古入侵高丽及〈蒙古秘史〉的成书时间》，第1—16页。
[60][76]《秘史》，第269节（第204页），记载保卫成吉思汗的那些卫士在窝阔台登极后被分给了他。虽然大部分怯薛确实分给了窝阔台，但[406]《五世系表》（一份未出版的有关拉施特《史集》的家庭资料），手稿1051—106r，127r—1，提供了一个很长的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继承人的世系表，指明成吉思汗的“个人千户”转到了拖雷手下，这是怯薛中最精锐的军队。参见[404]《史集》，第1卷。第555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63页。
[61]《元史》，卷120，第2961页。
[62]关于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关于达鲁花赤与八思哈之间可能的联系，见[519]伊斯特万·瓦撒理：《八思哈制的起源》。
[63][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剌的汉—契丹管理机构》，第一次指出了他称之为“共有的卫星式行政管理”的这些行省机构的性质，并追溯了它们的发展。
[64]有关这一家族的简史，见[7]托马斯·T.爱尔森：《马合木·牙老瓦赤》。
[65][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66][196]萧启庆：《严实，1182—1240年》，第119—122页。
[67]有关耶律楚材的财政与行政改革，见[399]罗依果：《耶律楚材》，第201—207页；[333]尼古拉·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第34—36页。
[68]《元史》，卷2，第36页。
[69]早期蒙古财政制度的最全面记载保存在[599]《黑鞑事略》，13a—b。该书由彭大雅、徐霆撰写，两人都是宋朝的使者，于1234—1236年游历过中国北部。对该书的翻译与相关部分的研究见[442]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第312—318页。
[70][5991《黑鞑事略》，10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133页。
[71][599]《黑鞑事略》，15a—b；[144]海涅什编译本，第152页。
[72][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65—166、170—177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09—210、213—215页。
[73][653]《元史》，卷2，第35页；卷95，第2414页。
[74]关于这个时期儒生的处境，见[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75][653]《元史》，卷2，第36页；[601]《圣武亲征录校注》，106b。
[76][653]《元史》，卷2，第37页。
[77]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北部状况的简要叙述，见[609]姚燧：《牧庵集》，卷15，4a。
[78][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56—157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198—199页。
[79][35]见波义耳：《窝阔台汗的葬地》。
[80]这个原则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并不适用，因为他的正妻孛儿帖，有可能即位的诸子的母亲，已在他以前死亡。而且，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疾病时间短暂，他的次妻中没有人有机会在宫廷中建立自己的权势。
[81]很可能她的实际称号不是“六皇后”而是“大皇后”，即她的蒙古称号也可合敦（YekeKhatun）的直译。显而易见，这一错误是13世纪时在汉人作者中产生的，因为“六”和“大”在字型上是相似的。见[397]罗依果：《论脱列哥那1240年的旨令》，第42—43页。
[82][653]《元史》，卷2，第38页。
[83][445]M.A.塞非迪尼：《具有大蒙古国别乞铭文的钱币》。
[84]关于草原民族中继承斗争的性质，见[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
[85][404]《史集》，第1卷，第445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页。
[86][76]《秘史》，第275—276节（第215—217页）。
[87][404]《史集》，第1卷，第523—52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页。
[88][467]R.A.斯克尔顿译：《芬兰地图及其与鞑靼的关系》，第84页。
[89][87]道森：《出使蒙古记》，第25页。
[9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09页；[18]波义耳译本，第254—255页。
[91][610]程钜夫：《雪楼集》，卷25，17b。
[92][87]《出使蒙古记》，第66一67页。关于他的阿塔毕称号，见[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3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59页。
[93][653]《元史》，卷122，第3012页；[609]姚燧：《牧庵集》，卷19，10b—11a。
[94]关于这次登记的详情和史料，见[8]托马斯·J.爱尔森：《1245—1275年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6—38页。
[95][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51，20b—21a，叙述了1247—1249年之间几次这样的突发事变。
[96][404]《史集》，第1卷，第57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8页。
[97][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83—85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603—604页。
[98][653]《元史》，卷2，第39页。袁桷也注意到了贵由计划对拔都的进攻，见[611]《清容居士集》，卷34，24b—25a。
[99]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6页，关于“勇士”的详述。
[10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7—218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3页。
[10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9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4—265页。译文引自波义耳书。（译者按：此处译文引自中译本上册，第310页。）
[102][638]《大元马政记》，29b—30a有关译文见[33]鲍登和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54—255页。
[103]关于她非凡经历的描述，见[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第158—166页。
[104]关于这次忽邻勒台的日期，有1249年或1250年的不同记载。见[371]伯希和：《蒙古与教廷》，第3卷，第199—201页，注3。
[105][653]《元史》，卷3，第44页。[403]拉施特：《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40一141页。
[106]这段情节在多种独立的资料中详细叙述，例如，[653]《元史》，第3056页；[87]《出使蒙古记》，第147—148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39—47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574—579页。
[107][439]撒亦夫·伊本·穆哈默德：《也里州志》。
[108][87]《出使蒙古记》，第203页；[249]刚扎克茨·乞剌可思：《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史》，第236页。
[109]这是W.巴托尔德在[28]《突厥斯坦史》中的论点，见第2卷，第一部分，第148页。
[110][653]《元史》，卷3，第54页。
[111]这一部分是以我的论文[6]《蒙哥汗时期的护卫与统治机构》为基础写成的。
[112]据1254年访问蒙哥的鲁不鲁乞记载，蒙古人因他们的成就而骄傲，他们的远征将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向他们投降。见[87]《出使蒙古记》，第149—150页。
[113]这些措施的相同记载见于[653]《元史》，第45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75—78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598—599页。
[114][653]《元史》，卷4，第51页；[403]《史集》，第154页。
[115][8]见爱尔森：《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8—52页。
[116]关于赋税种类的演变，见[469]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117][28]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史》，第149页，首先指出蒙哥使赋税货币化的努力。
[118][87]《出使蒙古记》，第144、169—170页。
[119]此次战役的详细探讨见[36]《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340—352页。
[120][468]约翰·M.史密斯：《爱音扎鲁特：马鲁克的胜利或是蒙古的失败？》。
[121]汉文文献中有关这次战役的最详细报告.可在此次行动的指挥兀良合台的传记中见到，见[653]《元史》，卷121，第2979—2981页。亦见[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4卷，第316—319页。
[122][404]《史集》，第2卷，第685页。
[123]关于忽必烈的改革以及其后与大汗的对抗，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285—294页；[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第25—28页。
[124]关于他死亡的原因，见[462]谢尔盖·什科里尔：《火炮前的中国砲》，第336—337页，注18。
[125][653]《元史》，卷153，第3619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126—127页。
[126][312]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430—431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卷，第1255—1257页。
[127][653]《元史》，卷3，第45页。汉文曲儿只可以追溯到格鲁吉亚的典型波斯语和阿拉伯语Gurj，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卷，第738—7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