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的第二次统治：天顺时期，1457—1464年

很少统治时期的事件能像天顺（顺从天命）时期的事件那样使人对其年号产生如此彻底的误解。在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和迅速完成的政变以后，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算旧账。报复和仇恨似乎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在前一皇帝统治时期已有牢固根基的领导集团遭到彻底而残酷的清洗。中国历史学家有充分理由赞美为明朝救世主的于谦被指控为严重叛逆，这一指控体现了其政敌的仇恨和恐惧心理，这些人甚至要他受凌迟处死之苦。但是，皇帝最后减轻了对他的判决；他与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文及四名大太监（王诚、王瑾、张永和舒良）一起在2月16日被公开斩首。资深的大学士陈循、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大学士萧鎡和商辂及其他人被削夺官职，有的人被判去戍边。户部尚书张凤和其他大臣被调任无实权的职务，或者像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石璞、剩下的最后一名大学士高榖及大太监兴安在不久以后被迫退隐。曾经反对另立皇太子和在景帝朝廷作为元老留任的王直最后获准退隐。唯一留任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翱。

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谦和王文之死的那种赤裸裸的不公正现象普遍地惊讶不已：整个中国也承认他们为先烈。只过了九年，于谦被追封了原来的官衔，并取消了对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几个世纪以后，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要到北京东部为纪念他而建立的祠庙中祈求于谦在天之灵给予他们能否中举的某种征兆。

重建另一个“新政体”

经过对高级官员这样广泛的清洗以后，政变导致了职务的大量提升和变动。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徐有贞被任命为首席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同时封为武功伯；为首的将军石亨被封为忠国公，他的臭名昭著的腐化的侄子石彪被封为侯；宦官将军曹吉祥被提升为司礼监提督太监，这样就成了宦官集团的首脑和北京京师卫戍部队的总指挥。他的养子曹钦被封为伯爵，几个侄子都担任了高级军事指挥。其他的政变参与者也得到预期的封赏。御史杨善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王冀被封为世袭食邑的侯，并在退隐前短时期地任兵部尚书；张軏也得到封邑。除了这些有名的人物外，一批次要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也要求并得到了爵位或职位，其滥封的程度甚至引起了朝廷和整个官场的普遍不满。

反作用很快来临。徐有贞不久就到处伸手。政变后只有四个月，即在1457年6月28日，他因被控“滥用权力”而被捕，最后由于他的同谋（主要的是曹吉祥）的阴谋，他被发配外地。三年以后，在1459年11月，个人的骄奢淫逸已成为公开丑闻和其专横终于使他失去了皇帝支持的石亨，因在一件贪污案子中与石彪有牵连而被命令退隐。但是随着更多的犯法行为的暴露，他被审讯并在1460年3月8日死于狱中。他的侄子石彪和其他的亲戚被处死。在1457年的一件臭名昭著的侵吞土地的案子中与石亨有牵连、但已设法使此案变得对自己有利的曹吉祥，这时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尤其是因为负责调查罪行的锦衣卫指挥逯杲是一个敌对集团的成员。1461年他和他的几个侄子和养子曹钦——曹钦处于这些人之间，控制着北京的全部卫戍部队系统——计划谋反。

起事定在8月7日，由曹钦带头，但是阴谋被忠君的将领孙镗和吴瑾得知，他们向皇帝禀报了。曹吉祥被捕。曹钦杀死了逯杲，试图猛攻皇城，但是虽然他的士兵杀死了吴瑾并攻破了一座城门，他们却失败了。到拂晓时刻忠君的士兵打败了叛乱者，叛乱就此结束。曹钦自杀。曹吉祥与他的几个侄子和支持者一起被处死，他的大量财产被充公。随着曹吉祥之死，1457年带头发动政变的那个集团彻底地被消灭了。

皇帝对他的复辟和复辟后的事件的无情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为所欲为的强烈特征，这一特征在明代的几个统治者身上经常表现了出来。但是，当政变出人意料地把他重新扶上皇位时仍不过30岁的英宗所经历的人世沧桑，却足以解释他的专制的行动。他登基时毕竟是一个儿童，并且经历了被俘、被废黜以及他的老师王振和他的支持者之死和死后被人唾骂等事件。然后他又在他兄弟统治下蒙受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以外之耻。所以他采取强硬的措施以确保稳定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不足为奇了。一旦他兄弟的支持者被当作国家的敌人而被肃清，英宗似乎已采取行动，把一些能重新稳定朝廷和政府的干练官员安排到政府的重要职位上，而那些在1457年为他策划政变的人一旦表现出超越他们权力的举动，就立刻被除掉。

在他复辟的最初几个月以后，他的大臣和主要朝廷官员竟不同寻常地很少变动。在他统治时期，1458年以后，没有重要的大臣被罢官，重要的部的一切人事变动都是退隐或自然死亡的结果。内阁的情况也是如此，内阁中多才的三人小组李宪（1408—1467年）、彭时（1416—1475年）和吕原（1418—1462年）在整个英宗统治时期一直任职（吕原在1462年他去世前在职）。英宗逐渐依靠以下三人来指导行政：李宪，主要的大学士；王翱，老资格的吏部尚书，英宗对他特别敬重和有感情；马昂（1400—1476年），1460年被任命的兵部尚书。此外，几个户部尚书，特别是1460年任此职的年富，都颇有政绩。

石亨和曹吉祥流产谋反的失败，对正常的施政没有什么干扰。受影响最大的却是这两名将军在军界中的亲戚和他们的许多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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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更详细的论述，见牟复礼《1419年的土木之变》[400]，载《中国的兵法》，小弗兰克·A.基尔曼、费正清编（坎布里奇，1974年），第243—272页。

[2]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再版），170，第4545页；夏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年；1959年北京再版），26，第1049—1050页。《明史》兵志提供的数字是错的；参见《明史》，89，第2177页；又见富路特、房兆楹合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1609页。

[3]吴晗：《明代的军兵》[593]，《读史劄记》[594]（1956年；1961年北京再版），第106—107页；《明史》[41]，89，第2178页。

[4]关于这个问题及以下的内容，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514]（北京，1957年），第468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