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与分裂的喇嘛教地区

西藏在元朝与中国有着广泛的联系，但与明朝几乎没有外交关系。在蒙古王朝之下，西藏由元王朝任命的萨迦派的一个喇嘛和一名称为本钦的官员管辖。早期的蒙古统治者通过这些地方当局行使权力，维持着相当有效的控制，直到14世纪20年代为止。那时，继承皇位的争斗、经济上的失调、自然灾害等削弱了元王朝并使之崩溃。忽必烈汗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与八思巴喇嘛间的施主与僧侣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僧侣被授予治理西藏的权力，而蒙古汗则被承认其霸主地位并得到了宗教对其正统性的支持。忽必烈汗死后，蒙古汗与八思巴所属的西藏佛教萨迦派间的关系就不再那么亲密了。[51]

洪武皇帝建立明朝之时，西藏与中国几乎没有接触。促使与西藏恢复关系的因素是明王朝早期皇帝们对西藏佛教的兴趣。此外还对恰当地划分中国与西藏边界感兴趣，以结束边境上的敌对行动。再者，希望通过茶马贸易获得西藏马匹。[52]

如同早期的蒙古汗一样，明王朝第一位皇帝也被西藏的宗教迷住了。洪武皇帝早先在其父母亡故后曾进人佛教寺庙当和尚，后来又目睹了前王朝衰落之时佛教作为反元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因此他倾向佛教，并对西藏佛教的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最近的研究注意到，洪武皇帝“清楚了解佛教在西藏盛行及佛教在中国与西藏间建立联系的程度”[53]。他派遣一个叫宗泐的和尚出使西藏尽可能地搜集佛教典籍珍本。[54]同样，永乐皇帝也对佛教抱有好感，他篡夺权力之时曾得到姚广孝和尚的支持。

另一方面，有关西藏边界的争执也令中国当局苦恼。西藏并未对中国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早期的明朝时常引唐朝为例，强调来自喇嘛教地区的危险性。唐代早期和中期，西藏军队反复骚扰边境地区。明朝意识到现在的威胁来自蒙古人，因此西藏北部边界是至关重要的。明朝早期，中国与西藏边境反复发生小规模冲突，早期的明朝皇帝渴望消除动荡以缔造更为持久的和平。因此，早期明王朝寻求与西藏建立联系以防止这类冲突。

早期的明朝皇帝如同珍爱蒙古马一样珍爱西藏马。早在宋朝，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界沿线就开展了大规模的茶马贸易。政府垄断了茶叶，这使它得以掌握茶马交换的条件。西藏以茶为饮料，佛教礼仪也需要茶，渴求从中国得到砖茶。

虽然洪武皇帝派遣了第一个使者出使西藏，但永乐皇帝却是明朝第一个积极谋求扩大与西藏关系的皇帝。一些学者指出永乐皇帝成功地施行“分而治之”政策，瓦解了来自西藏的威胁。这种解释过分地强调了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在明王朝最初时期，西藏就已分裂为许许多多寺院集团，相互争权夺利，但没有哪一个集团或寺院占据主导地位。曾经得到蒙古人保护的萨迦派已不再是这里主要的宗教或世俗力量了。分裂是那个时期西藏的特征，而不是受中国政策的影响所致。[55]

永乐皇帝在寻求正统性、渴求马匹、确保边境沿线和平及更多地了解西藏的愿望的推动下作出努力，恢复与西藏的关系。1403年，他派遣侯显携带邀请噶玛噶举派（Karma-pa）第五世教主来中国的信件出使西藏。他给噶玛噶举派五世教主的信透露出了对西藏佛教的兴趣，也“反映出了他想把自己装扮成太祖（即洪武皇帝）和皇太后的孝子，为此他企图通过由噶玛噶举派教主这样的宗教显要人物来主持一项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的宗教仪式”[56]。显然，为其正统性寻求支持是推动他发出邀请的一个动机，五世噶玛噶举派教主接受了邀请。这位西藏僧人于1407年到达南京，朝廷为他举行了豪华盛大的欢迎宴会，并赐给精美的礼品。皇帝甚至专门为他及他的随从修建了一座寺庙。作为回报，五世噶玛噶举主教举行佛教仪式为皇帝已亡故的父母祝福，并给皇帝皇后讲经。他到达后两个月，皇帝赐给他大宝法王封号，元朝时曾赐给八思巴同样的封号。他以这种方式暗示他希望与西藏建立与忽必烈汗所开创的相同的关系，喇嘛的国度相应地处于附属国地位，噶玛噶举教主则为明王朝的代理人进行统治。五世噶玛噶举主教拒绝了这种关系而怂恿皇帝将封号赐给其他教派的领袖。[57]实际上，永乐皇帝广泛地向各个宗教集团赠赐封号和礼物并不是有意识地实施“分而治之”政策。

永乐朝时期，一批西藏僧人访华。永乐帝都给他们赏赐，赐给封号，并接受他们的宗教指导。但他未能说服西藏最有名望的僧人来这个中心王国。这个僧人，即宗喀巴，他在14世纪末对喇嘛卷入政治活动感到厌倦，创立了他自己的教派格鲁巴（意为“道德规范”）。该教派重视禅定和严格的寺院戒律，不提倡对世俗事务的参与。由于他驳斥许多与他竞争教派的世俗性，所以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很快被尊崇为这个地区的神圣。[58]永乐皇帝听说了他，1407年派使者劝他来中国，宗喀巴以旅途漫长艰难而他身体有病为由谢绝了邀请。1413年，永乐帝再次派太监侯显为首的使团出使说服这个僧人亲自来朝廷。宗喀巴再次谢绝邀请，为了不疏远中国皇帝，他派了他的一个门徒释迦也失前往明廷。1415年，这个西藏使团到达中国，受到了大肆渲染的迎接，并得到大量礼物。释迦也失则祈祷皇帝长寿，并表演魔术，举行宗教仪式作为回报。他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在他1416年离开时，朝廷赐给宗喀巴礼物，也赐给他金银器皿。永乐朝时其他西藏僧人也到过朝廷，得到银器、丝袍及锦缎、茶的赏赐。

永乐皇帝与西藏的交往大多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尽管西藏僧人的到来有益于皇帝政治上的正统性，但僧人使者们进行的活动主要是精神和宗教仪式方面的，几乎没有透露出政治方面的暗示。西藏的僧人们并不清楚他们是明朝的附属国臣民。他们的到来有利于商业，但几乎没有政治意义。皇帝向他们提出的惟一问题是重建驿站，以利于中国与西藏间的旅行和贸易。

明朝廷对于两地之间安全通行的兴趣来自对贸易，尤其是换取西藏马的愿望。中国朝廷历来不能饲养战马，不得不从外国获取。西藏人将马带至边境交换中国茶。对于各种品质不同的马匹和茶制定出了明确的交换比率，因此这是不折不扣的贸易而不是不公平的朝贡制度。设立的茶马交易机构（茶马司，下面予以讨论）用来监督和控制贸易。朝廷试图维持对茶的垄断，以便规定有利于中国的价格。但是，走私者常常搅乱和暗中破坏控制这项贸易的努力。他们以低于政府的价格向西藏人提供茶叶，有意打破政府的垄断。

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西藏人都未觉得他们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们无须中国居中调解而维持着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与蒙古的俺答汗的联系是最重要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格鲁巴派的领导人为了在与其他教派的竞争中增强其正统地位，与这个蒙古领袖会晤，并使他皈依，从而造成了建立一个令人生畏的联盟的趋势。17世纪早期，俺答汗的曾孙被挑选为四世达赖喇嘛时，这一联合似乎就要实现了。然而，蒙古与西藏的联合未能实现，蒙古的支持也没有立即导致格鲁巴派在与其竞争对手的争夺中取胜。达赖喇嘛确定无疑的霸主地位直到1640年代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军队粉碎了反对派之后才确立下来。[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