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与明王朝的覆灭
朝鲜人对于中国在丰臣秀吉战争中给予援助的负债感，以及努尔哈赤的崛起及其驻扎在朝鲜北部边界上的军队决定了1600年以后的朝鲜与明王朝的关系。宣祖的继承人光海国王处于持续不断的内部政治派别的压力之下，他必须在日趋衰落的明朝宗主与咄咄逼人的野蛮邻人间作出抉择。正如14世纪后期的情况已经证明了的那样，试图与两者都保持友好关系是不现实的。处于政治十分动荡之中的朝鲜，如果它支持明王朝，必然遭受又一轮侵略。这一回，对朝鲜的惩罚是由建州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来进行的。[45]
光海国王尽量推迟作出生死攸关的抉择，然而1619年明王朝号召他参与杨镐在辽东对努尔哈赤的战争。朝鲜忠实地听从号召，派出1万人的部队，在姜弘立（1560—1627年）的指挥下参加萨尔浒之战。姜弘立得到命令，如果情况不妙，就退缩不前，并投降。实际上，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并向满族人解释说，他们参加战争只不过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已。此时，满族关注中国甚于关注朝鲜，所以容许姜弘立及其部队平安地返回故土。
朝鲜不能含糊地放弃承诺了。在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后，1623年光海国王的朝廷围绕着国王对待明朝的冷淡态度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个问题的提出再次影响了政治斗争的结局，光海国王被推翻了。
满族人1621年夺取了辽东，阻断了朝鲜与明朝中国间的陆路，一个叫毛文龙（1576—1629）的中国将军[46]带领一支小部队逃到朝鲜，在鸭绿江口稍南的椵岛（《明史》记为皮岛。——译者注），建立基地，从这个基地组织队伍深入辽东骚扰劫掠，攻击满族人，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明朝的船队从山东直接给他运送补给。毛文龙以朝鲜国土为基地的多年活动，促使满族人确信必须武力征服朝鲜。可以说，毛文龙给满族人1627年入侵朝鲜提供了重要的理由。这次入侵后，即在朝鲜再次回避接受清王朝附属国地位之后，1636年入侵再度发生，最终有效地结束了朝鲜与明朝的官方关系。
对于朝鲜人来说，就如同对于中国人一样，满族的统治是个奇耻大辱。在满族征服中国及朝鲜顺从地向清王朝朝贡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朝鲜人民仍然对满族保持一定距离，而以敬慕之情深深地怀念明朝，与清朝的循规蹈矩的朝贡关系被保留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遗风遗俗所抵消：汉阳（原文如此，似应为汉城。——译者注）政府中的朝鲜官员仍使用明朝纪年来签署内部文书，穿着明朝服饰，采用明朝礼仪。与中国交接的边界沿线颁布了严格的法令禁止人们在无人之地居住，以便阻止朝鲜人与中国一侧的邻人混合。贡使仍然同明朝时一样取道前往北京，进行贸易，写下详细的日记。朝鲜王朝用朝贡买得了清朝的不干预，他们宁愿生活在平静与孤独之中，直到1876年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时，半岛的大门才洞开。[47]
（吕昭义 译）
[1]关于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的一般性原则，参看全海宗：《清代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研究》，见费正清编著的《中国的世界秩序》（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8年），第90—111页；关于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发展的考察，参看全海宗：《韩中关系研究》（汉城，1970年），该书有一个英文的总结，第250—255页；崔瑞德、米切尔·洛伊编：《剑桥中国史》（纽约，1986年）第1卷，《秦汉帝国：公元前221—220年》（《剑桥中国秦汉史》），第446—451页；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纽约，1979年）第3卷，《隋唐时期的中国：589—906年》（《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部分，第134—147页；崔瑞德、赫尔贝特·弗兰克：《剑桥中国史》（纽约，1993年）第6卷，《异族政权》（《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00—104、219—229、283、400—405、436—437、473页。
[2]《明人传记辞典》，第1598—1603页。
[3]富路特：《朝鲜对中国历史记载的干预》，见《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第68期（1937年），第27—34页。
[4]“功臣”这个词在朝鲜历史上的使用与中国一样。就朝鲜王朝来说，功臣名录的设立是为了奖赏那些太祖（1392—1398年）、定宗（1398—1400年）、太祖（原文如此，应为太宗。——译者注）（1400—1418）的忠实支持者。奖赏通常是赠给土地和奴隶，但大都被任命为高级官员。
[5]《明人传记辞典》，第1594—1598页。
[6]末松保和：《高丽朝末朝鲜朝初的对明关系》（汉城，1941年），第140页。
[7]《明史》，第320卷，第8284页。
[8]《大明会典》，第105卷，第4页。
[9]加里·K.莱迪亚德：《1488—1887年400年来朝鲜到中国的旅客》，见《朝鲜不定期论文集》，2期（1974年3月），第4页。
[10]鱼叔权：《考事撮要》（1613，奎章阁丛书7，影印本，京城帝国大学[汉城]，1941年），第12b—14b页。
[11]威廉·R.肖：《儒教国家的法律准则》（伯克利，1981年），第4—5页。
[12]李铉宗：《对明关系》（汉城，1973年），第324页。
[13]《明人传记辞典》，第559—560页。
[14]郑麟趾：《高丽史》（1454年；1972年汉城再版），Kwon（chuan）第5页下。
[15]《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白山本，1400—1445年；1603—1606年第二次印刷；摹印本，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摹印本，汉城，探求堂，1968—1970年（14），第15b—16、第16b—17页。
[16]《明人传记辞典》，第1596—1597页。
[17]《明人传记辞典》，第259页。参看詹姆士·斯卡思·盖尔对董越日记的译文《汉阳》，见《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Ⅱ卷（1902年），第35—43页。
[18]《明人传记辞典》，第1065—1067页。
[19]《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0卷，第12b页。
[20]《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2卷，第24b页。另见司律思：《永乐朝（1403—1424年）的中国与女真关系》（威斯巴登，1955年），第42—61页。
[21]莫里斯·罗萨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见《康奈尔大学东亚论文集》，第26辑（伊萨卡，1982年），第35页。
[22]《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1卷，第21b页。
[23]参看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明朝：1368—1644》第1部分（纽约，1988年），第322—331页。
[24]《明实录·武宗实录》（台北，1964年），第33卷，第3页
[25]《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7卷，第4b页。
[26]李铉淙：《对明关系》，第333页。
[2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40卷，第26b—27页。
[28]末松保和：《高丽朝末朝鲜朝初的对明关系》，第178—181页.
[29]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辑，1期（1936年），第55—77页。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所载刊物同前。
[30]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辑（1948年），第165—176页。
[31]《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6卷，第38—39页。
[3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26卷，第15b页。
[33]《明史》，第320卷，第8285页；《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68卷，第8b—9b页，完整地记述了她们在中国效劳的生活。
[34]关于对丰臣秀吉大陆帝国思想的研讨，参看玛丽·伊丽莎白·贝里：《丰臣秀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82年），第206—217页；丰臣秀吉1590年给朝鲜国王宣祖的信，见久野吉（音）：《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伯克利，1937年），第1卷，第302—303页；另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367—374页。
[35]《明人传记辞典》，第728—733页。
[36]《明人传记辞典》，第1591—1594页。
[37]李基白：《新编朝鲜史》，爱德华·W.瓦格纳、爱德华·J.舒尔茨译（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84年），第209—215页。
[38]关于这种舰艇的说明，参看霍勒斯·安德伍德：《朝鲜的船舰》，见《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第23卷（1934年），第71—84页。
[39]《明人传记辞典》，第830—835页。
[40]久野吉（音）：《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第1卷，第328—332页。
[41]加利·K.莱迪亚德：《1598年朝鲜的安全危机：儒家的国家安全模式》，哥伦比亚大学朝鲜问题研讨会论文（1980年12月）第19页以后。
[42]《明人传记辞典》，第966页。
[43]《明人传记辞典》，第167—174页。
[44]埃德温·O.赖肖尔、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年），第332—333页。
[45]加里·K.莱迪亚德：《中国—满洲—朝鲜三角中的阴阳关系》，见莫里斯·罗萨比编著：《中央王国及其处于平等地位的邻邦，10—14世纪》（伯克利，1983年），第328—330页。
[46]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华盛顿特区，1943年），第567—568页。
[47]关于这一日本订立的条约对中朝朝贡关系的影响，见芮玛丽：《清朝外交的适应性：以朝鲜为例》，见《亚洲研究杂志》，第17辑，第3期（1958年5月），第363—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