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关于广州贸易史和鸦片战争史的文献材料是很丰富的。除了在对第五章的书目介绍中提到的原始资料外，还有一些加有注释的外交文献集，如蒋廷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本）、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年）》和郭斌佳的《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陶希圣的《列强侵略》（四卷本）由国民党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委员会出版，其中所收文章和回忆录是北京的论述鸦片战争的文集（齐思和编的《鸦片战争》）所没有的。

比鸦片战争更早的中国和西方的外交关系，普里查德在其1936年出版的《英中关系的艰难岁月（1750—1800）》一书中作了部分论述，并阐明了欧洲人的观点。在费正清所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一书中的许多出色文章对中国的外交事务概念作出了更加新颖的评价；而费正清的杰作《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一书中的开头几章，对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作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评论。

马士在其《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五卷本）一书中，几乎确凿有据地详细记述了19世纪以前贸易的背景。格林堡在其《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一书中，对散商的“港脚贸易”作了精辟分析，此书是根据剑桥大学的查顿档案研究写成的。对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最优秀和最概括的研究著作是德米尼的权威著作《中国与西方：18世纪的广州贸易》（共三卷，对开本）。

有许多论述广州行商的有价值的著作。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法国汉学家考尔迭写的《广州行商》，载于《通报》。梁嘉彬根据中文材料写了一部内容非常广泛的著作《广东十三行考》，在1937年出版。后来，巴苏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为《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对1800—1840年加尔各答和广州的比较研究》，此文详细叙述了行商和其他商业团体（如印度商人、波士顿的私人商行和塞勒姆私人商行）之间的关系。张荣洋有一篇重要文章，题为《对1784—1834年中国贸易和财政的再评价》（载《商业史》杂志1965年1月号），此文也强调指出了这些贸易关系和广州贸易中私人汇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上述许多论著都着重叙述了鸦片对于散商和公司进行的对华贸易具有的重要性。欧文在《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鸦片政策》（1934年出版）一书中对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政策作了详细研究。三年后，科斯廷出版了他的《1833—1860年的英国与中国》，其中颇为谨慎地论述了鸦片问题。韦伯斯特爵士的《巴麦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两卷本）一书后来从英国自由派运动的观点考察了中国问题，因而强调的是英国的国内政治问题，而不是鸦片贸易对英国政府经济上的重要性。然而，上面提到的格林堡纠正了这个偏差。最后，研究鸦片问题的最有权威的著作是斯宾士的《清代吸食鸦片概况》，此文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张馨保的重要著作《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一书，详细考察了中国对鸦片贸易的反应。还有一本用中文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写的优秀传记，即林崇墉的《林则徐传》，其中相当详尽地叙述了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鸦片战争本身引起当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在西方，像奥赫特洛尼的《英国的对华战争》和伯纳德的《1840—1843年复仇女神号航行和服役记事》（均出版于1844年），都生动地描述了冲突情况。在这两部书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系列生动地描写鸦片战争的军事史书，首先是1946年出版的科利斯的《外国泥淖》，接着是1964年出版的贺尔特的《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最后是比钦的《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在这类英文著作中，写得最好的是费伊的《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一书，此书把军事史和对社会及政治的精辟分析结合了起来。

也有战争参加者所写的中文回忆录。林则徐本人的《林文忠公全集》（两卷本）内有当时的日记以及给朋友的书信和呈给清帝的奏折。林则徐的顾问们也写了有关鸦片战争的历史，如梁廷楠的《夷氛记闻》，以及魏源《圣武记》中的部分章节；派克在1888年已将它们的一部分译成英文，书名为《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记述》。1851年，夏燮发表了他的《中西纪事》一书，此书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史作了更加全面的叙述，而且包括许多第一手材料。在先前提到的一些文献集子和阿英的《鸦片战争文学集》（两卷本）中还有当时其他一些记述，其中有些内容（包括林则徐日记）已被译成英文，收于韦利的既富于同情心而又引人入胜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一书中。

蒋廷黻的几篇著作对于缔结《南京条约》的历次谈判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他用英文写的关于把同样的商业特权普遍给予西方各国的一篇文章（载《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1年10月）。这些谈判既是邓嗣禹的《张喜和南京条约》一书的主题，也是上述费正清论述贸易和外交那部著作的主题。最后，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家谢兴尧的几篇重要文章，讨论了鸦片战争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这些文章收录在他的《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中。鸦片战争与太平军叛乱起源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波多野善大论述太平天国的一篇文章（载日文《历史学研究》1951年3月）和小韦克曼的《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一书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