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叛乱的透视
捻军牢固地植根在农业社会中，受到传统观点的限制。太平军则不是这样的。首先，这一事实很重要，即太平军的宗教从未成为民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客家人改信基督教和使用暴力打出老家，其间仅隔六七年时间。太平军运动与白莲教和三合会传统有这种显著的差别，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它不仅作为一个世俗制度，甚至作为一个信仰结构，为什么会如此有效地被消灭。在确定太平军运动的真实性质时，观念形态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起了主要的和互为补充的作用。由于客家人毗邻西方入侵地点，他们的村社通过洪秀全能够接触到一种对中国传统的价值准则从根本上起瓦解作用的教义。此外，这个教义体现了一种不妥协的二元论和一种救赎上帝选出的黎民的启示性诺言。同样地，在社会方面这一教义被注入种族分化的环境之中。壁垒森严的客家人抱有茕茕孑立、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完全反映在此时牢牢地支配着他们的信仰上面。
然而客家人仍然是汉族血统，因此可以有说服力地向汉民族发出驱逐异族压迫者的号召。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总号召描绘了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派最后得救的图景。但是关于救世主的宣传和教义的排他性，在中国传统这个背景中是有些实际困难的。首先，它们妨碍了太平军与其他叛乱集团的合作。他们所崇奉的纯粹主义和奥秘的思想体系不利于太平军同那些无论怎样反满，但仍然立足于传统信念和传统组织形式的团体去结成联盟。太平军与三合会和捻军的关系反映了这种困难。尽管太平军与它们偶尔也进行过合作，结果都没有形成长期的联盟。在19世纪中叶，农业中国形形色色的叛乱连绵不绝，沸反盈天。它们仅能进行一定的战术合作，这一事实使它们很容易遭到镇压。其次，太平军摒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准则和制度，这个事实使他们更难于把势力伸展到所占城镇以外的农村内地。对太平军来说，城市是清帝国正统性的象征，也是使他们那些独特的制度能得到培育的温床。农村组织的各种固有形式更容易被正统的上层人士所利用，他们通过自己的地方团练竟然成功地对太平军占据的一些中心城市以外许多县的农村保持着控制。因此，太平军和它力图加以统治的农村社会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这鸿沟往往与城乡之间的鸿沟互为表里；这是一种文化分裂的难以理解的怪事，随着西方势力侵入通商口岸，中国以后的几代人都将深受这种文化分裂之苦。
可是，恰恰是太平军的这些缺陷向人们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军比同时代任何其他叛乱都更加专心致志地直接对付他们的时代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太平天国关于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结构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崭新关系的见解，就是针对清帝国后期那些令人瞩目的问题作出来的真正的反应。由于太平军的这一特有的现象以及太平军产生的背景，要把19世纪的中国社会史只归之为王朝衰亡史这一习见的类型，恐怕是很困难的吧。
（厉以平 译）
[1]《新宁县志》卷16，1893年版，第6—9页。关于三合会与瑶人的早期关系，见魏源的《圣武记》（卷7，第41—45页）与徐珂的《清稗类钞》（卷66，第10—11页）关于1832年湘南瑶人叛乱的记述，但这两条记载互有出入。
[2]关于洪秀全的早期生平，见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22页。关于梁阿发，见1965年台湾复制版《劝世良言》的邓嗣禹的导言，第1—24页。我的分析即以此版为据。
[3]没有什么证据支持简又文的下述论断（简著《太平天国全史》，第41页）：洪秀全此时已决心要消灭清政权。据认为洪在归途中所写的一首诗虽暗含他有重大的政治抱负，但这诗的时期不能确定。
[4]此处提及的作品见《太平诏书》（1852年发表但包括了一些被认为是1844—1846年所写的材料），载于向达等人编的《太平天国》第1册，第87—98页；英译文载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
[5]《浔州府志》卷4，1874年版，第14页。迈隆·科恩在《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社会文化变种的客家方言》一文中对客家人的居住类型和种族冲突作了重要的分析，此文载《民族历史学杂志》15.3（1968年）。
[6]关于太平军的人数，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其部分内容始于1854年），这篇材料转载于向达编《太平天国》。
[7]《天命诏旨书》，见向达编《太平天国》。
[8]《颁行诏书》，见向达编《太平天国》。
[9]《太平诏书》，第92页。
[10]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45页。
[1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第125页引汪士铎《乙丙日记》。
[12]《天朝田亩制度》，载向达编《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326页。
[13]关于正统反对派的改组，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69—592页（论唐鉴部分）；沈陈汉音（音）：《曾国藩在北京》，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何贻焜：《曾国藩评传》，第25—30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35—148页。
[14]关于湘军，见罗尔纲《湘军新志》，第67、97—112页；肖一山：《清代通史》卷3，第411—415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039—1080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05—135页。
[15]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61—62、222—229页。
[16]陈志让：《咸丰时代的通货膨胀》，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卷21（1958年）。
[17]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472页。
[18]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65、94—98、338—383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655—669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119—121页。
[19]《钦定士阶条例》，载肖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937—938页。
[20]卜鲁斯的文书，引自格雷戈里《英国与太平军》，第99页。
[21]格雷戈里：《英国与太平军》，第118页。
[22]以下有关外国的介入问题，大部论述得到刘广京教授的帮助，谨此致谢。
[23]引自王尔敏《淮军志》，第55页所引。
[24]《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3页。
[25]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15—16页。
[26]见迪安《汉口英租界的建立》，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32（1972年），第95—96页。
[27]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见范文澜编《捻军》第一册，第309—314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1—38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46—76页。
[28]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载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5—9页。
[29]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第310页。
[30]《大清宣宗实录》卷41，第7页。
[31]包世臣：《淮盐三策》，载《皇朝经世文编》卷49，第4页。
[32]陶澍：《条陈缉捕红胡匪徒折子》，载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6页；黄钧宰：《金壶七墨》，第337页。
[33]《大清宣宗实录》卷41，第7页。
[34]陶澍：《筹款饬缴凶器折子》，载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