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隔绝和印度的压力
1815—1862年这段时期实际决定了拉萨的哪些属地将留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哪些属地将落入英属印度支配之下。英国的侵略性并不次于俄国，但是受到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阻碍。
1792年并入清帝国这件事将西藏和英属印度隔开，但是像俄国人在新疆一样，英国也利用“本地的”代理人渗入尼泊尔、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诸西藏属国，为东印度公司寻找贸易的机会。这些最早的代理人中有一个名叫阿卜达哈迪汗的人，曾于1795年带着印度和英国制品被东印度公司派到尼泊尔去，他提出的一份鼓舞人心的报告大大刺激了英国人对西藏贸易的兴趣。
1810年，一个名叫吉尔曼的商人派遣另一个本地代理人到西藏的噶大克去，目的是得到披巾用羊毛的样品，这种披巾羊毛是由列城商人垄断的，并且是对19世纪大部分英—藏政治有相当影响的一项商品。披巾用羊[84]毛有两种：一种用驯养的山羊毛，一种是更加珍贵的野山羊毛、野绵羊毛和其他动物的毛。虽则在拉达克出产小量披巾羊毛，但大部分是来自西藏的日土和羌塘。根据条约的要求，西藏的生产者只将羊毛运到列城，再由克什米尔和中亚的商人继续全部转运给在克什米尔的纺织业。破坏这一垄断贸易便要以没收论处，它的规章严厉到甚至把六城地区质优价廉的披巾用羊毛排挤出了列城市场。当拉达克政府听说吉尔曼的努力后，它宣布凡是破坏垄断的人此后都将处以死刑。
少数英国人亲自暗地里探索贸易的机会。1811年，托马斯·曼宁前往拉萨，甚至设法谒见了达赖喇嘛。威廉·穆尔克罗夫特和H.Y.赫希在1812年进入西藏，远至噶大克，穆尔克罗夫特还派他的代理人米尔·伊沙塔拉去六城地区搜集有关贸易的情报。但是这些人只是作为个人独自去的，因为印度政府虽则并不阻止这样的探险，但它害怕触犯清政府，所以拒绝给探险家们任何官方文书。但是由于1814—1816年英尼战争和英俄商业竞争的结果，英国官方的态度开始改变。因为受亚洲俄国商人已在西藏活动的谣言的刺激，英国挑选了库茂恩和加瓦尔（菩提亚人在这两个地方的北部边缘居住）作为直接与西藏贸易的良好路线。[85]然后，在结束英尼战争的萨高利条约中，英属印度并吞了库茂恩，并且确定加瓦尔和西姆拉两个山地国家作为印度的保护国。现在，英国的领土首次和清帝国的领土在西藏接壤。1816年东印度公司的韦布上尉和西藏官员之间在新边境线上的接触，增加了英国打破西藏孤立状态的希望。
英国击败尼泊尔并在加德满都重新派驻一名使节之事使北京放心不下，因为尼泊尔人在最后尝试争取清朝援助时，曾向清朝谎报说，英国人命令尼泊尔将它献给清朝的贡赋转交给印度政府，还要求自由通过尼泊尔领土去西藏。为此北京派了赛冲阿钦差大臣带领一小支军队去西藏探听究竟。赛冲阿了解到事实以后，拒绝支持尼泊尔，他只是希望印度政府“应考虑”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从加德满都撤回使节为宜。当英国人答复说，如果北京愿意派遣一位中国的使节到尼泊尔去防止英尼争端发生，他们乐意照办，这时赛冲阿却将事情搁置下来，而在1817年回到了中国本部。[86]
英尼战争的另一结果是英国与西藏的属国锡金发生了接触。1817年，英国签署了英锡提塔利亚条约，将尼泊尔在1792年从锡金夺去的领土还给它，并且宣布对该国拥有最高权力，包括对锡金的外交关系负责。但是无论拉萨或是北京都拒绝承认提塔利亚条约的合法性。
英尼战争和英国宣布对锡金拥有最高权力，这成了西藏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作为清朝属地的西藏却有自己的对外政策，这表明它是享有特殊地位的。西藏有它自己的藩属，这些藩属是中国政治势力范围的次要部分，但它们本身不是清朝的领土，甚至也不是清帝国形式上的属国。在18世纪，拉萨政府对扩大与英国的接触表现了一些兴趣，班禅喇嘛通过询问1774—1775年东印度公司的使节乔治·博格尔关于英俄关系的问题，已经有意地扩大了让英国人观察西藏的条件。在西藏并入清帝国后，英国人看来一定会先成为一股有希望抵消清朝影响的力量，但1817年以后，尽管汉族人数在青海和东部康区继续增长，人们已经很清楚，清朝对拉萨的权力不大，它几乎完全不干预西藏的内部事务。清帝扮演了佛教保护人的角色，他对寺院做一些布施，旨在维持现状。寺院和世俗官员们从西藏作为清朝藩属的地位中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茶叶贸易方面。因此有理由认为，拉萨不想将一种遥远的、松弛的与和谐的清朝统治去换取一种较近的、更有力的和文化上较少共同点的英国统治。
清朝对英国侵略尼泊尔和锡金的反应是如此消极，以致拉萨不敢指望清朝的保护。清驻军的士气低落，数量也太少，不足以应付严重的危机。满族士兵已婚娶西藏妇女，她们靠丈夫的微薄薪饷很难生活，何况薪饷又不能经常送到驻军手里，因此清朝驻藏官员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西藏政府寻求财政援助。士兵们被迫用其他工作收入来补充他们微薄的薪饷。西藏面对英国的影响只能自己保卫自己。西藏人封闭了锡金这条英国和驻藏大臣联络的路线。从1818年起，企图经过苏特里杰河流域或库茂恩隘口进入西藏，已成为“正在山地休假或上班的英国官员们喜爱的运动”，但是西藏边境官员有礼貌又坚定地封闭了他们的道路。[87]拉萨开始编造清朝在西藏如何强大的神话，想用这种托词说明，阻止英国直接与雪山之国交往的是清朝，而不是西藏自己。
印度政府决定实行一项谨慎的政策，这政策被诸如东印度公司的军马司主管人威廉·穆尔克罗夫特[88]这样一些人视为过分胆小怕事的一种举动。印度同中国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为繁殖马匹问题感到苦恼，为了军用他们也被迫输入马匹。因此穆尔克罗夫特终于得到印度政府的勉强允许，让他越过喜马拉雅山（由他自己负责和自费进行，没有任何授权或政治任命）去寻求中亚的马匹以供次大陆驯养之用。在印度的许多人对此行很感兴趣，希望他能弄清楚英国在山那边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尔各答的帕尔默公司和克鲁坦登公司将价值约3000镑的货物委托他经管。
穆尔克罗夫特和乔治·特雷贝克于1819年出发，在1820年到达列城，发现拉达克的对外关系即将改变。直到1819年为止，拉达克是西藏的一个藩属，但也向克什米尔的阿富汗人交纳第二等贡赋，即给他们以用益权。从一种不严格的意义上说，拉达克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名义上隶属于中国”。[89]然而在1810年，锡克人征服了克什米尔，并要求拉达克将克什米尔的用益权转交给他们。但是在穆尔克罗夫特的煽动下，拉达克王转而向英国人表示忠诚。印度政府怕触怒锡克人，就申斥了穆尔克罗夫特，拒绝了拉达克的归顺，并将此事通知锡克政府。锡克人放下了心。拉达克承认锡克人享有用益权并开始向他们交付贡赋。但是拉萨则把穆尔克罗夫特的未经授权的努力看作英国扩张主义的更进一步的证据。
穆尔克罗夫特继续留在拉达克直到1822年，他试图通过代理人米尔·伊沙塔拉劝说叶尔羌当局允许他进入清朝领土。列城的一些贸易人士可能已被英国将通过列城到六城地区进行贸易的前景所吸引住。一个叶尔羌的忽禅商人为他在俄国时听到的关于英国商人的叙述所打动，他帮助穆尔克罗夫特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另一个著名的纳赫什班迪教团成员和卓沙尼牙孜在叶尔羌有许多支持者，他给予了穆尔克罗夫特必不可少的帮助和忠告。但是克什米尔人害怕东印度公司将会妨碍他们对披巾羊毛的垄断，在叶尔羌有说服力地说明他们的立场，因此尽管穆尔克罗夫特声称曾有一个英国人已在大约二三十年前进入过叶尔羌，但清当局仍宣布英国无在六城地区进行贸易的先例，拒绝了他申请护照的要求。穆尔克罗夫特经过克什米尔和喀布尔前往中亚，1825年死在安德胡伊。[90]
虽然穆尔克罗夫特未能完成买马使命，但他的努力大大刺激了英国的兴趣。特别是他激起了英国的商业竞争感，因为他揭露了俄国代理人阿哈玛迪（见第七章），他报告说俄国人每年参加噶大克的集市，他断言，“相当大一部分”披巾贸易是“通过布哈拉和叶尔羌两地而同俄国进行的”。[91]其他几个欧洲人也从印度进入拉达克。穆尔克罗夫特曾在那里遇到匈牙利学者、伪装成亚美尼亚人的亚历山大·肖马德科洛斯；1821年，亚历山大·杰拉德上尉进入拉达克，想要西藏批准他访问玛那萨罗沃池[92]，但未获成功。但是印度政府的态度是避免和西藏或清朝当局发生官方接触，而英国人则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加入横贯喜马拉雅山的贸易，特别是披巾羊毛的贸易方面，库茂恩和加瓦尔对此贸易似已打开了一条通路。
在锡克人征服克什米尔的后果中，有一次饥荒使许多克什米尔织工流亡到英国领土上，尽管仍有垄断，小量披巾羊毛还是开始从西藏渗漏了出去。英国人想要扩大这种供应，并开辟从六城地区和西藏经过列城移往克什米尔的贸易。
西藏向拉达克输出的商品包括西藏本地的产品和来自中国本部再加转运的商品。由牦牛商队从拉萨运到列城的中国转口商品主要是砖茶（每块重8磅），也有丝、绒、缎和银元宝。西藏产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其次是羌塘绵羊、硼砂（银匠和黄铜匠需要）、硫磺和黑盐。西藏自列城的输入品包括棉布、披巾、印花棉布、铜包的锡器皿、匙子、印度和欧洲的制造品、干果和谷物（这些东西主要来自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列城也和叶尔羌有相当可观的贸易，在19世纪20年代虽然有拉达克的垄断，但叶尔羌、和阗和大帐哈萨克人的披巾羊毛越来越大量地运到了列城市场上。披巾羊毛的价钱不断上涨，到30年代，拉达克禁止从六城地区进口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
英国努力挤入这种贸易，最初是成功的。拉达克的垄断垮了。西藏的商队开始到英属印度的巴什哈尔去。但是英国并不是拉达克贸易的唯一觊觎者。1822年，锡克人把一个印度多格拉人古拉布·辛格提升为查谟王，1834年古拉布·辛格派遣他的将军佐拉瓦尔·辛格带着一万名多格拉军队去征服拉达克。有个冒险家乔治·亨德森博士在多格拉人之前曾偶尔游历列城，使拉达克人能够诡称，英国使节已经前来接受拉达克在十余年前通过穆尔克罗夫特即已提出的效忠。然而英国人相信多格拉人的侵略只会使更多的西藏羊毛转到印度；因此他们揭穿了拉达克人的欺骗，再次使多格拉人安下心来。尽管冬季的条件有利于拉达克，但他们的过时的武器是不能和佐拉瓦尔·辛格的武器相匹敌的，后者在1836年曾对锡克人夸下海口说，如果锡克人“愿意下令征服中国国土，他能马上点燃战争之火，向中国国王挑战”。[93]拉达克人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接连进行反抗，直到1840年在佐拉瓦尔·辛格征服了巴尔提斯坦以后，多格拉人才完全确立了他们对拉达克的统治。从理论上说，什么事情也没有改变。多格拉是锡克王国的一个部分，后者在拉达克继续保持名义上的用益权；而拉萨继续收取拉达克的例行贡赋。但是锡克对查谟地区的统治充其量不过是有名无实的。[94]古拉布·辛格计划恢复拉达克的贸易垄断。他甚至用停止拉达克历来向西藏一年一度的贸易使团提供惯例的膳宿和运输的办法，来向拉萨的传统地位挑战。
由于拉达克在混乱中，西藏商人日益避开列城，而把货物输出到巴什哈尔，这个地方变成了印度和西藏贸易的主要干线。结果，供应克什米尔织工的羊毛大减，以致几乎危及该工业的生存。在此期间英属印度自己横贯喜马拉雅的贸易多亏鸦片的输出而扩大了，作为非交战国的印度商人将鸦片运到列城，以便让克什米尔人——甚至还有一些印度商人——再向叶尔羌输出。大量来自旁遮普的鸦片，必然是完全通过锡克人和多格拉人之手的。小量鸦片是取道巴达赫尚到达叶尔羌的，也有一些由尼泊尔商人和在西藏冒充“尼泊尔人”的印度人经手，通过尼泊尔运到拉萨，在那里鸦片完全是供清朝军政人员消费的，尼泊尔人和西藏人并不是使用者。
为了沿通过列城的传统路线重新恢复西藏的披巾羊毛和茶的输出，并进而控制这条路线，古拉布·辛格派遣佐拉瓦尔·辛格在1841年入侵西部西藏，堵塞了渗入英国领土的贸易的漏洞。英国人既担心清朝将会因多格拉人的入侵而谴责他们，也害怕多格拉—尼泊尔人可能结盟（也许是因为清朝的怂恿）而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正在与阿富汗和中国交战而腾不出手来。有了这些考虑，再加上他们想恢复西藏贸易的愿望，导致他们给锡克人送去一份最后通牒，命令多格拉人撤退。锡克人把这话传给古拉布·辛格，但是在他能够和他派往西藏的将军联系以前，西藏人在没有从无能的清朝驻军取得援助的情况下就打垮了几乎被寒冬消灭的多格拉军队，并且杀了佐拉瓦尔·辛格。拉达克立刻发生了起义，西藏人于1842年侵入拉达克，重新确立了他们在那里自古以来的权力。但是古拉布·辛格赶派援军而至。西藏人退却了，比拉萨军队较为现代化的多格拉军队水淹靠近拉达克—西藏边境的西藏人营地，弄潮了他们的火药，使他们的枪毫无用处。多格拉人击败了西藏人，但是双方都已筋疲力尽而准备和解。
1842年10月17日，多格拉人和西藏人在列城缔结了和约，重新确立了拉达克对西藏披巾羊毛的垄断，确认了传统的（但仍未确立界碑的）拉达克—西藏疆界。多格拉人放弃所有对西藏的领土要求，西藏人承认多格拉人在拉达克的统治地位。多格拉人的印度教王国名义上仍然依附于锡克人，西藏是清朝的藩属，但是西藏人和多格拉人实质上都作为主权国家行事而缔结了一项国际协定。清朝无所作为，只是默认这一既成的事实。拉达克仍继续派使团前往拉萨进贡；多格拉人恢复了对西藏每年派往列城的政府贸易代表团提供象征性的膳宿和运输；西藏人则承认多格拉人拥有拉达克；列城对拉萨的贡赋减到了惯例水平；纳贡是为了取得拉达克对西藏披巾羊毛贸易垄断的确认。拉达克和巴尔提斯坦自此正式成为锡克王国的一部分。拉达克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势力范围，变成了印度次大陆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事实，再加上清朝驻军的可怜状况，降低了清朝在拉萨眼中的威望。当白莲教叛乱者1822年从四川侵入甘肃东部时，青海湟中地区的23个藏族部落拿起武器从和硕特部那里夺回了以前藏族在青海湖的牧地（和硕特部早在16世纪初就已经占有了这些牧地）。同年，长龄率领下的清军获得暂时胜利，但是藏人再次打破了和平。“一个漫长的破坏和屠杀的时期”跟着发生了，主要的煽动者之一是东科尔寺的文殊师利呼图克图。[95]1829年，拉萨派遣它自己的军队去青海湖恢复秩序。1835—1838年西藏军队也和拒绝向达赖喇嘛政府纳贡的波密统治者作战，并取得胜利。西藏人驱逐多格拉人一事因此也必须通过其他西藏军事行为的背景来观察。
然而，由于害怕英国人，拉萨政府继续加强清政权的保护假象。1830年，西藏人因发现一个带着英文书信和地理情报笔记本的克什米尔代理商阿赫马德·阿里而感到惊慌，这个人承认他是为印度政府来刺探情报的。此外，印度政府在1820年击败缅甸人时，强取了缅甸人在阿萨姆的有争议的“权利”，其中包括与阿萨姆平原和西藏边界地方的部落之间一系列模糊不清的关系。1835年英国曾迫使拉萨的藩属锡金割让大吉岭，1841年他们开始吞并阿萨姆平原，但西藏的另一个藩属不丹声称阿萨姆应该归它所有。1844年，英国人迫使沿不丹东部边界的西藏达旺地区的首领们放弃对卡里阿普拉沼泽地的权利，而他们每年则取得5000卢比的补偿作为代价。其中只有500卢比交给达旺寺院（哲蚌寺的一所附属寺院），其余部分都送往拉萨的哲蚌寺。换句话说，英国人承认他们是侵犯了拉萨的领地，从那时起直到1888年，当英国人完成了对阿萨姆—西藏边境部落的吞并以后，他们继续在门隅、珞瑜及下察隅等地蚕食西藏领土。由于拉萨和不丹的政府都怀疑锡金国王是英国人的爪牙，拉萨撤销了他在西藏领土上的若干传统的放牧权利，不丹人试图暗杀他。
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拉萨政府的官员们需要促使清政权作出有力的姿态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当1844年噶厦以及甘丹寺、哲蚌寺和班禅喇嘛联合起来发起一场反对摄政策满林的政变时，这几方就要求北京干预。皇帝派遣因在鸦片战争中搞所谓“两面派”而被充军的琦善前去处理，当琦善到拉萨时，对摄政以拷问相威胁，除非他承认滥用权力。策满林从1819年起摄政，谣传说曾连续谋害了他照管下的三个达赖喇嘛。在琦善建议下，北京将摄政充军到满洲，但是拉萨的形势是一触即发，因为民众意识到清朝控制的软弱无能，对北京干涉和处理达赖喇嘛政府首脑一事深为不安。策满林出身的色拉寺的僧侣们拿起武器反对清朝当局，痛打他们在摄政房子里发现的两个噶厦成员，并释放了囚禁中被罢黜的摄政。可是，摄政自信在北京能为自己辩白，就告诉他的支持者返回他们的寺院，但在北京他没有能证明自己有理而被流放到黑龙江。至少在表面上，“帝国的权威仍是不得抗拒的，每个人必须对它服从。但这是最后一次了。”
当琦善试图惩罚色拉寺的僧侣时，西藏政府立刻把此案从他手里拿了过去；在康区的一场辩论进一步证明了清朝在西藏的权威的表面性。1844年，察雅（乍丫）的两个孪生活佛拒绝服从西藏第三大城察木多（昌都）的帕巴拉活佛的权威。争吵在1846年演变成严重的武装冲突，察木多活佛向清朝请求帮助，但在各地区首领中激起了反清情绪，其中一个首领由于对北京卷入拉萨的政变感到不满，拒绝为前往西藏的清朝换防军队提供搬运夫役。只是当拉萨提高了察雅喇嘛的地位后才使争吵停止，这就重新肯定了西藏人的权威，而且在实际上，奖励了康区反清示威者的那些象征性的领袖人物。[96]
1846年英国对西藏隔绝状态重新施加压力。英国制服了锡克人，使古拉布·辛格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王，并承认他对拉达克的所有权，它行文给拉萨的办事大臣宣布英国对多格拉王国的宗主权（特别是对拉达克披巾羊毛的垄断权），鼓励印度—西藏贸易，要求组成联合的多格拉—英国—清朝边界委员会来确定拉达克—西藏的边界。信的内容还通过香港直接告知清政府。可是西藏政府不打算让清朝与英国联系，自己也不想在此活动中碰运气。当拉萨在1846年从西藏驱逐遣使会的教士噶哔和古伯察时，它不准让他们取道印度离境。英国的边界委员在1847年勘探了边境地区，但是清朝的边界委员一直没有到来。
此外，拉萨有意坚持1842年的多格拉—西藏条约把西藏政府的贸易限制在拉达克一线，以免和英属印度发生纠缠。这在最初能使古拉布·辛格为自己保留大部分披巾用羊毛，但是他的“灾难性的捐税”和他的官员们的瞎指挥，几乎在1849年使克什米尔的纺织业陷于停顿。事实上，有如此多的披巾工人开始离开克什米尔，致使多格拉政府在1851年发布命令禁止他们移往国外。结果，虽则多格拉政府阻住了叶尔羌的“上好的”“土鲁番”羊毛流入印度，但是羌塘的西藏披巾羊毛开始再一次供应生活在这一英国领土上的织工。[97]
从菩提亚人的观点看来，拉萨仍然保有特殊地位。西藏政府每年给锡金王一笔谷物、盐和茶的津贴，以补偿他在1849年因抵制英国侵略所造成的损失；1853年，西藏官员和拉达克官员们再次确定了拉达克在西藏的贸易垄断权，并且缔结了加强列城进贡使团和拉萨贸易使团每年交易的正式协定。不丹虽然是一个有独立对外关系的完全主权国家，也每年派贡使到拉萨去。[98]在门隅、珞瑜和下察隅，效忠于拉萨和效忠于英国当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菩提亚人心目中仍是模糊不清的。虽然英国人已发觉他们的佛教山地诸国对双方都表示忠诚，但宗教的和世俗的义务是如此紧密相连，除非他们直接同北京和拉萨就此事进行谈判，就几乎无法把这些义务弄清楚。
由于哲蚌寺和达旺主要头人之间的争端，英国与西藏的直接谈判在拉萨的倡议下事实上确已进行，因为达旺主要头人在1852年没有将卡里阿普拉沼泽地的赔偿中应给哲蚌寺的一份送给它，并且逃进了英国人境内。当拉萨派遣一支军队到印度边境时，英国同意每年送偿金给西藏，西藏则应以赦免叛变的头人作为交换。但是英国人没有能将1853年的谈判扩展到其他问题上，也没有提出要在将来进行其他直接接触，而它和尼泊尔之间的纠纷立即强化了拉萨的孤立隔绝政策。
在1840年、1842年和1846年，尼泊尔曾请求北京给予支持以反对英国，但是北京执行的是它的“一视同仁”政策；所以当1846年拉纳（昆瓦尔）家族的忠格·巴哈杜尔夺取了政权，他便转而采取亲英的政策，甚至撤销了1847年尼泊尔每五年一次派往北京的贡使。然而在1852年他恢复了进贡使团，这个使团带到中国的鸦片差不多价值30万卢比，享受外交特权的免税待遇。在使团于1854年转回加德满都时，带回了太平军起义的新闻，忠格·巴哈杜尔认为加强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的时机已经到来（更有利的是因为英国正专心致力于克里米亚战争）。在向北京提供反对太平军起义的军事援助遭到拒绝之后，尼泊尔于1855年侵入西藏，它的异想天开的借口是要从西藏人那里得到尼泊尔为准备援助清朝的军队而花费的费用。忠格·巴哈杜尔还责备西藏人破坏尼泊尔人的贸易权利，并提出了一系列过分的要求。没有清朝援助的西藏人进行反击，战斗陷于僵持的困境。1856年缔结了结束战争的塔帕塔利条约，它无疑和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很相似，它规定：免除关税；在拉萨驻扎一位有治外法权的尼泊尔官员；特别是在尼泊尔人和所有其他居住在西藏的外国人之间发生争执时有裁决权。尼泊尔人可以和西藏妇女结婚。与六城地区的察尔虎特人一样，这样的婚生男孩被认为是尼泊尔人，女孩则被认为是西藏人。拉萨同意每年付给尼泊尔贡赋1万卢比。
西藏和多格拉人签订的条约已经有损于清朝的威望，但西藏—尼泊尔条约则使北京感到加倍丢了脸。在尼泊尔人的声明中可以看到关于和平问题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说加德满都只和西藏人争吵，尼泊尔并不想反对清朝。但是条约中的称谓敬语把尼泊尔王和清朝皇帝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为了挽回清帝的面子，原文被修改成为他将“像过去一样受到尊敬（或尊重）”。又对条约措辞作了进一步修改，将尼泊尔为西藏防御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限制在西藏受到除中国皇帝之外其他统治者的军队侵略时才适用，然后驻藏大臣才在条约上盖了印。但是北京指令这位驻藏大臣对条约的不敬之词假装痴聋，以免有损“国体”。[99]
西藏人再一次孤立无援地保卫自己的领土，但是，尽管清朝在这一过程中陷于某种困境，由于西藏人害怕英国人和尼泊尔人，他们还是继续向北京当局表示忠诚的。1861年，拉萨加强了继续托庇于清帝国的决心，因为在那一年英国侵略锡金，强迫签订了英国—锡金的通朗条约，使这个国家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但是无论拉萨或北京都没有承认这个条约，在英国军队撤退后，锡金统治者继续从拉萨接受封赏。[100]
在1862年，拉达克、锡金和不丹仍然是西藏的藩属，但是从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看来，不丹是独立的，拉达克和锡金由于条约规定是英属印度的属国。拉萨是清朝的一个藩属，但也向尼泊尔进贡。尼泊尔是清朝的属国，但在政治上与印度政府联盟。在内部，西藏是安定的。青海湖的骚乱已在1854年被镇压下去。昌都地区一场把波密统治者牵连进去的严重混乱，已在1859年被制止。西藏的作家和画家断绝了外界影响而单纯地仍按自己的传统进行工作，继续从事各种形式的文学、哲学注释、校勘学和宗教画。但在这些作品中很少有新鲜的或革新的内容。唯一值得注意的新成分是从中国本部来的，因为在19世纪汉族文化的影响增加了，并在西藏的图画、室内装饰、服装和烹饪中反映了出来。但是即使在这里，汉族文化的输入成分只是影响了西藏的上层阶级。[101]对于最普通的平民来说，中国本部仍是遥远的地方。
即使在它的全盛期，清朝在西藏的力量也绝未占压倒的优势。在19世纪60年代，西藏人出于自身的原因仍然宁愿加强清帝国的象征性权威，并使它看起来好像是名实相符的。
在19世纪开始的前六七十年中，清朝上述三个藩属的历史彼此之间大异其趣。蒙古地区在清朝统治下衰落了，但保持着安定。新疆虽然境遇较好，然而有叛乱。西藏的内部生活基本上仍未受清朝权力的影响。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特征以及满洲人在合并它们时本来目的的不同。
在蒙古地区，清朝的目标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目的，即改造游牧民，使他们不能威胁中国。在这方面，满洲人是成功的，但是蒙古人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满洲地区到准噶尔地区的蒙族人口都减少了，牲畜和领土也减少了。
在新疆，满洲人只要求相安无事以及对清帝形式上的恭顺。但这些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东突厥斯坦人是一个远伸到四面八方的广大伊斯兰文明的成员，而中国对这些地方全然没有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向清帝国的基础——皇帝的最高权威——挑战。清帝不是一个喇嘛教徒，却能做喇嘛教的合法保护人而进行统治；但他不相信伊斯兰教，就不能在穆斯林世界起这种作用了。好几个世纪以来六城地区一直是“伊斯兰之家”。它的居民负有进行圣战的义务。由一个非伊斯兰教信仰者来进行统治，只能暂时地被接受。接壤而非中国军力所及的浩罕，甚至对短暂的和平相处也是一个障碍。为了它自己的商业利益，浩罕汗国使喀什噶尔保持一种连续动荡不安的局势。虽然张格尔的圣战有大量自发的造反成分，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前，其他大多数骚乱基本上都是发端于浩罕。加之，六城地区的传统领袖都是穆斯林。北京没有能够如同团结达赖喇嘛和蒙古诸汗那样将他们并入清朝的体制。玛赫杜姆家族出没在帝国的边境。即使作为纳赫什班迪苏菲派来说，他们的教义也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与此同时，别处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领袖们也在从事圣战，例如反对锡克人和印度的英国人，在高加索反对俄国人；而且他们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奥斯曼帝国、西部中亚和阿富汗斯坦正迅速扩大政治影响。
在西藏，清帝的愿望是使自己成为黄教（蒙古人也属于黄教）的保护人。西藏人对此是欣然从命的，因为在佛教徒看来，保护人是从属于僧侣团体的，这样一来，每一边都可以把自己看成高于对方。和蒙古或新疆不同，西藏有它自己本地的中央政府。西藏的军事力量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因此满洲人并未采取行动去削弱达赖喇嘛统治他的宗教国家的权力。正好相反，他们加强他的权力。在整个19世纪达赖喇嘛政府的力量增加了，北京支持拉萨去努力排斥外国影响和保持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
物质利益在三个藩属的政治行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虽然真正受苦难的蒙古人也像东突厥斯坦人那样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此），但他们仍在等待运转时来。六城地区的穆斯林是滋事之辈，但他们的叛乱似乎并不是由于任何相应的经济衰落造成的。西藏的商业经济和寺院在清朝统治下明显地繁荣，但是没有什么根据认为这是拉萨政府要坚定地依附清帝国的主要原因。
尽管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是表面的，但对于保证来自中国本部的不断增加的汉族移民——他们移住在内蒙、整个新疆及西藏东部边缘——的安全来说，仍是足够强大的。从整体来看，尽管有叛乱和欧洲人的侵略，以及满洲人的命运日益不济，但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仍是清帝国力量的伟大时期。
（陈高华 译）
[1]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45—346页。
[2]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43页。
[3]那桑巴尔吉日等编：《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见拉西顿杜格的英译本。
[4]见那扎格多尔济《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第215—223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第256—261页。
[5]《满洲统治时期喀尔喀简史》，第223—236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第261—270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79—183页。
[6]纳扎格多尔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第272—276页。
[7]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6—157页。
[8]米哈伊洛夫：《蒙古文学遗产》，第74页；海希格：《蒙古人及其伟大时代的佚文》，第247页；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63、215—217页。
[9]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278—290、307—323页。
[10]谢别迪尔尼科夫：《蒙古建筑学》，第86页；马伊达尔：《蒙古的建筑学与城市建筑》，第8页。
[11]《西域置行省议》，见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卷1，第105—111页；以及《罢东南蕃舶议》（原文已佚，见王佩诤上引书，卷2，第643页）。
[12]《喀什噶尔状况》，苏辛编（1827年），引自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13]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4.48（1835年12月），第660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19、647页。
[14]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叶尔羌人玛哈木·阿明说有12000人，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63页。
[15]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但需参照玛哈木·阿明的“口头消息”，见戴维斯编《印度报告》，第334、342页。
[16]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
[17]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汗有“大约八千匹马”）。沃森：《中亚浩罕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75页；沃森：《浩罕的乌兹别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麦加朝圣记》，《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81页。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班图索夫编，第115页。作者将张格尔和他的儿子布素鲁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确，但是所述事实是可以清楚辨认的。参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3页。
[18]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张格尔强行攻取了该城寨。
[1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63—365页。
[20]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说，他称之为库拉塔克“部”的黑山派是卡达里斯人，伊萨克和卓（他准确无误地以此名称呼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是他们的首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不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后裔。双重关系当然也有可能，但沃森似乎可能将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哈迪里亚派两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这是他的名字伊萨克（Ishāq）一字造成的。
[21]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2页。
[22]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31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3页。
[23]彼得奇：《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145、162—163页。
[24]魏源：《圣武记》卷4，第57页；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7页。
[25]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26]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26—127页；弗莱彻：《1368—1884年的中国和中亚》，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1—222、366页注[111]及[112]。
[27]沃森：《乌孜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28]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3，第18页（1831年3月2日）。
[29]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第117页。
[30]《大清宣宗实录》卷179，第17—19页（1830年12月20日）；佐口透：《18至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77页；参见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9页。
[31]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4、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4，第38页（1831年4月5日）。
[32]《大清宣宗实录》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他死的时间被记为阴历六月。由于《实录》记叙条目的时间是阴历五月，故他死的时间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参看佐口透《社会史研究》，第408页，这里也说是1836年。
[33]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0页。
[34]关于这个名字，见西蒙诺夫等编《苏联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文献抄本汇编》7.25，第5014号。佐口透把Zuhurad-DīnTājī写作Zohral-Dīn（《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86—492页），这是不可能的。
[35]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326页）声称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乌兹别克地区纪要》中说，作霍尔敦是作为“从北京派去的使节……谈判和平”的，见第375页。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的轮廓可能是在这一次拟定的。也见《大清宣宗实录》卷195，第12、15—16页（1831年9月28日）；卷197，第19页（1831年11月3日）。
[36]《大清宣宗实录》卷199，第18页（1831年11月27日）。
[37]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207，第26页（1832年4月13日）；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第378页。
[38]《大清宣宗实录》卷209，第18页（1832年5月11日）。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那里的“十二年”显然是“二年”之误。
[39]《大清宣宗实录》卷214，第19页（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页（1832年7月27日）；卷260，第15页（1834年12月15日）。
[40]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377页（据说总共有2万名步兵，其中1万名驻在喀什噶尔）。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655页。
[41]《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42]《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43]《大清宣宗实录》卷235，第22页（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页（1833年7月20日）。
[44]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此书将清朝政策的改变归因于浩罕对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控制的扩大）；《大清宣宗实录》卷261，第11页（1835年1月1日）。
[45]《大清宣宗实录》卷244，第18—19（1833年11月30日）、39—40页（1833年12月9日）；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46]《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1（1835年2月15日）、24页（1835年2月16日）；也见第27页（1835年2月19日）。
[47]《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他说在叶尔羌和北京之间正常的旅程是“六个月”。
[48]《大清宣宗实录》卷254，第5—6页（1834年8月9日）；卷257，第8—10页（1834年10月22日）；卷260，第15—16页（1834年12月15日）；卷261，第35—36页（1835年1月21日）；卷262，第20—23页（1835年2月15日）。
[4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将特许权的赢得特别归功于爱连拍迪沙），第341、40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5页（也提到爱连拍迪沙）；参看贝柳《喀什噶尔史》，载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185页；还可参看和卓巴哈杜尔汗的报道，见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以及沃森的《朝圣记》，第381页。
[50]《Ta’rikh-isihgārī》，无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馆东方8156号（完成于1874年），错误地把权力归于阿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卷第9章。
[51]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6、9、136—139、174页注[23]，这里对俄国过去作家的批评没有考虑到1834—1835年事件。
[52]《大清宣宗实录》卷265，第7页（1835年5月5日）。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95—496页。
[53]皮尔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统治者：对16世纪葡萄牙人的反应》，第17—18页。
[54]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401、680页。
[55]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也见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2页），他说商人是从安集延城来的；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57页。但可参阅阿赫麦德·沙的另一种不同的说法，见《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
[56]戴维斯编：《印度报告》附录100，第29页；附录24，第193—196页。穆罕默德·阿明：《东突厥斯坦史》，第346页注。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1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页。
[57]《大清宣宗实录》卷267，第19—20页（1835年7月16日）；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卷291，第25—27页（1836年12月23日）；卷292，第3—5页（1837年1月9日）。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第164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12页注，第326—334、345—348页。他的报道和清朝有关色勒库尔首领们的编年资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58]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22—223页；《大清宣宗实录》卷330，第29—30页（1840年3月2日）。
[59]《大清宣宗实录》卷293，第23—24页（1837年3月2日）；卷298，第31—32页（1837年7月30日）；卷301，第8—9页（1837年8月5日）。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5页。参看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60]在费正清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他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60页）中也清楚地谈道：“最惠国条款发端于清帝国想对所有非中国人显示一种高于他们的一视同仁的愿望。”
[6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中译本，第337页。
[62]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85页。马木留克人有类似情况，参见戴维·阿亚伦《马木留克王国的火药与火药武器：对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挑战》。
[63]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
[64]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79—80页。
[65]曹振镛编：《钦定平安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8，第22页；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49页。
[66]《大清宣宗实录》卷419，第19页（1845年8月20日）。戴维斯：《印度报告》，附录24，第191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第339页。
[67]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415页；卷3，第152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17，第2（1845年6月6日）、12—13（1845年6月13日）、21页（1845年6月25日）；卷432，第22—23页（1846年9月17日）。
[68]《大清宣宗实录》卷428，第19页（1846年5月18日）；卷432，第8—10页（1846年9月1日）；卷433，第17—18页（1846年10月13日）；卷434，第5页（1846年10月26日）；卷436，第17—18页（1847年1月9日）。
[6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152页。
[70]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34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51，第20页（1848年2月29日）；卷453，第7页（1848年4月9日）。
[71]穆罕默德·阿明所述（有些歪曲），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5、670页；阿赫麦姆·沙：《旅行记》，第349页。
[72]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6—67、69、190—192页；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第245、253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8—349页。
[73]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9、88、193—196页。
[74]陈庆隆：《从1828年暴动到阿古柏时期的新疆史》，第39—40页。陈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所写的日期（1854年8月30日）系1854年10月21日之误。奕等编：《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1896年序，卷1，第11页），以及《大清文宗实录》卷228，第22页（1857年7月16日）。
[75]佐口透在《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16页）中把玉散霍卓依善（Yu—sanHuo—choI—han）转写成“Yusan？KhwājaI-shan”。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表示üsän，显然是Husayn的突厥化，这可以从基比洛夫和宗伐佐所编《维吾尔文—俄文字典》（第287页）得到证实。《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第3页。
[76]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0页；《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4，第13页。喀西达关于倭里汗入侵的报道，见罗斯编译《喀什噶尔的三份突厥文手稿》，第7、14页；羽田明：《倭里汗之乱的一件史料》，载《冢本博士纪念论集》，第65页。
[77]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注3；赫尔曼·封·什拉琴威特—萨孔伦斯基：《印度和亚洲高原旅行记》卷4，第282页。
[78]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5页。这个数字似乎高了一些。
[7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5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31页。
[80]《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第24页。《大清文宗实录》卷267，第5页（1858年11月18日）；卷247，第13页（1858年4月16日）。
[81]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94、602页；卷2，第343—344、369页。《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史》卷1，第662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351页。
[82]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
[83]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2页（AbdulKâim[‘Abdal-Qā’im]必然是‘Abdal-kārīm之误。Qā’im不是真主的99个名字中的一个。清朝的资料是阿布都剀里木A-pu-tu-k’ai-li-mu）。参看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25—526页。佐口透的叙述是以清朝资料为依据的。
[84]克什米尔地区出产的披巾特别著名，它是用西藏和拉达克东部高山地区山羊的下腹部细毛制成的，三个织工编织一条普通披巾需时三个月，贵重的披巾需一年多时间。18世纪时，克什米尔披巾行销印度、中亚、俄国、伊朗等地。19世纪中叶，远销欧洲国家。——译者
[85]莫拉爵士的密信，引自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页注2。
[86]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89—94页。
[87]拉姆：《1767—1905年通向拉萨之路》，第62页。
[88]《大清宣宗实录》卷34译为“木尔齐喇普”。——译者
[89]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页。
[90]穆尔克罗夫特：《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卷1，第47—50页；黎吉生：《西藏简史》，第72页；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第39页，特别是注2；库兹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75页注28。参阅戴布斯《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与探险史》，第31页，他无批判地遵循古伯察的主张；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03—212页，他论证穆尔克罗夫特在十余年后死于西藏之说不可信。
[91]穆尔克罗夫特：《旅行记》卷2，第164页。
[92]即冈底斯山附近的玛法木错湖。——译者
[93]SohanLālSūrī，‘Umdatat—tawārīkh，引自B.S.辛格《查谟之狐》，第28页；也见第204页注39。关于征服，见鲍宁《对小西藏的征服》，载《伊斯兰世界杂志》卷11，第6号（1910年6月），第207—231页。
[94]参见胡希旺特·辛格《锡克人历史》卷1，第279页；卷2，第21页。他提出克什米尔织工的困难和锡克人的积极性是多格拉人扩张的原因。
[95]施拉姆：《甘藏边界的土族》第三部分。文殊师利呼图克图＝东科尔寺呼图克图＝察罕诺们汗。
[96]彼得奇：《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4页；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80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32—342页；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54页。
[97]B.S.辛格：《查谟之狐》，第160页；戴维斯：《印度报告》，第52页。
[98]拉姆：《近代不丹》，第52页。
[99]罗斯：《尼泊尔：生存的战略》，第115、117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29页。
[100]拉姆：《中印边境争议的渊源》，第24页。
[101]斯内尔格罗夫、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30—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