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统一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由广东北上到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至6月，布留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9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当时布留赫尔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又是政治方面），正在张家口休养。[141]9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方的重新组织合并，也为训练较好的国民革命军，以备在北伐中遇到的抵抗能力；并预定在北伐中首先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然后夺取上海，估计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谋略。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筹划北伐事宜。[142]鲍罗廷回来答应支持北伐后，中国和苏联的参谋人员制订了进一步计划。当布留赫尔在5月下旬回到广州时，又补充修订完善了这一计划，在6月30日送交军事委员会。[143]布留赫尔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由福建进攻广东；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孙传芳自江西方面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布置到位时，北伐才能开始，因为简陋的通讯设备，使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过程中，蒋介石组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44]，最终取代了军事委员会（由政治军事领导人组成），作为主要的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任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任副总参谋长。李济深是第四军军长，并作为警备司令率两个师留守广州。白崇禧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使广西归属广州国民政府的三位年轻广西军官之一（另二人为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委员会改组了一部分，政治训练部改为政治部，属总司令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科领导。邓演达是个热情的革命者，曾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是1923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粤军第一师的一个团长，又是黄埔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邓演达到德国，在那里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取道苏联回国，蒋介石遂即任命其为军校教育长。但邓演达在3月20日事件中与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捕，不久被派往潮州的一个军分校，后被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左派担任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帮助文学团体的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其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徒，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下面，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的司令部，都有政治部。[145]

1926年春，国民党人通过一次军事—政治讨伐，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希望。在这条道路上却横着三个军事联盟。吴佩孚自1925年中期以来，一直试图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组成一个既可以打败北方国民军，又可以打败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联盟。在吴佩孚直接指挥的各个师，向以纪律严明骁勇善战著称，但又要倚重许多可靠的将领。吴佩孚的联盟军，号称有20万之众，很可能是夸大的数字。孙传芳在华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领导“五省联军”，以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这个“联盟”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但是一支实用主义的“联盟”，也号称有20万之众。张作霖领导的是一个最难对付的联盟，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一般认为，这支武器比较精良的军队，约有35万之众。张作霖和吴佩孚虽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持北京政府，并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在南口和张家口的根据地；苏联以武器和派顾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1926年5月，冯玉祥前往莫斯科寻求更多的援助，并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打算与国民党人结盟。在制订战略计划时，西南的其他的军事集团必加以考虑，虽然其不是强大得足以造成威胁。两支集结在东海岸的海军，在战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福州，一支在上海。停泊在上海的舰只，有可能被用来在长江破坏部队渡江或运输，尤为具有危险性。[146]

由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率领的桂军和唐生智在湘南率领的一个师的加入，国民革命军已有扩大。广西的部队编为第七军，唐生智率领的一师编第八军。国民革命军总兵力可能已达到15万人，但不得不留守一部分兵力保卫根据地。可能在北伐开始时，投入的兵力不到6.5万人。

省籍在过去的历史和近期的政治形势中，决定了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倾向。第一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这些团的许多士兵，是从浙江、江苏和安徽招募来的。粤军为第二军的团和师。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是蒋介石保护人陈其美的部下。在进入黄埔军校以前，何应钦先是在黔军中任职，后任著名的云南讲武学校校长；在黄埔时，负责训练组成第一师的几个团。第一军的大部分军官，原来是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该军被认为是蒋介石权力的基础。保守的孙文主义学会控制着第一军的政治机关。第一军共有5个师，总兵力有19个团，远远超过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各军。

第二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军长是学者—政治家的谭延闿。谭延闿在辛亥革命以后，几度出任湖南省的军政长官，与南方孙逸仙的政府合作过；在孙逸仙逝世后，是统治广东省的领导成员。第二军的实际战地指挥官是鲁涤平将军。留学法国的共产党员李富春领导政治部，许多团一级的政工人员都是共产党员。第二军共有4个师，总兵力共12个团。

第三军基本上是滇军，军长是朱培德。朱将军是位老革命者，曾指挥滇军的几支部队在邻近各省作战，协助孙逸仙于1923年返回广州。孙博士选其为大本营巩卫军参谋长。第三军有3个师，由8个团和两个营组成，其中一个是炮兵营。

第四军是由忠于孙逸仙的粤军第一师整编建立的，是一支经过战斗磨炼的部队。李济深任军长，大部分军官与革命有长期的联系。该军除了有4个师外，还有一个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叶挺是共产党员，曾在红军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从黄埔军校调来一批共产党员的学生任排长。第四军的总兵力有13个团和两个炮兵营，可以与第一军相媲美。

李福林任军长的第五军，主要是广州以南的一支驻军，其中有些部队只在赣南参加过短期战斗。

第六军是在革命根据地最后组建的一个军。军长是程潜。程将军是湖南军官，长期以来从事革命工作，支持孙逸仙。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也是湖南人，是程潜的革命同事；同时也是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3月20日事件以后，离开第一军的共产党政工人员，都来到了第六军。这支混杂的部队，共有3个师，下有9个团和两个炮兵营。

原为桂军的第七军，是按旅而不是按师组成的，共有18个团和两个炮兵营。李宗仁任军长。该军有一半的部队参加了北伐，其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黄日葵，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黄日葵在国民党青年部任职。但李宗仁把黄日葵派在留守司令部，任命留学法国的非共产党员麦焕章负责前线士兵的政治工作。

第八军刚刚组成，唐生智任军长，很快发展为17个团的6个师；党代表是刘文岛，在日本和法国受过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1925年加入国民党。

此外，还有两个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47]学生组成的步兵团，第五期学生组成的两个团，一个警卫团，不久成为十四军的赖世璜的独立团。[148]

从南方的广东等省份进行北伐的第一目标是湖南省，有两条路线可走。铁路从广州往北直达相距约140英里的韶关。由此起，山路崎岖，地势渐行升高，极难行走，至一关隘；再陆行30英里，至湘江的一支流。这条支流汇入湘江，贯穿湖南全省，自南而北汇入长江。另一条路线，从广西北部的桂林，通过地势较为平坦便捷的途径，而直达湖南西南部的湘江河源。湖南南部重镇的衡阳，是这两条路线的交汇点；该地也是唐生智驻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在1926年5月，唐生智的驻地受到湖南的另一个将军叶开鑫的威胁。北伐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从广西调一个旅，从广东调叶挺独立团，由两路进入湖南，加强唐生智的抵抗力量。6月2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49]

北伐开始

到1926年6月上旬，第四军的两个师——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已与叶挺的独立团在湖南东南部会合，在长沙南约50公里，两条河流——西面的涟水和东面的渌水流入湘江。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对位于湘江东、西两侧的3个军的部队下达进攻命令。第八军的部队渡过了涟水，第四军则于7月10日攻占了东面萍乡—株洲铁路线上的醴陵。北伐军突破了涟水—渌水防线，长沙的敌人暴露在面前。叶开鑫从省城长沙退到湘北，唐生智将军于7月11日进入长沙。当这次战役进行之时，蒋介石于7月9日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是，经过战斗，北伐军攻占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地图14　北伐战争（1926—1928年）

吴佩孚开始只调几个师南下，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六军作为总预备队的兵力进入湖南；第二军和第三军奉命护卫右翼，以防孙传芳从东面的江西向湖南进攻。此时，北伐的大战才正式开始。不过，广州的国民党人一直在与孙传芳进行谈判，试图尽可能使其保持中立。国民党人还正在与西南的贵州省督办袁祖铭（时袁祖铭任黔军总司令。——译者注）谈判。7月11日，蒋介石电告唐生智，称袁祖铭已倒向革命。7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其部将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这种任命，在北伐过程中用来收编倒戈部队的做法，造成国民革命军的大膨胀，其素质也大降低）。[150]

地图15　北伐战争时期的湖南和江西

蒋介石于7月20日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随行的有参谋人员、布留赫尔将军和一批苏联顾问。8月11日到达长沙时，蒋介石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与会者有白崇禧、邓演达、战地政务员会主任陈公博、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和李宗仁、唐生智以及几名师长、布留赫尔和其他的顾问。这次会议决定，大军直捣湖北省城武昌，推迟了对蒋介石认为第一目标的江西省城南昌的进攻。第四军率先进攻汨罗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地平江，然后直扑通往武昌铁路线上的汀泗桥。第七军朝东北方向进军武昌。第八军沿西侧粤汉铁路线前进。

勇猛惯战的第四军于8月19日攻克平江，第十二师黄琪翔所部的第三十六团，率先入城。吴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桥，一般以为不可能从南面攻下汀泗桥。8月26/27日夜，当地农民引导第三十六团涉过浅水河流，从后面对汀泗桥发动进攻，大获全胜。吴佩孚坐镇（下一个目标）贺胜桥布置防务，亲自督战。第十二师在第十师和第七军的其他部队支持下，担任主攻前锋。吴佩孚虽采用极端手段阻止其部队后撤，但在8月30日，仍被各个击破，战败逃散。

吴佩孚险些被俘，乘火车逃回武昌，再渡江逃往汉口。第四军虽是伤亡惨重，但还是会同第七军和第八军俘虏了数千名敌军，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辎重。[151]通往武昌的道路被打开了。

革命军的追击部队于8月31日进迫武昌近郊，但敌军还是抢先一步撤退到高厚的城墙以内。[152]“敢死队”经过夜间登城失利后（叶挺的独立团在这几次战斗中伤亡惨重），第四军、第七军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决定围城，于是演变成了40天的围城战。9月6日和7日，第八军渡过长江，在城防司令刘佐龙倒戈后，攻占了汉阳和汉口；刘佐龙被任命为第十五军军长。吴佩孚率残部沿京汉线北撤至湖北北境的武胜关，追击的第八军于9月15日占领武胜关，吴佩孚退入河南境内。最后在10月10日，武昌守军投降，湖北省遂置于国民政府管辖之下。

北伐军对江西的进攻，事实证明是比较困难得多。江西省的最重要的地形特征是在赣江。赣江发源于广东北境，向北流入巨大的鄱阳湖，再汇入长江。省城南昌位于该省北部鄱阳湖的富饶平原上，濒临赣江东岸。南昌与濒临长江的九江，有79英里长的南浔铁路相连接。当蒋介石的代表与孙传芳的代表谈判时，双方都派兵进入了江西。国民革命军总的计划，是派出尚未参加过多次战斗的部队，出湖南往东攻取南昌，而从湖北出兵夺取九江。江西南部已交给倒向北伐军被编为第十四军的赖世璜。北伐军的部署已在9月上旬进行。

在9月19日，程潜率第六军以急行军向前推进，在地方守军以及城内的学生和工人的帮助下，以及第一军第一师的支援下，成功地占领了南昌。但是孙传芳迅速派兵反击，把北伐军从南昌城内和对铁路的控制赶走，并重创了革命军，而第三军却没有前往增援。蒋介石率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二军的两个师，亲自指挥第二次对南昌的攻击。到10月13日，这次进攻已经失败；第三、第六和第七军三个军的几支部队夺取铁路沿线城镇，也同样的失利。这双重的失利导致革命军的总后撤及重新部署。与此同时，布留赫尔将军及其苏联参谋人员进行了指导，为一次协同全面进攻做精心准备。这次进攻的所有部队，都配备应有的通讯手段，并在同一时间采取出击行动。第四军的四个团，新近与国民革命军联合的湖南将领贺耀组的第二独立师自武昌调来。迟至10月28日，蒋介石仍在与孙传芳的代表进行谈判；此时是以谈判为烟幕，用以掩护孙传芳部下的数个团和旅倒戈的谈判。

对江西的全面进攻，在10月底开始。第二独立师和第四军的第十二师进攻南浔铁路的中段和北段，以攻占九江为目标；第三军和第六军进攻南昌附近的（牛行）车站；第二军和第十四军从南面向南昌进攻。这是计划完善和战斗艰难的战役，持续了一个星期，成功地肃清了铁路沿线的敌军，在11月5日攻占了九江，在8日攻下了南昌。除了约有7000名敌军倒戈外，北伐军解除4万余名孙传芳士兵的武装。国民革命军在江西两个月的作战中，也伤亡近1.5万人。[153]

在进行江西战役的同时，何应钦将军正在指挥沿海福建省的另一战役。第一军的两个师，即第三师和第十四师守卫广东省东部边境，防止孙传芳的盟友——福建的军务善后事宜督理周荫人的可能进攻。何应钦将军与一个敌军司令李凤翔及其两个将领曹万顺和杜起云谈判，李、曹等人与驻在福州的几名海军将领一起投向北伐军。在福建的国民党人与各种“民团”，也为协助驱赶北方人周荫人进行谈判。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将军，商谈和平的条件是周荫人不得派兵进入广东或广西。这些初步行动发生在1926年的8月和9月。[154]

地图16　湖北

据报道，福建的敌军在人员和装备上，都超过北伐军，两者之间为5∶1。9月27日，周荫人派兵入侵广东省，目的是夺取东江流域的几个主要城市。何应钦将军得到这个计划的情报后，于是下令越过边境，进攻周荫人的基地永定。10月10日，第一军的第三师攻占了永定，然后回师广东，去对付侵入松口的周荫人军。在这些战斗中，北伐军俘获了数千名战俘，虏获了大量步枪、机枪和大炮。10月14日，福建陆军第三师按预定计划倒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这些初步战斗获得如此的成功，蒋介石于10月16日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司令。东路军由第一、第十四（赖世璜的部队由江西开至福建）、第十七共3个军组成。蒋介石命令何应钦攻下福建省。

攻取福建的战事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力军沿着沿海路线攻下漳州（11月8日）和泉州（11月21日）等城市。当北伐军逼近闽江时，海军宣布归顺北伐军，困住了撤退的福建军部队，其数千名士兵遂被解除武装。12月3日，海军占领了省城福州；12月18日，何应钦以第一军的两个师控制了该城。在福建多山的中部地区，“民团”协助第十七军向前推进。周荫人率领残部退到浙江边境，希望能与孙传芳会合，但被正在谈判倒向国民革命军的陈仪所阻挡。

这样，到1926年12月底，除了原来的根据地广东以及经过谈判联合的邻省广西外，国民革命军已经攻占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四省的省城及省内的主要城市。贵州省的督办[155]已把贵州省名义交国民政府管辖。合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贵州七省，有人口近1.7亿；被攻占的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有人1.1亿。[156]

国民革命军在六个月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有许多因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苏联帮助下，对最初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两年的训练和装备，以及1925年在广东省内的几次战役取得的实战经验。另一个因素是对官兵的政治教育，使之了解为何而战——主要是灌输热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广东省进行的财政改革，使该省的大部分税收进入国民政府的国库，导致人们对通货的信任，使得通过销售国库券借款成为可能。北伐军与敌军的谈判和使用“银弹”促其倒戈的办法也很有效。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在国民革命军中孕育已久在北伐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精神，特别是第一军和第四军的牺牲精神。其他各军在战斗时也都奋勇作战。

苏联顾问在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留赫尔制定的总的战略，以及与其参谋人员为具体战役制定的细致专门计划。每个投入战斗的军都有苏联顾问，有的师也有苏联顾问。这些顾问都力图保证其所在部队能准确地执行计划。在战斗进行时，给布留赫尔提供情报网络，战斗后又提供有价值的总结。有的顾问实际领导了所在部队的进攻。顾问们还为其所在部队的中国将领，提供政治评价的参考意见。少数英勇的苏联飞行员，飞临敌军上空侦察阵地，或飞临被围困的城市上空散发传单，引起敌军的恐慌，并轰炸战略目标。有几个苏联顾问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乱，其他有数人患痢疾。在江西战役后，“我们（顾问们）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人员”进了南昌的美国人办的医院。[157]

动员群众

北伐军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工作。随军的专职政工军官、在敌后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通过争取地方民众和试图策反敌军来支持战事。受过爱民和不扰民教育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不准抢劫或强征劳动者入伍。劳动者热烈欢迎北伐军。农民卖食品给士兵，为北伐军充当间谍，侦察敌情，或任向导，或搬运军用物资，或为伤员抬担架。有数次武装简单的农民队伍，竟攻击敌军的后方。铁路工人破坏了敌方的交通，约有4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在被北伐军围困的武昌城内，革命者秘密张贴标语和散发策反传单以动摇敌军的官兵。南昌的学生和警察，协助北伐军第一次攻占了该城。当北伐军退出南昌时，许多人还牺牲了性命。[158]

国民革命军一旦攻下大城市，劳工组织者就开始组织或恢复工会。工会的组织者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有的于五卅惨案后在上海工作，有的在广州指挥香港大罢工和封锁中已有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湖南的劳工运动，在湖南一位名叫郭亮的指导下，很快得到恢复。1922年，郭亮积极组织铁路工人，结果1923年在工会被镇压时遭受挫折。1924年，郭亮参加了国民党，是国民党在长沙的地下核心组织的成员。在1926年5月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郭亮当选为执行委员，然后回到长沙。不久，长沙被第八军攻占，数十个工会都建立起来，随即出现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浪潮。政治军官支持工会运动，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强制执行罢工。9月，湖南省工会联合会成立，12月的一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使工会组织和管理正规化，加强劳工运动的纪律，制止未经批准的罢工。27岁的郭亮成了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到1927年，省工会联合会声称会员超过了40万，其中9万人是产业工人。[159]

北伐军在9月份攻占汉口和汉阳以后，革命热情更不断高涨。汉口、汉阳街上很快贴了许多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标语，也贴了许多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部每天组织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开始在学生、下级军官、妇女、劳工中吸收党员，到12月底，共吸收了3.1万名新党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张国焘从上海到武汉来指导革命，于9月11日抵达汉口。随之而来的，是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几名具有丰富组织劳工经验的同志。在1923年2月京汉铁路罢工受到镇压后的几年，劳工运动虽受到压制，但并未被摧毁，此时又很快恢复起来。9月14日一次工会代表的预备会议，计划组织的湖北总工会，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快到11月底公布一张工会名单，列出武汉三镇的73个工会（据报道有会员8200人），大冶铁矿有6个工会（会员1100人）。11月间，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导组织工会工作的进程。[160]

1926年11月，一个罢工的浪潮冲击着武汉三镇，矛头既针对本地的工商业，又针对外国的企业。印刷工、邮政工人、丝绸铺店员、苦力、劳工、日本家庭和商号中仆人和雇员，都一起上街参加游行，英国烟草公司停止营业。工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强制实行罢工，有的还采用粗暴野蛮的手段。大部分罢工，因为工资得到增加而很快平息下来。但是工会却把其权威强加在罢工问题的处理上，以致加剧了对抗。罢工使工商业越来越趋于萧条。11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11月19日结账时破产。中国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即在没有工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工人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政府的答复，立即成立调解委员会，由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人参加；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工资的能力。一批国民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12月11日来到武汉，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府。然而，造成经济分裂的力量已无法逆转，并最终导致了武汉政府的垮台。[161]

群众在革命中的参与，最具有戏剧性和最知之不详的，是新解放的几个省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北伐开始以前，农民运动的广州总部所知道的情况，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有161个农民协会和43423名会员。6个月以后，在1926年年底，共产党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就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91个县，参加协会组织的农民就超过了150万人。这个数字不可能是确切的，但却说明全力投入这个革命阶段的数百名干部进行工作的狂热。[162]

在国民革命军到来之前，已经在当地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现在能够在政治军官的帮助与保护下，公开来进行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有65人是属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10月初，另外85人毕业于毛泽东指导的一期。地方农协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民的苦难，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工作的本领。在湖南，则首先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吸收其加入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在一开始，农协的组织者并不着重在农村的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实行开仓放粮，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禁止粮食从甲地运往乙地以降低其市场价格。这样的政策，遂激起农村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农村很快出现了农民和地主的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农民打击和侮辱的目标。这些人的财产应被没收，在可能时即实行没收。但是正在组织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些保守省份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的权贵们，也在组织协会，或者给农业团体起上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据点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走上改良主义道路。于是在农民土地运动中，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163]

随着农民运动暴力行为的扩大，有的地方已有处决恶霸的报告。在另一方面，有关于村庄被攻击或被焚毁的报告，有农民领袖被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其代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其最为迅猛发展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和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湖北省边境地区。到11月，据报道，湖南省有6867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超过126.7万人。地方农民协会被纳入462个区农民协会和29个正式组织起来的县农民协会。对农民协会的阶级成分分析表明，60％以上是雇农，“半自耕农”占18％，“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占所余20％的大部分。很清楚，由左派领导这场农民运动，已吸引了农村的贫困阶层。[164]

湖南省的农民协会，是12月在长沙召开的为期一个月的大会上组织起来的，170名代表据说代表13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始的几次会议，与据说代表省32.6万会员的工会一并举行的，讨论了多天以后，通过了事先准备好的几项决议。10月2日，中共湘区区委通过宣言，提出农民的政治和经济的最低要求，成了12月大会通过决议的轮廓。这些决议要求，农民协会必须参加地方自治，成立由农民自己控制的自卫组织，打碎“土豪劣绅”的统治，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和厘金，储粮备荒和实行其他救济政策，没收反动派——军阀及其仆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湖南省农民协会的缔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协会秘书长。柳直荀是湖南人，19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毛泽东的朋友。刚刚担任共产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参加12月大会后期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军阀就不可能被打倒，工业的进步也不可能实现。毛泽东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运动的人，号召要不间断地进行斗争。[165]大会以后，毛泽东到长沙附近5个县调查土地革命状况，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后来著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与湖南相似的道路。从6月3日报道的38个协会及稍多于4000人会员的基数，到12月的报道，在34个县已上升到28.7万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占的江西省，农民协会发展的并不很快。在6月份只有36个农民协会，约1100名会员；在10月份，据报道，有6276名会员（可能大部分在南方）。1l月北伐军攻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发表的数字是5万人。江西省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农民运动当然受到了抑制。[166]

反帝运动

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外国人在华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是过去80年间列强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结果。国民党的领袖用不断的宣传攻势，唤起民众来支持其收回中国失去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外国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背后有苏联人的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成为当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苏联，把英国视为其主要敌人。苏联特别担心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人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和6月23日的沙基惨案以后更趋明显。因为日本虽是五卅惨案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的惨案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中国人进行反击时，日本和法国在惨案中的作用却被降低了。在争取民众方面，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以很大的支持（两党从1925年年中都得到迅速发展），但也包含着很大的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很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会支持国民革命的敌人——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封锁，在广东省已经整整进行了一年，曾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到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突。罢工虽已不再困扰香港，但封锁却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华南的贸易与航运。维持罢工者的生活，是广州政府沉重的财力和物力负担；而且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发展起来的独立武装，也令广州政府感到为难。配有武器而又难以驾驭的工人纠察队，也给广州领导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是结束封锁的首要障碍，因为该会坚持要求一项数额巨大的资金，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但广州政府难以筹集这笔巨款；而香港政府认为这是讹诈，坚决拒绝支付这笔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对其雇用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而不再伪装为只是调停人的角色。从7月15日到23日，正式谈判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滞不前。其后，9月4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作了一次短暂行动。次日，英国舰只又在长江上游制造了万县惨案[167]，这显然使广州当局相信，英国打算用军事手段强行结束封锁行动，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蒋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此事可能产生的危险提出警告，下令停止罢工和封锁。9月18日，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封锁行动将在10月10日或以前即结束，广州政府将征收附加税支付给罢工者。这样，在10月10日，中国单方面决定停止封锁和罢工；广州政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规定的但从未实施过的2.5％附加税。对新税的征收，英国政府也不闻不问，英国外交部高兴地看到使人头疼的封锁结束，并正式制定对广州政府友好的政策。[168]

长期以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已经是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仇恨的目标。许多中国人藐视宗教，尤其反对外国传来的宗教，认为这种宗教奴役其信徒的灵魂；教会学校更是攻击的目标。因为此时对中国青年的教育，大多控制在外国教会手中。开始于1922年全国范围的反对教会教育的宣传运动，原来与国民党并无特别关系，但很快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支持这种谩骂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5年，广州出现了赤裸裸的反基督教游行，发表街头演讲和散发煽动性传单，侵犯和破坏有些教会的财产，其中有两次是国民革命军做的。教会学院和中学的学生，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强烈影响，发生破坏学校的活动。例如在1924年和1925年，煽动者在长沙雅礼（在中国的耶鲁）挑起了“学潮”。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签发了一项支持反基督教运动措辞强硬的决议，并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广西自归入国民政府以后，在1926年上半年，也发生了几起反基督教骚乱，并有掠夺教会财产的情况。总之，反基督教运动是广泛反帝运动的一部分，但外国传教士及教堂很容易直接受到攻击。[169]

但是，这里也存在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国民党有些领导人就是基督徒（孙逸仙就是基督徒），有的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对基督教会及教堂的暴力攻击，损害了国民党在海外的声誉，也损害了国民党在中国基督教徒中的声誉。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似乎就面临着危险力量的对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国的反对。1926年7月12日至18日，正当北伐进行之际，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对基督教教会的态度：

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例，说明（基督）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之先锋……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

8月20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来到长沙后，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明北伐的爱国目的：从军阀手中解放全中国，在世界各国中赢得公正平等的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保护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的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两天以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接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去护理蒋将军。为蒋介石拔掉一颗碰伤牙齿的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对其明显的友好态度深怀好感。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担心其医院会被没收，但蒋介石的司令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个时期。蒋介石答应不准其所控制的部队攻击外国人。[170]

在战争移到湖南省境外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省内发动了一次抵制英国货行动。长沙和其他城镇的示威行动，带有强烈的排外性。10月份，许多布道站受到侵扰，房屋被贴上敌对性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学生，都组成工会或社团，提出显然是共同商量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传教士被赶出其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令人担忧，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介石于11月19日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到欢迎，本党党纲中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教会可以与往常一样在中国发挥作用。”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迅猛，以致到年底时，大部分教会学校都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有的正准备逃往汉口。教会虽没有人被杀，但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被工会或军队抢走。但长沙的美国商业并没受到骚扰，一般地说，日本人和德国人也都没受到干扰。[171]

11月开始，英国外交部开始拟订一个能充分适应中国民族主义政策的声明，并有助于改进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英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亲自指导制订这项新的前瞻性政策的尝试，其备忘录于1926年12月1日经内阁批准。备忘录用电报拍发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蓝公使当时正从上海前往北京。备忘录声明（因其发自12月26日，后来被称之为圣诞备忘录）实际上是针对其他大国的，敦促各大国在中国出现有权威政府时，应宣布愿与其修改条约，并对其突出的问题进行谈判；在此之前，可先与地方当局打交道，并抱同情态度考虑任何合理性建议（即使这些建议有违背条约权利的严格解释），争取地方当局对外国利益能报以优待。备忘录声明，对企图完全拒绝履行条约规定之义务，或攻击外国人在中国合法利益的行动，将保留抗议的权利；并且抗议应通过列强的联合行动而产生效果。备忘录表明英国政府的观点，对治外法权委员会主张修改的某些建议应立即实行，列强应立刻无条件批准华盛顿会议所定的附加税，而不应指定此项收入的处理和使用。[172]备忘录虽然希望能迎合中国爱国者的渴望，但仍然有太多的限制，难以满足国民革命运动的要求。

看到国民政府似乎在长江流域站稳了脚跟，英国外交部开始考虑一旦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并足以完全承担所有条约规定的责任和履行其他的义务时，英国政府考虑予以外交上的承认。在此之前，英国应尽力以友好的态度，与中国实际行使权力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国民党机关打交道。英国外交部甚至在蓝普森就任北京的职务之前，授权命其去汉口访问。因此，英国驻华蓝公使于12月7日至17日，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进行了第一次外交谈判。两人探索性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英国承认的条件；困难的是蓝普森坚持，在新约未商定之前，国民政府应同意现存条约是有约束性的。会谈使双方都可以估量到对方所能让步的限度。陈友仁急于抓住英国外交上承认能给国民政府带来好处，所以多方努力，试图找到弥合双方立场分歧的方案。陈友仁坚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安排得像是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同意照此办理。[173]

收回汉口英租界

在武汉政府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在进行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11月份，反英已进入高潮，反英的示威行动引起了汉口英租界的恐慌。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反英的浪潮受到暂时的抑制。12月18日蓝普森离开汉口时，民众再次被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所左右。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激昂的反英情绪保持炽烈状态，在党政联席会[174]（武汉政府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决议，均可证明其支持的态度。该委员会于12月26日组织了一次盛大集会，李立三任大会主席并发表演说，其他的共产党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李立三曾在1925年夏季领导反英上海罢工中获得声誉，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工运领导人。圣诞节备忘录也同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一条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11月23日，有17位国民党员在天津英租界与法租界被捕，这使中外关系日趋恶化。经过审判，这些被捕者移交给北京政府的地方当局；国民党的办事机构也被查封。广州国民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宣称英国应对被捕的国民党员在敌人手里的遭遇负责。12月末，在天津被捕的七名国民党员遭到枪决时，汉口的国民党领导集团重新提出抗议。天津事件，成为收回外国在华租界宣传的部分内容；但对主要敌人英国的直接冲突，仍要求必须避免。[175]

随着反英游行示威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进入租界的入口处，设置了路障，并在各入口处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以及汉口的商团。准许单个的中国人通过该处，成群的中国人或武装士兵则不许通过。1月份的头两天，武汉三镇举行游行和庆祝活动，欢迎——催促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月3日，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英集会。当天下午，大群中国人聚集在一处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的几个队员的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遂即发生海军陆战队用刺刀向愤怒的群众攻击的冲突。5名中国人当场被海军陆战队刺伤，愤怒的群众也打伤了3名英国士兵，但是英国士兵没有开枪。最初的消息说，有一个或数个中国人被杀死。当有人报告这一危急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立即决定设法阻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劝说群众散去，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陆战队，留下华人巡捕在中国军队支持下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的劝说也都散去。徐、蒋二人答应在24小时之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是作为最后通牒递交），以避免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重演。商团撤退，海军陆战队返回其舰上，由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

事实上，路障此时已形同虚设。在煽动者鼓动下，群众冲进了租界，英驻汉总领事要求中国军队来维持秩序。1月5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撤离。当群众中有人向巡捕房投掷石块时，局势顿趋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捕房交国民政府当局负责。租界里的英、美妇孺乘轮开往上海；男子则集中在滨江的一座大建筑物中，准备一旦情况紧急，即可由此处迅速撤离。国民政府在英租界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176]，中国就把英国人控制下的汉口英租界收回了。1月6日，九江的一小块英租界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为中国所收回；英国人没有抵抗，但却发生了抢劫和破坏行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威信，但也有预想不到的后果。[177]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汉口的传教士日益增多，传教士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前往安全的地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该地为外国侨民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北伐军要攻击的目标。根据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英国内阁对于派一支加强的军事力量来保护租界进行了辩论。1月21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英军整编师，而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营的印度兵。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担心英国可能试图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英军将帮助孙传芳阻止北伐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放弃了用武力重新占领汉口或九江任何一地租界的打算。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了公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于1月11日到达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间进行关于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2月12日。对国民政府一方来说，谈判带来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这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政府的威信。对英国方面来说，谈判可以检验其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的这种尝试性的做法是否有效。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找回面子，以及国民政府保证不企图用武力废除条约。为了提供良好的谈判气氛，国民政府外交部在10月10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将停止反英和反基督教运动。为了回报确实出现的短暂安宁，欧玛利于1月24日说服英国的汉口侨民恢复营业。由于感到有危险，英国侨民早在1月5日就已关门停业。对于已为商业萧条和失业累累所困扰的汉口来说，外侨的停业更增加了经济压力。在140家中国的银行中，大约有30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月26日）破产。陈友仁发表了一项声明，主旨是表示国民政府愿意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来解决与列强之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的方案；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管理租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后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任主席，中国委员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作出的。协议定于1月30日签字。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1月27日开到上海，并且风闻有更多的英国派遣军已在来华途中。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陈友仁此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是用于防御；并威胁说，除非途中的英军停止前往上海，否则将不在协议上签字。妥协的办法，陈外长正式声明，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地位的现状。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议，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途中的英军将留在香港。做了这些姿态之后，陈友仁—欧玛利协议于2月19日签订；关于类似的九江协议在3月2日签字。国民政府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其迎合国民政府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赢得了加强其与南昌对手进行竞争的实力。[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