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

尽管资产阶级只是有限度地参加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动乱采取保守反应，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于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引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1911—1913年所发生的事件也许意义不大，但是对中国较长时期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过渡演变的概念（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演变），就应当代替革命突变的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一演变在19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成为20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因此，把资产阶级兴起的发展过程，简单归结为一个革命事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10年至15年的时间内，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是否促进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者，在提到革命正是为了释放“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能量时，总是强调这一进程发展得十分缓慢。[67]在中国，情形恰截然与之相反。革命后10年到2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开足了马力，出现了新一代从事工业生产和采用工资雇佣制的企业家。但是，这一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很少受惠于被军阀所长期占有的革命成果。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必然是受外部国际关系的演变所制约。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1914—192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的一部分市场，又归还给了中国；交战国双方全力以赴贯注于战争，无暇顾及于中国。欧洲的衰落，正有利于中国恢复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中国带来新的障碍，并为未来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使世界对于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原料的主要产地，中国正适应这一需要的供应。再者，西方列强不断在银本位的中国和印度增加白银的采购量，自1913年墨西哥关闭诸银矿以来，刺激了国际银价持续进一步升值。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可是，虽然中国外债的负担因此减轻了，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却并没有受益。因为战争虽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但对此机遇的掌握和利用，却受到中国“不发达”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中国经济的基础，是深为各种障碍所困扰的半殖民地制度，作这些障碍则来自波及全球的战争。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商业性海运吨位的减少，结果是运费的上升，阻碍了国际贸易的进行。实行外汇管制，1917年英、法两国实施的丝绸和茶叶的禁运，使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火工业，使对中国的设备供应受到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刺激中国民族工业增长时，但中国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器变得十分困难。[6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尚不能使其从外国势力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益。战争引起的困难，只是无利可图，而不是直接的损失。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的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是直到和平恢复以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年，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获得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对原料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战争的需要被建设的需要所代替。1919年的上海出口值，较之前一年提高了30％。在出口的增长中，尤为突出的是银价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白银”汇率的升高；欧洲买主的迫切需求，使之其不惜高价购买。由于海运能力的增加和战时工业又恢复到战前状态，中国的实业家能够重新转向西方市场，去购买所需要的原料。其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白银，从1918年的180万两增加到1919年390万两。[69]由于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市场，中国企业能够从所需求中受益；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及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和有利的汇率中受益。

在经过1917年以前缓慢发展时期之后，对外贸易总值从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70]进口增长并不迅速，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棉纺织品（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发展）的进口下降；生产资料的进口则上升了。1920年，这类生产资料的进口，占中国进口货物总值的28.5％。[71]进口与出口货物的不等量增长，促使贸易恢复了平衡。1919年的贸易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72]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属于“不发达”经济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依赖型的经济了，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求。迄于1919年，远洋运输力的不足和设备的缺乏，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对于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却没有多少影响。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商业资本遍及附近的乡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榨油等产品取得新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手工业此时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取用工业的原材料（棉纱、化工产品）。手工业活动表现适应趋势的能动性。这种适应趋势，正是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很好的例子。因此，H.H.福克斯所说的“工业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口岸”[73]，虽然这个说法为同时代的人所普遍首肯，但我们未敢苟同。

沿海城市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企业更加普遍发展的一个方面，无疑这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至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74]（这样迅速的增长，只是在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在中国现代工业增长中，首屈一指的是棉纺织业。全国的纱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锭，升至1922年的1506634锭，其中有63％属于中国工厂主。[75]1928年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至1922年间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共开办了26家面粉厂[76]，还购进了一些原来外商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发展。但是这个黄金时代的狂热，却很少影响到重工业领域。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活动的结束而消失。现代的煤矿和铁矿，仍然有75％至100％归外国资本所控制。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意。[77]上海及其附近一带地方，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波及了天津、广州和武汉，但受其影响的程度较小。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外国银行的衰落，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却没有影响到国内市场，因为国内市场的资金一直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相反，国内金融市场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的大量资金，过去出于安全和对利润的考虑，一直是投资于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仅在1918年和1919年两年，就创办了96家[78]，其中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有密切联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79]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此类。另外，还有许多“政治”银行，其创办人都来自政界或与政府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经营国家的资金和信贷。另有十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纯粹是商业经营；可是当其参与民族工商业金融活动时，却始终受到市场古老结构的阻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股票交易所，经营的只是外国股票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创办和成功，促使许多人群效仿。到1921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大多数只经营自己的股票；数月之后，发生了“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倒闭风，才将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刹住。[80]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一样经营直接信贷。但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按向来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样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新式银行规模可观，但其兴起基本是投机性的，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是“钱庄”。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而1913年还只有31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万元，是世界大战前的5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各银行间互相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1919年的每月利率平均为0.06（每千两每日利率一分），1922年升至0.17。虽然可以将银价的升值解释为纯财政原因（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世界市场对黄金的投机抢购），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起了作用。例如，在各大城市的金融市场上，销售特别指定输出的农产品，就要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种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以精确的分析。[81]但是物价指数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上涨了20％至40％。和同时期西方国家相比，这并不算大。因为和工业品价格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供出口的产品外，农产品价格之稳定，较多原因表明年景好，而不表明市场疲软——也就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这是繁荣时期的互相补充现象。

在这一繁荣期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年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82]一些重要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的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83]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其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利润的意义就更为重大。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84]

正是在这物质繁荣的基础上，都市社会在沿海大城里，越来越受西方影响发展了。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人口的总增长率。这个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之中增长3倍（参看表38）；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表38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城市人口增加统计[86]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发展，但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1914年至1919年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85]

城市的迅速发展，既不是因为内地发生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会动荡的特别恶化，而实质上是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苦农民，农村中的闲杂无业者，都到城市的作坊或新建的工厂中找工作，或者到码头上当搬运工，当苦力，或拉洋车。许多农村的士绅，也搬到省城或本地区的城镇去居住，一部分人是想在地方政府或各种自治团体中谋个职位，部分人是为了子女能有受到新式教育的机会——这是都市居民的特权。

都市范围的向外扩大，郊外也被纳入于建设范围；而古老城墙和牌楼式的城门，给由郊区进入市中心造成很大困难。但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的城墙被拆除以修建新区。虽然新的建筑大多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足可以与1919年上海开张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相媲美。在广州，大新商场的9家商店，自1918年起即雄踞珠江岸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项。包括中式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87]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阶级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士绅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的注意，开始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是如何对西方经验作出的反应；同时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将此种现象从其所处的基本的传统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88]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即使从城市方面来看，甚至在已经现代化的沿海地区，相对来说，看来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之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上被称之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一些人物十分相似。[89]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士绅们所从事的很不相同，但其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使其地位更加重要，其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1853—1926年），是清朝的状元，袁世凯政府的实业总长[90]；在其故乡南通办的大生纱厂，在1914年至1921年间，纱锭增加了一倍。[91]再以虞洽卿（1868—1945年）为例，曾任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同业公会的董事，在大战时期投资200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1917年）、宁绍（1917年）、鸿安（1918年）。[92]还有朱葆三（1847—1926年），在1919年72岁时仍在上海任总商会会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1938年）和荣德生（1875—1952年）的财产。[93]荣氏兄弟二人出身无锡商人兼小官吏家庭，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1914年至1920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创8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达150万两。荣氏兄弟更将其企业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这些企业先驱者在经营上的成功，都得力于其个人的优秀品质，在条约口岸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获得了经营企业的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大多数的城市精英，主要是以其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不是由其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后，代表地方利益创立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和农会等新的权力网络，取代了官僚政治机构；但这与袁世凯中央集权化的企图相冲突，在地方上又与互相争雄的野心军阀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的权力毕竟还是增长了，虽然这些城市精英未能成功地为当地保住1912年至1914年间争得的行政权力（尤其是税收权），但其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比革命以前大多了。揆其原因，无疑是因为这官僚大多是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官僚的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1912年的浙江都督府，每7名高级官员中，就有5人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1920年，浙江每8名高级官员中，有4人是浙江人）。[94]但是“回避法”并没恢复；清代规定，禁止从本地学者中选任地方官。城市精英或者地方代表机构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向地方官施加压力，以保障其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也不受外国人侵犯，并防止群众的各种无理要求。

就是这样，“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浙江省的一个地区首府，1925年控制地方政府的人物中，有40％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很活跃了。不过在这个人群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有功名的文人学士（进士、举人、贡生）的作用已经减弱。1918年至1921年间，在浙江省议会中，这些有功名的人数不超过6％，而在革命前夕却占46％。[95]死亡为其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原因，为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使其人数得不到补充。原来历来由其所掌握的慈善团体的账房和管事的职位，遂逐渐为政府当局和卫生与公共工程的专门人才所取代。例如在济南，情况就是如此，1917年，广仁善局就为政府的善局所代替。[96]

这种情况的发展，加深了城市绅商和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名流之间的裂痕；同时，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以济南为例，维持一支负责卫生、公共交通、法律与秩序以及消防的警察力量所需费用，其来自全省收入的款数，与来自都市税收的数额，恰好是相等的。

此后，都市的名流，从商人、地主和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补充力量。这样，绅商的界限就不很清楚了；在省议会中会凝为一体，并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1921年至1926年间的浙江占88％。[97]这些新的知名人士，继续维护已重新组合的地主利益，现在更竭力保证商人的利益。商人们常在省议会中居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城市议会议长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城市商会会长竟完全取代城市议会的位置，例如1922年的浙江绍兴就是如此。20年代商会的数目激增，浙江省的嘉兴县原来只批准设立两个商会，但到1924年，却已经有了13个。商会在地方各种代表机构中，逐渐占据了首要地位。[9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市上流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社会集团，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经营和合理化经济思想。这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资产阶级。由于受经济奇迹的影响，在由西方支配的半殖民地环境中，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很自然的。现代的资产阶级新一代企业家们曾经在外国留学，对当时世界的现实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并且比较少受旧传统的束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1942年），出生于上海，为棉花商之子，学习英语，并于1900年通过考试进入海关工作。穆氏因1905年积极参加抵制美货运动，而被迫辞职，遂于33岁时赴美接受技术教育，先后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艺学，然后又转入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学院学习纺织工程。在1914年回国以后，穆湘玥努力改进设备，使自己的纺织厂现代化，并引进美国的长绒棉种种植。穆氏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厚生纺织厂，1916年又创办德大纱厂，1920年在郑州创办豫丰纱厂；1920年，参加组建棉花交易所，任理事长至1926年。此为极少数经受住1921年投机风潮的交易所之一。为了帮助培养中国实业界所急需的人才，穆氏给其最好的学徒提供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其中包括1921年赴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方显廷。[99]

银行家陈光甫（1880—1974年。原文如此，应为1881—1976年。——译者注）的事业，和穆藕初十分相似。陈氏生于商人家庭，11岁当学徒，1904年赴美学习商业6年，回国后，找到一些老同学，同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海关和邮局职员合作，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40年以前，由陈氏自己负责银行的经营管理，是当时最兴旺的私营银行之一。

还有一批工程师，出生于小康之家，也在外国受过教育，从事双重职业——既是公务员，又是企业家。其代表人物有江顺德（1880—？年），是近代油漆染料工业的先驱之一。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于1921年至1925年间管理热河的北票煤矿公司。

最后，新一代实业家大量来自华侨，和留学生一样，对现代世界有实际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简氏兄弟——简照南（1875—1923年）和简玉阶（1877—1957年）——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产品在泰国和新加坡的华侨中行销。1912年至1917年间，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610％[100]，并在宁波、汉口、上海设立分厂。上海分厂于1919年改为总厂办事处。简照南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任上海总商会董事。简照南死后，其弟简玉阶继承乃兄的事业，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政权下，仍然是一位民族资本家。

马玉山（1878—1929年）的事业要短暂一些，初在菲律宾以饼干生产商的身份开始其事业；辛亥革命后，回到广州和香港，开设了一些新厂；其后居住上海，于沪上置总管理处管理各地分公司。1912年，马氏企图建立中国新式制糖工业，在吴淞开设了国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资本家投资1000万两。1913年，马玉山游历西方各国，收集制糖技术情报，准备在满洲种植甜菜；但不久试验失败，马氏遂返回东南亚。[101]

聂云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为城市名流和企业家二者之间的纽带。聂云台为聂缉槼之子，曾国藩总督之外孙，是上层绅士中的一员；虽是居住在中国，却对英语有精深的造诣。当其24岁，其父任浙江巡抚时，命其去管理一家用公款收购的纱厂。这家名为恒丰的纱厂，在第一次大战时有了发展；到1919年，资本已达到100万美元，各车间共雇用1300名工人。到1921年，聂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并向益中机器厂投资。聂氏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个企业家；1918年，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一个改良原棉委员会；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改良原棉的工作。在1919年至1920年的危机中，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之时，聂云台由于出任会长，得以出面调解[102]，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

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是威望不高的，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是几百人。这些就真能构成一个资产阶级吗？

必须首先指出的，在出现这一群企业家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在世界大战开始时回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脱离了中国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提倡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103]这个新的知识阶层出现，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鼓励。这两大集团的联合，双方的力量都得到加强；但是其影响，主要在于其继续与城市名流保持联系。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和年轻企业家，得到其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于其行动，又保证其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是绝难有所成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传统商人因投机而获巨额利润，并将所获此巨额利润付给穆藕初。若非如此，穆藕初到何处去筹措开办其经营的第一个纱厂的资本？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得到上海总商会董事们的合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对国家权威缺乏信任感的共同基础之上的。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的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两者只是某方面代表商人利益的组织，也不同于朝廷强行加给地方团体的商会。这些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并且是在自发活动中产生的；实际上，其主动性是来自受益集团自身。1918年建立的华商纱厂联合会，使一个保护性团体获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该团体在一年前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团结组织起来的。而当时的日本棉花购买商正要废除这种税。1920年，北京的主要银行家每周举行两次友好聚餐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组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12月，与全国银行总会成立相隔不到三年。

这些新的现代性商业联合会，表现于对任务的了解，也不再从事宗教或慈善事业的活动；而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其大部分财力。现代性的商业联合会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志。因此，在此后数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19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在发展途中所遇到的障碍，都有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由于其对外国市场研究的重视，为中国能在世界各种经济力量的潮流中，获得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时，阶级利益呈现出现代面貌，过去行会的团结是基于既得利益之上的，而现在则是为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而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轻的雇主，虽然只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边缘部分，但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也多少使自己民主化一些。

在世界大战刚爆发之时，上海总商会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捐认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300人。除了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有代表，董事会为35名所垄断。作出决定的权力在德高望重的董事长朱葆三。董事会的董事，大多是从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选出的。而在1919年至1920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多少扩大，但新选的董事会自后确实有了一些代表性。自新董事会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是从现代产业部门接纳代表，而这些现代产业部门代表一般是仍同传统商业保持联系的商人，如王一亭、虞洽卿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业家（简照南、荣宗敬），其利益及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产业部分。在商会内，这些董事的活动，继续沿着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开始的方向，传播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与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上海总商会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内部出现了一场危机。[104]对立面并不是来自新的商业联合会，而是来自一些旧式的同乡会。这些同乡会和帮会不同，一直让小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宁波帮会的分支，其贵族气就比帮会少一些。但是在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要数汤富福（汤节之）任主席的广东同业公会。在商会内部，约有60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3月辞职；并提出改革方案，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扩大董事会，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年8月，董事会改选，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这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者冯少山，都因其广东籍贯和政治活动而引起重视。许多人简直是新一代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其影响却可以从1921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是冯少山。方椒伯1884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曾于1922年任上海市总商会副会长；冯少山也生于1884年，广州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1919年春，伟大的民族主义总动员期间产生的新组织，接受了总商会拒绝扮演政治先锋队角色。1919年5月创立的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言人出现的；广东籍的活动家汤富福、冯少山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联盟，经常与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而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津的却常是同一些人（特别是虞洽卿）。两者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只是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个方面。

数月后，许多“马路联合会”成立，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的中国商人，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租界工部局的征税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对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上海总商会想对“马路联合会”加以抑制的呼声，又在其他场合发生了。“上海商会已不能像往日一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权威性已由其他的组织所代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1920年作如是说。[105]这些自己创建的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中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正准备要重登政治舞台了。

士绅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在城市的绅商中占了主导地位，团结大部分“旧制度”的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从后者继承了其改革创新精神。这样的资产阶级丝毫没丧失其典型性，相反，却是真正代表了当时的都市社会。但是这个都市社会，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之外了；其进步和西化——这必然与其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其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广阔的农业帝国，中国怎能为几个少数新兴的沿海城市所统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