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与私人关系

从表面上看，北京政府的制度是合乎宪法的，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由法律予以区分，决策也按规定程序制定。但政府的组成，实质上却是派系在起作用。一大批个人追随者，越过法定制度的界限而取得捷径；每个派系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人物为中心，由其个别吸收忠诚的追随者组成。

在组织这些派系时，政治领袖特别注意；凡是工作上既能干，政治上又积极可靠的人，认为也是有前途的人。领袖人物对可靠性的判断，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关系”的观念。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社会是由父子、君臣、夫妻、师生的关系网所构成。信任与自己有确定关系的人，比信任仅仅是相识的人要安全得多。即使是关系疏远，也有助于建立交往的稳定性；因为交往双方的尊卑，可靠的惯例，包括一方有权向对方要求，或要从别人那里期待得到什么。

当然，血亲或姻亲的血缘关系极为重要；尽管一个人毫无从政经验，但因其人为亲属之故，也会派给一不具敏感性职务，使之其位居挂名差使。另一种重要关系，是来自中国同一地区的人之间的关系，即同乡关系。由于语言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远离家乡的广州人或安徽人，在北京很容易各自结成一伙。教育过程产生另一类效忠中心：一些受业于同一教师的人，毕业于同一学校的人，或在1905年以前同科中试的人，均彼此视为同学，其间之亲密关系远胜于兄弟关系。这些同学，对其过去的师长和主考官[23]负有终生忠诚的神圣义务。与此相似的，从官僚生涯中滋长出与其同事或上司的关系。除了这些自发形成的关系之外，或作为这类关系的替代，一个人还可以通过师生关系，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或金兰结义的兄弟关系，使自己与另一人联系在一起。

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在其身边集结一批精明、称职而忠诚的追随者，组成派系。在由共和宪法规定陌生的社会中，这些政治领袖们，越来越依赖其派系继续展开政治活动。

最有影响和最复杂的派系之一，是由段祺瑞（1865—1936年）领导的。段氏于1887年（应为1889年。——译者注）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炮科，去德国深造后，回国任炮队统带，兼任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见第11卷第10章）的小站炮兵学堂总办和主要授课人。由于段氏在小站练兵的重要作用，新建陆军中约有一半的军官，包括民国初年华北的许多军阀，都是段氏的学生。段祺瑞为安徽合肥人，与其家乡有政治活动能力的人很接近；合肥出生的子弟，具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和非凡的政治手腕。虽然段氏是位将军，但其政治基础，不是军阀式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或是对地盘的控制，而是凭其资历的影响、威望和政治手腕，特别是以其大批追随者为基础。

民国时期，通过其追随者，段祺瑞的影响力，遍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参战军（后称边防军）、内务、财政、交通等部，国务院秘书厅、京汉铁路、官办的龙烟铁矿公司、大理院。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是段祺瑞如何通过其两个密友王揖唐和徐树铮组织的安福俱乐部，其势力控制了1918—1920年的国会。王揖唐与段祺瑞同为合肥人，是靠段氏庇护的政客。徐树铮是段氏在清末提升为助手的年轻军官（安福俱乐部的介绍见后）。

民国另一个主要派系是交通系，源于清末的邮传部（1906年设立）。由修建和赎买铁路，扩充电报系统，邮传部遂组建交通银行，于是大量资金流入该部，使之成为具有政治、金融势力的重要部门。袁世凯的追随者担任该部及其下属机构的各级官职，梁士诒（1869—1933年）即是其中之一。梁氏从1906年（应为1907年。——译者注）到1911年，占据邮传部里最重要的职务——铁路总局局长。美驻华公使芮恩施描述梁氏称，他“被认是在北京仅次于袁世凯，是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人……一个广东人，身矮体壮，长着拿破仑式的大脑袋。他很少说话，但他在一旁的插话，表明他总是在讨论问题中先行一步。这一点也通过他尖锐的提问反映出来。当直接向他提问时，他总是能对任何问题给予清楚而连贯的说明”[24]。

1906—1916年，梁士诒担任一系列政府高级职务。在此期间，梁氏在邮传部和交通部的官僚中组织了势力网，并在梁氏从政府引退后仍继续存在。例如梁氏的追随者叶恭绰，曾任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部次长（1913—1916年、1917—1918年）及交通总长（1920—1921年、1921—1922年、1924—1925年）。梁氏另一位追随者[25]曾任吉（林）—会（宁）铁路督办，主管过吉（林）—长（春）铁路，并几度出任交通部次长及代总长。梁氏还有其他的追随者。

交通系在金融界的影响，为其权势所及的另一个方面，而以对交通银行的控制为关键。交通银行起着政府银行的作用，然而却由私人投资者所控制。梁氏于1908年建立该行，作为邮传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报和航运运营资金的管理机构；1914年，被授权发行货币，并与中国银行共同管理国家财政。[26]尽管该行在政界拥有势力，享有特权，但在1914年后，其70％的股票为私人股东持有。梁士诒通常控制政府股份，并通过在董事中之友人控制大部分私人股份。除了交通银行外，梁氏还组建了其他几家私人银行，包括中国最重要的一些银行（其中有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根据一项资料，在20年代初，政府欠有债务的“大多数”国内银行中，梁士诒及其同伙，都享有股权。[27]约在1920年，梁氏担任国内公债局总理；该机构是为重新调整内债以恢复政府信誉而成立的，其助手叶恭绰和周自齐二人，分别任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梁氏本人不仅是交通银行的董事，还是六家私人银行（其中有三家是一个向政府贷款的财团——国内银行团的成员）董事会的董事；交通系的其他成员，在这几家银行和其他大银行中担任董事职务。

这些事例表明，民国初年的派系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其他派系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还有一些派系，主要是由国会政客和报人所组成（研究系，政学系）。总之，最成功的派系全仗着人多势众，随机应变，才能在政府更迭和军事、金融局势变动之中得以幸存。

主要由派系组成的政治体制，可能在宪政框架下运行，但现实的政治斗争必然是派系之争。由于是对个人效忠，而不是以对体制效忠为基础；而且派系的规模仅限于领导人亲自培养，或通过最接近的助手培养的二三十人。然后，可能再由其党羽驱策最底层的军人或政府雇员，这仅限于派系成员当权之日，某一派系的领袖争得总统或国务总理，而其对手仍将在政府各部、国会、银行保留自己的势力，并可以继续控制地方的军队。这一派系仍将通过其在据点上的成员，联合起来对付在朝的派系或其盟友，攻击谩骂，散布谣言，撤回资金，拥兵自重，直至时机成熟之时，行使贿赂，或发动政变，迫使政府改组。同时代的外国人，常将民国初年的政治称之为“一场闹剧”。实际上，这场闹剧，都是宗派主义作祟的政治活动；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破坏了宪政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