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统治与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国家的军阀，在才能和社会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别，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亦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的军事司令官频繁更动时，也是因时而异。军阀掠夺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灾难，任何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全国；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混战给无数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带来了恐怖与掠夺。[60]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从民众中榨取的款项，其名目之多，令人大为吃惊；发行大量无担保的通货强迫民众使用，使商品交易成为变相的没收。在1924年晚期，仅在广西一省，就发行无担保的纸币达50亿元。这样巨额的财富，耗于军事和其他非生产性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筹划，尤其影响到对大规模工程的投资。因之，军阀注定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61]
军阀混战酿成了连年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经济作物，因而减少了粮食作物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设施的经费，造成数次灾难性的洪水泛滥。军阀的军队经常抢走农民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还降低了农民的耕作生产能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晚期几次毁灭性的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治理不善造成的。华洋义赈会照章只救济因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对此情况，该会不得不改变其对饥荒的定义，以便因管理不善和抢夺而造成的饥饿人群也能得到救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当时拒绝参与在中国的饥荒救济，认为中国的饥荒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而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62]
在许多地方，军阀有组织的官兵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抢劫农民的散兵游勇。1930年，即军阀时期结束后的两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万散兵游勇和土匪，加上19.2万正规军，都是靠掠夺农村来生活。[63]盗匪活动遍及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行为成了家常便饭。战争得胜的军队随时可能会抢劫。战争常使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政府对此则置若罔闻。贪污腐化，骚乱和抢劫已习以为常。社会失去秩序的混乱，使无数的人流离失所，或漂泊他乡。一个审慎的作者断定，20年代军阀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迁徙”[64]。
军阀的混战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是对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国家分裂，使国家在国际上陷于孱弱的地位。而很多军阀却也很爱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子，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作为其行动合法化的手段。不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其打出爱国主义旗子和提出民族主义口号，也培育了中国人应当关心国家大事和探求国家前途的出路。例如，一位中国的将领回忆说，其1912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到冯司令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待军队了。[65]
但军阀的行为也助长了中国民族主义强烈的尚武风尚。尽管军阀们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也阻止了非军事集团去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军阀们以这种方式，促使中国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军事化；大多数军阀都继承了尚武精神。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相对抗，也不得不发展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终于使军队控制了党。共产党人为了和国民党相抗衡，并和1928年以后残存的军阀势力作斗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根本性永久不变的。军阀统治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有一种持久的核心动力，以保证唯有军队才能起强大的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能使军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66]恰恰是这个看法的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绝不能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力量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军阀很相似的人物，但最后还是让位于统一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在20世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传统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有文官统一的结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的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至少在口头上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区的督军或巡阅使宣布独立——却没一人宣布成立新的国家，乃至表示作永久性的分裂。中国国家统一的观念与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的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所增强的局部力量，也是有益于国家的。这种论点，只有假定最终国家恢复了统一，才可以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称，愿对文官政府效忠，承认文官治国的历史传统。尽管军阀们把中国的政治斗争造成暂时的军事化倾向，但中国权力斗争最后胜利者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
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在中国地区造成的分割，对于国家的分裂并没有起多大的加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在中国历史传统上是很盛行的；即使是在中央政权很强大的时候，也是如此。各地的地理特征，经济利益，语言差异，民族和文化模式之不同，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在这里，存在有“分层次忠诚”的体系，即有对省，或对多省地区的忠诚。有对省内地区的忠诚，有对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一般来说，这些都不属于政治上的忠诚；同时也说明，这种对地区的忠诚为什么能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不悖。只有当中央政权崩溃之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中国统一的国家里，具有重要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地区和单位，在中央政权解体之后，便成为自然单元以及自然而然军阀割据的基础。但是，这样的地区在统一的中国，是正常存在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作用比较小的力量。地方主义对于恢复国家的统一，并不是必然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
大多数的军阀是守旧的，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协调的，自相矛盾的。军阀们所造的国家混乱和不统一局面，却为思想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使之其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知识界的其他组织。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以何种方式实现现代化，对增强国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这也是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时期的思想繁荣。因此，在1912—1928年时期，一方面，是军阀时代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团结和国家的实力达于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也是中国思想活跃和文学成就的高峰，作为对军阀一定程度的反应，在这个动乱与血腥的时代，却涌现出导致中国的重新统一，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
[1]史扶邻：《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载《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1975年），第195页。
[2]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其在1916年以前，放弃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而受到北京政府高层的欢迎；但很多军队的将领仍视段氏为导师和领导人，使其成为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领袖。参见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330—335页。
[3]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2，第24—28页。
[4]同上书，1，第68—72页。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紫禁城内的微明》，第146—156页，载有张勋1921年写的一篇简短自传的课文。
[5]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
[6]对张宗昌没有全面的研究。《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在其书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资料。“狗肉将军”这一称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赌牌九而来，牌九是种高赌注游戏，华北俚语叫“吃狗肉”。比较西方赌博游戏中的“rollthosebones”（掷骰子）、“snake-eyes”（掷骰子游戏中掷出两么点）、“deadman'shand”（扑克牌戏的两对，A和8，或J和8）。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123页。
[7]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载《关于中国的论文》，16（1962年12月），第198—252页。
[8]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9]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10]事实上这一动乱时期装备有武器的人数不可能精确。齐锡生在《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第78页论述了这个问题，并作出这里的估计。
[11]《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述历史项目。
[12]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13]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62页。
[14]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载《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37页。
[15]拉里：《地区和国家》，第30页。
[16]校注：原文为一个月的地租收入。地主并非每月向佃户收取地租，而是按夏、秋两季谷物成熟季节向佃户收取地租。应改“一月”为“一季”。
[17]校注：1920年6月，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率部进逼长沙。
[18]军阀税收的资料，选自范围很广的原始文件。关于个别军阀的专题论著，外交家和记者的报道，报纸和期刊的纪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有揭露性资料，载于《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唐德刚和李宗仁的《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军阀税收简要而有见地的记述，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陈志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军人—乡绅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30—145页。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55—80页详细研究了吴佩孚的岁入资料。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强调军阀搜刮钱财的范围以及多种横征暴敛的性质。
[19]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36—76页。
[20]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128—175、232—239页。吴应銧：《中国军阀一派：直系，1918—1924年》，载安德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文集》3，优秀论文（1967年），第249—274页。又见吴应銧：《中国的黩武主义》。
[21]校注：1912年9月，张作霖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15年8月，段芝贵任奉天将军，1916年6月被免职；张作霖署奉天将军，1916年7月任奉天督军，1918年9月被授东三省巡阅使。
[22]校注：1917年7月，鲍贵卿任黑省督军。
[23]校注：应张作霖要求，1925年4月，段祺瑞派张宗昌为山东督办；4月，派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张、姜二人即加入奉系。
[24]加万·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
[25]拉里：《地区和国家》。
[26]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论述了各派；附录提供了七个主要派别的情况。关于军队各系为首的将领及其所率部队，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处处可见，尤其第1卷第2部分。
[27]谢文荪：《军阀主义的经济》，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1（1975年10月），第15—21页。
[28]关于这几次战争军事方面的明确叙述，见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卷。
[29]见图9、10、11、12。
[30]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201—239页。
[31]J.S.休斯顿领事就汉口领事区的情况致国务院的报告，1925年4月4日，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文件，893.00/6206。
[32]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年》，第152—153页。
[3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重要文献》，1，载《文献》，第525页。关于引文和上述两段文字，见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56—59页。
[34]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63—169、177—179、197—202页。
[35]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151—197页。关于吴佩孚从一些外国公司得到钱的事，见罗赫德致马慕瑞，1925年9月19日，国务院，汉口档案L，第2号；罗赫德致国务卿，1925年9月25日，国务院，汉口档，第8号；《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24日，第207页；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1部分，《政治形势》，伦敦，独立劳动党出版社，1926年；J.C.休斯顿致马慕瑞，1926年7月1日，国务院，汉口档，第63号。
[36]《革命文献》第7卷，突出了复辟之前的错综复杂的密谋，见陶菊隐：《督军团传》。
[37]袁世凯最早的正式总统任期，从1913年10月10日开始，在此以前，从1912年3月起，袁氏担任临时总统。
[38]校注：即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由李纯继任。
[39]校注：即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杨善德、福建督军李厚基。
[40]校注：四个分离主义省份，即广东、广西、贵州、云南。
[41]校注：此人为傅良佐。
[42]校注：史称之为南北战争。
[43]校注：段祺瑞为安徽合肥人，张敬尧为安徽霍邱人，故称张氏为段氏“自己的人”。
[44]校注：时湖南督军为赵恒惕，自称为湘军总司令。
[45]校注：沿江5省，即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但此5省联盟终未组成。
[46]校注：即以曹锟为首的津保派；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吴佩孚的总部驻河南洛阳。
[47]校注：1923年1月4日，国务总理王正廷被免职，张绍曾任国务总理。
[48]校注：1924年9月，张作霖乘江浙战起，率大军17万人入关。吴佩孚统领25万大军前往迎战。两军在热河、山海关等处交锋，均动用海、空军参战。冯玉祥突率军倒戈，直军迅速溃败。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
[49]校注：冯玉祥由河南督军调任陆军检阅使。
[50]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38—148页。麦科马克曾披露证实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见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131—145页。
[51]校注：热河此时未设省，置热河都统，为特别行政区。
[52]校注：绥远、察哈尔均未建省，为特别行政区，置都统。
[53]校注：冯玉样国民军第二军长胡景翼任河南督军，第三军军长孙岳任陕西督军。
[54]校注：此处长江流域的军阀，即后来苏浙皖赣闽5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
[55]校注：此处所称吴佩孚为华中几省名义上的领袖，即吴氏号称的湘、鄂、川、黔、苏、浙、皖、赣、闽、豫、陕、甘、晋、桂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56]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页。
[57]校注：最后的摄政内阁，为顾维钧代理内阁（1926年10月1日至1927年6月17日），摄行临时执政职。
[58]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页。
[59]校注：1927年6月18日至1928年6月3日，潘复任安国军政府内阁总理。
[60]有些学者认为，军阀的横征暴敛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其设想的经济理论在经济中的作用，在中国要大一些；忽略了军阀活动的积极方面，如发展工业、农业、运输业和教育，从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例子，是托马斯·G.罗斯基的《中华民国经济论》。事实上，每位研究军阀的人，都认为有些军阀是有建设性活动的。但是从全面考虑，军阀不能认为其是积极的；压迫和掠夺造成的灾苦并不是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直接的经验和观察到的大量证明材料。
[61]关于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的资金，而被转入到军事用途，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89—190页。
[62]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40—56页。
[63]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年），第20、27页；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页引用。
[64]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页。
[65]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2—3页。
[66]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