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时期，1911—1917年

“鸳鸯蝴蝶派”的说法，可以上溯到这类小说中的第一本畅销书，徐枕亚的《玉梨魂》。这部情意缠绵的小说于1912年出版，书中的诗将情侣比作成对成双的鸳鸯和蝴蝶。[17]这种带有贬义的称呼，被用来惯称在1910年约至1936年期间出版的2215部小说、113种杂志和49种报纸。这个“鸳鸯蝴蝶派”可以和其派中最著名的杂志《礼拜六》互换，公开宣称其宗旨是为了“消闲”。

鸳鸯蝴蝶派小说之盛行于一时，实在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极大的嘲讽之一。改革派的冲击和清末小说的严肃内容，随着清王朝的崩溃而逐渐消失。正如言情小说堕落为“狭邪小说”和“鸳鸯蝴蝶小说”那样，社会小说的主流也从批判和揭露社会—政治病态方向，转向以耸人听闻的轰动性为目的。少数值得尊重的“社会批判”杰作，却被描写社会丑恶与犯罪的“黑幕”小说所取代。在民国最初的十来年里，这两种民众文学——庸俗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所拥有的读者和销售量，都超过了此前此后时期的作品。[18]根据林培瑞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初步研究所得的惊人结论，30年代以前真正的通俗文学——既不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也不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而是迎合中下层阶级口味并反映其价值观念的“消闲”文学作品。

根据林培瑞的分析，这一类通俗市民小说的兴起，反映出都市居民在“逐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的焦虑不安心理。当新的都市生活——尤其生活在上海变得沉重的时候，“读者要赶上世界的愿望，就让位于想忘掉自己赶不上世界的愿望了”[19]。除了想逃避变革中都市世界的现实需要之外，林培瑞还指出，鸳鸯蝴蝶派小说中风靡一时的主题，可以与特定的社会—政治发展联系起来。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初期，出现了第一个爱情小说的浪潮，把婚姻自由作为其共同的主题。因为此时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的问题，正是在晚清改良运动中曾受到过极大的关注的。此后20世纪头10年的前半期和20年代早期，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各次浪潮，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所造成的政治混乱相关联。在各次浪潮里，小说中的遁世基调，都具有反动的复古性和幻灭感。小说的作者们对中国的维新、现代化和进步，失去了信心，而这些正是其前辈——晚清的报刊工作者所孜孜以求的。相反，这些作者对中国流行的价值观念“持”保守的态度[20]，认为西化的潮流闹得太过分了，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而且同中国本身的问题格格不入；于是不采取激进精神去拥护社会秩序的改变，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采取了传统的“拾遗补缺”态度——只反对儒家价值体系中的某些弊端和过分之处。

林培瑞用对比的方式，阐明了在鸳鸯蝴蝶派之前的通俗文学和其后“文学革命”的性质。晚清文学显然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大众化发展过程；开始是知识分子精英的自觉努力，唤起社会的下层群众认识中国面临的危机与维新的迫切性。因此，“新小说”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主旨，而不是从纯文学上的考虑。但是由于写小说后来成了有利可图的行当，这种意识形态的主旨就为“争取读者”的商业需要所冲淡了。通俗性为晚清作家提出了既要教育读者，又要娱乐读者的双重任务。当文学作品从精英的构想发展到通俗作品时，“新小说”就逐渐失去其充满启蒙的精神因素；这种因素在某种情况下，曾使小说具有长久的文学价值。从商业的观点看，晚清通俗小说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功；而从理性知识和艺术的角度来看，尽管在开始时曾经有成功的希望，但其最终发展却以失败而告终。在1900—1910年期间出版的小说中的改革和进步观点，在其后的10年中，竟为保守主义和遁世主义所取代。在创作于1904—1907年间的《老残游记》中，那位孤独的主人公面对封冻黄河壮丽的冬景，大地一片茫茫的景象，遂勾起无限的沉思，感叹国家及其个人命运的多舛，蓦然发觉自己面颊上的泪水已冻成冰珠时，读者当为这激越难忘的情怀与山河壮丽的场景而壮怀激烈。到了1913年，一般都市的读者却只会为徐枕亚畅销的《玉梨魂》中一对为爱情而缠绵徘恻的“鸳鸯”，掬一腔同情之泪了。

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受欢迎的事实，证明新的更加激进的一代迫切感到，需要重新创造完全不同类型的通俗文学，作为整个知识界革命的一部分。从“五四”作家们的“新”观点来看，晚清的“新小说”，连同其庸俗化的鸳鸯蝴蝶派，已经“陈旧”了。尽管那些晚清年代的先行者们，在建立白话文体，造就了广大读者群，能够借以谋生的写作职业诸方面，作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但这些“陈旧”的作品，应被归入腐朽的“传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