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本章第3节已指出，毛泽东在1939—1940年就说过，战后建立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性质，并且说得相当清楚，这专政将是在无产阶级，或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之下。1944—1945年，毛泽东曾设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策略上有用的权宜之计，当1946年这一前景最终消失，并为公开的内战所代替的时候，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对党当前的政治目标稍稍含糊其词了。因此，在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建议在三个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的性质。
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以常常称之为同心圆的比喻说法来解释权力的所在。施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是领导，农民是他们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性，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其中表现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重新划在“人民”之外，而发现自己处于接受专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对象，而不是主体。
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指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发展任务方面，毛泽东说“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他进而说，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170]
这些简短的引语，说明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革命这一问题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列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正统派生物，毛泽东自己也直率地承认这一思想上的借鉴，并且特意强调与苏联经验的关系。确实，不管他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显然在握，他就宣称他此后要按正统方式行事了。1949年3月，他声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71]由此才有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换句话说，把现代知识和现代工业部门的物力从城市带往农村。由此，才在1949年强调“人民专政”的工人阶级的领导。由此，才在50年代初期做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躯的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阶级成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毛泽东在1962年明白地说过在早期的这么多年只有“照抄苏联”，[172]可他的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经提出来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于是老式的用语“独裁”被用来作为专政的同义语，“大同”被用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中国革命经验的独特性质被一再强调。
中国革命在1949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称之为“正统”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地与苏联模式分歧，不是这儿讨论的合适题目，因为它将在另两卷《剑桥中国史》去谈。在总结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到1949年为止这段时期的发展的经历时，所宜做的似乎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30年中将要出现的那些动向，在他取得政权之前的思想中已见端倪了——只要人们有这种智力，看得出当时的迹象。
由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的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的，有一些人争辩说“毛主义的经济学若非更早的话，也是在延安产生的”。的确，在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也能找到毛泽东对未来经济的考虑的很有意义的暗示（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所总结的），但是这些起点都太片面，不足以辩明其中在任何意义上含有1958年大跃进思想这一结论。它们只包含了农民自助的，而不是复杂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组织；只强调了土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投入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把大与小、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在那一时期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如已经指出的，毛泽东在1949年建议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为工业国”。而农村居民，虽然会积极参加这一过程，就终极目标而论却没有发言权，它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接受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以，即使人们能够在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和15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认识到某种连续性，可是在细致地阐述政策方面，却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中无疑也没有关于发展的连续不断的环链，因为他在1949年曾明确地否定过他在40年代初期提出的许多不成熟的想法。诚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里，至少从1937年到60年代初期，有着实质上的连续性。不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极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之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毛泽东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看法中，几乎全面延续下来的唯一的领域，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认为从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看出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应该是可能的。
毛泽东在1949年说，他要建立的新政权正如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一样，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独裁”。对于这一用语上的差异不必过于重视，因为“独裁”在过去的年代里，当马克思主义的措词在中国还不是都有标准的对应词的时候，有时是被用作“专政”的译文。虽然如此，它还是带有过时的中国式的专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实上能较好地概括毛泽东对政治领导的看法的实质。
一方面他提倡基层参与的民主，其规模为现代任何革命领袖所不及。在这方面，他为中国人民服务得很好，帮助他们准备进入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他同时又把发扬民主看成只有在一个“强国”的框架之内才是可行的。依我之见，他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不幸的是，他的强国的看法很像是一种专制的东西，而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领袖，在这样的国家里，归根结底就裁决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倾向是不合法的而论，依然是主宰者。
本章第3节已强调指出，在1939年以后的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寻求在中国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当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这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得以最终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也想通过把“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对旧儒家价值观的抨击继续下去，以在另一意义上完成中国的未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事业。事实上他在1944年8月确实写过一封信，提倡从旧的家庭制度下解放出来：“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73]人们必定仍然要问，这一目标是否与毛泽东的总的观点一致。
在这个问题以及我刚刚提出的其他问题的背后，潜伏着交叉文化的仿效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争论点，这一过程从本世纪初就在中国开始了，并且还没有轮廓清晰的结果。“五四”时期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粗暴地拒绝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赞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后在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钟摆的这一摆动，事实上导致否定整个“五四”精神，并断言儒家思想对全世界的问题都提供了答案。毛泽东作为西方化的最激进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不可能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在国民党的思想体系的趋向——它导致写出《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在中国具体化”之间，却依然有某种相似。
在40年代末期，接近全国性的胜利之时，如上面已特别提到的，毛泽东开始更加大力地、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事项，如需要城市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及工业化在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封建”文化真的能够废除吗？一个政党真的能在“独裁者”——虽然是仁慈的——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并获得更为民主的工作作风吗？如果现代化也包含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那么像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起的那种“人民民主独裁”的政府真的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或者这样一种政权的形式最终要败坏或歪曲它的内容？在毛泽东于1949年取得胜利之时，这就是很清楚地看到的、悬在他的政治信条之上的问题。
[1]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年的传记，最初发表于1957年，书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部著已由安东尼·S.萨里蒂翻译成英文，由熊玠编辑，宣道华作导言。而今，李锐已推出这部著作经过大量修改和扩充的第二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这个版本收入大量新资料，包括一整章叙述“五四”前后毛泽东思想的资料，这一章原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33—51页。今后第二版版本应被视为标准本。在一些情况下，为便于非汉学家读者阅读，我也引用英译本。
[2]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月），（每篇文章分别编页）第1页，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于宣道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53页。这部著作收入毛泽东1917年写的这篇文章的摘录。我也已在我的专著《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刊载这篇文章的全译文。1975年，M.亨利·戴把这篇文章全文翻译成英文，载于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学位论文《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21—31页。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收入在东京出版的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所收全部中文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文，附有引人兴趣和有创见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评论，对增进我们在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页。
[4]颜元：《四存编·存学》，第63页。
[5]《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7—18页。黎锦熙曾在长沙的师范学校任教师，后旅居北京。（关于黎锦熙的简历，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8页。）史华慈指出，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讲德智体的今之教育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毛泽东一定读过严复翻译的斯宾塞著作。
[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1页。
[7]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122页。
[8]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0页。
[9]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6页。
[10]这封信载于《毛泽东集》第1卷，第33页。关于毛泽东写这封信时的环境，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18—20页。
[11]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毛泽东著作汇编（《资料选编》第10—11页）中，这封信被判定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本人的，而其实是写给黎锦熙的。关于这封信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3页；这里引用的一段在第20—21页。
[12]《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0页。
[13]同上书，第20页。
[14]同上书，第20—21页。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他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关于这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报告》第12期（1983年12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8页。
[1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23页。
[1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7页。
[17]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19—47页全文转载。
[18]《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21、40—41页。
[19]同上书，第28—34、37—39、42、45—46页。这些引文大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4—116页。
[20]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76—105页。又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85—100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1卷第57—69页见到。
[21]《中国季刊》第49期，第78—79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入在他的1957年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6页）。正如下面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的1980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22]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13页。
[23]《毛泽东集》第1卷，第59—60页。
[24]《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页。
[25]《毛泽东集》第1卷，第53—54页。当然，这个时期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47—48页。）1978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不仅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1919年两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83页。
[26]《毛泽东集》第1卷，第69页。
[27]同上书，第65页。
[28]关于到工厂去，见 [毛]泽东：《炸弹暴举》，《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7月14日），第3页。关于呼吁团结，见泽东：《不许实业专制》，《湘江评论》第1期，第3页。关于德国的压迫，见泽东：《畏德如虎的法兰》，《湘江评论》第3期（1919年7月28日），第2页。乔治·曼蒂奇以《湘江思潮》为书名发表了《湘江评论》现有各期全部文章的意大利译文。以上几篇文章可见于《湘江思潮》第76—78页和第164—165页。我要感谢曼蒂奇先生，他送给我这几篇文章的中文复印材料一份。这几篇文章现已全部编入《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
[29]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发表在《法学研究》第46卷第2期（1972年），第99—107页，附有用日文写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东京）第14期（1973年12月），第37—47页和《中国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第751—777页论述这些文章。
[30]《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9—230页。
[31]同上书，第242页。
[32]《新民学会资料》，第62—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1—194页。
[33]《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261—262页。
[34]《新民学会资料》，第63—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194页。
[35]《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61页。
[36]《新民学会资料》，第127页（蔡和森1920年5月28日的信）和第121页（毛泽东1920年11月25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75—277页。
[37]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10—111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1919年11月16日和28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43—172页。
[38]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61—163页。又《改革婚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49页。
[39]《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76页。
[40]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327—329页。
[41]《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和第15—41页，特别是第20—23页。
[42]《新民学会资料》，第144—152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89—296页。关于蔡和森和萧旭东1920年8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28—143页。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个时期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1919—1921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第29—61页。
[43]《新民学会资料》，第153—162页。
[44]同上书，第162—163页。这封信和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蔡和森文集》，第37—40、49—73页。毛泽东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6页。
[4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81—84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6期（1923年3月1日）。
[46]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28—430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89—107页。
[47]因此，马林在对伊罗生说他只凭个人威信，“手头没有莫斯科文件”支持而说服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个建议时说了谎。[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中国季刊》第45期（1971年1—3月）），第106页。]这点的主要事实已由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10—12月），第677—697页合适地概述，又见道夫·宾发表在《中国季刊》第54期上的对刊载在《中国季刊》第53期上评论他的文章的意见的答复。我已在本章概述道夫·宾的见解，他的见解也得到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赞同。一方面，见V.I.格卢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920—1927年）》，收入R.A.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280—344页，特别是第289—293页。关于中国史学界最近在这方面的论述，见萧甡和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51—68页，特别是第58页。
[48]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4页。
[49]《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09—111页。
[50]《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第233—234页。
[51]林达·谢弗：《毛泽东与1922年10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4期（1978年10月），第380、416—471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弗：《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年》，第1—2、222—223页。
[52]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53]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54]《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47页。
[55]《毛泽东集》第1卷，第151页。
[56]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59—60页。
[57]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55—56、80—89页。
[58]《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3期（1920年12月23日），《一大前后》第207—214页转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55页。《资料选编》第24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59]《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毛泽东集》第1卷，第153—173页。
[60]《一大前后》，第212—214页。
[6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61—174页。
[62]我已在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中比较毛泽东和陈独秀对农村关系的分析，该文载于《中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祜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227—239页。
[63]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年》中的论述，见《现代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79—280页。
[64]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 [见《澳洲中国学报》第9期（1983年1月），第1—16页]。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1982年9月10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0—12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9—15页。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10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6页。
[65]《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48页。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1926年2月写的文章中采用的数字相同。
[66]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70页。
[67]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9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附有这篇文章的英译文摘录。
[68]《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6页。
[69]《毛泽东集》第1卷，第176—177页。
[70]《毛泽东集》第1卷，第211—212页。
[7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72]《毛泽东集》第1卷，第109—111页。
[73]《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43—149页。
[74]《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255—257页。
[75]《毛泽东集》第9卷，第27—28页。
[76]关于日期为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11—24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中国季刊》第27期（1964年4—6月），第55—66页。
[77]《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297—298、299—300页。
[78]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年国度。——译者
[79]关于1928年11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59页。毛泽东1929年4月5日的信，见《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第37—45页。
[8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册，第45—46页。（着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8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26页。
[82]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A.M 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45—388页。30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1930年6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月23日指示》。
[83]《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8—119页。
[84]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9—373页。
[85]《毛泽东集》第2卷，第139页。
[86]关于说明对这个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文章，见林蕴晖：《略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51—59页；田园：《再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党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65—71页；和凌宇：《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的关系讨论综述》，《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78—80页。1930年10月7日决议被瞿秋白在上海《实话》第2期（1930年12月9日），第3—4页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关于毛泽东10月19日的信，见《给湘东特委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第157—158页。
[87]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21页。
[88]《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826页。
[89]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愤慨，例如，见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5—367页。
[9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9页。
[91]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第14—19页。
[92]遵义会议在本书第4章有论述。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93]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不是对这本书的著者存疑。虽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作言论文电目录》[北京]，1961年2月28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者不是毛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9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毛泽东集》第5卷，第152页。
[95]《孙子兵法·虚实篇》，第13段。今译为“示形于敌，使敌人暴露而我军不露痕迹，这样我军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我军兵力集中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能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击敌人，这样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么同我军当面作战的敌人就有限了”。（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译者
[96]1968年7月28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4页。
[97]《毛泽东集》第2卷，第36—37页。
[98]同上书，第130页。
[99]《毛泽东集》第6卷，第98—99、284—285页。
[100]《毛泽东集》第1卷，第237—238页。
[101]《毛泽东集》第3卷，第14页。
[102]《苏维埃中国》第91—94页；《毛泽东集》第3卷，第183—185页。
[103]《毛泽东集》第4卷，第363—367页。
[104]《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7—162页。在《毛泽东选集》上用的词是“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我认为，和两天前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集》第5卷，第26—28页）一样，毛泽东在1935年原来是讲国防政府。
[10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5、257—258页。
[106]见1936年下半年的许多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97页。
[10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79、87—90页。
[108]同上书，第95—97页。
[109]关于这一连串事件的详细情况和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这个说法根据我1982年9月10日和23日先后分别与胡华和李新的谈话。
[110]《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战大学》第6期至第8期（1938年4月至6月）。这部分教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节。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是否也在《抗战大学》连载。第二章第七至十节被编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毛主席文献》，前两章 [缺第二章第十一节（相当于“实践论”）]被编入《毛泽东集》第6卷，第265—305页。后来出现的这部著作的两种版本，收入了《实践论》原文，其中之一还收入相当于《矛盾论》的第三章。全文转载在《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187—280页。关于《矛盾论》原版本选段的英译文和原版本的形式和内容的详细分析，见尼克·奈特：《毛泽东著〈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文本》，《中国季刊》第84期（1980年12月），第641—668页。奈特也出版了他翻译的《矛盾论》英译全文：《毛泽东著〈矛盾论〉：解放前文本的加注译文》。
[111]只要提三点就够，每一点都理由充分。第一，这部著作的颇大部分当时刊载在《抗战大学》。第二，当时（同陈伯达一起）十分积极地把毛泽东树为理论家的张如心，在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到这部著作，在这篇文章中，张如心把这部著作说成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最主要根源。第三，这部著作的全文几乎都被按主题分为部分转载于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汇编，即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11—14、19—21、49—51、53—55、64—69、97—99页和各处。
[112]访问谈话原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的时候，这个否认是强烈的，但是，毛泽东谨慎地并不直截了当地说从未做过这类讲课。当访问谈话被作为附录收入《漫长的革命》时，文字被“改进”为明确地否认他写过这部著作。斯诺的谈论（《漫长的革命》，第194—195页）暗示这也许是按照中国当局或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做出的。
[113]关于毛泽东的抄袭，见我的文章《毛泽东与不断革命的理论，1958—1969年》中的注释[《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3—224页]；又见魏复古：《关于毛泽东处理辩证法的概念和问题的几点意见》，《苏联思想研究》第3卷第4期（1963年12月），第251—277页。
[114]见《中国哲学》第1期第1—44页刊载的资料，有毛泽东在1937年9月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的读书笔记，毛泽东在1938年初给艾思奇谈论这部著作某一点的信，以及一篇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原文本和《毛泽东选集》内两论文本的变异的文章（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毛泽东一定读过的艾思奇的其他著作，有艾思奇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米定著作的一篇文章《新哲学大纲》（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毛泽东从中抄袭许多节段；和《大众哲学》，一读者在《抗战大学》（第8期，第187页）表示出一种把它与毛泽东的讲课混为一谈的倾向。
[115]当然，这个文本的确是在大约十年后出版。另一方面，在1946—1947年出版的文本一般未显出经过彻底的改写。而且，这个文本在苏军控制的大连出版发行，苏联方面当然不会愿意出力让人们产生可提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理论成熟的声望的误解。也就是说，假若如科恩所认为这个文本是在考虑1930年后期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经过改写出版的，苏联专家一定会把这一点指出来。关于科恩的论点（现已是无力的），见阿瑟·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第14—28页。
关于毛泽东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著者和这部著作的1946年大连版只不过是据1937年延安油印本，未作任何编辑改动出版的事实。最近已从极可相信的方面得到证实。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实践论〉三题》（《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第66—86页。特别是第66—72页）。
[116]《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117]我已在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者》中探讨这个问题，这篇论文收在迪克·威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天平上》，第60—64页。又见魏菲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之哲学观点》，第297—299、310、323—326等页。
[118]《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页。
[119]王若水于1982年5月7日在北京同我的谈话中提到这点，虽然王若水不同意毛泽东强调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反映传统影响的说法。金思恺已把毛泽东的强调对立统一理解为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新的理论发展。（金思恺：《毛泽东思想》，第60—64页。）《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46年大连版的前言指出其他两个法则的提纲“散失”。《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79页。又请注意毛泽东不同意艾思奇所持仅仅差别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见解：《中国哲学》第1期，第29页。
[120]《毛泽东集》第6卷，第300页。
[121]《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122]《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39页。
[123]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295页。
[124]《辩证唯物论》，第93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64页。在这一段中，有若干变异，但是，除以“主要”代替“主导”外，1952年毛泽东并未在我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过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的批评可能是针对前注提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虽然他在1941年曾建议以西洛可夫的这部著作供干部学习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125]《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64页。
[126]《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127]《辩证唯物论》，第8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58页。这里讨论的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128]《毛泽东集》第6卷，第275页。
[129]原载于1936年2月3日至5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页上的斯诺手稿。
[130]《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332—337页。
[131]《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261页。
[13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集》第6卷，第259页。
[133]《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
[134]《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第55—58、88—95页和各处。
[135]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2章。
[13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毛泽东集》第6卷，第250—251页有增补。
[137]《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13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101页。
[139]虽然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学术上的争论，但是，直到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才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政治问题。当时提出的那些观点，是与毛泽东在1939年采取的观点绝对矛盾的。
[140]1952年，毛泽东大概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加入这样的论点，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在侵入，已起作用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2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103页）。
[14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7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99页。
[14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62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2页。在《毛泽东选集》此处和他处，毛泽东在文字中用“起义”代替“暴动”。当然，这个细微变异在于“暴动”意味着更为偶然的事件，而较少作为一种先兆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143]《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53页。
[144]《毛泽东集》第7卷，第153—154页（加着重点的文字，已在《毛泽东选集》中被除去）。
[145]《毛泽东集》第7卷，第162页。
[14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26页。
[147]《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4页；《毛泽东集》第10卷，第305页。
[14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4—105页。
[149]《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6卷，第198页。
[150]《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集》第6卷，第243—244页。
[151]关于这段情节，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新莱克著）和宣道华：《毛泽东》，第170—171页。关于毛泽东的建议，见《毛泽东集》第6卷，第228—229页。
[15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153]《〈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598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4—75页。第三段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微更乐观的见解，是在《毛泽东选集》加上的，不见于1939年文本。
[154]《毛泽东集》第7卷，第196页。在毛泽东1925年11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中，有这种三个阶级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原型（《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27页）。在调查表上的“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
[155]《毛泽东集》第7卷，第197—198页。
[156]《〈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596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2页。
[157]《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158]《〈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9—80页。
[159]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0—301页。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98—700页。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177页。
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年第7期，第2—4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345—346页。关于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页。关于从1943年3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77—78页。
[160]《致何凯丰》（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213页。
[161]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73—274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的解释是错误的。不管怎样，在50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之间划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162]《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163]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见《毛泽东集》第8卷，第263—264页。
[164]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149—150页。
[165]《毛泽东集》第8卷，第273页。
[166]同上书，第265、273页。
[167]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本已被收入在东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8卷，第155—163页。
[168]《毛泽东集》第8卷，第161页。
[169]《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903页。考虑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9卷，第29页修正。
[170]《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17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17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173]《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