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1935年9月，当徐海东的部队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那里的苏维埃才重建两年。这个苏维埃声称有六个县，首府在瓦窑堡，曾一度被蒋破坏，这主要由于有中国华洋义赈会修筑的公路。这也曾阻止它和张国焘在川北的苏维埃连成一片。[228]当10月毛泽东和他的东路军到达时，他们增强了苏区的力量，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1936年中它的首府迁到保安，接着于1937年1月迁到延安。到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时，它大约管辖3.5万平方英里面积和150万人口。[229]张学良的东北军恰巧也在1935年10月调往西安与共产党人作战。在国民党计划的最后的歼灭战中，只有8000名健壮的红军与17个国民党师对抗。[230]
主要由于长征中28个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和笨拙的策略，他们在长征中衰落，终于给了党自陈独秀领导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统一。中共处于穷乡僻壤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对方，蒋以镇压“共匪”为由，设法把他的军队、政治机构和经济制度渗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西南各种地方势力在巩固其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国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择——要么与中共谈判以阻挡蒋的势力，要么屈服于蒋的压力不让共产党进入他们的地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巩固的过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或许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八年抗战的紧张和压力。
1931年9月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应，这就是1932年10月发表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在这个决议中，党想象蒋介石的政权在日本的压力下可能分崩离析，所以没有考虑与蒋介石的联合。但是这次号召在苏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国内一般认为这主要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保卫中国。决不能让这次号召成功地使中共分享国民党对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在许多人看来，中共依然只是俄国的工具。
1934年4月蒋介石最后一次围剿期间广昌陷落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建议有了新的意义，这次建议成为扭转日益恶化的内战形势和拯救中共走出困境的一种尝试。1934年4月10日中央委员会致国民的信，故意对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含糊其词。国民党没有明显地被排除在联盟之外；推翻国民党的目的也没有被放弃。[231]战争形势恶化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这表现在1934年7月20日周恩来的六点建议中，[232]它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统一战线。尽管这个新建议全然是实用主义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它在萌芽状态就包含了指导革命从衰败的苏维埃走上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论定则。旧的列宁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论点显然值得重提。在列宁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没有终极的价值；但在处于日本侵略压力下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换句话说，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会逐渐掩盖社会的解放斗争（反封建）。在重提这种思想时，中共还记得1923年至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痛苦经验，特别是据信由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叛变”。如果中共为了反帝斗争要缓和他们的土地革命，那么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用当时的话说）：这是一种民族政治水准的包括一切与蒋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呢？还是一种以动员工农兵为基础的某种社会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足以监督领导人物以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成功？这两种途径的矛盾是明显的。那么中共在策略上应该在动员和武装群众之前建立统一战线呢，还是相反？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独立的中共武装力量。在1935年至1936年，中共确有一支军队和一块地盘。为了团结抗日，党应当放弃它们，还是应当让抗战去巩固民族团结，不使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牺牲它的自主权？与这后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它只是暂时的，那么这两个对立的政党为民族的生存建立联盟无需同时放弃各自的长远目标，而完成这些目标需要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和地盘的扩张。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国必须经历一次基本的政治变革，以容许各政党用和平的方式为他们的长远目标竞争。这一变革需要全部军队的国家化，建立民主的议会，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首先，在1935年到1936年，最困难的问题是：考虑到蒋的敌意和反复无常，与蒋搞统一战线是不是有意义和有效？这些问题在1935年夏季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被认真地考虑过，当时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东方日本的侵略。根据这次号召的精神，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233]
宣言中设想的统一战线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然而，宣言依然攻击蒋介石是民族的敌人，应被排除在联盟之外。但宣言在重点上有一个变化——最可怕的敌人已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234]把蒋排除在拟议中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之外，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蒋会不会站在一旁，注视联军与日本作战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会不会继续与中共和别的反对派作战？无论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他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是否会在抗日战争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个同盟者的角色？宣言的非逻辑性不久就被意识到了，并由王明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中作了纠正。“如果蒋放弃他的反共围剿并参加对日作战，道路对国民党是敞开的。”又过一些时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势和新政策》中称蒋为“蒋先生”，他说：“如果蒋先生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能够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观点，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别的利益”[235]。
在党的真正权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陕北，想法似乎并不相同。1935年11月13日红军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蒋。[236]两天以后毛泽东起草了十点建议，在1935年12月25日经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论，未作多少修改就通过了。毛把蒋介石描绘成为中共所反对的日本“走狗”。[237]
瓦窑堡会议设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领导的卖国集团的所有革命阶级的广泛联盟。为了唤醒和动员这些阶级的人，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他们的革命热情才能持久。这需要没收包括蒋在内的卖国贼的财产并重新分配；废除苛捐杂税；增加工资和薪金；并组织救济工作。就这场民族战争的战略而论，红军和红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应建立革命根据地，应当从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对国内压迫者和外国敌人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依据瓦窑堡会议的设想，抗日战争同时也将是一场社会革命战争，否则它决不可能成为确保胜利的群众战争。从组织上讲，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府，这与王明提出来的国防政府相似。但组织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在根据地，革命委员会将作为通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一种过渡形式。创立根据地的先决条件是扩大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队。如果形势按照这种方式演变，蒋介石的中国将受到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来自反对者的内部压力；它将变得虚弱并分崩离析。这时中共将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对派结成新的联盟。[238]
在瓦窑堡决议中，有两点是清楚的——陕北还没有与蒋谈判的愿望；而农民战争依然是斗争的主导形式，并以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作为最紧密的同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继续执行，几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场民族战争中，这个战略的应用回避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唤起农民进行反帝斗争？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行？
当时国民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已处于穷途末路，它的宏伟计划已不值得认真对待。中共为加强其建议的分量于1936年2月至4月“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热河对日军作战。当刘志丹的部队向太原推进时，那里的老省主席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随后刘在战斗中去世，红军撤退，但这并不意味这次冒险完全失败。除了表明中共对日作战的决心外，这次行动征集了8000名新兵，并从背后打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由杂牌军组成的围剿。[239]（参见下面第十二章。）
“东征”另一有意义的结果是西北的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开始相信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诺言；随后他们不想与红军作战。张和中共的关系开始改善。[240]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新的政策建议。所以毛能在1936年3月14日向国民党宣布，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241]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毛泽东主义。[242]
现在两大政党之间至少有了一个商讨的基础。他们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胜利，并在抗战结束后取得统辖和治理中国的领导权。蒋介石在1936年4月用进攻苏区作为回答，毛泽东和朱德则以激烈的言词还击。一旦蒋放弃了进攻，红军的军事委员会就建议为了团结停止内战。[243]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如张群和陈立夫进行接触，商讨合作的条件。[244]
自1935年底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中寻求缓和的努力已进入死胡同。[245]张群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的谈判陷入僵局，同时关东军唆使伪蒙军入侵绥远。北平的学生、上海知识界名流和两广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中共，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246]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1936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247]
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12月12日晨的混乱之中）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勃然大怒；[248]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共产党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三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249]但是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之间的分歧。[250]在事变发生地，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会谈，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统一战线。[251]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敌视和将来的友好、团结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得调和。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前消除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19世纪60年代恭亲王和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泽东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由于王明抱有农民缺乏政治觉悟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观念，他急于把民族革命带回国民党统辖的城市。他最初计划建立民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让它容纳其他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后来他甚至进一步倡导抗日联军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统一装备和统一计划。[252]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真诚合作的团结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253]所以对他来说，一切必须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的确，在他的党内，他仍然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权威的支持。中国需要俄国的帮助，这有助于增强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此外，在华中和华南，游击队不久集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由王明的追随者项英领导。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个人声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实权，使他成为能向毛泽东领导地位挑战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蒋是一个同盟者。战争可能是局部的；它可能会和平解决并迅速转变成日蒋联合反对中共的斗争。在这次意外事件中，放弃红军和苏区完全是蠢事。中共不仅应保持它的自主权和自卫能力以防不测，还应促进毛所称的民主和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民主和进步的斗争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保证。在群众战争中，即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放弃抗日，中共依然能单独坚持下去，不会重演1927年的历史悲剧。
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党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农身上。1935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势和新战略》中提出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254]的确，在这一阶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255]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256]到1936年夏，中共调整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作。[257]
中共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258]51935年12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259]
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260]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1937年初，如1936年夏——当时毛泽东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个主要政党在1937年4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
[1]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卷（即本书上卷）第10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8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史华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作用》（韦慕庭）。关于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
[2]《红旗飘飘》第6集，第15页。
[3]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96页。关于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第145—148页和各处；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3—54页；和本书第9章。
[4]刊载在1925年2月3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第269—271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4页。
[6]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向。例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2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中共党员离开城市去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是城市出身的。
[7]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集》（竹内实编）第2卷，第25、28页；《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169—191页。
[9]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3卷，第140—141页。
[10]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34页。
[11]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72—173页。
[12]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页。
[13]《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3—44页。这种趋势在1929年11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14]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第55—56页。
[15]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1930年7月23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红色文献》第354页）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过的。
[16]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70、100、108、140—141和143—14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4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一种认为李立三在1929—1930年几乎完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17]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8—71页。
[18]《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前言》，第2页。
[19]《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1930年12月16日），载于《党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95页。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载于《党的改造》第3期（1931年2月15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18—221页。又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35页。
[20]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78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3卷，第111页。
[21]1939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22]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50—259页。
[23]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1页；《社会新闻》第6卷第19—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183—184页。
[24]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3页。
[25]《红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5和367—368页。
[26]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64页。
[27]《红色文献》，第194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4页。
[29]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12页。
[30]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65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06页。
[31]《斗争》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32]《红色中华》1934年6月28日。
[33]《红色中华》1934年5月25日。
[34]《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35]1931年9月1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02—304页。
[36]《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37]《毛泽东集》第3卷，第168页。
[38]《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页。
[39]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38页；《红色中华》1934年7月26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154页；斯诺：《西行漫记》，第183、253页。
[40]《红色中华》1934年6月30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154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页；《红旗飘飘》第13集，第65页。
[4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13—15页；《红旗飘飘》第11集，第166、171、210页。
[42]《红旗飘飘》第1集，第74页；第7集，第79—108页；第9集，第176—178页；第11集，第151、200—208页。《星火燎原》第4集，第266—268页。
[43]苏维埃法典在1933年10月15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16卷；特吕格弗·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第5章B节；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04—406页。
[44]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13—414页。
[45]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3页。
[46]《星火燎原》第2集，第462页和第6集，第379—380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2页。
[47]《剿匪战史》第4卷，第685页。
[48]《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102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17页。
[49]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94—95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510—522页。
[50]根据1991年7月31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51]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53期（1973年1—3月），第59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151页。
[52]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志关系》，《中国季刊》第21期（1965年1—3月），第46—59页。
[53]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第7—8页。关于陈独秀分裂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9卷第8期（1934年12月11日），第296—300页；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8章。
[54]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30期，第18—19页。
[55]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翔实的叛徒文献。
[56]李昂：《红色舞台》，第189、192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上书，第75—76页。李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57]龚楚：《我与红军》，第2—10、445页。
[58]《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118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229—233页。
[59]《明报月刊》第57期，第95页；第61期，第83—84页。见载在《明报月刊》第62期上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1938年5月20日）；一种较早的版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他》，第4页。
[60]《明报月刊》第56期，第86、93页；第59期，第85—86页；第60期，第85页；第61期，第93—94页；第62期，第85—88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ⅲ、ⅳ页）。
[61]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页。
[62]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第2卷，第390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3—54页。
[63]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2章。
[64]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10—11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65]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者
[66]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67]《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68]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5、15—16页。
[69]《红色文献》，第93—135页。
[70]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71]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37—87页。
[72]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9月2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73]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徐向前和郑维山文，载《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页和第1集下册，第743—755页。又见罗荣桓文，载《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载《红旗飘飘》第13集，第7页。
[74]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载《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75]贺龙文，载《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7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77]《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
[78]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79]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80]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81]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61页）中，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82]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集，第8页。见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28、47—48页。
[83]张国焘文，载《明报月刊》第46期，第99页。
[84]《教务杂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页。
[85]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日。
[86]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页。
[87]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128—129页。
[88]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此处注释），甚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89]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90]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51—52页。
[91]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页。
[92]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辞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在1930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93]《毛泽东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94]同上书，第73—75、179—184页。
[95]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1—192、245—248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99—100页。
[96]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的英文版好得多。
[97]《红色文献》，第236页。
[98]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99]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100]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101]《毛泽东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102]《毛泽东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92—193、495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地主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通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262页。
[103]《明报月刊》第40期，第98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62页。
[104]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45、249—251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99页。
[105]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09—41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03—205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154—184页。
[106]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10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3月4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195—196页。
[10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年4月14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207—208页。
[10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6月1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页以下。
[110]《毛泽东集》第3卷，第254页。
[111]《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257页；《斗争》1934年5月24日；王观澜文，载《星火燎原》第2集，第211页。
[1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113]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11—212页。
[1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坑圩。——译者
[115]《斗争》1934年5月26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1934年3月15日。
[116]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317539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117]《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年1月26日。
[118]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360、368页。
[119]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年6月25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285页。
[12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121]3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37页；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122]《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65—470页。
[123]方强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31—436页；《红旗飘飘》第10集，第186页；斯诺：《西行漫记》，第273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270页。
[124]《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125]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3集，第90页。
[126]《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63—64页。
[127]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
[128]《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124页。
[129]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40页。
[130]《毛泽东集》第2卷，第124、253—254页。
[13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页。
[132]同上书，第68—69页。
[133]《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309—310和第2集，第145—148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37页。
[134]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99—100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203页。
[135]《红色文献》，第152—153、166页。
[1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红色文献》，第334、340页）或1929年12月末。
[137]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180页。
[13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红色文献》，第346—355页。
[139]李立三：《反托》，第9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2页。
[140]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42—51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页以下。
[141]《红色文献》，第335、358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1930年6月（见A.M.格里戈里耶夫文，L.P.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34—335页）。日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142]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L.毛焦尔文[《国际时事通信》第5期，第40页（1929年8月20日）和《国际时事通信》第10期，第18页（1930年4月10日）]。
[143]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167页。
[14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145]《红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146]《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147]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页。
[148]《红旗》1930年8月16日。
[149]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4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150]《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页。
[151]《毛泽东集》第2卷，第133页。
[152]同上书，第59、128页。
[153]同上书，第135、139页。
[15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4和61页。
[15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9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78—279页；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56—159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中国季刊》第14期，第187页和《王明选集》第3卷，第75页。
[156]《王明选集》第3卷，第56页。
[157]同上书，第246—269页。
[158]同上书，第50、74页。
[159]《实话》第3期（1932年4月20日）。
[160]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161]周恩来文，《红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选集》第3卷，第74页。
[162]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45—348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86—97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163]《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1卷第93—94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蒋介石的意图，见孙科等：《讨蒋言论集》，第41、133页；又见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42页。
[164]《剿匪战史》第1卷，第107—114页。
[165]同上书，第28—44页。
[16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
[167]《剿匪战史》第1卷，第54—67页。
[168]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0页。
[169]《剿匪战史》第2卷，第170和239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1卷第375页上说，人民一转向共产主义，就团结而高兴。
[170]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3卷，第467页和第4卷，第683—685页。
[171]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4卷，第519页和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07—211页。
[172]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2卷和第3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各处。
[173]刘培善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卷，第188页。
[174]《红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175]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官方战史（《剿匪战史》）谈到“逐渐收紧碉堡圈”（第2卷第266页），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也支持这种说法。按照第五次围剿的总战略计划，国民党军把由碉堡守护的道路修进苏区。关于李德的战术，见胡继喜（音）文，《中国季刊》第43期，第34页。斯诺关于这种战术是林彪的贡献的说法近由《红旗》197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证实。又见李德（奥托·布鲁恩）：《中国纪事，1932—1939年》，第68页。我本人1980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一本林彪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176]《红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17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
[178]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58—259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2—93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16—18页。
[179]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39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101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3页。
[180]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9页；刘伯承文，同上书，第4页；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88页。长征的经过在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幸存的史诗》中有详细的叙述。
[181]贺国光谈话，载于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624页。贺国光当时为蒋介石的行营主任。
[182]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第62—64页；《春秋》第49期，第14页。
[183]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45页。
[184]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
[185]《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186]《剿匪战史》第5卷，第883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13—14页。
[187]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7—9页。
[188]《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8、50页；萧华文，《红旗飘飘》第13集，第87页；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533页。
[189]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页。
[190]同上书，第6页；《红旗飘飘》第14集，第102—103页。
[191]《明报月刊》第49期，第78页；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9页。
[192]Nan—t’ung，未详何地。——译者
[193]徐向前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61页。
[194]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40期。在福建，蔡廷锴指挥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战而驰名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10月26日与共产党签订协定（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49页）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译者）这次行动严重削弱了蒋介石在东北角的包围。由于许多政治问题错综复杂，这个形势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蒋介石击破。
[195]迪特尔·海因齐格文，《中国季刊》第46期，第287页。毛泽东的“三人军事小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现在被中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和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样的权威视为毛泽东在党的军事等级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1卷，第363页。
[196]《明报月刊》第51期，第79、82页。
[197]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12页。
[198]《明报月刊》第49期，第80页。
[199]《明报月刊》第50期，第88页。
[200]《明报月刊》第51期，第81—82页。
[201]同上月刊，第79、82页。
[202]《明报月刊》第52期，第83页。
[203]即右路军。下文西路军即左路军。——译者
[204]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205]《明报月刊》第52期，第96页。
[206]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207]《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208]《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209]《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页。
[210]《剿匪战史》第6卷，第997页。
[211]《明报月刊》第53期，第91页和第54期，第88页。关于这个方案，根据未经证实的情况，林毓英提议把毛泽东的中央改为西北局，张国焘的中央改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当两局之间的调解者，以达到重新统一。见《明报月刊》第53期，第89页。
[212]《明报月刊》第50期，第86页。
[213]《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214]关于红军在长征中的给养问题，只有片断的资料。学者似乎有把握认为向地主和富农征粮是通常的来源（《星火燎原》第4集，第179—180页），这是一种与秋收暴动后游击队征粮相似的形式。
刘伯承与彝族酋长结为盟兄弟的著名故事（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1页）不是典型的。红军在广西龙坪镇苗区逗留10天左右，军营附近每晚起火（《红旗飘飘》第11集，第32页）。在草地，贺龙和罗炳辉沿途进行后卫作战，受到藏人的骚扰（韦尔斯：《红尘》第130页）。有部落时，红军千方百计从它那里获取粮食（《星火燎原》第4集，第128—130页）。自然，红军宣传国民党施行恶政，帮助穷人和交不起租税而被关进监狱的人来讨好彝族和其他部族（《星火燎原》第4集，第118—121页）。
[21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216]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37页；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217]《红色文献》，第386—392页；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7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26页。
[218]《王明选集》第3卷，第51—52页。
[219]《明报月刊》第58期，第87页。
[220]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1928年，1932年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该处同时对外用特工总部名义。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1935年，党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1938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统”），该局二处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221]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28—261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408—414页。
[222]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66页。
[223]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208—209页；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1—31页。
[224]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28—238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08—414页。这里的资料未经证实，只应极小心地采取。我已谨慎地不采用龚楚和李昂文章中提供的情况，因为我认为应尽量避开这两个作者。
[225]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共产党人》第1期。胡佛研究所有这篇论文的手抄本。
[226]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回忆录》，第16页。
[227]同上书，第187—189页。
[228]《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6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168—180页。
[229]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5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第2355页。
[230]《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11页；《中华年鉴，1936年》，第425—426页。
[231]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6页。
[232]《红星》1934年7月20日，第1页。
[233]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63—269页。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无人提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无人知道《八一宣言》的发表。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50期，第85页。
[234]关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讨论，见L.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235]《王明选集》第1卷，第9—10、11—13、25、53页；范斯莱克：《敌与友》，第53—54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3页以下。
[236]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87页。
[237]《毛泽东集》第5卷，第10、13—14页。
[238]《瓦窑堡会议决议》，《毛泽东集》第5卷各处。
[239]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0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35—37页。
[240]斯诺：《西行漫记》，第370—378页。
[241]范斯莱克：《敌与友》，第60页。
[242]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302页。
[243]同上书，第194页；《红色中华》1936年5月26日。
[244]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72—73页。
[245]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卷，第225页。
[246]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卷，第245页。
[247]查尔斯·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第79—91页；蒋廷黻教授应蒋介石之请于1934年末访问莫斯科；见查尔斯·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
[248]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页以下。
[249]重光葵：《日本及其命运》，第222—223页。
[250]1936年12月14日《大公报》社论，收入张炽章：《季鸾文存》（1962年台北版），第222—223页。
[251]贝特兰：《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又名《中国的第一幕》），第170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46页。
[252]《王明选集》第1卷，第168—169页。
[253]《明报月刊》第61期，第91页。
[254]《王明选集》第1卷，第97—98页。
[255]同上书，第81页。
[256]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91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5年12月15日）》，《毛泽东集》第5卷，第13页。
[257]《毛泽东集》第5卷，第63—65页。
[258]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8—9、12页。
[259]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2—15页。
[260]《明报月刊》第60期，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