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无头有感
D. E. 哈丁
（1972）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可以说是我的重生之日，是我发现自己没有头的那一天。这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不惜代价吸引眼球的俏皮话。我说这句话再严肃不过了：我没有头。
我发现这一点是在18年前，当时我33岁。这一情况虽然突如其来，但也是为了回答一个急迫的问题——好几个月来我一直沉浸在这个问题中：我是谁？那会儿我正好在喜马拉雅山上散步，不过这件事大体与此无关，虽然据说在这个地方人更容易出现不寻常的心理状态。那天晴朗无风，从我所站的山脊位置望出去，越过雾蒙蒙的蓝色山谷，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在这喜马拉雅的众多雪峰中，干城章嘉和珠穆朗玛也算不得显眼。这样的景致配得上最伟大的洞察。
实际发生的事出奇地简单平淡：我停止了思考。一种特殊的宁静，一种清醒的瘫软感或说麻木感（这种感觉好奇怪）向我袭来。理性、想象和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倒下了。那一刻完全无法用言语道出。过去和未来都消散了。我忘却了我是谁，是什么，我的姓名、人类身份（manhood）、动物本能及所有可能属于我的一切。我仿佛是在那一瞬间才出生的，全新出炉，心底空空，与所有记忆的迟累一概无关。存在的只有“现在”，只有当下这一时刻和在这一时刻里清晰给出的东西。只要睁眼去看就够了。我看到卡其色的裤腿，裤脚向下垂向一双棕色的鞋；卡其色的袖子，每只袖的一侧有一只肉色的手；还有卡其色的衬衫前襟，向上到领口处——却完全是什么都没有！领口上方可没有一个脑袋。
我间不容发地注意到，这个“什么都没有”（nothing），这个本来应该有一个脑袋的窟窿，并不是普通的空缺，并不仅仅是“什么都没有”。相反，这里包罗万象。这是一种无比充实的巨大空白，一种容纳一切的“什么都没有”：这里有草木、朦胧的远山，还有高高在上的雪峰像一排飘浮在蓝天之上的嶙峋云朵。我失去了一个脑袋，却得到了一个世界。
这真真是惊得我“无法呼吸”——它似乎是一下子就完全停止了，而我则沉浸在“所予”（the Given）之中。无上的景象在晴空中闪耀，傲然独立，神秘地悬空，而且完全不受“我”的束缚，不受任何观察者的沾染——这是真正的神迹、奇观和喜悦。所予的完全在场就是我的完全缺席，无论肉体还是灵魂。我比空气还轻，比玻璃还透明，完全从我自己中解脱了出来：我哪里也不在。
这一景象尽管魔幻离奇，但却不是梦，也不是秘传隐微的启示。恰恰相反，这就像是从日常生活的睡梦中惊醒，是结束了一场梦。这是不证自明的现实，一下子将所有模糊混乱的心灵打扫了个干净。这是对显而易见之事物的最终揭示。这是困惑一生中的清醒一刻。这是对那些我（至少从童年早期以来）因为总是太忙或太过聪明而未能看到的东西停止视而不见。这是直率而不加批判地注意到自始至终就在我面前的东西——我这完全没有面目的“面”前。总而言之，一切都非常简单明白、直截了当，超越了争论、思想和话语。这里没有疑问，没有超出体验本身的参照，只有平和与宁静的喜悦，以及如释重负的感觉。
渐渐地，我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发现带来的惊奇感开始消退，我于是用下面的话向自己描述这一惊奇。
不知怎的，过去我模模糊糊地认为自己住在我的身体这座房子里，通过两扇圆窗来看世界。现在我发现其实事情绝非如此。当我凝视远方，这一刻有什么能告诉我，我到底有几只眼睛？两只，三只，几百只，还是一只都没有？事实上，我的“外立面”只有一扇窗，窗开得很大，没有窗框，里面也没人向外张望。框范它的永远不是它自己，而是有着两只眼睛和一张脸的另一个人。
因此，存在两种人类，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第一种人，我发现“它”们的样本不计其数，肩膀上显然都扛着个脑袋（“脑袋”的意思是一个8英寸的带毛球体，上面还有各种窟窿）；第二种人，我只发现了一个，肩膀上显然没有扛着脑袋这种东西。而此前我居然一直忽视了这个巨大的区别！我真是饱受长期疯狂和终生幻觉（“幻觉”的含义就是我的字典里说的：对实际并不存在之物那貌似真实的感知）的受害者，总逃不过认为自己和其他人差不多，肯定没想过我是一个身首异处却还活着的两脚动物。我对这件一直存在着的事物视而不见，而没有它我就真成了瞎子：这个无与伦比的“代头之物”，无限澄澈，清明而又绝对纯洁的虚空（void），并不是包含万物：它就是万物。因为无论多么留意，我都找不到显示那些山脉、太阳和天空的投影白幕，找不到反射它们的明镜，找不到观看它们的透镜或小孔，更不用说呈现它们的灵魂或心灵，或是区别于这些景色的观察者了（无论多么模糊）。没有任何介质，甚至连那个难以捉摸、不好对付的叫“距离”的中介都没有：辽阔的蓝天、白中泛粉的雪、晶莹的绿草——如果没有什么可以被远离，这些又怎会遥远？无头的虚空拒绝所有的定义和定位：它不圆，不小，也不大，甚至也不在有别于别处的此处——即使这里真有一个脑袋在向外丈量，量杆从这里一直伸向珠峰之顶，这一端的读数（我也没有其他读法）也会降为“没有”。事实上，这些五彩缤纷的形状都是以至简之道来呈现自己，没有近与远、这与那、我有与非我有、我见与“所予”之类的复杂区分。所有的“二”——所有的主体与客体二元性——都消失了：它再也进不来状况，状况中已经没有它的一席之地。
这些就是随那些景象而出现的思考。不过，试图用这样那样的词语来记下这些第一手的直接体验，就是在把简单事物复杂化，错误表征了这一体验：事实上，这种事后验尸式的反思拖得越久，就越是远离活的源头。这些描述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回想起当时的画面（却没有那样鲜明的觉察），或者唤起当时情形的重现，却无法传达其本质，也无法确保这一重现栩栩如生，就像最令人垂涎的菜单也不会有饭菜的美味，探讨雅谑的最佳论著也保证不了教人看懂一个笑话。另一方面，人又不可能长期停止思考，有时人会试图把生命中的清醒片刻与糊涂背景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能间接地鼓励清醒重现。
不过，还有几个常识性的异议不愿再被敷衍过去，还有些无论多么尚无定论的问题也坚持要得到合情合理的答案。为自己的洞察找到正当理由就变得必要，即便对这个人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或许这人的朋友们还需要重新得到保证。某种意义上，这种驯化的企图是荒谬的，因为对于像听到中音C或品尝草莓酱一样清楚明白、无可辩驳的体验，我们无法再追加论辩或是从中获得新思路。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一个人不想让自己的生活瓦解成彼此迥异且观念紧张对立的两部分的话，他就必须做出这一尝试。
这里第一个异议是：虽然我的头丢了，但头上的鼻子却没丢。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在我面前。我的回答是：如果悬浮在我右侧的这朵模糊糊、粉嘟嘟但全然透明的云团儿和悬浮在我左侧的另一朵类似的云团儿就是鼻子的话，那我能数到的鼻子就是两个而不是一个；而我在你脸上正中央看到的那个完全不透明的突起物就不是鼻子：只有观察者是谎话精或糊涂蛋，才会故意用同一个名称来称呼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宁愿依照我的字典和贯用法来称呼，据此我只能说，虽然其他人几乎都有个鼻子，但我没有。
尽管如此，如果有某个受到误导的怀疑论者，急不可耐地想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对准这两朵粉色云团儿中间打过来，那结果肯定不怎么愉快，就像我有个最坚固、最抗打的鼻子一样不愉快。还有，要怎么解释细微的紧张感、运动、压力、瘙痒、疼痛、温暖、悸动等一系列的感受？这些感受从未完全离开过中间这块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怎么解释我伸手触摸这里时产生的触感？这些发现当然可以给已有的大量证据再添砖加瓦，证明此时此地我的脑袋是存在的，是吗？
完全不能。没错，这里明显有着各种各样无法忽视的感觉，但它们不等于一个脑袋或任何类似的东西。要从这些感觉中得出一个脑袋，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里还明显缺失的各种成分加进来，具体说就是各种有色的三维形状。如果一个脑袋上虽然有着无数的感觉，却找不到眼睛、耳朵、嘴巴、头发等所有我们在其他脑袋上都能找到的身体部件，这又算是个什么脑袋呢？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这块地方一定没有所有这些障碍，没有一丁点儿的色彩或是朦胧之物来遮蔽我的宇宙。
总之，当我开始摸索我丢失的脑袋时，不但没有找到它，反而把我用来寻找的那只手也给丢了：它也被我中央的深渊吞噬了。很明显，这个摆开吞吸架势的空洞，这个我所有行为的空无一物的基地，这个我一度认为有我的头的神奇地方，事实上更像一堆熊熊燃烧的烽火，所有靠近它的东西都会被即刻焚噬，这样它那照亮世界的光辉和明净才须臾也不会暗淡。至于那些潜在的痛痒之类的东西，就像群山、云朵和天空一样，也无法扑灭或遮蔽这中心的光明。全然相反：它们都存在于这光辉之中，这光辉也借它们为人所见。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当下的体验只发生在了一个空无且不在的脑袋中。此时此地，我的世界和我的脑袋互不相容、绝不融合。我的肩膀上容不下二者同时存在，而幸运的是，必须离开的是我的头和它所有的解剖结构。这点无须争论，无需哲学智慧，也无须说服自己进入某种状态，只须简简单单地去看——去看谁在这里，而不是去想谁在这里。如果我看不到我是什么（尤其是我不是什么），那是因为我想象力太活跃，太注重“精神”，太成熟世故，以至于无法接受此刻我所发现的真实状况。我需要的是一种警醒的愚蠢。只有天真的眼和空无的头才能看见它们自身的全然空无。
要是有位怀疑论者坚称我这里有个脑袋，那说服他或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请他亲自过来看看；但他须得如实汇报，只描述他观察到的东西，仅此而已。
一开始他在屋子的另一边，看到我的全部身量，看到我是个有头的人。可朝我走过来时，他先是发现半个人，然后是一个头，然后是一片模糊的面颊、一只眼睛或一个鼻子，然后只是一片模糊，最后（在接触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又或者，要是他正好带着必要的科学仪器，他就会报告说，那团“模糊”分解成了组织，然后是细胞群，然后是单个细胞，然后是细胞核，大分子……等等等等，直到他来到一个什么也看不到的地方，一个没有任何实体或物质的地方。无论是哪种情况，来到这里的观察者都会发现我在此处所发现的东西：虚空（vacancy）。如果他发现并且认同了我在这里“什么也不是”（nonentity），他就会转过身去，和我一起向外看而不是盯着我看，然后再次发现我所发现的东西：这片虚空里填满了所能想象的一切。他还会发现，这个中心点爆炸成了无穷，这个“无”爆炸成了一切，这个此处爆炸成了处处。
如果这位持怀疑论的观察者仍然怀疑自己的感官，那他可以试试用照相机来代替。这种设备没有记忆，也没有期待，只会记录下此处存在的东西。而它会给我拍下相同的照片。在另一边，它拍到了一个人，在半路，它拍到了一个人的碎片；在这边，它没拍到人，什么也没拍到——或者，它朝反方向拍的时候，就拍到了宇宙。
因此，这脑袋不是个脑袋，而是个头脑不清的观念。如果我还能在这里找到它，我就是“见了鬼”，应该马上去看医生。我看到的是一个人头、一个蠢驴的头、一个煎蛋还是一束美丽鲜花都没有什么区别：哪怕看到头上一根毛，都说明我患了妄想症。
不过，在我清醒的间歇里，我这儿肯定是没有头的。但另一方面，从另一边来看，我肯定远不是没有头的：其实我有好多个头，多到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它们隐藏在人类观察者那儿，隐藏在照相机中，出现在相框里，在剃须镜后做鬼脸，从门把手、汤勺、咖啡壶等所有抛光过的东西上面向外窥探……我的这些头总会出现，虽然多少是若隐若现、缩小变形、前后调换乃至常常上下颠倒甚至还会叠影重重到无穷多个。
只有一个地方从未出现过我的头，那就是“我肩膀上面”的这块地方，头如果出现在这儿，就会挡住中央的虚空，而这虚空正是我的生命之源：幸好没什么挡得住它。事实上，这些分散在外的头充其量也只是“外在”世界或现象世界中的一些并不永恒、并无特别之处的事物，虽然这世界总之也具有核心本质，但无法对这本质产生丝毫影响。事实上，我在镜中的脑袋实在没什么特别，我都不一定会觉得它是我的头：孩提时代，我认不出镜中的自己，而现在，在我重获“失落的天真”的这一刻，我也依然认不出自己。在比较清醒的时刻，我会看到有个很熟悉的家伙，他住在镜子后面的那间屋子里，看起来整天都在凝视这边的这间屋子。这个矮小、迟钝、为地所缚、具体化、衰老还如此脆弱的凝视者，各方面都与我的真实“自我”截然相反。我什么都不是，只是这片永恒、坚定、无限、清澈和完全无瑕的虚空：根本无法想象我会把那边那个正在凝视着我的幽灵，混同为我此时此地能感知到而且永远能感知到的我自己！
电影导演……都是务实的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讲述经过再创造的体验，而不是辨识体验者的本性；可事实上，这两者多少都有点互相关联。这些专家当然都非常明白（比如说）如果一部电影中有辆车明显是由别人驾驶，那么比起车辆是由我本人驾驶，我的反应会平淡许多。在第一种情境下，我是人行道上的一个旁观者，看到两辆差不多的车迅速靠近，相撞，司机撞死，车辆着火——对此我只有些微的兴趣。在第二种情境下，我就是司机（当然没有头），就像所有第一人称视角的司机一样，而我的（无比微不足道的）车静止不动。我的膝盖不停摇晃，一只脚紧踩油门，双手奋力操控方向盘。车的前罩甩掉了，一根根电线杆从我身边掠过，道路左曲右拐。另一辆车一开始很小，之后越来越大，向我直冲过来，然后相撞，巨大的火光，一片空寂……我倒在座椅上，才缓上来一口气。好吧我不是自己耍了一番，而是被耍了。
这些第一人称的事件串是如何拍摄的？有两种可能的方法：或是用一个无头人偶，摄像机放在头的位置上拍摄；或是让真人来拍，拍摄者的头努力往后或往边上靠，给摄像机留出地方。换句话说，要保证我能把自己当成这名演员，他的头就必须闪开：他必须成为我这样的人。而一幅“我有头”的图景就完全不同了：它只是一个全然陌生之人的形象，一个搞错身份/同一性的例子。
奇怪的是，人们会到广告商那里去一窥关于自己的最深奥（也最简单）的真相；同样奇怪的是，像电影这样一个复杂的现代发明能帮人们消除小儿和动物并不具有的幻觉。不过其他时代也有其他同样古怪的指征，我们人类的自欺能力从来未臻完备。对人类境况这一深刻而又晦暗的觉察，许能很好地解释为何许多古老秘教和传说会广为流传：脱离身体而飞的头，独眼或无头的怪物和鬼魅，身是人身、头却非人头，殉难者——比如判决中、也是这个停顿不当的句子中的查理一世[1]——们被砍头之后还能行走言谈……这些无疑都是怪诞图景，不过与常识相比，还是它们更加接近此人的真实形象。
可是，如果现在我没有头，没有脸，也没有眼睛的话（这有违常识），那我到底是怎么看见你的？而眼睛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事实是，看见这个动词有两种相反的意思。当我们观察到一对夫妇正在谈话时，我们会说他们看见了对方，虽然他们的脸仍然完整无缺，相隔几英尺远。但是当我看见你时，你的脸就是一切，我的脸什么也不是。你就是我的终结（end）（因此阻碍启蒙的就是常识的语言）。我们是在用同一个小小的词来说这两个行为，而同一个词当然只能意味着同一件事！真正发生在这样两个第三人称视角的人之间的，是视觉交流，这是一个连续、自成体系的物理过程链（其中包括光波、晶状体、视网膜、视皮层等等），科学家在这里找不到任何能让“心灵”或“看见”溜进来的缝隙，即使能溜进来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相反，真正的看见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因此没有眼睛。用先贤的语言来说，只有佛性、婆罗门、真主或上帝才能看见、听见或是体验到任何事物。
反思
哈丁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关于人类境况的观点，它天真得有趣，还带有唯我论（solipsistic）色彩。它在智识层面冒犯并震撼了我们：有人能丝毫不觉尴尬地真心持有这种观念？不过，对我们的某种原始层面而言，它表达得十分清楚，那层面就是：我们无法接受“自己会死”这一观念。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一层面已经湮没封藏了许久，久得我们都忘了“亲身不存在”这个概念有多难理解。我们（似乎）能轻而易举地从别人的不存在中推断出，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不存在。可是，为什么我的死会是一天呢？毕竟，一天是一段有声有光的时间，如果我死了，就不会有这些。“当然会有的，”内心的一个声音抗议道，“因为我不在那里，不能体验到它们，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存在！这太唯我论了！”我内心的声音在一个简单三段论之力的迫使下，不情愿地推翻了我是宇宙不可或缺的组分这一观念。这一个三段论大致如下：
所有人都会死。
我是人。
所以，我，会死。
除了用“我”代替了“苏格拉底”之外，这就是那个最经典的三段论。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两个前提呢？大前提设定了一个抽象的范畴，即人类。小前提说我也属于人类，尽管我自己似乎和这一类别中所有其他成员有根本区别（就像哈丁非常巧妙地指出的那样）。
可以对类别做出一般性陈述的想法并不惊人，但如果能形成一些超出固有设定的类别概念，似乎就是一种相当高级的智识特性了。蜜蜂的固有设定里似乎很好地包含着“花”这个类别，但很难相信它们能形成“烟囱”或“人类”的概念。猫狗似乎能制造新类别，比如“食物”“门”“玩具”等。不过人类是迄今最擅长在新范畴方面推陈出新的。这种能力是人类本性的核心，也是快乐的深深源泉。体育解说员、科学家、艺术家都构思新型概念，而这些新概念都进入了我们的心理词汇之中，由此我们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大前提的另一部分是“死亡”的一般概念。人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东西会消失或毁坏。勺子里的食物消失了，哗楞棒从高脚椅上掉了下去，妈妈出去了一会儿，气球爆了，壁炉里的报纸烧光了，一个街区外的一所房子被夷为平地，等等。这些当然都令人惊恐不安，但尚可接受。被拍死的苍蝇，死于杀虫剂的蚊子，这些都建立在先前的抽象概念之上，于是我们得到了死亡的一般概念。关于大前提就说这么多。
小前提则很微妙。小时候，我看到我身外的一些东西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如外表、行为等，因此形成了关于“人类”的抽象概念。然后，这一特定的类别反过来向我“包裹”，把我囊括进去，这个认识一定是在较晚的认知发展阶段中才会出现，而且一定是个令人震惊的体验，尽管多数人大概都已经不记得它是怎么发生的了。
而真正惊人的一步，是两个前提的合取/结合（conjunction）。那时我们已经发展出了形成这两个前提的心理能力，也已经发展出了对不可抗拒的简单逻辑的尊重。然而这两个前提的突然结合却出其不意地给了我们一记耳光。这丑陋、野蛮的打击让我们倍感震惊，震惊好几天、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实际上会震惊好多年——震惊我们整个一生！不过我们压抑了这一冲突，把它引向了别处。
高等点的动物是否有能力把自己看作某个类别的成员？一条狗是否能够（无言地）想到：“我猜我看上去很像那边那些狗？”想象下面这个血腥的场面，比方说，二十只同类动物围成一圈。一个邪恶的人在它们中间不断地转动轮盘/指针，然后走去被指到的动物那儿，当着其余动物的面将其宰杀。有没有可能每只动物都会意识到自己也将大难临头，会想：“那只动物就像我一样，我的肉可能很快就会像他的一样被煮了。哦不！”
把自己映射到他人身上，这种能力似乎是高等物种独有的特点（这是选文24，托马斯·内格尔的文章《做一只蝙蝠是怎样的？》的中心主题）。一开始我们进行局部的映射：“我有腿，你有腿；我有手，你有手；……”然后这些局部映射会归纳出一个整体映射。很快我就能从你有一个头这一点得出结论说我也有一个头，虽然我看不见我的头。不过，走出自我的这一步是巨大的一步，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自我否定的一步。它与许多我们关于自己的直接知识相悖。这就像哈丁认为“看见”这个动词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样：用在我自己身上和用在你身上，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许许多多的映射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终于令我毫不怀疑地把自己归入了一个类别，而在我最初形成这个类别的概念时并未考虑到自己，这个时候，因区别两种“看见”而获得的力量，就被那许多映射的绝对优势给压倒了。
因此，逻辑推翻了直觉。正如我们会相信地球可以是圆的——就像遥远的月球一样——而地球上的人也不会掉下去，最终我们也会相信唯我论观点很是难缠。只有像哈丁在喜马拉雅山上体验到的那种强大景象，才能让我们回到原始的自我感和“他性”（otherness）之感，这正是意识、灵魂和自我等问题的根源。
我有脑子吗？我真的会死吗？我们一生中会多次想到这些问题。有时，大概每个有想象力的人都会想，全部的生命只是某个无法设想的超然存在者（superbeing）制造的一个大玩笑、大骗局，或许是个心理实验；它想看看自己究竟能让我们相信多么荒谬的东西，比如我听不懂的声音真的有意义，有人听肖邦吃巧克力冰激凌但不喜欢它们，光在任何参考系中都以同样的速度运动，我由无生命的原子构成，我自己也会死，等等。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这种“阴谋论”是在挖自己的墙脚，因为它为了解释其他谜团而假定出了另一个心灵，一个超然智性者（a superintelligent one），而这也是无法设想的。
看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存在具有某些不可理解的性质。做出你的选择吧。我们都在世界的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间小心地徘徊，而这一困境就是人性的核心。
D. R. H.
[1] 原文为King Charles in the ill-punctuated sentence。sentence既有判决之意（查理一世被判斩刑），也有句子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