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灾难正集中全力扑向本市，欲将它彻底掠入魔掌，在瘟疫尚未达到高峰之前，余下尚需叙述的，乃是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所作的不顾一切而又千篇一律的长期努力，他们之所以拼命，是为了找回自己的幸福或防止鼠疫侵害自己。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将威胁着他们的监控企图拒之于门外。尽管表面上这种拒绝并没有别的方式奏效，但笔者认为那样做也确实有它的意义，而且这种方式即使有虚夸的一面，且矛盾百出，仍然显示了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种自豪感。

朗贝尔正在进行斗争以避免鼠疫把他也囊括进去。他曾对里厄说，在证实自己不可能用合法方式出城之后，他决心采用别种方式。这位记者首先从咖啡店的侍者着手，因为小堂倌永远是个万事通。但朗贝尔最初询问的几个堂倌都只格外熟悉对此类活动极为严厉的惩罚条款。有一次他甚至被人当成了煽动逃跑的肇事者。所幸他后来在里厄家遇上了柯塔尔，事情才算有了点儿进展。那天，里厄同朗贝尔谈到的还是他在各个行政部门奔走毫无结果的事。几天之后，柯塔尔在路上碰到朗贝尔，他同朗贝尔寒暄时表现出了他近来在待人处世中常见的坦荡胸怀。

“仍然没戏？”他问朗贝尔。

“没……没戏。”

“不能指望那些行政单位。那里的人压根儿就不是理解人的料。”

“的确如此。我正在找别的门路，但很困难。”

“噢！”柯塔尔说，“我明白。”

他了解一系列关节，见朗贝尔露出吃惊的神色，他解释说，从好久以前到现在，他一直在光顾阿赫兰所有的咖啡馆，他有一批朋友，所以了解有一个组织专门干这类交易。事实上，柯塔尔后来因入不敷出也参与了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贩卖走私的香烟和劣质酒，这两样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一笔小财。

“你有把握吗？”朗贝尔问道。

“有把握，已经有人向我建议了。”

“那你怎么没有借机出去？”

“别那么多疑，”柯塔尔带着老实巴交的神气说，“我没有借机出去是因为本人不想出去。我有我的理由。”

沉默片刻之后，他接着说：

“你不问问我是什么理由？”

“我想这与我无关。”朗贝尔说。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这与你无关，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总之，只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那就是我们这里发生鼠疫后，我待在这里自我感觉好多了。”

朗贝尔一面听他讲话，一面问他：

“怎样才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噢！”柯塔尔说，“这可不容易。你跟我来。”

此刻正是午后四点。天气闷热，城里人就像在被慢火烘烤一般。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遮阳帘，马路上已见不到行人。柯塔尔和朗贝尔在带拱廊的大街上走着，好久都没有一句话。现在正是鼠疫隐身匿迹的时刻。这样的寂静，这样的毫无色彩、死气沉沉可以说是夏天的景象，也可以说是瘟疫肆虐时期的景象。谁也说不清是灾难的威胁还是灰尘和灼热使空气如此沉闷。必须进行观察和思考才能把这一切同鼠疫联系起来，因为这种疾病只通过负面的迹象显露出来。比如，那位与鼠疫有缘分的柯塔尔就提醒朗贝尔注意，当前狗已在城里绝迹，而通常在这样的时刻，它们应当侧卧在走廊的进出口处，喘着粗气，妄想寻点凉爽。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再往海军街区的方向走去。左边，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斜撑起一张黄色粗布的遮阳帘。柯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绿铅皮桌子前面的花园的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飞来飞去时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在台脚长短不齐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鸟笼，里面的鹦鹉羽毛下垂，沮丧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表现战争的图画，上面积满了污垢和厚厚的蜘蛛网。在朗贝尔面前和所有的铅皮桌子上都有发干的鸡粪，朗贝尔正在纳闷，不知这些鸡粪来自何处，忽然出现了一阵骚动，之后，一只漂亮的公鸡从一个阴暗的角落跳了出来。

到这一刻气温似乎还在上升。柯塔尔脱下外衣，敲敲桌上的铅皮。一个仿佛消失在长大蓝围裙里的矮小男人从店堂尽里头走出来，他远远地一瞧见柯塔尔便同他打招呼，随即猛踢一脚把公鸡赶走，并在咯咯咯的叫声中问两位先生要点儿什么。柯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同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人说，已经有好几天没有人见他来咖啡馆了。

“照你看，他今晚会来吗？”

“嘿！”矮人说，“我又没钻进他的肚子！这么说，你熟悉他常来的时间？”

“是的，不过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只不过想给他介绍我一位朋友。”

堂倌在围裙前沿揩揩潮湿的手。

“噢！先生也在做买卖？”

“不错。”柯塔尔说。

矮人用鼻子吸了一口气。

“那么，你今天晚上再来。我这就让孩子找他去。”

出门时，朗贝尔问他究竟是什么买卖。

“当然是走私。他们通过各个城门把商品运进来，然后高价倒卖出去。”

“好哇，”朗贝尔说，“他们有同伙吗？”

“对，有同伙。”

晚上，遮阳帘已卷了起来，鹦鹉在笼里学舌，一些穿衬衫的男人围坐在一张张铅皮桌前。其中有一个人草帽往后戴，白衬衫敞开，露出焦灰色的胸膛。他一见柯塔尔进来便站起身。他五官端正，脸色黝黑，有一双小小的黑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看上去大约三十岁，手上还戴了两三个戒指。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去喝酒。”

酒过三巡，大家仍然沉默着。于是加西亚建议：

“要么咱们出去说话？”

他们朝港口的方向走下去，加西亚问两位想让他干什么。柯塔尔对他讲，确切说，他向他介绍朗贝尔并非为了买卖，而只为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一边吸着烟，一边径直往前走着。他提出一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管他叫“他”，仿佛没有注意到他也在场似的。

“出去干什么？”

“他妻子在法国。”

“噢！”

片刻之后：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个行当太爱说话。”

朗贝尔没有吭声。

“他是朋友。”柯塔尔说。

他们默默地走着，来到码头，见那里有大栅栏挡住不准出入。于是他们朝一家卖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沙丁鱼的香味扑鼻而来。

加西亚作结论说：

“怎么说这事也与我无关，是拉乌尔在管。我得找到他才行，这可不容易。”

“噢！”柯塔尔活跃起来，他问道，“他藏起来啦？”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身朝着朗贝尔。

“后天，十一点，在海关营房拐角处，在城市的高坡上。”

他做出要走的样子，但又朝他们两人转过身来。

“这得付费。”他说。这是在验证对方的态度。

“那当然。”朗贝尔同意说。

片刻之后，记者向柯塔尔表示感谢。

“噢！别谢，”柯塔尔快活地说，“为你效劳我感到高兴。再说，你是记者，有朝一日你也可能还我的情呢。”

过了两天，朗贝尔和柯塔尔沿着一条条毫无树荫的街道朝城里的高坡攀登上去。海关的一部分营房已改成了诊疗所，这时有一群人正站在大门前，他们来此是想探望病人，但不可能获准；或为打听消息，但消息是瞬息万变的。总之，有人聚集就可能有频繁的人来人往，可以设想，加西亚和朗贝尔相约在此见面与这样的考虑不无关系。

柯塔尔说：

“真奇怪，你竟执意要走。总的说，这里发生的一切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并不如此。”朗贝尔说。

“哦！当然，在这里有危险。但在鼠疫发生之前，大家穿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也同样有危险呀。”

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是塔鲁在开车，里厄仿佛正半睡半醒。为给他们作介绍，他才完全醒了过来。

“我们认识，”塔鲁说，“我们住同一个旅馆。”

他主动请朗贝尔搭他们的车回城里。

“不必了，我们在这里有个约会。”

里厄注视着朗贝尔。

“不错。”记者说。

“哦！”柯塔尔吃惊地问，“大夫也知情吗？”

“预审法官来了。”塔鲁一边望着柯塔尔一边提醒他说。

柯塔尔神色大变。果然，奥东先生正顺着街道朝他们这边走过来，他步伐有力而匀称。他经过这一小群人面前时摘了摘帽。

“你好，法官先生！”塔鲁说。

法官也向车里的两人问好，随即看了看站在后边的柯塔尔和朗贝尔，一本正经地向他们点头致意。塔鲁给他介绍了年金收入者和记者。法官望望天，然后叹口气说，这真是个十分可悲的时期。

“塔鲁先生，有人对我说，你在操持预防措施的执行工作。对此我不大敢苟同。大夫，你认为疫病会蔓延吗？”

里厄说，但愿不会蔓延，法官却一再说，应当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帝的意旨是难以识透的。塔鲁问他，当前的情况是否给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恰恰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有关案件正在减少。我现在只需预审严重违犯新规定的案件。大家还从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法律。”

塔鲁说：

“那是因为，相比之下，老法律必然显得更宽容。”

法官一反他适才作出的凝望天空的沉思神态，用冷峻的眼光审视着塔鲁。

“哪又能怎样？”他说，“重要的不是法律，而是判决。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

预审法官一走，柯塔尔便说：

“瞧那家伙，他可是头号敌人。”

汽车开动了。

片刻之后，朗贝尔和柯塔尔看见加西亚来到这里。他朝这两人走过来却不打招呼，只以这句话代替问好：“得等一等。”

在他们周围，以妇女占大多数的那群人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女人们几乎都拎着篮子，妄想请人转交给她们生病的亲人，她们更荒唐的想法是亲人们能够享用这些食品。一些武装哨兵把守着大门，时不时有一声怪叫穿过营房和大门之间的院子传到外面。于是，在场的人们当中有的人转过忧心忡忡的脸来望望诊疗所。

这三个人正在观看那场景时，背后一声清晰而低沉的“你们好”使他们转过身来。尽管天气很热，拉乌尔仍穿得整整齐齐。他身材高大，体魄强健，穿一身双排扣的深色套装，戴一顶卷边的毡帽。他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呈棕褐色，嘴唇绷得紧紧的。他说话快而准确：

“我们进城吧。加西亚，你可以走了。”

加西亚点上一支香烟，任他们远去。朗贝尔和柯塔尔随着夹在他们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着。

“加西亚对我说清楚了，”拉乌尔说道，“这事办得到。但无论如何你得为此花一万法郎。”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接受。

“你明天去海军驻地的西班牙饭店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握握他的手，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拉乌尔走后，柯塔尔抱歉说，他明天没空，再说，朗贝尔现在已用不着他了。

翌日，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餐馆时，里面的人全都转过头来瞧他走过去。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在一条被太阳晒得很干的发黄的小巷旁边的低处，来这里用餐的都是男人，其中大多数属于西班牙人那一类型。坐在店堂最里头一张桌子前边的拉乌尔向朗贝尔一打手势，朗贝尔一朝他那里走去，那些人脸上好奇的表情立即消失，他们重又就着菜盘进餐。在拉乌尔那张桌旁还坐了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满脸胡楂，特宽的肩膀，马脸，头发稀疏，又细又长黑毛茸茸的双臂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伸了出来。把朗贝尔介绍给他时，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说出他的名字，谈到他时只叫他“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认为有可能帮助你。他即将让你……”

拉乌尔停下来，因为女招待正走过来问朗贝尔点什么菜。

“他即将让你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这两个朋友再介绍你认识几个对我们很忠诚的哨兵。但认识了还并未解决全部问题。还得要哨兵亲自判断哪一刻有机可乘。最简易的办法是你在他们哪位家住关卡附近的哨兵家里住上几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介绍你接触那些人。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也由他与你结算费用。”

这个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停地切碎西红柿和甜椒拌的生菜，然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一会儿他用略带西班牙口音的法语说话了。他建议朗贝尔在后天早上八点去天主教堂门廊下见面。

“还得等两天。”朗贝尔提醒他说。

“那是因为这事情办起来不容易，”拉乌尔说，“还得找到那些人才行。”

马脸再一次点头称是，朗贝尔却并不热切地同意了。在这顿午餐余下的时间里，大家都在找别的话题。但朗贝尔一发现马脸是个足球运动员时，一切都变得容易了。他自己也经常从事这项运动。于是，大家谈论法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华和“W”字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马脸异常活跃，他用“你”称呼朗贝尔，硬要他相信，一支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中卫。“你明白，”他说，“中卫，那是安排进球的角色。安排进球，那才叫踢足球呢……”朗贝尔同意这种看法，尽管他一直是踢中锋的。但他们的议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先播送的是用八音琴轻声奏出的几首令人伤感的乐曲，播音员接着宣布，昨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餐厅里没有谁作出反应。马脸人耸耸肩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临走时，中卫有力地握住朗贝尔的手，说：

“我叫冈萨雷斯。”

朗贝尔觉得这两天时间真是长得没完没了。他去里厄家里一一道出了他进行活动的细节，然后陪里厄去一个病人家里出诊。来到一座住宅门口，见那里有一个可疑的病人在等大夫，他便向里厄告辞。此刻住宅的走廊里响起了奔跑和说话的声音：有人在通报病人家属说大夫到了。

“但愿塔鲁别来晚了。”里厄低声说道。他看上去很疲惫。

“疫情发展很快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不是这个问题，统计表上的疫情上升曲线甚至放慢了些，只是与鼠疫斗争的办法还不够多。

“我们缺少物资，”他说，“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一般都用人来代替物资的不足。但我们也缺少人力。”

“不是从外地来了一些医生和防疫人员吗？”

“不错，”里厄说，“十位医生和一百来个人。表面上看够多了，但这只能勉强对付目前的疫情。瘟疫再蔓延就很不够了。”

里厄侧耳倾听着住宅里边的声音，随后向朗贝尔微微一笑。

“对了，”他说，“你应该快点办成自己的事。”

一抹阴影掠过朗贝尔的脸。

“你知道，”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促使我离开的并不是这个。”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但朗贝尔继续说下去：

“我认为我不是懦夫，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不是。这一点我是经受过考验的。只是有些想法让我受不了。”

大夫面对面注视着他。

“你一定会和她重逢。”他说。

“也许吧，但我一想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下去，这期间她会变老，我就无法忍受。人到三十就开始衰退，必须抓紧一切。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理解。”

里厄正低声说他相信自己能理解，塔鲁便到了，显得很活跃。

“我刚去请帕纳鲁加入我们的行列。”

“怎么样？”大夫问道。

“他想了想，同意了。”

“这让我高兴，”大夫说，“知道他本人比他的布道优秀，这让我高兴。”

“大家都这样，只不过要给他们机会。”

他笑笑，再向里厄挤挤眼。

“在生活中给人提供机会，这正是我感兴趣的事。”

“请原谅我，”朗贝尔说，“我得走了。”

在约好的礼拜四，朗贝尔在差五分钟八点来到天主教堂的门廊下。空气还相当清新。天上冉冉飘动着几朵小而圆的白云，可是要不了多久，热气一升腾就会把云朵一下子吞没。草坪已经被晒干，但还在散发淡淡的潮湿气息。在东边房舍的背后，太阳只晒热了广场上全身镀金圣女贞德塑像的头盔。一座大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冷清的门廊下走了几步。从教堂里传来模糊的诵读圣诗的声音，随声飘来的还有人们熟悉的地窖和焚香的香味。突然，唱诗停了下来。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出来，一路小跑，往城里的方向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还有一些黑色的身影在攀登着长长的台阶，朝门廊走来。朗贝尔点上一支烟，随即想起这样的地方也许不准抽烟。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开始低沉地奏起来。朗贝尔走到阴暗的拱顶下面，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在正殿里瞥见那些从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矮小身影。他们都聚集在一个角落里，面前有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祭坛一类的台子，台上安放了一座在城内一间雕刻室赶制出来的圣洛克 [16] 塑像。那些身影跪在那里，看上去仿佛蜷缩成了一团一团，隐没在暗淡的灰色中，有如一片片凝固的影子，散布在这里那里，略比他们周围模糊的颜色深一些。在他们上面，几架管风琴无休无止地奏着变奏曲。

朗贝尔走出大殿时，冈萨雷斯已经在下台阶，往城里的方向走去。

“我原以为你已经走了，”他对记者说，“这很正常。”

他解释说，他和几个朋友另外有一个约会，在七点五十分，离这里不远，但他白等了他们二十分钟。

“他们肯定是不能分身。干我们这个行当是不会老那么顺心的。”

他建议翌日的同一时间再约会一次，就在亡人纪念碑前。朗贝尔叹了口气，将毡帽向后推了推。

冈萨雷斯笑了笑，作结论说：

“这不算什么，你想想进球之前必不可少的所有那些计谋、进攻和传球吧。”

“那当然，”朗贝尔又说，“但一场球只进行一个半钟头。”

阿赫兰的亡人纪念碑坐落在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那是个沿着悬崖散步的去处，距俯临海港的悬崖不远。第二天，朗贝尔首先前来赴约，他专心地读着战死沙场的亡人的名单。片刻之后，两个男人走过来，漠不关心地看了看他，然后走到散步的地方，靠在护栏上，瞧那神气仿佛在出神地观看空荡荡冷清清的码头。这两人的高矮一模一样，都穿了蓝长裤和短袖的海军蓝棉毛衫。记者稍走远几步，然后坐在长凳上，这样才能不慌不忙地观察那两个人。他发现他们肯定到不了二十岁。这时，他瞧见冈萨雷斯正一边抱歉一边朝他走过来。

“那就是我们的朋友。”他说，随即把记者引到那两个年轻人身边，介绍他们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他俩非常相像，朗贝尔认为他们是兄弟。

“好了，”冈萨雷斯说，“现在大家都认识了。我们把那桩事情作些安排。”

马塞尔或路易说他们的值勤日两天以后开始，要持续一个礼拜，必须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日子。守西城门的一共有四个人，另外那两个是职业军人。当然不能把他们牵扯进这件事，他们不可靠，再说那也会增加费用。不过，有些晚上，这两个同事要去他们熟悉的一家酒吧的后店堂玩几个钟头。因此，马塞尔或路易建议朗贝尔先住在他们家，就在城门附近，在那里等候别人去找他。那样，出城会非常容易。然而必须抓紧时间，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准备在城外设立双岗哨的事。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把他最后的烟卷请他们吸了几支。还没有开口说话的那一位便问冈萨雷斯，费用问题是否已经谈妥，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支取一些。

“不行，”冈萨雷斯说，“没有必要，这是朋友。费用问题在出发时解决。”

他们决定再约会一次。冈萨雷斯提议两天后去一家西班牙饭店吃午饭。从那里可以径直去哨兵的家。他对朗贝尔说：

“第一天晚上我跟你做伴。”

翌日，朗贝尔上楼回自己的房间时，在旅馆楼梯上遇见了塔鲁。

“我还要去和里厄碰头，”塔鲁对朗贝尔说，“你想不想一道去？”

朗贝尔迟疑一会儿说道：

“我从来没有把握是否打扰了他。”

“我认为你没有打扰他，他经常谈到你。”

记者思忖着说：

“听我说，晚饭后你们如果有一点儿空闲时间，晚点儿不要紧，请你们俩来旅馆的酒吧一趟。”

“这取决于他，也取决于鼠疫。”塔鲁说。

不过，晚上十一点，里厄和塔鲁还是走进了那间又小又窄的酒吧。三十来个人肘碰肘地挤在那里高谈阔论。刚从疫城的静默中来到这里的他俩感到有点晕头转向。看见这里还在卖烧酒，他们便明白了这种拥挤吵嚷的缘由。朗贝尔在长柜台的一头从他坐着的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分别坐在朗贝尔的两边，塔鲁平静地推开一个大声嚷嚷的邻座。

“你不害怕烧酒吧？”

“不，”塔鲁说，“恰恰相反。”

里厄用鼻子嗅着他酒杯里的苦药味。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根本不可能谈话，朗贝尔却仿佛格外专心地在喝酒。大夫还不能判断他是否醉了。他们待的狭窄去处还有两张桌子，一个海军军官占了其中的一张，他左右胳膊分别挽着一个女人，正在向一个满脸通红的胖子讲述埃及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瘟疫。“营地，”他说，“给那些土著建了些营地，病人有帐篷，周围有一道防疫封锁线，哪个家庭企图偷偷送来偏方土药，哨兵就朝它开枪。很严酷，但那是正确的。”另外一张桌子周围坐着几个风度翩翩的青年，他们的谈话令人费解，而且湮没在搁得高高的电唱机放送的英语歌曲《圣詹姆斯诊疗所》的节拍里了。

“你还满意吧？”里厄提高声音问道。

“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个礼拜。”

“真遗憾。”塔鲁叫着说。

“为什么？”

塔鲁看看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你留在这里也许对我们有用。但我呢，我非常理解你离开的愿望。”

塔鲁请他们再喝一杯。朗贝尔从自己坐的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注视着他。

“我在哪方面可能对你们有用？”他问。

“好吧，”塔鲁说着不慌不忙地伸手拿起他的酒杯，“在我们的卫生防疫队里。”

朗贝尔又露出他惯常的若有所思的固执神情，随即再坐上他的高凳。

“你似乎认为这些防疫队没什么用？”塔鲁喝了一口酒之后说道，同时认真地望着他。

“非常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

里厄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他想，这记者显然是完全醉了。

翌日，朗贝尔第二次走进那家西班牙餐馆，他从一小群男人中间穿过去。那群人把椅子搬到门口，正在那里欣赏炎热刚开始退去时的清爽的金色黄昏。他们吸一种呛人的烟草。餐馆里边几乎空无一人。朗贝尔进去坐在最里头那张他和冈萨雷斯初次见面时坐的桌子前。他对女招待说他要等人。现在是十九点三十分。外面那些人逐渐回到餐厅坐了下来。开始上菜了，于是，低矮的扁圆拱顶下到处是刀叉碰撞声和低沉的谈话声。到二十点了，朗贝尔仍然等着。灯亮了，已经有一些新来的顾客坐到他的桌边。他点了菜。二十点三十分时，他吃完晚饭，冈萨雷斯和那两个兄弟仍然没有到。他吸了几支烟。餐厅渐渐空了下来。外面，夜色降临十分迅速。从海上吹来一阵湿热的微风，轻轻掀起了落地窗的帘子。到二十一点，朗贝尔发现已经人去厅空，女招待正吃惊地望着他。他付了钱，出去了。餐馆对面有一家咖啡馆还没有打烊。朗贝尔进去坐在长柜台前，一边注意餐馆门口的动静。到二十一点三十分，他朝自己的旅馆走去，琢磨着怎样才能再找到冈萨雷斯，他没有此人的地址，再琢磨也枉然。一想到必须从头开始奔走他便心慌意乱。

就是在这一刻，在不时有救护车一闪而过的夜里，他意识到，正如他后来告诉里厄大夫的，在这段时间，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把他的妻子抛在脑后，从而一心一意地在造成他们夫妻咫尺天涯的围墙上寻找缺口。也是在这一刻，一旦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他又在欲念的中心把妻子重新找了回来，而且突然感到撕裂般的痛楚，使他朝自己的旅馆跑了起来，以躲避这难以忍受却又随附其身的啃蚀着他太阳穴的痛感。

翌日清晨，他又赶到里厄那里，问他怎样才能找到柯塔尔。

“我现在要做的事，”他说，“只能是一步步地重头做起。”

“你明天晚上来这里，”里厄说，“不知为什么，塔鲁要我邀请柯塔尔。他大约十点到。你十点半来。”

第二天，柯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正和大夫谈论大夫那里发生的一起意外的病愈事件。

“十个当中出一个。算他运气。”塔鲁说道。

“哦！好呀，”柯塔尔说，“他得的不是鼠疫。”

这两位向他保证说，的确是这个病。

“他既然治愈了，那就不可能是。你们比我清楚，鼠疫是不治之症。”

“一般说，是这样，”里厄说，“但稍微坚持一下，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柯塔尔在笑。

“发生不了。你们今晚听到公布的数字了吗？”

一直宽厚地望着这个年金收入者的塔鲁回答说，他知道那些数字，情况十分严重，但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还需要采取更特殊的措施。

“嘿！你们已经采取了。”

“不错，但还需要每个人都为自己采取措施。”

柯塔尔看看塔鲁，不理解他的话。塔鲁说，毫无作为的人太多，瘟疫关系到每个人，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卫生防疫志愿组织的大门是为所有的人开着的。

“这是一种想法，”柯塔尔说，“但这种想法没用。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用耐心的口吻说：

“在我们把所有办法都试过之后，我们才知道厉害不厉害。”

在他们谈话期间，里厄一直在写字台前抄卡片。塔鲁说话时始终注视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柯塔尔。

“你为什么不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柯塔尔先生？”

这一位带着被触怒的神情站起来，拿上他的圆帽，说：

“我不是干这行的。”

接着，他用虚张声势的口气说：

“再说了，在鼠疫里我活得舒坦，我！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掺和进去，让鼠疫停止。”

塔鲁拍拍额头，恍然大悟：

“哦！真的，我忘记了，如果没有鼠疫，你早被逮捕了。”

柯塔尔惊得不由自主地一抖，连忙抓住椅子，好像马上要跌倒。里厄停止抄写，注视着他，看上去又严肃又关心。

“是谁告诉你的？”年金收入者叫着问。

塔鲁显出吃惊的样子，说：

“是你自己呀。起码大夫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见柯塔尔一下子狂怒到极点，连话也说不清楚，塔鲁补充说：

“别那么激动嘛！又不是大夫和我要揭发你。你那些事与我们无关。再说，我们从来就不喜欢警察。好了，坐下吧。”

年金收入者看看椅子，迟疑一会儿，坐下了。片刻之后，他叹口气，承认说：

“他们重新搬出来的，是一件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还以为都忘记了呢。但其中有一个人讲出来了。他们便传唤了我，告诉我，在调查结束之前，我得随叫随到。我明白，他们末了一定会抓我。”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道。

“那得看你指什么。无论如何，那不是凶杀。”

“会坐牢还是强迫劳动？”

柯塔尔显得垂头丧气。

“要是我运气好，会坐牢……”

但片刻之后，他又用激烈的口气说：

“那是个错误。谁都会犯错误嘛。一想到我会因此被抓走，会离开我的家、我的习惯和我熟悉的人们，我就受不了。”

“噢！”塔鲁问道，“就为这事你想出了去上吊？”

“对，那当然是干了蠢事。”

里厄这才初次开口说话，他告诉柯塔尔，他理解他的忧虑，但也许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哦！我知道我暂时没什么可害怕的。”

“看得出来，”塔鲁说，“你不会参加我们的防疫组织。”

柯塔尔用手把帽子转来转去，抬头用犹豫不决的眼神看看塔鲁：

“没有必要生我的气。”

“肯定不会，”塔鲁笑着说，“但至少你尽可能别去故意传播细菌。”

柯塔尔抗议说，他并没有希望发生鼠疫，鼠疫就这么来了，如果说疫病使他的事得到暂缓处理，这可不是他的过错。当朗贝尔来到门口时，这位年金收入者正用非常有力的声音补充说：

“此外，我的想法是，你们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朗贝尔得知柯塔尔也不知道冈萨雷斯的地址，不过，总还可以回到那家小咖啡馆。他们约定翌日再会面。见里厄表现出想知道情况的愿望，朗贝尔邀请他和塔鲁在本周末夜里随便什么时候去他的房间。

早上，柯塔尔和朗贝尔去到那家小咖啡馆，留话给加西亚，请他晚上赴约，如果不能分身，则改为明天。当天晚上，他们白等了一阵。第二天，加西亚来了。他不声不响地听朗贝尔讲他遇到的一连串麻烦事。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有些街区为了核查户口已实行二十四小时封锁。可能是冈萨雷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禁止通行的护栏。但他能帮的忙只是重新让他们与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件事也只能在两天之后才办得到。

“我看得出，”朗贝尔说，“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到第三天，在一条街的街角，拉乌尔证实了加西亚的揣测。对近海街区实行了封锁。必须重新与冈萨雷斯取得联系。两天之后，朗贝尔同那位足球队员一道吃午饭。

“这太蠢了，”冈萨雷斯说，“当时就该商量一个重见的办法。”

朗贝尔持相同的看法。

“明天早上咱们去那两个小伙子家里，怎么也得想法把一切办妥。”

翌日，小青年不在家。他们留话第二天中午在中学广场见面。塔鲁在下午遇见了朗贝尔，这位记者回到旅馆时的表情使塔鲁感到震惊。

“进行得不顺利？”塔鲁问他。

“好不容易重新接上了头。”朗贝尔说。

他再一次邀请他们：

“今晚来吧。”

晚上，这两位走进他的房间时，他正躺在床上。他起来后，斟上事先准备好的酒。里厄接过自己那一杯，问他是否进行顺利。记者说他重又绕了整整一圈，现在到达了当初那个地点，他很快就会进行最后一次会晤。他喝口酒，补充道：

“当然，他们是不会来的。”

“没必要把这当成规律。”塔鲁说。

“你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朗贝尔耸耸肩说。

“你指什么？”

“鼠疫。”

“噢！”里厄插进来。

“不，你们不明白，问题在于重新开始。”

朗贝尔走到屋角，打开一台小型唱机。

“那是什么唱片？”塔鲁问，“我听过这张唱片。”

朗贝尔回答说，那是英语的《圣詹姆士诊疗所》。

放唱片的中间，他们听见远处响了两下枪声。

“对付一条狗或一次逃逸。”塔鲁说。

片刻之后，唱片唱完，这时救护车呼叫的声音变得清晰，而且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的窗户下经过之后，逐渐缩小，最后消逝了。

“这张唱片没趣味，”朗贝尔说道，“再说，我今天已是第十次听它了。”

“你就这么喜欢这一张？”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一会儿：

“我对你们讲，问题在于重新开始。”

他问里厄，防疫组织的活动进行得如何。已经有五个防疫队在工作，希望能再建立一些。记者坐在他的床上，仿佛在操心他的指甲。里厄仔细观察着他那缩在床边的粗短壮实的身影。他突然发现朗贝尔也在注视他。

“知道吗，大夫，”朗贝尔说，“我经常在想你们那个组织。如果说我没有同你们一道，那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别的方面，我相信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的。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为哪边而战？”塔鲁问道。

“为战败的一方。不过，自那以后，我作过一些思考。”

“思考什么？”塔鲁问。

“思考勇气问题。现在，我知道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

“大家的印象是，这样的人无所不能。”塔鲁说。

“不对，这样的人不善于受苦，或不善于长久地享受幸福。因此说，他干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

朗贝尔看看他们，接着说：

“哦，塔鲁，你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目前不能。”

“是这样。而你却能为某种理念而死，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而我呢，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里厄一直在专心地听朗贝尔说话。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记者，同时温和地对他说：

“人并不是一种理念，朗贝尔。”

朗贝尔从床上跳下来，面孔激动得通红。

“就是一种理念，一种短暂的理念，从他背离爱情那一刻就开始变成理念了。确切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够爱了。咱们认命吧，大夫。等待变得能爱的那一天吧，如果真的没有那一天，咱们就等待全面解脱，但别扮演英雄。对我而言，也就到此为止了。”

里厄带着刹那间变得厌倦的神情站起身来。

“你说得有道理，朗贝尔，完全有道理，我再怎么也不想让你放弃你要做的事，我认为那是正确的，是好事。但我也有必要告诉你，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哦！”朗贝尔狂热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也许我选择爱情实际上是错了。”

里厄正面对着朗贝尔。

“不，”他有力地说，“你没有错。”

朗贝尔沉思着看看他们。

“你们两人，我猜想你们在那一切里面不会丢失什么。这样，站在好的方面就容易些。”

里厄一口饮尽杯里的酒。

“走吧，”他说，“我们还有事要办。”

他出去了。

塔鲁跟着他，但在走出去那一刻，他好像改变了主意，便转身朝记者走过来，对他说：

“你知道吗，里厄的妻子正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一家疗养院疗养。”

朗贝尔表示吃凉，但塔鲁早已离开了。

翌日，一到上班时刻，朗贝尔就打电话给大夫：

“接不接受我和你们一道工作，直到我有办法出城为止？”

电话线那头默不做声，接着：

“接受，朗贝尔。我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