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走出荒野
奥特塔尔的事情摊牌后，维特根斯坦1926年最自然的做法，是顺应凯恩斯的好客之情回到英格兰。但实际上他过了一年多才再次联系凯恩斯。那时他解释说，推迟写信是想等自己从碰上的大麻烦里摆脱出来。
虽然料到自己要离开奥特塔尔，放弃教师职业，但离开的方式把他彻底击垮了。审查是很大的羞辱，尤其是，在遭到施暴的指控而为自己辩护时，他觉得对于自己在教室所施体罚的程度有必要说谎。这事留给他的道德挫败感纠缠了他10年以上，而且，如我们将看到的，最终的结果是他采用激烈的措施清除自己的负罪感。
在这种状态下他无法考虑回英格兰。暂时他也不觉得自己能回维也纳。他考虑的是彻底退出世间的麻烦。放弃教学后不久他拜访了一家修道院，探问自己当修士的可能性。一生的各个时期他都有过这想法，多半是在很绝望的时候。这一次，一个明显很会看人的修道院长对他说，他不会找到自己期望的东西，而且无论如何，领他到修道院的动机是教会无法欢迎的。作为替代，他在胡特多夫的教会医疗团找了个园艺工的活儿；这地方就在维也纳旁边，他在花园的工具棚里住了3个月。和6年前一样，事实证明干园艺活儿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夏季结束时他觉得自己能回维也纳面对社会了。
他还在当园艺工时，1926年6月3日，已病了一阵子的母亲在林荫街自己家里去世了；于是赫尔米勒成了公认的家庭主脑。这一点是否令维特根斯坦较容易回维也纳，或者，母亲的死是否对他有任何影响——这些都没法说。但引人注意的是，从此他对家人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14年时，家里的圣诞庆典曾令他那般满心惧怕，令他生出了那般迷惘；现在他却对之欣然期盼。我们看到，此后的每个圣诞节，直到1938年（那年的合并使他不可能离开英格兰），他都热情地参与活动——把礼物分给侄女和侄子，加入喜庆的歌唱和宴饮；没有迹象表明那么做时他牺牲了对自己的忠实。
于是，1926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像是标志着他和家庭的疏离的结束，这种疏离至少得回溯到1913年他父亲去世时。一回来他就得到了一个有点治疗作用的工作，和园艺工不同，这一工作把和别人一起干活的责任强加给他，有助于把他带回社会。而且，他还因此有机会把自己在建筑美学上坚持的观点付诸实践。姐姐格蕾特和保尔·伊格尔曼邀请他与伊格尔曼合作，一起设计和建造格蕾特的新房子。
伊格尔曼已经为维特根斯坦家做了一点事。他为家族在新森林犁地人街的房子做了翻新，为保尔·维特根斯坦在林荫街建造了一间陈列瓷器收藏的屋子。1925年末，格蕾特提出由他担任一栋新城区房子的建筑师；她在维也纳的一个最不时髦地区库德曼街买了一块地，此地属于维也纳的第三区，房子就要建在那儿（维特根斯坦上过的教师培训学校旁边）。维特根斯坦很快对这一项目生出了兴趣，在奥特塔尔的最后一年，只要回维也纳，他都跟格蕾特和伊格尔曼进行深人和热情的讨论，结果伊格尔曼觉得维特根斯坦比自己更理解格蕾特的心意。
维特根斯坦教书的最后一学期，伊格尔曼草拟了原始方案；维特根斯坦离开奥特塔尔后，看上去把他请进这个项目里合作是很自然的事。伊格尔曼说，自那以后「建筑师是他而不是我，虽然平面图在他进入项目前已经弄好了，但我觉得最后的成果是他的作品，不是我的」。
最终方案的落款日是1926年11月13日，签章是：「建筑师P. 伊格尔曼和L. 维特根斯坦」。虽然从未受过建筑训练，也只参与过这一次建筑工作，但有迹象表明，维特根斯坦开始严肃对待这一任命，而且在建筑上看到了一种新的天命，一种重塑自己的新方式。维也纳的城市名录上好多年都把他列为职业建筑师；这一时期他的信纸页眉是：「维也纳3区公园路18号，建筑师保尔·伊格尔曼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不过，也许这只是他对自己个人独立的又一次声明——坚持自己的状态是自由职业者，否认为姐姐做建筑工作仅仅是挂个名。
在房子的设计上，他的职责主要涉及的是窗户、门、窗栓和暖气装置。乍一看这工作有点边缘，但并非如此；因为恰恰是这些细节成就了这栋房子的特殊之美，否则它将是相当平凡、甚至丑陋的。它完全没有外部装饰，所以外表生硬；这种生硬之所以得以缓和，全是因为维特根斯坦所设计部分的优雅比例和一丝不苟的实施。
因此细节就是一切，维特根斯坦以近乎狂热的严格监督其建造。一个锁匠问：「告诉我，工程师先生，这儿那儿的一毫米对你真这么要紧吗？」维特根斯坦没等他说完就吼道：「是的！」维特根斯坦和负责建造他设计的髙玻璃门的工程公司进行讨论时，前来磋商的工程师对于按维特根斯坦的标准履行委托感到绝望，崩溃地哭了。看上去简单的暖气设备花了一年时间才交付，因为奥地利没人能造维特根斯坦想的那种东西。各部分的铸件从国外购得，甚至到那时，整批的东西还被认为不能用而遭拒。但赫尔米勒·维特根斯坦回忆：
或许，在把比例搞到完全正确这事上，路德维希绝不留情的最有力证据是，就在几乎要开始清扫整栋房子的时候，他把一个大得几乎算是个礼堂的房间的天花板抬高了三厘米。
1928年末格蕾特搬进了这栋房子。据赫尔米勒说，房子对格蕾特就像手套一样合身；它是格蕾特的个性的延伸，「自从童年以来，围绕她的一切都必须是原创和雄伟的」。不过赫尔米勒自己有所保留：
……即便我非常赞赏这栋房子，我始终知道自己既不想、也不能住在里面。确实，它看上去更像是神的居所，而不是我这样的小凡人的居所，起初我甚至不得不克服一种微弱的内心敌意——对我称之为「逻辑房子」的敌意，对这种完美性和纪念碑性的敌意。
很容易理解这种轻微的憎恶。这房子的设计很少考虑普通凡人的舒适。它标志性的清晰、严密和精确的品质，确实是我们对逻辑系统的期望，而非对居所的期望。在设计房子内部时维特根斯坦在家居舒适方面作的让步格外少。地毯、枝形吊灯和帘幕被严格地摈弃。地板是黑色的磨光石头，墙和天花板涂着亮赭色，窗户的金属、门把手和暖气装置未上漆，屋子的照明用无罩的电灯泡。
这栋房子——在它身上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和钱——有一段不幸的历史，其原因部分是这种生硬的纪念碑性，部分是奥地利自身的糟糕命运。格蕾特入住不到一年，1929年的大崩盘[134]（虽然这事一点儿也谈不上令她穷困）迫使她解雇了照设计意图运作这房子所需的职员，她改在厨房而非大厅待客。九年后，在合并之后，她逃离纳粹到纽约生活；房子空了，只剩一个佣人照管。1945年俄国人占领维也纳后这栋房子成了俄国士兵的兵营和马匹的马厩。1947年格蕾特搬了回来，在那儿住到1958年去世，从此房子成了她儿子托马斯·斯通巴罗的产业。和赫尔米勒一样，对于这房子是否适合居住，斯通巴罗也有所保留；房子空了许多年，直到1971年斯通巴罗最后卖给了一个准备将其拆除的开发商。它逃脱了被拆除的命运，只是因为维也纳陆标委员会发起了一个运动，宣布它是一处民族遗迹；现在它幸存了下来，是保加利亚驻维也纳大使馆文化部所在地，但内部经过了大范围的改造，以适合新的用途。如果维特根斯坦看见它现在的样子——房间的间隔被敲掉，构成L形状的房间，墙和暖气装置刷成白色，大厅镶了木板，铺了地毯，等等——他极有可能情愿他们已将其拆除。
为格蕾特工作期间维特根斯坦被带回了维也纳社会，并且最终被带回了哲学。建造库德曼街的房子时，舍伯恩宫的第一层仍由格蕾特一家居住。她的长子托马斯最近从剑桥回来了，正在维也纳大学读博士。托马斯在剑桥认识了一个名叫玛格丽特·雷斯宾格的瑞士女孩，并且邀请她到维也纳。维特根斯坦和玛格丽特展开了一段持续到1931年的关系，他至少曾视这段关系为结婚的序曲。就人们所知，她是他爰过的唯一女人。
玛格丽特是个活泼的、有艺术气质的年轻女士，她出身富裕，不喜欢哲学，身上没什么虔诚的严肃——维特根斯坦的朋友通常的必备条件。她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大概得到了格蕾特的鼓励，维特根斯坦的某些别的朋友和亲戚则感到困惑，说不上高兴。她第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是在建筑工地的一次事故之后；维特根斯坦伤了脚，住在格蕾特家里休养。她是一群年轻人——包括托马斯·斯通巴罗和索格伦家的两兄弟塔勒和阿尔费德——里的一分子，他们聚在他床边听他朗读。他读了瑞士作家约翰·彼得·赫伯尔的东西；她记道：「又一次，我感觉很自在，为听见带有如此深刻理解的朗读而感动。」阿尔费德·索格伦很不高兴地——也许还怀着嫉妒——看见维特根斯坦的注意力投向了她。在一次类似的场合维特根斯坦问自己的听众想听什么，问题是特别对玛格丽特问的。「你读什么无所谓，」阿尔费德酸溜溜地说，「她不会理解的。」
尽管索格伦不以为然，渐渐地，维特根斯坦和玛格丽特差不多每天都见面了。在维也纳时玛格丽特读艺术学校，下了课就到库德曼街的建筑工地找维特根斯坦。然后他俩到电影院看场西部电影，在小餐馆吃顿简单的饭：鸡蛋、黄油面包和一杯牛奶。这可不是她习惯的作风。而且，像她这样体面时髦的年轻女士，要有某种程度的勇气，才愿意被人瞧见跟穿成那样的男人出去；维特根斯坦总是穿一件肘部磨坏了的夹克，一件开领的衬衣，肥大的裤子和沉重的靴子。他的年纪还几乎大她一倍。有时她喜欢跟更年轻时髦的男人在一起，如托马斯·斯通巴罗和塔勒·索格伦。对此，维特根斯坦既觉得困惑也觉得生气。「为什么，」他要她解释，「你想跟托马斯·斯通巴罗那种年轻的家伙出去？」
他们各自的朋友则更加困惑：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和玛格丽特想跟对方出去。维特根斯坦的亲密朋友中，不能和她融洽相处的不只阿尔费德·索格伦。另一个是保尔·伊格尔曼，而玛格丽特也不喜欢伊格尔曼。她说，他是「人们不喜欢的那种犹太人」。「人们」大概能容忍维特根斯坦一家，因为他们巨大的财富，他们与维也纳社会的融合，也因为他们在宗教上不属于犹太人，在「种族上」也不完全属于犹太人。但伊格尔曼明明白白就是太犹太了。维特根斯坦和玛格丽特的关系逐渐进展的这段时间，他和伊格尔曼的友谊恶化了；爱上她的这段时间，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犹太性的态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
这段关系明显得到了格蕾特的鼓励，因为她觉得玛格丽特的陪伴能产生一种使她弟弟平静下来、「正常起来」的影响。这也许是真的；事实上，也许正是因为缺乏智性深度，玛格丽特才能施加这种影响。维特根斯坦明确要她别试图窥探他内在的思想世界——这个请求她愿意满足，她高兴还来不及。
维特根斯坦在这段时间雕刻了一座胸像，模特是玛格丽特。胸像是在米夏埃尔·德罗比尔的工作室里做的；它不完全是玛格丽特的人像，原因是，尽管维特根斯坦的兴趣主要在于面容的姿态和表情，但他想捕捉的不是她的实际表情，而是他自己想创造的表情。我们想起了——描述恋爱中的维特根斯坦时我们常常想起这一点——魏宁格在《性与性格》里的话：
只有在那种爱顾及的不是她的真实属性，因而能把实际的物理实在替换为一个不同且完全虚构的实在时，对女人的爱才是可能的。
胸像做完后送给了格蕾特，陈列在库德曼街房子里——对它这是个合适的家，因为胸像和房子在美学上是一致的。维特根斯坦谈到自己对建筑的涉足：
……我为格蕾特建造的房子是一种断然敏感的听觉和好作风的产物，表达了一种（对文化等等的）伟大理解。但缺少的是：力求爆发开来的原初生命和野性生命[135]。所以你可以说它不是健康的。
也可以说他的雕塑缺乏「原初生命」。因此，按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思路，它算不上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因为：「在一切伟大艺术里面都有一个野性的动物：已驯服了的。」维特根斯坦自己认为这座胸像不过是对德罗比尔作品的澄清。
甚至在——维特根斯坦最有感觉的艺术——音乐中，他主要展现出的也是一种伟大的理解，而非「力求爆发开来的野性生命」。和别人一起演奏音乐时——在维也纳的这段时间他经常这样做——他的兴趣是把它弄对，是用他锐利敏感的耳朵迫使演奏同伴达到一种格外精确的表达。甚至可以说，他感兴趣的不是创造出、而是重新创造出音乐。演奏时他不是在表达自己和自己的原初生活，而是在表达别人的思想和生活。仅就此而言，他的这话可能说对了：他觉得自己不是创造性的而是生产性的（reproductive）。
尽管维特根斯坦对他人的艺术有兴趣而且敏感，但只有在哲学里他的创造性才能真正被唤醒。只有那时，正如罗素很久以前注意到的，他身上才现出「力求爆发开来的野性生命」。
正是在建造格蕾特的房子时，维特根斯坦被带回到他能最好地显现其罕见天才的活动。格蕾特又一次充当了社交催化剂，通过她，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摩里兹·石里克有了接触。
许多年来石里克一直想亲近维特根斯坦，但都失败了，格蕾特做成了这件事。1922年，《逻辑哲学论》出版的那一年，石里克到了维也纳；他是维也纳读过这书而且理解其价值的头一批人之一。1924年夏天，在格蕾特的房子里见过弗兰克·拉姆塞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维特根斯坦，把信寄到了普希贝格：
我是你的《逻辑哲学论》的一个景仰者，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想联系你。我一次次地拖后对这意图的兑现，这要归咎于我的教授职责和其他职责，虽然我到维也纳巳经快五个学期了。每个冬季学期，我定期与喜欢逻辑和数学基础的同事一起跟有天赋的学生会面；在这个小组里你的名字经常被提到，特别是我的数学同事海登马斯特教授在一次讲座上报告了你的工作之后，那次讲座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这儿有许多人——我自己也是一个——相信你的基本想法是重要的和正确的，而且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成为这一事业——使你的观点获得更广泛的了解——的一分子。
石里克在信里提出去普希贝格拜访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此时维特根斯坦已搬到了奥特塔尔，但最终他在奥特塔尔收到了这封信；在回信里他表示欢迎石里克来访。石里克很快写了回信，再次表达前往的意愿；但直到15个月后的1926年4月，他才终于在几个自己挑选的学生的陪伴下去了趟奥特塔尔。石里克的妻子谈到丈夫踏上此行时的心情：「他几乎是带着可怕的敬畏，向我说明维特根斯坦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那时他仿佛准备去圣地朝拜。」等到了奥特塔尔，朝圣者们得知维特根斯坦已辞去了职位不再教书，深为失望。
因此，1927年2月，石里克收到格蕾特邀请他去一次宴会见维特根斯坦的信时大喜过望。「又一次，」石里克夫人说，「我饶有兴致地看见了朝圣者的敬畏神态。」此时石里克已把自己的一些著作寄给了维特根斯坦，并提出请维特根斯坦加入自己和另一些人的逻辑讨论。格蕾特在邀请信里代表维特根斯坦答复了这一提议。她告诉石里克：
他要我向你转达他最温暖的致意，并且请你原谅，他感到自己完全不能既专注于眼下的工作，又专注于逻辑问题；眼下的工作需要他的全部能量。他肯定不能跟一群人会面。他觉得，如果是单独跟你——亲爱的石里克教授——见面，他将能讨论那种问题。他认为，到那时就能弄清，目前的他是否还能在那一方面对你有一点用。
石里克的妻子回忆道，他见了维特根斯坦，「回来后心醉神迷，不怎么说话，而我觉得我不该发问」。第二天维特根斯坦告诉伊格尔曼：「我们都认为对方一定疯了。」之后不久，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幵始定期见面讨论。据伊格尔曼：「维特根斯坦发现石里克是个杰出的、有理解力的讨论伙伴，鉴于他欣赏石里克很有教养的人格，就更加如此了。」但无法说服维特根斯坦出席石里克的「小组」的聚会；那是一群哲学家和数学家，把他们结合到一起的是他们在哲学问题上的实证主义进路，以及他们的科学世界观；他们星期四晚上会面，讨论数学和科学的基础，后来演变成维也纳小组。维特根斯坦告诉石里克，他只能与「让他舒坦」（holds his hand）的人谈话。
尽管如此，1927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已定期和一群人在星期一晚上会面；这些人里，除了他自己和石里克，还有几个从石里克的小组中细心挑选出的人。他们是弗里德里希·魏斯曼、鲁道尔夫·卡尔纳普和赫尔伯特·费格尔。会面的成功依赖石里克对情况的机敏掌控。卡尔纳普回忆：
第一次会面前，石里克急切地告诫我们，不要发起我们小组里习惯的那祌讨论，因为维特根斯坦无论如何都不想要那种东西。石里克说，最好的办法是让维特根斯坦说，然后很小心地只要求他给出必要的解释。
为了说服维特根斯坦出席聚会，石里克不得不向他保证，讨论不必是关于哲学的；他可以谈自己想谈的随便什么事。有时候，出乎听众的意料，维特根斯坦转身背对他们读起诗来。他特别读了罗宾德拉纳·泰戈尔的诗——仿佛是在向他们强调，如以前他对冯·费克尔解释过的，他在《逻辑哲学论》里没有说出的比说出的更重要；泰戈尔是当时在维也纳很时兴的印度诗人，他的诗表达了一种与石里克小组成员的态度直接对立的神秘态度。很快卡尔纳普、费格尔和魏斯曼就明白了，《逻辑哲学论》的作者不是他们期待的实证主义者。「以前」，卡尔纳普写道：
我们在小组里读维特根斯坦的书时，我错误地认为他对形而上学的态度与我们类似。对他书里的有关神秘之物的话，我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因为他在这一块的感情和思想跟我分歧太大。只有和他本人的接触才帮助我更清楚地看到他在这一点上的态度。
对于实证主义者，清晰与科学方法是携手并肩的；这本他们视作哲学之精确和清晰的典范的书，其作者却在性情和方法上都如此决然地非科学，认识到这一点后卡尔纳普尤其震惊：
他对人和问题——甚至对理论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更像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几乎可以说，像一个宗教先知或预言家。当他开始阐述对某些哲学问题的看法时，我们常常感觉到那一刻他身上的内在挣扎；他挣扎着，要在强烈和痛苦的紧张之下穿透黑暗到达光亮，甚至在他最富表情的脸上就看得见那种紧张。当他的答案终于出来——有时是在冗长费劲的努力之后——他的陈述摆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件新创作出的艺术品，一句神圣的启示。我并不是说他独断地断言他的观点……而是他留给我们这种印象：洞见仿佛经由一种神启降临到他身上；于是我们不禁感到，对之的任何镇定理性的评论或分析都是一种亵渎。
卡尔纳普回忆道，小组成员认为通过质疑和反对进行的讨论是测试一种想法的最好方式；与此相反，维特根斯坦「只要经由启示得到了洞见，就丝毫不容忍他人的批评式的考查」：
有时我有这种印象：科学家的审慎理性的、不动情的态度，以及任何带有「启蒙」味的想法，都是维特根斯坦讨厌的东西。
尽管在性情和关切上有这样的分歧，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小组的成员仍然能就哲学问题进行许多有益的讨论；他们的一个关注点是弗兰克·拉姆塞近来的一篇文章提供的，这篇文章叫「数学基础」，是拉姆塞1925年11月对伦敦数学学会作的一篇演讲，已经发表在学会的《学报》上。
这篇文章标志着拉姆塞打响了自己的战役：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工作重建弗雷格和罗素的数学基础之逻辑进路的信誉。在1930年26岁上去世之前，拉姆塞首要和持久的目标都是修补罗素《数学原理》的理论漏洞，从而重新建立逻辑主义思想学派的优势，并把荷兰数学家L. E. J. 布劳威尔领导的日益有影响力的直觉主义学派提出的更极端思路扼杀在摇篮里。宽泛地说，分歧在于，罗素想表明能把一切数学还原为逻辑，从而为纯数学家认可的一切定理提供一个严密的逻辑基础；布劳威尔——从对数学和逻辑两者的根本上不同的观念出发——想这样来重建数学：只有能在他的系统里得到证明的定理才是可接受的。其余则当作不可证的东西丢弃，其中包括很多地位牢固的定理。
拉姆塞想用《逻辑哲学论》的命题理论说明，数学由（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重言式构成，从而数学命题无非是逻辑命题。这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观点。他在《逻辑哲学论》里区分了逻辑和数学命题：只有前者是重言式；后者是「等式」（TLP6. 22）。
因此拉姆塞的目标是，表明等式是重言式。这一努力的核心是一种同一性定义；这定义用一个特别定义的函项Q（x，y）代替表达式x=y，实质上是想断言：x=y要么是一个重言式（如果x和y有相同的值），要么是一个矛盾式（如果x和y有不同的值）。在这定义之上建立起一种函项理论，拉姆塞希望用这理论证明数学的重言式性质。「只有这样，」他认为，「我们才能保护它[数学]免于布劳威尔和魏尔的布尔什维克威胁。」
拉姆塞把这篇论文寄给了石里克一份，通过石里克，维特根斯坦注意到了它。（因为他们在1925年夏天的争吵，拉姆塞没把论文寄给维特根斯坦本人。）显然维特根斯坦很详尽地读了这篇论文。1927年7月2日他写信给拉姆塞，详细批评了拉姆塞的同一性定义，并表达了这一观点：所有这种理论（宣称同一性表达式要么是重言式要么是矛盾式的理论）都不成立。
维特根斯坦自己——如1919年罗素惊愕地发现的——根本没参与把数学奠基在逻辑之上的事业。实际上他认为这项事业走错了路。「摆脱这一切麻烦的办法」，他告诉拉姆塞，「是看出：无论是『Q（x，y）』——尽管这是个很有趣的函项——还是任何其他命题函项，都不能代替『x=y』。」
拉姆塞两次答复了维特根斯坦的反对意见——一次通过石里克，第二次直接对维特根斯坦。他的辩护要旨是，他打算提出的不是一个同一性定义，而只是个替代函项，这函项经过如此这般的定义之后，在他的理论内部起到同一性陈述的作用，而且给出他想要的逻辑结果。
这一交流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是维特根斯坦和拉姆塞间差异的一种写照，而且它也说明了，维特根斯坦说拉姆塞是个「布尔乔亚」思想家时，他的意思可能是什么。维特根斯坦的反对意见想直插问题的心脏，他想论证，拉姆塞重建罗素式数学基础的整个计划在哲学上走错了路；而拉姆塞的答复只关心逻辑和数学问题：自己的函项是否能完成设定的任务。因此，照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拉姆塞在如下意义上是「布尔乔亚的」：
……他的思考，目标是整顿某一具体共同体的事务。他不思索政府的本质——或起码不喜欢这么做——而是思索如何能把这个政府合理地组织起来。这政府也许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这种想法一方面令他不安，一方面令他讨厌。他想尽可能快地伏下身子思索基础——这一政府的基础。这是他擅长的，也是他真正感兴趣的；而真正的哲学思索干扰了他，直到他将其结果（如果有的话）推到一旁，宣布那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政治隐喻是在影射拉姆塞提到的布劳威尔的「布尔什维克威胁」；有人可能会想，维特根斯坦用这个隐喻，是把「真正的哲学思索」和布尔什维克等同了起来。不是这样的。维特根斯坦没兴趣组织这个政府（罗素的逻辑主义）的事务，但也没兴趣用另一个政府（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取而代之。「哲学家不是任何思想共同体的公民，」他写道，「所以哲学家才是哲学家。」
可能是因为和拉姆塞的这次交流，维特根斯坦终于写信给凯恩斯了。这是他停止教书以来第一次写信给凯恩斯（「我不再能忍受热水瓶」，他解释说）。他感谢凯恩斯惠寄的书《俄罗斯一瞥》，并告诉凯恩斯，他希望自己正建造的房子在那年（1927年）11月完工，到那时他愿意去一趟英格兰，「如果那里还有人想见我的话」。
「关于你的书，」维特根斯坦写道，「我忘了说我喜欢它。它说明你知道天空和大地（等等）之间有更多的东西。」
这一奇怪的理由——他为什么喜欢一部考察苏联的书——通过以下事实得到了解释：凯恩斯强调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新宗教，而非作为一种经济上的创新而获得赞美的。他认为列宁主义的经济方面不值得理会，认为那是「一种把一本废弃的经济教科书树为超越一切批评的圣经的学说，而我知道那本教科书不只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对现代世界也无益处或用处」。但他对伴随这学说的宗教热情印象深刻：
……在这个没有宗教的时代，对于任何这种宗教——真正新的、不只是旧宗教之重演的、又证明了自身鼓动力的宗教——许多人必定对之感到强烈动情的好奇；尤其这一新事物出自欧洲家族的美丽和愚蠢的最小儿子俄国，头上有头发，比西方的秃顶哥哥离大地和天空都更近一一他晚生了两个世纪，能够在失去年轻的天才或沉溺于舒适和习惯之前捡起家族其他人的中年觉醒。我同情到苏联那儿寻觅好东西的人。
凯恩斯说，苏联信仰的特点是，它和基督教一样对普通人抱持一种赞赏态度。但是，跟基督教形成对照的是，在它里头有某种东西：
……可能在一种变化了的形式和一种新的背景里对未来的真实宗教贡献点什么，如果有任何真实宗教的话——列宁主义之为非超自然[136]，是绝对的、挑衅的，其感情和伦理的本质集中在个人和共同体对金钱之爱的态度上。
不难看出这些段落会怎样赢得维特根斯坦的赞同；也不难看出，凯恩斯描述的信仰会怎样赢得维特根斯坦的尊重，并可能赢得他的效忠。凯恩斯的书写于对苏联的一次简短访问之后，这本书与罗素的《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和理论》形成了尖锐对照；那是1920年罗素自己访问苏联后出版的。罗素的书只表达了对苏联政权的憎恨。他也用到了基督教的类比，但恰是用这个类比表达他的轻蔑：
若和我一样相信自由的理智是人类进步的首要引擎，那么只能在根本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罗马教会一样多。激励着共产主义的希望，大体上和《山中布道》[137]灌输的希望一样可敬；但那些希望被狂热地抱持着，具有造成同样多危害的同样可能。
维特根斯坦自己对苏联的兴趣要追溯到罗素的书出版后不久——几乎就像是，他认为，如果罗素这么恨它，那么它那里就必定有好东西。1922年（那时他写信对保尔·伊格尔曼谈「我们讨论逃去俄国的可能性」）以来，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用凯恩斯的话讲——「在苏联那里寻觅好东西」的人；到苏联生活和工作的念头持续吸引着他，直到1937年，那时的政治局势令他不可能再如此。
虽然凯恩斯声明自己不是个信仰者，但我认为，当他说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被热情抱持的宗教态度[对待（例如）普通人的价值和邪恶的金钱之爱的态度]，而非超自然的信仰时，就为「维特根斯坦希望在苏联找到什么」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维特根斯坦曾对凯恩斯说，库德曼街房子预计将在1927年11月完工；由于我们已解释过的原因，这一估计太过乐观，毫无希望实现；一年以后他才能考虑计议中的英格兰之行。
同时，他有机会亲身见识一次拉姆塞为之如此不安的「布尔什维克威胁」。1928年3月，布劳威尔到维也纳作一次题为「数学、科学和语言」的讲座；维特根斯坦出席了，同去的还有魏斯曼和费格尔。讲座后三人在咖啡馆里坐了几小时，费格尔记录：
……目睹那晚降临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的变化，是令人陶醉的……他变得极健谈，开始勾勒一些想法，而那些想法是他后期写作的肇始……那一晚标志着维特根斯坦恢复了强烈的哲学兴趣和行动。
若有人根据费格尔的记录得出，维特根斯坦经历了一次对布劳威尔直觉主义的突然皈依，那他就错了——尽管听布劳威尔演讲对维特根斯坦无疑是个极大的刺激，也很可能种下了一颗在此后岁月里逐渐生长的种子。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工作里，没有他知晓布劳威尔的想法的任何证据；拉姆塞在1925年的论文里对布劳威尔的提及很可能是维特根斯坦第一次听说此人。但1929年以后，他的确猛地谈起布劳威尔来了——结果，受邀概述维特根斯坦1930年的工作时，罗素察觉到一种他显然认为不太健康的影响：
……他对于无限写了许多话，这些话始终有变成布劳威尔的说法的危险；每当这一危险变得明显时，就必须骤然刹住。
然而，讲座后维特根斯坦的兴奋里包含的对布劳威尔的赞同，很可能跟对布劳威尔的不赞同一样多。讲座里有许多与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观点——既有他早期工作中的观点，也有他后期工作中的观点——相抵触的东西。特别是，构成直觉主义之哲学基础的康德式的「基本数学直觉」观念是维特根斯坦一生从未对之有过一丝同情的东西。事实上，真要说什么的话，那也是他对之的反对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增强——直到1939年他在数学基础讲座里直截了当地告诉听众：「直觉主义全是瞎说——全部。」
不过，布劳威尔的态度里的某些元素可能与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态度产生了共鸣，尤其是布劳威尔不同意罗素和拉姆塞提出的观点。这比罗素指出的那个具体之点——维特根斯坦像是接受了布劳威尔对「无限延伸序列」这个观念的拒斥——更为深刻，并且，构成了一种与罗素和拉姆塞的「布尔乔亚」心智有着根本分歧的哲学态度。在一个一般性的层面上，可以说布劳威尔的哲学立场属于大陆反理性主义思想传统；（例如）叔本华在此传统之列，维特根斯坦则对这传统——卡尔纳普曾吃惊地发现——抱有极大的同情。（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曾针对石里克的批评为叔本华辩护，卡尔纳普吃了一惊。）如同罗素和拉姆塞，维也纳小组立足于一个跟这一反理性主义传统毫不相干的立场。
更具体地，在布劳威尔对罗素的逻辑主义的异议里，有某些元素可能激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同情之声。布劳威尔拒绝这一想法：数学能够或需要奠基在逻辑之上。他进一步拒绝这一观念：一致性证明对数学是至关紧要的。他也拒绝通常理解的数学「客观性」——例如，布劳威尔认为，没有独立于心的、等数学家去发现的数学现实。在布劳威尔看来，数学家不是发现者而是创造者：数学不是一组事实，而是一种人心的构造。
维特根斯坦赞同这一切；可以把他的后期工作视作这些思想的一种进展：进展到一个带他远离《逻辑哲学论》之逻辑原子主义的领域。即便这一进展并未把他带得离直觉主义更近，但也许一般性地和在细节上帮着澄清了他的许多异议——对罗素和拉姆塞提出的处理数学之逻辑进路的异议；这一进路曾指引过——即便不曾支配过——他在《逻辑哲学论》里阐述的观点。
布劳威尔的讲座也许并未令维特根斯坦信服《逻辑哲学论》错了，但也许使他相信他的书终究不是这一主题上的最后陈词。确实还能说更多。
这样，1928年秋天——房子完工了，他的心思又转向英格兰之行——他终于能考虑再做哲学工作。这一意向在他写给凯恩斯的信里并不明显。11月他把房子的照片寄给凯恩斯——「柯布西耶风格的[138]」，凯恩斯不准确地对妻子莉迪亚·洛普科娃描述——宣布自己12月份前往英格兰的愿望，暗示要作一次短暂的度假式的拜访。他「想和我在这儿一起过大约两星期」，凯恩斯写道，「我足够强大吗？也许，如果我从现在到那时一直不工作，我就能做到。」
结果，因为生病12月份维特根斯坦一直留在维也纳；而1月初他终于能去英格兰时，不是去刘易斯度假（凯恩斯发现这一点时似乎不太吃惊），也不是去找扫大街的工作，而是回剑桥和拉姆塞一起做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