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 主要的因果联系
从前面关于经典体制的研究思路来看，尽管各种现象在许多方向上都是相互影响的，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因果关系脉络。图15.1刻画出了主要的因果关系链条，目的是想重点强调因果关系之间的关键指向，因此，有意忽略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即反应）。
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关键在于理解其政治结构。出发点是执政党的政治集权、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以及对偏离或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所有反对力量的镇压。如果要找出经典体制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那就是一党专制体制（即使有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名义上存在其他政党并正式参加了所谓的联盟，也无法改变党的绝对统治地位）。
方框1
方框2方框3
方框4
方框5马克思
国家或官僚协
计划安
强制增列宁主
近似国调机制
排（“讨
长；持义政党
家所有的主导
价还价”
续性的的集权；
权的支地位
机制）；
短缺经官方意
配地位
数量驱
济；工识形态
动；家长
作岗位的支配
制（父爱
劳动力性影响
主义）；
缺乏与预算软
失业约束
图15.1主要的因果关系
注释：本图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显示出了主要的因果链条关系。箭头方向所指的一组现象不仅受到前一组现象的影响，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所有更深层次因素的影响。例如，方框5中的一组现象（发展与生产的持续短缺）不仅仅是因为软预算约束和价格反应不敏感等问题，而且还直接受到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支配性地位的影响。
方框4和方框5中的省略号是指本方框只是列出了部分现象。本书中所讨论的其他许多现象都可以根据图中所示的逻辑关系放在相应的方框里。
并非所有的一党体制都会导致建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掌握权力的执政党深受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
我们在第四章介绍官方意识形态时，曾指出它只是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
部分重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内容都取自马克思和列宁，所有增加的部分往往也都打着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号。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诸多其他现象都源于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集权统治。我们在第四章结束时曾指出：共产党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区分只适用于理论分析。事实上，组织和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真实存在物，就像身体和灵魂一样，须臾不可分离。因此，我们把这两个现象列入了方框1，处于因果关系链条的最左端。
在经典体制下，或者是国家所有制（包括近似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或者至少在关键领域，即整个经济的制高点应该由国家所有制占据支配地位。
将产权放在因果关系链条的第二位，引起了人们的争论。有人觉得应
该将它和政治结构并列，也有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地位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主要的特征。①这个问题并非只是一个推测性的问题，它完全能够依据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如果共产党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获得了绝对的集中权力（如中国和越南），它或早或晚都要开始实施国有化政策并会将之贯彻到底。至于国有化采取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时候暂时停止、什么时候又重新开始，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组织上的困难，以及党的耐心程度。在有些国家，甚至连理发店和乡村店铺也被迅速国有化，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被当成小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体制共存了一段时间。但掌权者对这类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是暂时容忍，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推进国有化。当完成了银行、工业和交通业的国有化之后，当局迟早要开始着手消灭农村的私人所有权。事实上，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就已经公开宣称要实现这一目标，现在不过是将它的政治计划付诸实践而已。
①在争论这些问题时，通常会出现一种趋势，混淆实证（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方法与规范方法之间的区别。有些思想流派往往从以下的规范性论证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和剥削。因此，国家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就仿佛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最主要的特征。
请注意，本书所关注的正是那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组国家［表1.1］。按照本书的定义，哪个因素发挥了首要作用，哪个处于次要地位，以及更次要的地位等问题已经属于实证因果分析的范畴。
因此，并不是产权形式即国家所有制，构建起了自己在经典体制下的政治结构。情况恰恰相反，是既定的政治结构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了这种产权形式。就这一点而言，尽管意识形态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仅仅用意识形态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解释因果关系链条的指向。权力集中以及与之相伴的极权主义统治与私人所有权所要求的自治是水火不容的。只有进一步彻底消灭私人所有权，才能不断强制实行“全面臣服”的政策。
迄今为止所讨论的这三类现象—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有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产权形式结合在一起引出了图中下一层（方框3）所列出的现象：经典体制的协调机制。官僚协调在经典体制的协调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他所有的协调机制最多只是发挥着支持作用，甚至完全萎缩，这是本书经过论证后得出的最为关键的结论之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不能从它不是市场经济这一点中导出，更不能通过价格非理性这一简单事实来说明。只要建立起了经典体制的政治结构、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以及国家所有制的支配地位，它们必然导致官僚控制机制主导整个社会经济生活。
官僚协调的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对完成计划指示的奖励会出现在不同领域；在有些国家里，某些部门是合并在一起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里，则是分开的。政府官员和职业经济学家对不同的官僚协调机制也会有激烈的争论。但一些关键因素是始终不变的：取消自由企业和市场上的自发机制；不允许企业之间的竞争；决策制定和决策形成的集中制；等级体制的支配地位；纵向联系高于横向联系。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方框4，其中包括了经典体制中的利益和动机因素，由此带来的行为特征，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重要联系。①在方框中只是以标签的形式列出了部分现象，而且也没打算给出全部名单：计划安排（“讨价还价”）、数量驱动、领导者的家长式作风、预算软约束、价格反应不敏感等等。其中的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分别用前面更基本的因素如权力的本质、官方意识形态、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机制的支配地位来进行解释。
①有些研究者将我在著作中所采用的这种方法称为“行为主义”，但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尽管许多现象都可以用参与者的行为来解释，但对行为本身也要进行因果分析。图15.1的结构就反映出了这一点：行为特征位于因果关系链条的中间位置，前面有更基本的解释性因素，后面是可以直接观测到的经济现象。
方框5列出了一系列持续存在的典型经济现象，其中只包括了部分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强制性增长、劳动力短缺、失业、持续性的短缺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在体制所发挥的作用等等。这些经济现象的主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那些处于更深逻辑层次的解释性因素。并不是短缺才导致了庞大而全能的官僚体系；并不是因为确定了强制增长目标才会有无所不包的严密计划；并不是因为出现了进口饥渴才建立了进口审批制度。尽管上述现象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下一部分里，我们再详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却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才出现了特定的产权形式，这种产权形式又必然使得官僚协调机制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也导致了参与者典型的行为方式，最终便自然引出了方框5列出和未列出的各种经济现象。
这一论证思路中的一部分内容，对于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者而言，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但也有一部分论证与这些研究者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又截然不同。他／她或许会很熟悉以下研究方式：将现象分为“更深层次的”和“表面的”；在诸多相互作用的现象中找出主要的因果关系方向。①他们也非常熟悉并接受用社会集团的利益动机和社会地位来解释该集团的行为特征，但却不愿意引入个人偏好。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接近的研究方式是逻辑分析（什么是主要的因果关系）与历史方法（发生重大事件的历史时期具有什么样的秩序特征）相结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培养起来的经济学家或许会发现，这里的研究思路并不符合他们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常用逻辑套路。不管人们认为“基础”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不能认为基础决定了它自己的上层建筑。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几乎都是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很少有大型工厂，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也非常低。很显然，它们都还没有达到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这一阶段，或者说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更不用说高度组织化的集中生产体系已经发育成熟，完全可以采用中央计划方式，只等着把资本家赶出历史舞台，然后让位于社会主义计划人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说法，这些国家完全处于落后状态，恰恰需要资本主义来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①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生活在新古典模式里的经济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对于擅长新古典模式分析的经济学家来说，他／她先是有各种假设条件（其中或许有“更深层
设，或许有“表面”的假设，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然后建立模式，最后通过模式得出结论。
经典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哲学史手册中所阐述的模式。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摧毁了原有的上层建筑，人为地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体制，或者更准确地说，革命播下了新的上层建筑的种子，它将按照自己的轨迹破土而生。新的上层建筑将一切与自己不一致的基础统统打碎，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全部重新安排：进行国有化和集体化；逐步消灭私人所有权，将市场挤入越来越狭小的空间。负责经济控制的官僚部门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并遍布各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产权关系、协调机制和经济秩序都要按照新体制的要求加以改变，这些变化与政治形式不断产生相互影响，并带来了意识形态上的相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