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 变迁的起因

那些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正是因为原有体制所带来的不断累积的紧张和矛盾。①第15章强调了由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具有环环相扣的特征，因此能在一定期间内运转。但就逻辑和经验角度而言，下面的说法也同样成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始终被内部问题所困扰，从而无法有效运转。这些问题在前面已经一一详细讨论，在此只是做简单提示。各种消极因素最终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迫使社会主义体制最终发生变迁。虽然特定的问题或矛盾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在程度上会有区别，但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所有国家，都是因为这些病症而陷人困境。

①关于导致改革或者说社会主义体制灭亡的内在紧张的全面分析请查阅联合经济委员会（美国国会）1989年出版的合订本，或者参看T．G．Ash（1990）、Z．Brzezinski（1990）、E．Hankiss（1990）以及J．Staniszkis（1989，1991）。

其一，日积月累的经济困难。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自始至终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问题：技术发展严重滞后、短缺、消费水平低下、资源浪费和其他损失等等。但与此同时，经济却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因而社会主义体制的拥护者相信，那些问题只是快速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不过，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见表9.11），①前面所说的经济发展问题日趋严重。强制增长的战略无法无限期地执行。各项积压的工作积聚成越来越不可忍受的债务：被严重忽视的部门（房产、交通和电信、医疗服务等等）的状况不断恶化，使得经济的有效运行变得愈加困难。经济快速增长时尚可广泛动用的盈余亦已耗尽。在有些国家，劳动力供给几乎已经达到人力资源的底线。（见表10.2)

经济上的巨大问题，尤其是技术发展的滞后以及生产的低效率和闭塞，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权威面临威胁。苏联及其盟国要想在军事方面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则需要付出更多的、甚至是无法承载的牺牲。由于华沙条约组织不仅生产总量小，而且军事实力处于弱势，要与北约维持均势，必须消耗掉其产出的更大比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落后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加盟这个组织，对这些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成为苏联及其同盟国的沉重负担。上述这些情况挤占了消费在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因此，只好维持低生活水平。其他未参加苏联阵营的经典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与相似的困难作抗争。

第二个引发变迁的原因与经济状况有关，即公众的不满。社会各阶层，如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养老金领取者、学生、教师、医疗工作者，都对低生①苏联增长放缓的情况，参看A．Bergson（1978c）、D．L．Bond、H．S．Levine（1983）、P．Desai（1986a，1986b）、G．E．Schroeder（1985）和M．L．Weitzman（1983）；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析，请查阅F．Lecik（1986）；关于波兰的资料，查看L．Balcerowicz（1988）和B．Kaminski (1989)。

活水平颇有抱怨。由于短缺而引起的愤怒、贫困和不安全感更为普遍。产品的劣质与单一，服务部门的落后，人为环境的破旧与荒芜，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都导致失望滋长，夹杂着沮丧甚至痛苦的愤怒情绪不断迸发。

但不满情绪不仅仅进发于狭义上的经济领域。公民被政府机构傲慢与官僚武断的行为所折磨。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窒息：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缺乏自由表达权力；政府宣传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宣传不实；存在大量的镇压行为。不管人们从前多么习惯于这些状况，也不管它们融人人们生活的程度有多深，所有这些已经超出了人性所能容忍的限度。

与前两项原因相关，第三个原因是掌权者自信的丧失。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僚机构几乎掌握着所有的权力，但稳定来源于官僚机构自身对其权力的合法性、所运行的体制的优越性、促使社会转型指导思想的科学基础、救世主般的使命以及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等问题都充满自信。一旦官僚机构以及共产主义忠诚拥护者的上述信仰开始动摇，转型自然而然会提上日程。而且，信心危机的程度越深，整个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面临崩溃的时刻也就越来越近。①

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困难日益恶化的同时，资本主义体制却被证明是充满活力的，这的确使得社会主义的掌权者更为不安并对经典体制丧失信心。一些国家如西德、日本以及所谓的新兴工业国②在经济增长、技术发展和出口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残酷镇压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维持纪律最关键的手段。不过，这不仅仅使被统治群体感到痛苦；每个人，甚至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拥护者和统治阶层中的精英，也感觉到威胁。至少是为了自身着想，他们也开始要求法律保障及行为的合法性。但这些行为本身已经表明，他们对无条件地使用镇压手段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即便这是经典体制获得稳定的基本条件。

①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列宁，这位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与实践家曾经说过：“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寻求改变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弗·伊·列宁（1966，pp．84—85）。

②戈尔巴乔夫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在1990年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道：“我们不能揭露如下事实：南韩的劳动生产总量十倍于朝鲜，而且西德的人民比东德的人民生活得好。”引自《纽约时报》，1990年7月8日第4版。

经典的社会主义大厦由各种水泥胶合而成，其中既包括掌权精英阶层的信念，也包括不受任何法律或道义准则约束的赤裸裸的镇压行为。当这两种粘合剂开始分裂的时候，其后果便是“大厦将倾”。

最后一个原因是外部示范效应。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件的影响。苏联和东欧在1989年的巨变年代里，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运动始终相互影响。即便在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往往是采取极端集权的形式并长期向民众封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息，但最终证明这些措施也都是徒劳的。现代通讯方式没有国界，不可能被带刺的铁丝网或边界防护装置所屏蔽：人们收听国外的广播电台，收看国外的电视节目，这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此外，决定性的导火索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这一变化导致苏联放弃了对东欧的统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