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曼柯沃——卡里特文镇到拉齐维洛沃庄的一段很长的路，已经落到了后面，消逝在灰蒙蒙的雾气中。格里高力打算回想一下已经走过的路，但是什么都无法去想；一座座红色的车站建筑物从眼前闪过，车轮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下面哒哒响着，马粪气味，干草气味，看不到头的铁轨从火车头下面向前伸去，青烟有时朝车门里探一探头，站台上出现大胡子宪兵的脸，忽而在沃罗日，忽而在基辅……

在他们下车的小站上，有很多军官，还有一些身穿灰色长袍、脸刮得很光的人，他们讲着叫人听不懂的外国话。费了老半天时间，才顺着跳板把马匹从车厢里牵出来，军用车的副官命令给马上了鞍，他便带了三百多名哥萨克到兽医站去。马匹经过了仔细的检查，然后就是编连队了。一些司务长和军士来来回回地跑着。浅棕色的马编为第一连；灰马和浅黄色马编为第二连；深棕色的马编为第三连；格里高力编在第四连里，这个连里的马是金黄色和枣红色的；第五连的马都是浅红色；第六连的马都是铁青色。各连司务长又把哥萨克们分成排，然后才领着他们朝分散在各个村庄和镇市的连队驻地走去。

眼睛突出、威风凛凛的司务长柯尔根，佩戴着超期服役的袖章，骑着马从格里高力身边走过，问道：

“你是哪个乡的？”

“维奥申乡的。”

“秃尾巴18吗？”

格里高力在别的乡哥萨克们的一片低低的笑声中，一声不响地忍受了这一侮辱。

从大道上了公路。头一次见到公路的顿河马，一踏上公路，又甩耳朵，又打响鼻，就好比走在冰封的小河上似的，后来习惯了，才丁丁当当地踏着还没有磨平的新马掌，放开步子走了起来。在异国波兰的土地上，是横七竖八的一条条很不旺盛的林带。这一天又暖和，又晦暗，雾气腾腾，太阳也好像跟顿河的太阳不一样，这儿的太阳躲在云雾织成的纱幕后面。

拉齐维洛沃庄坐落在离小站四俄里的地方。纵马飞奔的兵车司令和一个传令兵在半路上超过了哥萨克们。半个钟头就到了庄上。

“这是什么村子？”米佳金乡的一个矮小的哥萨克指着花园里一丛光秃的树木，向司务长问道。

“村子？米佳金乡的乡下佬，以后别说村子啦！这不是你那顿河军州啦。”

“这又是什么呢，大叔？”

“我算你的什么大叔？哟，好一个侄子！这个吗，我的老弟呀，是乌卢索娃公爵夫人的庄园。咱们第四连就驻扎在这儿。”

格里高力闷闷不乐地抚摩着马脖子，用脚紧紧地踩住马镫，看了看那讲究的二层楼房，看了看那木栅栏和一些奇形怪状的房舍。他们从花园旁边走过，光秃的树木用同样的语言在跟风悄悄说着话儿，这和已经离远了的顿河土地上的情景是一样的。

昏昏沉沉、烦闷无聊的生活一天天过下去。年轻的哥萨克们因为没有活儿可干，起初觉得十分苦闷，只有在空闲的时候说说话儿，排遣排遣心头的烦恼。连队住在几座大瓦房里；哥萨克们都睡在靠窗搭起的铺上。每天夜里，从窗框上脱落下来的糊缝纸嘘嘘叫着，就像远方的牧笛。格里高力在多种腔调的鼾声中，倾听着窗纸的嘘嘘声，觉得又苦恼又心烦，就像石头压在心上。这种细细的嘘嘘声就像针一样扎在心上；此时此刻，格里高力恨不得马上爬起来，跑到马棚里，骑上枣红马，直赶得马嘴里的唾沫一团一团地往无声的大地上掉，一直跑回家去。

早晨五点钟，起床去喂马和刷马。在拴马桩前给马喂燕麦的这短短的半个钟头里，哥萨克们三言两语地交谈着。

“伙计们啊，这儿真可恶！”

“真叫人受不了！”

“司务长这狗东西！逼着人洗马蹄子。”

“这会儿家里正在吃油饼，过谢肉节呢……”

“这会儿摸摸姑娘才好呢，唉！”

“弟兄们，我今天做了一个梦，好像我跟我爹在草甸子上割草，周围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就像场院外面的野菊一样，”十分和善的普罗霍尔·泽柯夫忽闪着亲切的、像小牛那样的眼睛，说道，“我们一割，草就一个劲儿地往下倒……我的心都欢蹦起来啦！……”

“我老婆这会儿一定会说：‘我那尼古拉在干什么啦？’”

“哈——哈——哈！老弟，她也许正在跟公公玩‘人摞人’游戏呢。”

“滚，你这家伙……”

“男人不在家，又没有野食儿吃，哪一个女人都忍受不住。”

“有什么好伤心的？好比牛奶罐子，等咱们退伍回去，咱们又可以用了。”

叶高尔·莎尔柯夫是全连有名的爱说爱笑、爱说下流话的人，脸皮又厚，说话又粗野，他挤了挤眼睛，嬉皮笑脸地讲开了：

“这事儿很明显，你爹是不会放过儿媳妇的。他像一条很壮的牙狗。有这么一回事儿……”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听众。“有一个老家伙扒灰扒惯啦，总想找儿媳妇，可是儿子又碍事。你们猜，他想了个什么点子？夜里他走出去，故意把大门开了，牲口全跑了出去。他就对儿子说：‘你这不成材的东西，怎么把大门开啦？瞧，牲口全跑出去啦，快给我撵去！’他心想，等儿子一出去，他就趁机会找儿媳妇干去，可是儿子发起懒来，小声对老婆说：‘你去撵吧。’媳妇就去了。儿子就躺着，听着；老头子从炕上爬起来，跪着朝床爬去。儿子也不是呆子，从板凳上拿起一根擀面杖，等候着。老头子爬到了床边，刚刚用手一摸，儿子就举起擀面杖照他的秃脑袋打去。并且还吆喝着：‘该死的东西！滚开！又来嚼衣服啦！……’本来他们家的牛犊是睡在屋子里的，而且的确也常常到床边去嚼衣服。儿子就装做打牛犊，把老子打了一顿，又躺下去，一声不响了……老头子又爬到炕上躺下来，揉起头上的疙瘩，疙瘩已经有鹅蛋那样大了。躺了一会儿，才问道：‘伊万，伊万呢？’‘爹，你有什么事？’‘你刚才打谁啦？’儿子说：‘打牛犊啦。’老头子眼泪汪汪地对他说：‘你打起牲口，手这样狠，以后你他妈的怎么能当家？’”

“你真会瞎编。”

“该把你这个麻子的嘴锁起来。”

“你们在这儿嚷嚷什么？走开！”司务长走来喝道；于是哥萨克们一面笑着，开着玩笑，各人走到各人的马跟前。吃过茶点以后，就去下操。军士们要改掉他们的家常动作。

“肚子缩回去，喂，你呀，猪肚子！”

“向右看齐，开步——走……”

“全排，立正！”

“开步走！”

“喂，左翼排头，你妈的，怎么站的？……”

军官老爷们都站在旁边，抽着烟，看着军士们在大操场上把哥萨克们赶过来又赶过去，有时候对军士们的做法过问一下。

军官们都打扮得十分漂亮，服装笔挺，穿着漂亮的灰大衣和十分合身的制服，格里高力看着他们，就觉得在他和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无形的高墙；墙那边是另外一种安闲自在、不同于一般人的讲究生活，既不肮脏，又没有虱子，也不怕司务长打嘴巴子。

来到庄园第三天发生的一件事，不仅给格里高力，而且给所有的年轻哥萨克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大家在练习编队；那个长着一双亲切的牛眼睛、时常梦见他十分留恋的遥远的故乡的小伙子普罗霍尔·泽柯夫的马，是一匹脾气很坏、很难驾驭的马，在训练时踢了司务长的马一下子。踢得不重，司务长的马的左腿上只是破了一点皮。司务长就驱马朝他冲去，扬起鞭子，狠抽他的脸，一面吆喝着：

“你的眼睛哪儿去啦？……眼睛哪儿去啦？我揍你这个狗崽子！罚你给我值三天班……”

正在对排长们下命令的连长看到这个场面，转过头去，摩弄着刀穗子，百无聊赖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普罗霍尔用大衣袖子擦了擦肿起的脸上的一道血印，嘴唇不住地哆嗦着。

格里高力一面让马跟上队伍，一面望着军官们，可是军官们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又过了几天，格里高力在饮马时把水桶掉进了井里，司务长像老鹰一样朝他扑了过来，举起了手。

“别动！……”格里高力望着井里泛着层层波纹的水，低声说。

“什么？坏蛋，爬下去，给我捞上来！我要狠狠打你的嘴巴！……”

“我可以捞上来，可是你别动一动！”格里高力没有抬头，慢腾腾地说。

如果在井边还有别的哥萨克的话，就会有另一种结局：司务长毫无疑问会狠狠地打格里高力一顿，可是这时候哥萨克们都在围墙跟前喂马，听不见他们的话。司务长一面朝格里高力逼过去，一面回头望着哥萨克们，不住地翻着凶狠的、气疯了的眼睛，声嘶力竭地吼道：

“你把我怎么样？你怎么跟长官说话？”

“谢苗·叶果罗夫，你别太过分了！”

“你吓唬起人来啦？……我来叫你哭个痛快！……”

“就是这话，”格里高力的头离开井栏，“如果你敢打我的话，我非把你打死不可！明白吗？”

司务长惊愕地张着鲤鱼一样的方方的大嘴，不知道怎样回答。打人的时机放了过去。格里高力那白得像石灰一样的脸色，说明他不是好惹的，所以司务长给弄得张皇失措。他踩着马槽引水沟边的泥巴，滑滑跌跌地离开了井边，已经走出一段路了，又转过身来，摇晃着小榔头一样的拳头，说：

“我去报告连长！这就去报告！”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对连长说，可是有两三个星期的工夫，他专门跟格里高力过不去，遇到一点小事都要找找茬儿，没有轮到格里高力站岗也要派他去站岗，也不拿眼睛看他。

沉闷、单调的生活日程消磨着人的生气。一天到晚，只要没吹熄灯号，都要练习步兵操、骑兵编队，整理装备，刷马和在拴马桩前喂马，背诵杂七杂八的“军事条令”，一直到十点钟，点过名，派过岗哨以后，才站队做祷告。司务长用铅球一样的眼睛打量着长长的队列，用生来就沙哑的声音喊了起来：“我们的父。”

到早晨，老一套又开始了；一天天日子不同，然而又十分相像，就跟孪生兄弟一样。

在整个庄园里，除了总管的老妻以外，只有一个女的，那就是总管家里的年轻貌美的使女——一个叫福兰妮亚的波兰姑娘。全连的人都盯着她，军官们也不例外。她经常从屋子里往厨房跑，掌厨的是一个没有眉毛的老厨子。

分成几个排在操练的整个连队，都艳羡地和挤眉弄眼地注视着福兰妮亚那窸窣响的灰裙子。福兰妮亚觉察到哥萨克们和军官们都直勾勾地看着她，就好像在三百只眼睛送出的秋波中上足了油似的，勾魂摄魄地抖动着大腿，一会儿从屋子里往厨房里跑，一会儿又从厨房里往屋子里跑，逐次地对每个排、逐个儿地对每个军官先生微笑。大家都得到她的青睐，但是，据说只有一个满头浓浓的鬈发的中尉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

快到春天的时候，发生了一桩事。这一天格里高力在马棚里值班。他不时地走到马棚的一头去看看，有几匹军官的马在那儿很不老实，因为跟一匹骒马拴在一块儿了。正是午休时候。格里高力刚刚用鞭子把大尉的白腿马赶开，就到栏格里来看自己的枣红马。枣红马正咯吱咯吱地嚼着草料，蜷着一条训练中碰伤的后腿，用红红的眼睛斜看着主人。格里高力正在给马调理马笼头，就听见马棚黑暗的角落里有脚步声和闷声闷气的喊叫声。听到这种不平常的叫闹声，他感到有些惊异，就擦着一个个的栏格往前走去。突然进入黑糊糊的过道，眼睛什么都看不清楚。这时马棚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不知是谁压低了声音小声喊：

“快点儿，伙计们！”

格里高力加快了脚步。

“什么人？”

正摸索着向门口走去的中士波波夫跟他撞了个满怀。

“是你吗，格里高力？”他抓住格里高力的肩膀，小声说。

“等一等。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中士抱歉地格格一笑，抓住格里高力的袖子。

“这儿……站住吧，你上哪儿去？”

格里高力挣出手来，把门开了。一只剪过尾巴的花母鸡正在空旷无人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还不知道厨子明天就要拿它给总管老爷烧汤，一边走一边刨着粪堆，若有所思地咯咯叫着，好像是在考虑把蛋生在什么地方。

阳光射进格里高力的眼睛，他的眼睛花了一会儿。听到马棚黑暗的角落里的闹声大了起来，他用手遮住眼睛，转过身来，用手摸索着墙壁，朝那里走去。马棚门口迎面的墙上和马槽里晃动着反射的光斑。格里高力被刺眼的亮光照得眯缝着眼睛，往前走着。他迎面撞上了废话大王莎尔柯夫。莎尔柯夫一面走，一面扣着直往下掉的裤子上的纽扣，摇晃着脑袋。

“你怎么啦？……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你快去吧！”莎尔柯夫从他那脏嘴里朝格里高力的脸上喷着一股很难闻的气味，小声说，“那儿吗……那儿妙极啦！……弟兄们把福兰妮亚拉到那儿去啦……好开心……”莎尔柯夫笑了一声，就被格里高力一推，脊背咚的一声撞在马棚的木头墙上，不笑了。格里高力朝响声跑去，在他那睁得大大的、习惯了黑暗的眼睛里露出恐怖的神情。在堆放马衣的那个角落里，密密麻麻地拥挤着许多哥萨克，都是第一排的。格里高力一声不响地推开许多哥萨克，挤到了前面。福兰妮亚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两条在黑暗中发白的腿毫无遮盖地、宽宽地叉着，脑袋用马衣包着，撕破的裙子撩到了两个乳房以上。一个哥萨克歪嘴笑着，也不看同伴们，退到墙边去，让位给下一个。格里高力向后一冲，朝门口跑去。

“司——务——长！……”

一些人在门口撵上了他，从背后扳着他，用手捂住他的嘴。格里高力把一个人的制服从领口一直撕到底边，还朝另外一个人的肚子上踢了一脚，但是大家还是把他按倒了，并且像对付福兰妮亚那样，用马衣将他的头包住，捆住他的两手，为了不叫他听出声音，都一声不响地把他抬过去，扔到空马槽里。格里高力被马衣上臭烘烘的毛的气味呛得十分难受，试着叫了几下，用脚蹬了几下槽帮。他听到角落里的低语声、哥萨克们进进出出的开门和关门声。过了二十来分钟，才给他松了绑。门口站着司务长和别的两个哥萨克。

“你把嘴闭紧！”司务长一个劲儿挤着眼睛，朝一旁望着，说道。

“不准乱说，要不然……把你的耳朵割下来！”另外一个排的绰号“木头疙瘩”的哥萨克笑着说。

格里高力看到，两个人抬起一个灰团子——福兰妮亚（她的两腿弯成尖角形，一动不动地在裙子下面搭拉着），爬到马槽上，那里有一块木板没钉牢，掉了下来，墙上出现了一个大豁口，就把她从豁口里扔了出去。墙外就是花园。每一个栏格上面，都有一个小小的、上部熏黑了的肮脏的窗口。哥萨克们乱哄哄地爬到槽帮上，想看看落在墙外的福兰妮亚怎么样；还有几个人急急忙忙朝马棚外面走。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也打动了格里高力。他抓住一根横梁，两手一用劲，靠近了窗口，两脚找到可站的地方后，便朝下面望去。几十只眼睛从一个个黑糊糊的小窗户里一齐朝躺在墙脚下的姑娘望着。她仰面躺着，两条腿像剪刀一样时而叉开，时而并到一起，手指头在墙脚下正在融化的积雪里乱抓。格里高力看不见她的脸，但是听得见站在窗口的哥萨克们的屏气声和干草的清脆而柔和的咯吱声。

她躺了老半天，后来才用手和脚一齐撑着站了起来。两条胳膊软绵绵的，不住地打哆嗦。格里高力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种情形。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披头散发，变了模样，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用眼睛朝着一个个的窗口望了老半天。

她用一只手抓住一丛丛的忍冬，另一只手扶着墙、撑着墙，朝前走去……

格里高力从上面跳下来，用手不住地搓着喉咙；他憋得透不过气来。

在门口，有一个人——他都不记得是谁了——郑重其事、明明白白地对他说：

“你要是对谁吱一声，说真的，我们就宰了你！明白吗？”

下操的时候，排长看到格里高力的大衣纽扣被扯掉了，就问：

“谁揪你了？这还成什么样子？”

格里高力看了看扯掉的纽扣在呢子上压出的小圆圈儿；他想起那件事，心里像针扎一样，差点儿哭了出来，很长时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