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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来吧，我听候吩咐。要抽烟吗？等一下，我们别把这地方弄脏了！”玛斯连尼科夫说着拿来一个烟灰碟，“嗯，你说吧，有什么事？”
“我有两件事要麻烦你。”
“原来如此。”
玛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阴郁而颓丧了，那种像被主人搔过耳朵的小狗一样兴奋的神色顿时消失得影踪全无。客厅里传来谈话声，一个女人说：“我绝对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客厅另一头有个男人重复说：“伏伦卓娃伯爵夫人和维克多·阿普拉克辛。”再有一个方向传来喧闹的说笑声。玛斯连尼科夫一面留神听着客厅里的谈笑，一面听着聂赫留朵夫说话。
“我还是为了那个女人的事来找你。”聂赫留朵夫说。
“哦，就是那个被冤枉判罪的女人吗？我知道，我知道。”
“我求你把她调到医院里去工作。据说，可以这么办。”
玛斯连尼科夫抿紧嘴唇，考虑起来。
“恐怕不行，”他说，“不过，我去同他们商量一下，明天给你回电。”
“我听说那里病人很多，需要护士。”
“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你回音的。”
“那么，费神了！”聂赫留朵夫说。
客厅里传来一阵哄笑声，听上去似乎不是装出来的。
“这是维克多在作怪，”玛斯连尼科夫笑着说，“他兴致好的时候，说话总是俏皮得很。”
“再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说，“现在监狱里还关着一百三十个人，他们没有什么罪，就因为身份证过期了。他们在那里已经关了一个月了。”
聂赫留朵夫就说明他们是怎样被关押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玛斯连尼科夫问，脸上忽然现出焦虑和恼怒的神色。
“我去找一个被告，他们在走廊里把我围住，要求我……”
“你找的是哪一个被告？”
“一个农民，他平白无故遭到控告，我替他请了一位律师。这且不去说它。难道那些人没有犯一点罪，只因为身份证过期就该坐牢吗？”
“这是检察官的事，”玛斯连尼科夫恼怒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说，“这就是你所谓办事迅速、公平合理的审判制度。副检察官本来有责任视察监狱，调查在押人员是不是都合乎法律手续，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只知道打牌。”
“那你就毫无办法吗？”聂赫留朵夫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把责任往检察官身上推，老大不高兴地说。
“不，我会管的。我马上就去处理。”
“对她来说，这样更糟。这个苦命的女人！”客厅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对刚刚讲的那件事显然漠不关心。
“那样更好，我把这个也带走。”另一头传来一个男人戏谑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嬉笑声，她似乎不肯把一件什么东西给他。
“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女人的声音说。
“好吧，那些事让我去办吧，”玛斯连尼科夫用戴绿松石戒指的白手捻灭香烟，重复说，“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没有走进客厅，在门口站住说，“我听说昨天监牢里有人受了体罚。真有这样的事吗？”
玛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啊，你是说那件事吗？不，老兄，真不能放你到监狱里去，什么闲事你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情绪又非常激动，就像刚才那位贵客光临时一样，但此刻不是兴高采烈，而是惊惶不安。
聂赫留朵夫从玛斯连尼科夫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没有向谁告别，也没有说什么，脸色阴沉地穿过客厅和大厅，从站起来向他致意的男仆们面前经过，走到前厅，来到街上。
“他怎么了？你什么事得罪他了？”安娜问丈夫。
“他这是法国人作风。”有人说。
“这哪儿是法国人作风，这是祖鲁人[38]作风。”
“嗯，他向来是这样的。”
有人起身告辞，有人刚刚来到，叽叽喳喳的谈话在继续着。聂赫留朵夫的事便自然而然成了今天谈话的好话题。
聂赫留朵夫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玛斯连尼科夫在一张印有官衔、打有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纸上字迹奔放地写道，关于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一事他已写信给医生，估计可以如愿以偿。信末署名是“热爱你的老同事玛斯连尼科夫”，而“玛斯连尼科夫”这个名字则是用花哨粗大的字体签署的。
“蠢货！”聂赫留朵夫忍不住说。从“同事”这两个字上特别感觉到玛斯连尼科夫对他有一种纡尊俯就的味道，表示他玛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伤天害理的无耻职务，仍自以为是个要人。他自称是他的同事，即使不是有意奉承，至少也表示并未因自己名位显赫而目中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