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哭的俚语和笑的俚语
正如我们看到的，整个俚语，不管是四百年前的，还是今天的，无不渗透着晦涩的象征意义，所有的词时而神态痛苦，时而面目狰狞。从中可以感到当年圣迹区的乞丐们在纸牌游戏中的那种愤世嫉俗的忧伤。他们有独特的纸牌游戏，至今还保留着几种。例如，那张梅花八，画着一棵有八片大梅花瓣的大树，怪诞地象征着森林。这棵树的脚下，有一个火堆，三只野兔在用铁扦烤一个猎人，后面还有一堆火，火上有个热气腾腾的锅子，锅里露出一个狗头。这是用纸牌游戏来表示对烧死走私犯和煮死造假币犯的不满情绪，这种在纸牌上画画的报复方式，是最阴暗可怕的了。在俚语王国里，表达思想的种种形式，歌谣也好，讥讽也好，威胁也好，都带有这种无可奈何、意气消沉的特点。所有的歌曲都是低声下气，悲悲切切，催人泪下，有的曲调已被收集起来。盗贼称做可怜的盗贼，永远是躲藏的野兔，逃命的耗子，惊飞的小鸟。他们几乎不敢提出要求，只会唉声叹气。我们就听到过这样的哀诉：“我不明白，人类的父亲上帝怎么会折磨他的子孙，听见他们哭喊，会无动于衷。”[106]不幸人每当有时间思考，就会在法律面前显得渺小，在社会面前显得无力。他们匍匐在地，苦苦哀求，转过脑袋，乞求怜悯，让人感到他们自知不对。
上世纪中叶，情况有了变化。监狱里的歌曲，盗贼们翻来覆去唱的歌曲，可以说，变得有点傲慢和欢快了。拉里弗拉曲取代了哀怨的马吕雷曲。在十八世纪，苦役船、苦役牢和苦役犯的歌曲，几乎又有了一种疯狂而神秘的欢快情绪。可以听到这样一首尖厉跳跃的副歌，仿佛被磷光照着，被吹笛子的鬼火扔进了森林里：
米尔拉巴比，苏尔拉巴波，
米尔利通 里朋 里贝特，
苏尔拉巴比，米尔拉巴波，
米尔利通 里朋 里波。
在地窖或树林里杀人时，就唱这首歌。
这是严重的征兆。这些愁苦阶层的古老忧伤，到了十八世纪便云消雾散。他们开始放声大笑。他们嘲笑伟大的meg（上帝）和伟大的dab（国王）。举路易十五为例，他们把这位法兰西国王叫作“庞丹[107]侯爵”。他们几乎是快乐的。从这些可怜人的思想上，透出一道淡淡的光辉，仿佛他们不再感到良心不安了。这生活在黑暗中的悲惨世界，不再是只有不顾一切的行动，而且开始无忧无虑地大胆思考了。这说明他们不再有犯罪感了，而是觉得甚至从思想家和幻想家那里，得到了一种不自觉的支持。这表明偷盗和抢劫已渗入到一些学说和诡辩中，使得那些学说和诡辩变得丑恶起来，而使自己丑恶的程度有所减轻。这还表明，假如这种情绪得不到排解，不久将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说到这里，我们要停一下。我们在谴责谁呢？是十八世纪，还是哲学？当然不是。十八世纪的事业是健康而有益的。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果为首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派，以卢梭为首的乌托邦派，是四大神圣军团。多亏他们，人类得以向着光明大踏步前进。这是人类向四个方位前进的四个先锋队，狄德罗奔向美好，杜尔果奔向实用，伏尔泰奔向真理，卢梭奔向公正。但在哲学家的旁边和下面，存在着诡辩者，他们是混在香花中的毒草，原始森林中的毒芹。当刽子手在最高法院的主楼梯上，焚烧那个世纪拯救人类的伟大著作的时候，另一些今天已被遗忘的作家，在国王的特许下，出版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极具破坏性的作品，而穷苦人却读得津津有味。说来也怪，在这些出版物中，有些还得到了一位亲王的支持，出现在“秘密图书馆”里。这些事实埋得很深，不为人知，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有时，一件事之所以危险，恰恰因为其黑暗。它之所以黑暗，是因为它在地下。在这些作家中，雷斯蒂夫·德·拉·布列东[108]也许是把民众引到最不健康邪路上去的人。
整个欧洲都这样，德国遭受的危害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德国在某个阶段，也就是席勒在他的名剧《强盗》中所概括的时代，偷窃和抢劫以对财产和劳动的抗议而自居，吸收了某些粗浅的、似是而非的思想，用这些虚假的、貌似公正其实荒诞的思想把自己包起来，几乎藏在里面，起了个抽象的名字，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勤劳、痛苦和老实的群众中广为流传，甚至瞒过不慎配制这种合剂的化学家，甚至瞒过接受这种合剂的广大民众。这种事只要发生，便非常严重。痛苦孕育愤怒。当昌盛的阶级闭上眼睛，抑或睡觉（那也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受苦阶级的仇恨，便在郁郁不乐，或缺乏理智并在某个角落里胡思乱想的人心里点燃火炬，开始审视社会。仇恨审视社会，那是多么可怕的事！
因此，如果灾难不可避免，就会爆发从前称做“扎克雷起义”的大动乱，与这种可怕的大动乱相比，纯政治性骚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那已不是受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苦恼对于安逸的暴动。那时一切都会崩溃。
扎克雷起义是民众的震颤。
十八世纪末年，欧洲也许正面临这种危险，却被光风霁月、规模巨大的法国大革命阻断了。
法国这场革命，是用利剑武装了的理想，它挺身而起，猛然一击，关闭了恶门，同时也打开了善门。
它指出了问题，宣布了真理，驱走了瘴气，净化了时代，给人民戴上了桂冠。
可以说，这场革命赋予人类第二个灵魂，即权利，从而第二次创造了人类。
十九世纪继承并利用它的业绩，刚才谈到的那场社会灾难，今天绝对不会发生。瞎子才会揭露！傻子才会害怕！革命是预防扎克雷起义的疫苗。
多亏这场革命，社会状况有了改善。在我们的血液里，不再有封建制度和君主制度的疾病。在我们的机体里，不再有中世纪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不再会爆发可怕的内乱，不再会听到脚下暗流涌动，不再会有鼹鼠坑道在文明的表层隆起，不再会看到地面开裂，岩洞顶端开口，突然冒出妖魔鬼怪的脑袋。
革命感是一种道德感。权利感一经发扬，责任感就会得以加强。自由是每个人的法律，罗伯斯庇尔曾下过令人赞叹的定义，他说，别人的自由开始之地，便是自己的自由终结之处。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在变得崇高了的个人中膨胀；穷人获得了权利，人人都享有阳光；快要饿死的人感到身上有法兰西的正直；公民的尊严是内心的盔甲；自由的人，也是审慎的人；有选举权的人，也是统治的人。这样，就不会有腐败；这样，就不会觊觎别人的东西；这样，在引诱面前就会勇敢地垂下脑袋。革命使人的心灵变得如此纯洁，到了解放的一天，如某个七月十四日，某个八月十日，就不再有贱民了。觉悟了的、越来越壮大的群众，发出的第一个呼声便是：处死盗贼！进步能造就正直的人；理想和绝对能使人心明眼亮。一八四八年将杜伊勒利宫的财宝运走时，是谁押的车？是圣安托万郊区捡破烂的人。穿破衣者护卫着财宝。道德使这些衣衫褴褛的人熠熠生辉。当时，这些运宝物的车子，有的没有关严，有的甚至微微开着，里面装着无数灿烂夺目的首饰盒，其中有一顶法国古老的钻石王冠，价值三千万法郎，顶上镶有代表王权和摄政王的红宝石。他们赤着脚，护卫着这顶王冠。
因此，再也不会有扎克雷起义了。为此，我替那些策士感到遗憾。那是古老的害怕在作祟，它的作用已经完成，从此不会再用于政治上。红色幽灵的大弹簧已断裂。这是众所周知的。稻草人再也吓不了人了。鸟儿已同稻草人混熟，贼鸥停在它身上，资产者发出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