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死者有理，活人无过
街垒的垂死挣扎即将开始。
一切都使这至高无上的最后一刹那有着悲剧性的庄严：空中那千万种神秘的爆破声，在看不见的街道上行动着的武装的密集队伍的声息，骑兵队断断续续的奔驰声，前进的炮兵部队发出的沉重的震动声，齐射的枪声和大炮声在迷宫般的巴黎上空回旋，战争的金黄色烟云在屋顶上冒起来，一种说不上来的有点骇人的怪叫声从远处传来，到处是可怕的火光，圣美里的警钟此刻已成呜咽声，温和的季节，阳光和浮云点缀着的灿烂的青天，绚丽的时光以及令人恐怖的死气沉沉的房屋。
因为从昨晚开始，这两排麻厂街的房屋已变成两堵墙，两堵不让人接近的墙，门窗紧闭，百叶窗也关着。
在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当老百姓认为国王赐予的宪章或立法政体这种局面历时太久，要求结束的时候，当普遍的愤慨散布在空中，当城市允许掘去它的铺路石，当起义者向市民轻轻耳语，把口令私下相告而听者微笑时，这时的居民可以说是充满了暴动的情绪，他们就成为战斗者的助手，于是房屋和依赖房屋的临时堡垒就友爱地成为一体。当形势尚不成熟，当起义显然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助，当群众否定这个运动时，战斗者就毫无希望了。在起义者的四周，城市变为沙漠，人心冷漠，可避难的场所堵死了，街道成为协助军队去夺取街垒的掩蔽地带。
我们不能突如其来地要老百姓违反他们的意愿而加速前进。谁想强迫老百姓谁倒霉！老百姓决不听人支配。他们会抛弃起义者，不管他们，这时暴动者便无人理睬了。一所房屋是一块峭壁，一扇门是一种拒绝，一座建筑物的正面是一堵墙。这堵墙看得见，听得明，但不愿理睬你。它可以半开着来营救你。不。这堵墙是个法官，它望着你而判你刑。紧闭着门的屋子是何等阴沉，它们仿佛已经死去，其实里面是活着的。内部的生命好像暂时停止了，但却存在着。二十四小时以来并没有人出来，可是一个人也不缺。在这石窟中，人们来来去去，睡觉，起床，全家聚集在一起吃喝；人们担心害怕，这害怕是件可怕的事！害怕可以使人原谅这种可怕的冷淡，害怕中夹杂着惊惶失措，就更情有可原了。有时，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惧怕会变为激情，惊骇能变成疯狂，如同谨慎变成狂怒一样，从而出现了这句深刻的话：“疯狂的稳重。”极端恐惧的火焰可以产生一缕阴郁的烟，那就是怒火。“这些人要干什么呢？他们永不知足。他们会连累和平的人们，好像革命还不够多似的！他们来这儿干什么？让他们自己去脱身吧！活该，是他们不对，自作自受，与我们无关。我们倒霉的街道被乱弹射击，这是一群无赖。千万不要开门。”于是房屋就如同坟墓一样。起义者在门前垂死挣扎，他们眼见霰弹和白刃来临，如果他们叫嚷，他们知道会有人听见，但不会有人出来，有墙可以保护他们，有人可以营救他们，这些墙有的是肉做的耳朵，但这些人却是铁石心肠。
这怪谁？
无人可怪！怪所有的人。
怪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时代。
乌托邦转变为起义者，由哲学的抗拒转变为武装的抗拒，从密涅瓦到帕拉斯[1]，总是冒着风险的，乌托邦急躁冒进成为暴乱，明知自己会有什么结局，常因操之过急，于是只好屈从，泰然地接受灾祸而不是胜利。它毫无怨恨地为那些否认它的人们服务，甚至为他们辩解，它的高尚就在于能忍受遗弃，在障碍面前它不屈不挠，对忘恩负义者温存体贴。
究竟是否忘恩负义？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是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不是。
进步是人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常态称之为进步；人类的一致步骤称之为进步。进步在前进；它天上地下大巡游，要达到巧夺天工的神圣境界；它有时停顿，等待着和落在后面的人群会合；它有它的歇息，此时正在某个即将豁然开朗的出色的迦南[2]面前沉思；它也有入睡的长夜；使思想家痛心疾首的一点就是：阴影投射在人类的精神上，人在暗中摸索，无法使正在酣睡中的进步苏醒。
“上帝可能已死去。”有一天，热拉尔·德·奈瓦尔[3]对本书作者说。他将进步与上帝混为一谈，把运动的暂时停止当成上帝的死亡。
绝望是错误的，进步必然会苏醒。总之，可以这样说，它睡着也在前进，因为人们发现它成长了。当它又站起来时，人们觉察到它高了一些。进步如同河流，不可能永远平静；不要筑起堤坝，不要投入石块；障碍能使河流溅起泡沫，使人类沸腾，从而产生混乱；但在混乱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进了一步。在秩序，即全球性的和平建立之前，在和谐统一普及大地之前，进步总是以革命为驿站的。
进步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人民永久的生命。
然而有时个人目前的生活抗拒着人类永久的生活。
让我们毫无隐痛地承认，各人有他不同的利益，他谋求这个利益并保卫它而无越权之罪；为了眼前的打算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私；目前生活有它自己的权利，并非必须为未来而不断牺牲自己。目前的一代人有权在地球上过路，不能强迫他们为了后代而缩短自己的路程，后代和他们是平等的，将来才轮到后代过路。“我存在着。”有一个人轻声说。这个人就是大家。“我年轻，我在恋爱，我老了，我需要休息，我有孩子，我工作，我生财有道，事业昌盛，我有房屋出赁，我有资金投放在政府的企业里，我幸福，我有妻室儿女，我热爱这一切，我要活下去，不要干扰我。”这些原因使这些人有时对人类伟大的先锋队极端冷漠。
此外乌托邦，我们得承认，一打仗就离开了自己光芒四射的领域。它是明日的真理，它采用了战争的方式，这是昨日使用的手段。它是未来，但却和过去一般行动。它本是纯洁的思想，却变为粗暴的行为。它在自己的英勇中夹杂了暴力，对这暴力它应当负责；这是权宜之计的暴力，违反原则必定受到惩罚。起义式的乌托邦，手中拿着老军事规章战斗；它枪杀间谍，处死叛徒，它消灭活人并将他们丢入无名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可是严重的事情。似乎乌托邦对光明已丧失信心，光明本是它无敌的永不变质的力量。它用利剑打击，然而没有一种利剑是单刃的，每把剑都有双刃，一边伤了人，另一边便伤了自己。
作出了这种保留之后，并且是严肃的保留之后，我们不得不赞颂——不论他们成功与否——这些为了未来而战斗的光荣战士，乌托邦的神甫。即使失败了，他们仍是可敬的，也许正因为失败了，所以更显得威严。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人民鼓掌；但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情。一个是宏伟的，另一个是崇高的。我们赏识牺牲者远胜于成功者，我们认为约翰·布朗比华盛顿伟大，比萨康纳比加里波的伟大。
总得有人支持战败者。
人们对这些为了未来而努力从事、以失败告终的伟大的人是不公正的。
人们责怪革命者散布恐怖，每个街垒好像都在行凶。人们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的，担心他们别有用心，并谴责他们的意识。人们责备他们不该抗拒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该竖起、筑起并造成大量贫穷、痛苦、罪恶、不满和绝望，不该从地底下掘起黑暗的石块，筑起雉堞来进行斗争。人们向他们叫喊：“你们把地狱的铺路石都拆毁了！”他们可以回答：“这正说明我们筑街垒的动机是纯正的。”[4]
最妥善的办法当然是和平解决。总之，我们得承认，当我们见到了铺路石时，就会联想起那只熊[5]来，社会在为这种好心肠而担忧。但社会应该自己拯救自己；我们向它的善意呼吁，不需要剧烈的药剂，通过友好协商来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后再治愈它，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劝告。
无论如何，这些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光注视着法国，并以理想的坚定逻辑，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战斗。他们即使倒下，特别在倒下的时候，也是令人敬畏的。他们为了进步无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的行动。到了一定的时刻，像演员到了要接台词时那样，大公无私、照上天剧情所安排的那样去进入坟墓。这个没有希望的战斗，和这泰然自若的消失，他们都能接受，为的是要把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这一不可抗拒的人的运动，发展到它那辉煌而至高无上的世界性的结局为止。这些士兵是传教士，法国革命是上帝的行动。
再说，在另一章里已经指出的区别之外，还应增加下面这一区别：有被人接受的起义，这称之为革命，也有被人否定的革命，这称之为暴动。一个起义的爆发，就是一种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验，如果老百姓掷下黑球，这思想就是一个枯萎的果子，起义便成为轻举妄动了。
每当空想愿意变成事实时，那时一声召唤，便立即进行战争，但这不是老百姓的作风，这些民族不是时刻都有着英雄和烈士气质的。
他们讲究实际。他们一开始就对起义有反感，第一，因为起义的结果经常是一场灾难；第二，因为起义的出发点经常是抽象的。
因为，尽忠者总是，并且也仅为理想而献身，这一点很高尚。起义是狂热的表现。狂热的头脑可以发怒，因而拿起了武器。但任何针对政府或政体的起义，矛头都对得更深远。譬如，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的起义领袖，尤其是麻厂街的激进青年所攻击的，并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大多数人，在坦率交谈时能公正地对待这个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间的君王的优点，没有人憎恨他。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他们所攻击的是世袭神权王位的旁支，正如他们在查理十世身上攻击的是嫡系。我们已经解释过，他们推翻法国王朝，主要是想在全世界推翻人对人的篡夺和特权对人权的篡夺。巴黎如果没有君王，其结果就是世上将没有暴君。他们是如此推论的，他们的目标肯定很遥远，可能很模糊，他们在困难面前退却，但他们是伟大的。
情况就是这样。人们为这些幻影献身；对献身者来说，这些幻影几乎总是些梦想，总之，是些混淆了人类坚定信念的梦想。起义者把起义镀上了金又把它诗意化了。人们一头扎进这一悲惨事件中去，并被即将从事的事业所陶醉。谁知道呀！也许会成功。他们人数少，要和整整一支军队对抗，但他们为了保卫人权和自然法，保卫每个人不可放弃的主权，保卫正义、真理，必要时他们可以像那三百个斯巴达人一样死去。他们想到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翁尼达斯，他们勇往直前，既已投入战斗，就不后退，低着头往前冲，希望获得空前的胜利，更为完善的革命，恢复了自由的进步，希望人类更加伟大，世界得到拯救，最坏也无非是塞莫皮莱罢了。
这些为了进步的交锋常常遭到失败，我们刚才已说明了原因。群众不愿受勇士的驱使。这些呆滞的人民大众，他们所以脆弱是因为他们迟钝，他们害怕冒险的行动，而理想是具有冒险性的。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这儿有一个利益问题，与理想和感情不大相容，有时胃会使心麻痹。
法国的伟大和美丽就在于它不像其他民族那样肚子凸起，它能较灵便地把绳子系在腰上，它最早觉醒，最后入睡。它前进，它探索。
这正是因为它是艺术家。
理想无非就是逻辑的最高峰，同样美就是真的顶端。艺术的民族同时也是彻底的民族。爱美就是要求光明。因此欧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首先由希腊举起，再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法国。神圣的民族先锋队！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6]
奇妙的是，一个民族的诗意是它进步的原素。文化的分量是由想象力的分量来测定的。但一个传播文化的民族应该是刚强的。像科林斯[7]，对了！像西巴利斯[8]，不行。谁爱懦弱，谁就要衰退。不要当业余爱好者，也别当有名的演奏家，要做艺术家。至于文化，不应将其提炼精制，而应使其纯化。在这一条件下，我们就能赐予人类理想的模范。
现代的理想以艺术为典型，以科学为手段。照科学办，我们就能实现诗人的宏伟幻想——社会的美。我们将用A＋B重建乐园。文化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精确成了壮丽不可少的成分，科学手段不仅帮助而且充实了艺术的情感。梦想必须谋划。本是征服者的艺术，应以科学为支点，这是它的原动力。坐骑的坚固与否是很重要的，现代的智慧，就是以印度天才为运载工具的希腊天才，是亚历山大骑在大象身上。
被教条僵化或被利欲腐蚀的民族不适宜领导文化。膜拜偶像或金钱会使支配行走的肌肉萎缩，使向上的意志衰退。沉浸在宗教的传统中或商业买卖中就会使民族逊色，降低其水平，同时也缩小了它的视野，使它失去了那为世界目标奋斗的既属人又属神的智慧，这智慧本可使这民族成为传道者。巴比伦没有理想，迦太基也没有。雅典和罗马才具有，并在经历了多少世纪的黑暗后仍保持着文化的光环。
法国和希腊、意大利有着同样的民族素质，它有雅典人的美，罗马人的伟大。此外，它是善良的。它慷慨献身，它比其他民族更乐于尽忠，乐于牺牲，可是这种气质时有时无，这样对于那些法国想走、他们偏要跑，或法国想停下、他们偏要走的人是很危险的。法国也曾多次犯过唯物主义的错误，有时，使这超凡的头脑闭塞的思想一点也不能使人回想起伟大的法国，而只回想起米苏里州或南卡罗来纳州罢了。怎么办？巨人装矮子，辽阔的法国有时会突然爱好渺小。就是这样而已。
对于这种情况无话可说。人民和星宿一样，有权暂时隐没。一切都很好，只要光明重现，只要暂时的隐没不要退化成黑夜就是了。黎明和复活是同义词，光明的重现和“我”的延续相同。
让我们平静地来看待这些事。死于街垒或流亡，对于忠诚的人来说，在不得已时都是可以接受的。忠忱的真谛，就是忘我。被遗弃者让他们被遗弃吧，流放者被流放吧，我们只恳求伟大的人民后退时不要退得过远；不要借口恢复理智，而在下坡路上滑过了头。
物质是存在的，时间是存在的，利益是存在的，肚子是存在的；但肚子不应该是惟一的智慧。目前的生活有权被重视，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永久的生活也有它的权利。唉！登高了有时还会下跌，很遗憾这种事历史上常常能见到。有一个民族曾显赫一时，它曾处于理想的境界，然后又陷入污泥并还感到称心如意。如果有人问它为什么抛弃苏格拉底去找法斯达夫[9]，它的回答是：“因为我爱政客。”
在回到这次混战之前再说几句话。
一次我们此刻所谈到的战争无非是一种面向理想的痉挛。遇到障碍的进步是病态的，它就有着这些悲惨的癫痫病。进步的病痛是内战，在我们的行程中免不了会遇到。这是这出戏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既是一幕，又是幕间休息，剧的中心人物是一个社会上的受苦人，剧的真正名字叫“进步”。
进步！
这是代表我们思想经常发出来的呼声，我们这出剧发展到现在，它所包含的思想还要经受不止一次的考验，也许我们可以揭去帷幕，至少让它的光芒能清晰地透露出来。
此刻读者手边的这部书，中间不论有怎样的间断、例外或缺欠，从头到尾，从整本到细节都是从恶走向善，从不公正到公正，从假到真，从黑夜到天明，从欲望到良心，从腐化到生活，从兽行到责任，从地狱到天堂，从虚无到上帝。它的出发点是物质，终止处是心灵；它由七头蛇开始，以天使告终。
[1] 帕拉斯（Pallas），密涅瓦的另一个名字，她是智慧女神，也是战神。
[2] 迦南（Chanaan），据《圣经》记载，迦南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圣地。
[3] 热拉尔·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及文学家。
[4] 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动机铺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有良好动机的人干了坏事”。
[5] 熊，拉封丹寓言《熊和园艺爱好者》中的主角，这只熊想赶走朋友鼻子上的苍蝇，他用石头砸苍蝇，结果砸死了自己的朋友。
[6] 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原文为拉丁文“Vitae lampada tradunt.”
[7] 科林斯（Corinthe），古希腊城市，此处指其刚强，曾与雅典、斯巴达抗衡。
[8] 西巴利斯（Sybaris），古意大利城市，居民以柔弱著称。
[9] 法斯达夫（Falstaff，1378—1459），英国著名军官，以沉湎酒色、厚颜无耻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