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罗织罪证的地方

他跨了一步，机械地关上身后的门，站在那里，注视眼前的场面。

这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大厅，灯光昏暗，时而闹闹哄哄，时而寂静无声，审理一件罪案的机器，虽然庄重，却庸俗而阴森地在人群中运转。

他置身的大厅一端，身穿旧袍的法官心不在焉，啃着指甲，或者合上眼皮；在另一端，是一群衣衫破烂的听众；律师姿态各种各样；士兵脸容正直而僵硬；旧护壁板污迹斑斑，天花板脏兮兮的，桌子铺着与其说是黄的还不如说是绿的哔叽布，几扇门被手摸得发黑；护壁板上的钉子，挂着小咖啡馆的油罐灯，烟多于亮光；桌上的铜烛台点着蜡烛；昏暗、丑陋、愁惨；从中散发出刻板和威严的印象，因为可以感觉到所谓法律这件人间庄严的东西和所谓正义这件神圣的庄严的东西。

人群中没有人注意他。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一点上，集中在庭长左侧沿墙靠着一道小门的一条长木凳上。好几支蜡烛照亮这张长凳，上面坐着一个人，夹在两个法警中间。

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他没有寻找，却看到了。他的目光自然而然朝向那里，仿佛事先知道这副面孔在什么地方。

他相信看到了自己，变老了，无疑绝对不是面孔相像，而是姿态和外貌惟妙惟肖，头发乱蓬蓬，眼珠浅黄褐色，忐忑不安，身穿罩衣，活像那天他进入迪涅时的模样，满怀怨怼，心灵中邪恶地珍藏着十九年来在苦役监的路上搜集的恶念。

他打了个寒颤，暗忖道：

“我的天！我变成了这副模样吗？”

这个人看来至少六十岁。他有着难以形容的粗野、愚蠢和惊惶。

听到开门声，大家给他让开点位置，庭长回过头来，明白刚刚进来的人就是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先生，便向他致意。代理检察长由于公务不止一次到过滨海蒙特勒伊，见过马德兰先生，认出是他，同样致意。对此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处在一种幻觉之中；他注视着。

审判官、一个书记、法警、这群幸灾乐祸来看热闹的人，以前，在二十七年前，他已经见过不止一次。这些令人沮丧的场面，他又见到了，在他眼前，蠕动着，存在着。这不再是他回忆的结果，不是他头脑的幻象，这是真正的法警和真正的审判官，真正的一群人，真正有血有肉的人。完了，他看到自己往昔的可怕场面以现实令人生畏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他周围复活了。

这一切在他面前张开大口。

他感到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在心灵深处喊道：决不！

命运的恶作剧使他所有的神经都颤动起来，几乎令他发狂，这是另一个他在那里！要接受判决的这个人，人人都叫他让·瓦尔让。

出于从未有过的幻觉，他眼皮底下，像是再现了他生平最可怖的一刻，这是由他的幻念扮演的。

全部都在那里，同样的机构，同样在夜里，几乎同样的审判官、士兵和听众。只不过，在庭长的头顶上有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这是判决他时法庭上所缺少的东西。判决他的时候，天主缺席。

他身后有一张椅子；他想到有人看到他，害怕起来，便跌坐在椅子上。他坐下后，利用一摞放在审判官桌子上的文件夹，遮住自己的脸，不让整个大厅的人看见。现在他可以观看，而不让人看见。他逐渐稳定下来。他完全恢复了现实感；他达到心境平静，能够倾听的程度。

巴马塔布瓦先生是陪审团成员。

他寻找沙威，但是没有看见他。证人席被书记的桌子挡住了。再说，上文已经讲过，大厅灯光暗淡。

正当他进来的时候，被告的律师宣读完辩护词。大家的注意力达到顶点；审案进行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以来，这群人看到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一个极其愚蠢或者极其狡猾的无赖，逐渐在可怕的真正的重负下屈服了。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流浪汉，在地里被人抓住时，揣着一根长满熟苹果的树枝，是在附近的皮埃龙的果园里从苹果树上折下来的。这个人是谁？进行过调查；证人刚作完证词，他们的说法一致，通过辩论，真相大白。起诉书指出：“我们抓住的不仅是一个偷苹果的人、一个偷农作物的人；我们手里抓获的是一个强盗，一个潜逃的累犯，一个以前的苦役犯，一个极其危险的大坏蛋，一个名叫让·瓦尔让的坏人，司法当局缉拿已久，八年前，他从土伦苦役监出来，就持械在大路上抢劫了一个名叫小热尔维的萨瓦孩子，触犯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一俟在法律上证实该犯身份，我们保留今后加以追究。他又犯下新的偷窃罪，构成累犯。先判新案，再判旧案。”面对这个指控，面对证人的众口一词，被告显得非常惊讶。他摇头摆手，表示否认，或者望着天花板。他说话吞吞吐吐，回答欲言又止，不过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在否认。他像个白痴，面对所有这些聪明人向他进攻，又像一个外来人，面对抓住他的这伙人。但对他来说，未来威胁重重，每时每刻真实程度越来越大。所有听众怀着比他更大的不安，注视充满诬陷的判决越来越压到他身上。如果身份得到确认，如果小热尔维的案件稍后以判罪了结，除了进苦役监，甚至有可能让人看到判处死刑。他是什么人？他这样麻木不仁是何种性质？是愚蠢还是狡黠？是懂得太多，还是完全不明白？众说纷纭，好像陪审团也分成两种意见。这件案子既骇人听闻，又令人称奇；案情不单可悲，而且模糊不清。

律师辩护得相当出色，他所使用的外省语言，长期以来构成了辩护律师的口才，从前所有的律师都使用，不管在巴黎，还是在罗莫朗坦或蒙布里宗，今日已变成经典语言，只有法院的官方辩护师才使用，就是因其响亮、庄重、威严；这种语言将夫妻称为“配偶”，将巴黎称为“艺术和文明的中心”，将国王称为“君主”，将主教大人称为“高级神职人员”，将代理检察长称为“诉讼雄辩的代言人”，将辩护词称为“刚刚听到的高论”，将路易十四世纪称为“伟大的世纪”，将剧院称为“墨尔波墨涅[4]的神庙”，将执政的王族称为“诸王的崇高血统”，将音乐会称为“音乐的典礼”，将指挥一省的将军称为“大名鼎鼎的武士”，将神学院学生称为“稚嫩的教士”，将归咎于报纸的错误称为“在刊物的栏目中散布毒素的欺诈行为”，等等。——因此，律师先以解释偷苹果开始，——用文雅的说法不容易；但贝尼涅·博须埃[5]本人在诔词中不得不提到一只母鸡，振振有词，自圆其说。律师认为，偷苹果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作为辩护人，他坚持称他的委托人为尚马蒂厄，没有人看到他越墙而过，折断树枝。——抓住他的时候，他拿着这根树枝（律师更愿意称为“枝杈”）；——他说是在地上看到和捡到的。反证又在哪里呢？——无疑有人爬墙而过，偷折了这根树枝，后来惊慌失措的贼把树枝扔在那里；显然是有一个贼。——但有什么能证明这个贼就是尚马蒂厄呢？只有一件事，他以前是苦役犯。律师不否认，这个身份不幸得到证实；被告在法弗罗尔住过；被告在那里是修剪树枝的工人；尚马蒂厄这个名字可能原本是让·马蒂厄；这些都是真实的；最后，四个证人毫不犹豫地、确切地认出尚马蒂厄是苦役犯让·瓦尔让；对于这些指控，这些证词，律师只能以他的委托人的否认，他的当事人的否认来反驳；假设他是苦役犯让·瓦尔让，就能证明他偷苹果吗？这至多是一个推测，而不是一个证明。不错，而且辩护人“本着诚意”，也应该同意，被告采用“一种拙劣的辩护方式”。他坚持否认一切，包括偷窃和苦役犯的身份。承认后者肯定要好一些，能得到审判官的宽恕；律师曾经建议他这样做；但被告坚持拒绝，无疑认为毫不承认能挽救一切。这是一个错误；但，难道不应该认为他的智力短缺吗？这个人明显愚蠢。长年不幸呆在苦役监，出狱后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使他变得鲁钝，等等。他辩护得很差，是否就有理由给他判罪呢？至于小热尔维的案件，律师没有必要争论，这与本案毫无关系。律师下结论时请求陪审团和法庭，如果他们认为让·瓦尔让的身份是显而易见的，那也该判处潜逃罪，而不是按累犯的苦役犯来严惩。

代理检察长反驳辩护律师。他像代理检察长通常所做的那样，言词激烈，辞藻华丽。

他祝贺辩护律师“忠诚”，并且巧妙地利用这种忠诚。他从律师作出的所有让步去攻击被告。律师好像同意，被告是让·瓦尔让。他注意到这一点。这个人确是让·瓦尔让。这一点在起诉书中已经确认，不容否认。这里，代理检察长用灵巧的换称法，追溯犯罪的根源和原因，抨击浪漫派的不道德，这一流派刚刚兴起，《方形王旗》和《日报》的评论称之为“撒旦派”！他煞有介事地将尚马蒂厄的轻罪，归咎于这种堕落文学的影响，说得确切点，是让·瓦尔让的影响。这些见解发挥完以后，他转到让·瓦尔让本人身上。让·瓦尔让是何许人？将他描绘一番。一个令人作呕的魔鬼，等等。这种描绘的典范存在于泰拉梅纳[6]的记述中，这位政治家的记述对写悲剧没有用，但每天对法庭的雄辩倒大有帮助。听众和陪审团成员为之“颤栗”。描绘结束，代理检察长抑制不住演说的冲动，为了第二天早上将省报的热情推到顶点，又说：“这个人如此这般，是流浪汉、乞丐，没有谋生手段，等等，——受过去生活的影响，惯于犯罪，在苦役监呆过，屡教不改，对小热尔维的犯罪就是证明，等等，——这样一个人在大路上公然抢劫，越墙而过才走几步路，手里还拿着偷来的东西，却否认当场犯罪、偷窃、爬墙，通通矢口否认，连名字也否认，连身份也否认！且不说上百条其他的证据，四个证人认出是他，沙威，正直的警官沙威，还有三个他以前的罪犯伙伴，就是苦役犯布勒维、什尼迪厄和柯什帕伊。对惊人的一致指控，他反驳得了吗？可是他否认。多么顽固不化！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会主持正义的，等等。”代理检察长讲话时，被告张大了嘴听着，十分吃惊，但不免也有点赞赏。显然，他惊讶于一个人能这样高谈阔论。就在指控最“有力”的时刻，代理检察长口若悬河，控制不住，贬斥的形容词汹涌而出，像风暴一样将被告包住；被告不时慢慢地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摇摇头，从辩论一开始，他就只有这种忧郁的、无言的抗议。有两三次坐在他最旁边的听众听到他小声说：“没有问过巴鲁先生，就只能这样说！”代理检察长向陪审团指出这种呆痴的态度，显然是蓄意的，它显露的不是蠢笨，而是灵巧、狡猾、习惯欺骗法庭，并将这个人的“邪恶透顶”暴露无遗。他结束讲话时，对小热尔维案件保留指控权利，并要求严厉惩处。

读者记得，马上就要判处终身苦役。

辩护律师站起来，以恭维“代理检察长先生”的“出色讲话”开始，然后尽其所能反驳，但软弱无力，显然他立足不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