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公投
11月的最后几天里，克拉夫丘克都忙着开展竞选活动。定于12月1日举行的全民公投将与乌克兰总统选举同时进行，谁要想成为独立之后的乌克兰总统，就必须同时赢得两场竞选。
克拉夫丘克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工干部，但是作为一位面向公众的政客，他还只是个新手，他记得布什在7月份访问基辅时，曾建议他：注视着人民的眼睛，你就会立刻明白他们会不会投票给你。克拉夫丘克不像西方政客那样走街串户地逐一登门拜访选民，但是他也不回避与各类人群的接触。有一次，他差点为此送命。那次他视察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察的一家百货商场，他的安保负责人告诉他，有上万名群众聚集到商场前的广场想要见他。安保人员和当地警方都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控制人群，估计现场有两万名群众。克拉夫丘克拒绝从后门走。“要我像个贼一样从群众中逃走吗？他们中的很多人马上就要给我投票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真是荒谬！”竞选经验尚浅的他否定了安保人员的意见，他走上前去，面对广场上的群众开始发言。
他的政治直觉很快得到了验证，群众高喊：“克拉夫丘克万岁！”但是人潮汹涌，后排的人推搡着前排的人，争相一睹中间这位领导人的风采，整个人群变得越来越骚动不安。克拉夫丘克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听到了一声断裂声——那是自己的手指。人群中有人抓住了克拉夫丘克的手，想同他握手，却弄伤了他的手指。“我环顾四周，情形让人觉得有点害怕，”克拉夫丘克写道，“如果那个不牢靠的军事警戒线没撑住，我们就会被挤垮。”克拉夫丘克在当地人持续高呼“万岁”声中挤出了广场——这说明大家支持他本人以及他所提倡的政策。当他离开文尼察时，对胜利更有信心了，但是他的手指弄伤了，鞋子也给踩坏了：安保人员把他拉出人群时，为了让自己不摔倒，他只能踮着脚后跟走路。对于民主竞选的这一面，布什没有给他什么建议，谁会想到前苏联官员不懂如何控制人群呢？ [1]
11月初，也就是大选前的一个月，克拉夫丘克以超过30%的民众支持率在民调中领先。他的主要对手、曾经当过政治犯的现任利沃夫地方政府领袖车诺维尔，在投票预测中以12%以上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克拉夫丘克的竞争者们觉得局势对他们很不利，因为克拉夫丘克拥有中央和地方各个国家机构的全力支持。确实如此，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仅是国家机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还是国家最青睐的继任者和最后的希望。前共产党的精英们虽然一开始对独立持反对或怀疑态度，但是现在已经全力支持。8月，乌克兰议会里占多数的共产党人投票赞成独立，条件是在三个月后把这一决议交由公投来决定。这让他们有机会在必要时改变决定，但是8月24日之后，没有发生需要改变道路的事情。 [2]
不可否认，投票支持独立并没能挽救乌克兰共产党，1991年8月底乌克兰共产党不仅被暂时禁止开展活动，而且还被完全取缔了，几个月后共产党在俄罗斯也被彻底禁止。然而，两国的过程却大有不同。在乌克兰，共产党官员没有受到公开羞辱，也没有被剥夺以前的资产，而是由一个党派的官员平静地将共产党的资产转交给另一个党派：这一过程是在当地苏维埃的监督下完成的，而地区和城市委员会通常由前共产党官员控制。对于前共产党的大多数精英来说，独立已成为新的信仰，克拉夫丘克则是先知，他会拯救他们免受叶利钦式的疯狂批判，还会把他们从当地民主人士和民族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克拉夫丘克和独立才是他们能够继续掌权的入场券，两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如果克拉夫丘克当上总统，他们就会竭尽所能支持独立，而如果他败给亲叶利钦的民主阵营，或败给国家民主阵营，他们就会采取一切手段破坏独立。 [3]
克拉夫丘克自知重任在身。就在8月乌克兰宣布独立后不久，情况日渐明朗，克拉夫丘克必须找到一个方法说服选民——尽管曾是共产党官员，但他才是领导自己的人民和国家赢得主权的最佳人选。他也得说服人们为支持独立而投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安抚地方精英派，说服他们不要打分裂主义牌；安抚具有相当规模的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体，他们可能在失去了联盟中央的介入和保护之后，不敢继续住在一个由乌克兰人主导的国家；还要赢得苏联军方指挥官的支持，联盟或俄罗斯领导层都可能让他们充当反对乌克兰独立的特洛伊木马。
让选民相信他才是乌克兰总统的最佳候选人，这似乎并不难。因为有5位总统候选人与克拉夫丘克竞争，乌克兰的民主选票分为好几个阵营。俄罗斯化的东部城市的知识分子曾在苏联改革时期投票给叶利钦派的民主党人，现在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第二副议长弗拉基米尔·格里诺夫。格里诺夫是与俄罗斯交界的哈尔科夫市的俄罗斯族人，他是民主觉醒的产物，最早也最坚定地反对政变。他也是在8月24日投票反对独立的为数不多的代表之一，他并不是反对独立本身，而是不想让国家由乌共统治。然而，随着乌共被官方取缔，他接受了乌克兰独立的想法，并且相信这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民希望的。他后来回忆说：“在开展竞选活动的过程中，很明显人们的情绪是倾向于乌克兰独立。当你见到民众，你无法忽视这种情绪。” [4]
国家民主阵营的主要候选人车诺维尔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以此显示他与克拉夫丘克的不同经历，同时宣称自己一直就是反共人士，并且坚持己见，从不随波逐流。车诺维尔一直以来都是位政治异见人士，在1967年第一次被捕，他在狱中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乌克兰的未来。他认为独立的乌克兰应该是联邦国家。当车诺维尔在1990年春天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当选利沃夫地方政府领袖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建立乌克兰联邦，同时允许加利西亚（这是一个由三个州组成的历史悠久的地区，行政首府在利沃夫）自治。但是在总统竞选中，他淡化了联邦制，因为他认为在当时这会破坏独立的目标。 [5]
车诺维尔在国家民主阵营中的一些对手认为，他要求得太少，说得太迟了。乌克兰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者卢基扬年科继续指出，车诺维尔是一名联邦主义者，而联邦主义会损害乌克兰，因为这会鼓励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并为分裂主义提供法律基础。“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正式候选人车诺维尔和“乌克兰民族运动”最强大、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乌克兰共和党的领袖卢基扬年科分道扬镳，在民主集团内部造成分裂，却让克拉夫丘克渔翁得利了。乌克兰国家民主阵营中的一些成员站出来支持克拉夫丘克，让阵营中的选票进一步分化。许多早期支持乌克兰独立的知识分子相信，克拉夫丘克的当选将是乌克兰取得团结和独立的唯一机会。 [6]
对于许多乌克兰知识分子来说，选克拉夫丘克代表着两害相权取其轻。民族阵营的人怀疑，如果不加以严密监督，他可能会屈服于莫斯科的压力。来自格里诺夫阵营中亲叶利钦的民主党人认为，他对民族主义人士过于温和了。两个阵营都不会忘记他之前的共产党背景。即使如此，那些不相信车诺维尔或格里诺夫会赢的人还是准备忍痛割爱，战略性地把选票投给克拉夫丘克。正如国家民主党议员瑞莎·斯科里克对《乌克兰周报》的一位加拿大记者所说的那样，克拉夫丘克恰逢其时，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他是唯一可以和共产党精英人士对话的独立派候选人，在8月24日乌克兰独立的投票过程中他就展示了这一点。据斯科里克所说，克拉夫丘克知道他无路可退。“他是一位极其聪明的人，”她对记者说，“说他是一位具有崇高道德水准的人，我不敢苟同……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时刻我们需要的是英雄还是超高的外交手段呢？” [7]
克拉夫丘克在回忆录中写道，除非乌克兰投票赞成独立，否则赢得总统职位将毫无意义。他不想成为莫斯科统治下的一个省的省长。竞选初期，在他的领先地位得到了稳固之后，克拉夫丘克认为最佳的竞选策略不是为自己竞选，而是为乌克兰独立竞选。这一招对选民很是奏效。赞成独立的民众人数稳步增加：9月底达到65%；11月初的民调显示达到将近70%。共有80%的选民计划在竞选中投票。超过70%的这道坎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1991年3月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新联盟公投中乌克兰选民的支持率。这一结果是戈尔巴乔夫争取维持苏联存续下去的重要武器。
克拉夫丘克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不仅要击败3月公投的结果，还需要得到乌克兰各地区50%以上的支持率。否则，乌克兰独立的合法性将受到来自国内和莫斯科方面的质疑，更别提西方了。不能听天由命。克拉夫丘克和他的支持者花了很长时间商讨12月1日对公众问询的措辞。民调专家告诉他们，在问人们是否支持独立的同时，还要问人们是否认同乌克兰议会8月份通过的独立宣言，这样效果会更好。几十年来，苏联在乌克兰东部的宣传中一直贬低“独立”这个词。但是议会的批准赋予了这个词以及这个概念一种新的合法性，会吸引保守的选民。在公投的前夜，议会主席团向乌克兰民众发出呼吁，做最后的说服。该声明表示不支持独立就意味着支持附庸。几乎没人希望自己的共和国继续附属于莫斯科。
乌克兰独立的支持者们，无论是克拉夫丘克和格里诺夫，还是车诺维尔和卢基扬年科，他们在各自的竞选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乌克兰地域文化的多元性。这正是沙赫纳扎罗夫提议戈尔巴乔夫为阻止乌克兰日益高涨的独立运动而打的牌，而戈尔巴乔夫也向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个问题。虽然民调预测乌克兰整体会强烈支持独立，但是每个地区的支持率有所不同。加利西亚地区的支持率最高，之前该地区被奥地利和波兰统治。在加利西亚的捷尔诺波尔地区，参与民调的选民中有超过92%的人支持独立。克拉夫丘克的故乡沃利尼亚紧跟其后，预计将有近88%的选民支持独立，该地区曾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属于波兰，但从来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基辅和乌克兰中部地区也跳上了独立的马车，但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一些省份对独立的支持率刚刚超过50%。这些地区曾经在19世纪俄罗斯帝国统治之下完全成为殖民地，在苏联时期还有大量俄罗斯人涌入。在那里，克拉夫丘克遥遥领先于主要对手车诺维尔。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果真的实现独立，克拉夫丘克的当选意味着不会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 [8]
10月23日，克拉夫丘克飞往乌克兰最不愿独立的地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说服当地议会支持乌克兰独立。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通过一条宽7千米的狭长地带与乌克兰本土相连，一条宽4.5千米的刻赤海峡将它与俄罗斯分开。克里米亚在1954年前属于俄罗斯联邦，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因为经济原因被转交给乌克兰，在1991年2月之前都属乌克兰25个州之一。这一切在1991年1月克里米亚公投之后改变了，克里米亚从此不仅获得了自治，还获得了成为新联盟协议签署方的权力。1991年初，戈尔巴乔夫和中央忙于提升自治区的地位，以此制约联盟各共和国具有主权意识的领导人。这一策略的实际效果不大。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尼古拉·巴格罗夫前往莫斯科签署联盟协议，巴格罗夫委婉地拒绝了。大家已经很清楚乌克兰不会参与这一协议。
但是，1991年秋天乌克兰领导人在克里米亚遇到的问题并非全是戈尔巴乔夫的错。1991年2月，基辅当局同意授予克里米亚自治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是该国唯一一个乌克兰族是少数民族的地区（乌族人口仅占四分之一）。超过67%的人口由俄罗斯族组成，俄罗斯族主导了克里米亚的政治和文化。克里米亚没有乌克兰语学校，乌克兰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乌克兰语，只有一半的乌克兰族人把乌克兰语视作母语——这一切都表明他们的乌克兰身份感并不强。基辅政府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克里米亚驻扎着苏联黑海舰队的将士，还有反对乌克兰独立的退伍军人。1944年被指控在德国人占领期间通敌而被斯大林驱逐出半岛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开始返回他们的故土，这使得民族之间的平衡变得更为复杂。 [9]
在克里米亚议会计划为地方公投法投票的当天，克拉夫丘克来到克里米亚，这一法律将把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的问题正式摆上桌面，并由民众投票来决定。他成功说服了克里米亚议会推迟启用这一法律，并取消公投。他的论点很简单：如果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自治区，其议会将有足够的权力解决地区内部问题，而不受基辅的干涉。1954年以来与基辅共事的前共产党精英人士同意推迟对该法律的投票。他们在议会中的对手，即以克里米亚共和运动为代表的支持公投的反对派，在政治较量中败下阵来。
尤里·梅什科夫，共和国运动的领袖，是为数不多反对8月政变的克里米亚代表之一，他宣布绝食以示抗议。他将议会的冲突定义为一次民主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然而，在克里米亚政治里，没有什么是明确定义的。不久，四名女记者——一名乌克兰人，一名鞑靼人，两名俄罗斯人——宣布绝食抗议由梅什科夫的支持者们挑起的克里米亚民族仇恨的升级。克拉夫丘克一方最终占了上风：没有单独针对克里米亚独立的公投。克里米亚的选民来到投票站只需回答一个问题：是否支持乌克兰独立？与叶利钦对待车臣问题的方式不同，克拉夫丘克试图通过政治手段使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共和国内实行自治。 [10]
克里米亚已经在1991年初获得自治，现在基辅又对其另眼相看，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地区的精英对此非常羡慕，该州在二战前隶属于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也想要自治。南部的敖德萨和东部的顿巴斯煤炭区最可能得到同样的地位。随着联邦主义在乌克兰总统竞选中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车诺维尔向敖德萨精英承诺，会给他们一个自由经济区。克拉夫丘克则带着另一种讯息周游全国，他愿意让乌克兰有历史争议的地区实现广泛的经济自治，他数了一下总共有12个地区。地方精英基本满足于克拉夫丘克提供的条件，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投给车诺维尔。有传言称如果克拉夫丘克失败，东部和南部地区的精英就会宣布脱离基辅而独立。
对基辅方面来说，在12月份的公投即将到来之际，该地区的离心倾向是一个挑战。对乌克兰邻居的影响则是另一方面，不管这些邻居是属于苏联还是不属于苏联。8月末，叶利钦的发言人帕维尔·沃夏诺夫发表声明后，形势变得明朗，根据公投的结果，俄罗斯将对克里米亚及东部某些地区宣誓主权。外喀尔巴阡地区的匈牙利人将目击他们的同胞穿越边境，而北部布科维纳，一个在两次大战期间属于罗马尼亚，如今住满了乌克兰移民的广阔地区，罗马尼亚民族运动不断加强。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在争取乌克兰领土的问题上毫无作为的话，罗马尼亚人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在乌克兰公投的前夕，罗马尼亚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不承认北部布科维纳的公投结果，因为罗马尼亚把该地区称为“古罗马尼亚的土地”。乌克兰外交部长阿纳托利·兹连科在首次正式访问布加勒斯特的路上得知罗马尼亚的这一决议。他决定终止访问，当夜在火车过境前下了车。第二天早上，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因为不知道他的乌克兰客人忽然改变了计划，还在布加勒斯特火车站白白地等他。乌克兰人非常严肃地对待他们的领土完整问题。实际上，他们别无他选：战后乌克兰的领土包括那些在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领土。 [11]
其他国家比如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对乌克兰领土的索要，以及乌克兰各地区的离心倾向，都与乌克兰的少数民族问题密切相关。俄罗斯族是最大的少数民族，有1100万人口，主要居住在东部和南部的乌克兰城市。因此，当克拉夫丘克和其他总统候选人在克里米亚或乌克兰东南部地区进行竞选活动时，都对此感到担忧。他们传递的信息大体一致：希望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在这里感觉到家的温暖。许多人确实这么觉得。两种东斯拉夫语言——俄语和乌克兰语很相似，并且东部中心城市的多数乌克兰人在日常生活中转而使用俄语，这让俄乌差异不怎么明显，使得俄罗斯人对于自己在乌克兰独立的前景很有信心。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反对乌克兰独立这个想法，或许还能从中受益呢。
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都明白苏联不行了，苏联经济正在做自由落体运动。乌克兰的每个人，包括俄罗斯族人，都愿意尝试新的事物。牛津大学研究生玛塔·迪克切克在乌克兰做档案研究，同时也担任《卫报》的自由撰稿人，她为了完成报社布置的任务——了解乌克兰人民的情绪——而走遍了这个国家。后来她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做了如下总结：“我在政变之前和政变之后都倾听人民的声音，我发现人们真的想要改变，而且意愿很强烈。无论在哪儿，这都是我听到的最基本的想法。大家说混乱够了，腐败够了，一切都够了，我们想要其他东西。可以带来改变的东西就是乌克兰独立。” [12]
在对选民的呼吁中，克拉夫丘克主要强调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经济独立，他借助于深深印在该国居民心中的神话，即乌克兰是一个超级经济强国，是欧洲的谷仓，喂饱了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共和国。乌克兰报纸登了一则新闻——后来发现全是假的——说，德意志银行的专家认为乌克兰才是最具经济潜力的苏联共和国。在苏联时期，乌克兰的生活水平通常高于俄罗斯的各省份，1991年秋天乌克兰农产品消费市场比俄罗斯市场繁荣得多，因此要说服乌克兰各族人民选择独立以实现经济繁荣并不困难。
到了11月，苏联中央银行削减了对乌克兰的给付，使得大量的乌克兰机构和企业难以支付工资和薪金，这么一来，政治和经济独立的需求更是不言自明了。叶利钦关于经济改革的讲话扰乱了俄罗斯消费市场的稳定，导致了莫斯科物价上涨，商品纷纷撤柜。从俄罗斯政府领薪水的莫斯科人纷纷坐上南下的火车，前往乌克兰购买农产品。对此，在乌克兰东部传统亲俄地区，那些囊中羞涩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不允许北方来的人离开火车站，实际上是为了捍卫乌克兰市场及农产品价格。在诸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样的乌克兰工业中心，双方的冲突已是家常便饭。不管对于哪个族的人来说，独立似乎成了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 [13]
犹太人是乌克兰第二大少数民族，有50万乌克兰公民是犹太人。在苏联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十年里，他们是受歧视的民族之一，乌克兰政府如今试图向他们展示宽容。1991年10月，国家民主党党员发动攻击，前乌共党员落荒而逃，乌克兰政府1991年秋天在基辅首次为巴比亚尔深谷被屠杀的犹太人举行公开纪念。对于数万名参加纪念仪式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生命里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犹太人身份的时刻。对于数万名非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的邻居被压迫这一事实。
戈尔巴乔夫派了一名私人代表——“改革之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前去参加巴比亚尔的纪念活动。布什派了一支由他弟弟乔纳森带领的美国名人代表团参加了纪念仪式。克拉夫丘克会见了这个代表团，并在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讲，呼吁包容和尊重人权和人类生命。“亲爱的朋友们！”克拉夫丘克向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观众说道，“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历史关系既复杂又跌宕起伏，曾经谱写过光明与黑暗的篇章。我们任何人都无权忘却。可是，我们记住这一切不是为了重新揭开旧伤疤，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希望我们着眼于是什么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弥合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分歧。”克拉夫丘克曾经目睹沃利尼亚的犹太人大屠杀，也知道被纳粹征召的乌克兰警察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演讲的最后他用意第绪语代表乌克兰政府向犹太人致歉。 [4]
11月1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了一份《乌克兰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确保所有民族的公民享有平等权。11月16日，上千名代表聚集到敖德萨，参加由“乌克兰民族运动”和乌克兰议会联合举办的全乌克兰民族大会。参会代表压倒性地通过了支持乌克兰独立的决议——只有3票反对。一位《洛杉矶时报》记者惊奇地发现：一位哈西德派犹太人和一位乌克兰人都身着哥萨克风格的服饰，腰侧佩剑，一起前来参加大会，在敖德萨剧院前和平呼吁各自的事业。这与乌克兰以前试图获得独立时的情况大有不同。1918年1月，之前表示支持独立的乌克兰议会犹太人代表却投票反对独立。紧随其后的是亲民主联盟分裂、连年内战，以及无数次的清洗和屠杀，这些在犹太人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现在两个民族看到了一个能解决他们各自问题的共同办法。1991年11月，支持独立的犹太人达到60%，比俄罗斯人58.9%的支持率还高出一点。 [15]
11月20日，克拉夫丘克在第一次全乌克兰宗教论坛上讲话。这位曾自封为乌克兰首席无神论者的克拉夫丘克（在他的监管下，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识形态部对全国的宗教组织进行监督）向宗教领袖寻求原谅，他并不是代表已垮掉的政党，而是代表现在的国家。随着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失去了吸引力，宗教回到公共领域，宗教各派开始对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乌克兰的东正教教区占全苏联的三分之二，乌克兰也是苏联大部分新教徒的家乡，这片土地被认为是苏联的圣经地带。随着苏联的新思维和政治公开性改革，这里已然成为一个宗教战场。克拉夫丘克呼吁宗教间的宽容和对独立的支持。他希望宗教领袖致力于各自宗教机构的独立，但是要避免由此产生的冲突。11月20日，乌克兰16个宗教组织的领袖承诺支持政府的宗教政策。这实际上就是支持独立的表态。 [16]
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苏联军队的命运是让克拉夫丘克感到担忧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当瓦连尼科夫大将在政变第一天来到议会办公室会见他时，克拉夫丘克就已经意识到乌克兰政府根本无法抵御苏联军队。政变失败后，乌克兰政府立即接管了内务部在其领土上的军队，并以此建立一支国家卫队。但是这不足以威慑驻扎在乌克兰并受莫斯科指挥的苏联军队。乌克兰被认为是在全球战争中苏联防御结构中的第二梯队（第一梯队是苏联控制的东欧），苏联在此总共驻军70万人。
8月27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后的第三天，克拉夫丘克召集驻乌克兰的苏军高级指挥官开会。他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乌克兰独立这一新的政治现实，并着手组建独立的乌克兰军队。这些军队大佬不相信乌克兰议会的决议会影响到他们。有莫斯科在背后支持，他们提出苏军应该继续在统一指挥下保持团结。克拉夫丘克的军事改革呼吁只得到了一位参会军官的积极响应，他就是47岁的空军指挥官科斯坦廷·莫罗佐夫少将。莫罗佐夫这位思想开明的军官同情乌克兰的民主运动，他是在场唯一一位曾抵制政变领袖下达的让军队处于戒备状态命令的军官。现在他成为会上唯一一位建议独立的乌克兰应该建立自己的军队的军官。这让他成为众矢之的，他可能不再有晋升的机会，甚至可能无法保住现在的职位。
他以前的部下焦哈尔·杜达耶夫将军于1991年春天离开苏联军队，并领导车臣共和国争取独立，现在莫罗佐夫和他的部下一样坚定地站在反莫斯科阵营之中。他已经无法回头了，他的生命和事业从今往后将和乌克兰的独立紧密相连。8月27日，会议后的一周，乌克兰议会以压倒性投票通过了任命莫罗佐夫出任乌克兰首位国防部长。他赞同将乌克兰建成一个无核国家，愿意放弃世界第三大核武器库。然而，他反对将核武器转交给俄罗斯，而希望将核武器在乌克兰销毁。外交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语推广协会会长德米特罗·帕夫雷奇科向莫罗佐夫提出了一个问题，莫罗佐夫的回答赢得了议会的支持和肯定。当被问及是否能学会乌克兰语时，用俄罗斯语向议会讲话的莫罗佐夫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告诉帕夫雷奇科，他将很高兴在大家的帮助下学习乌克兰语。这一回答让国家民主党很满意，此前他们不能肯定是否可以将这个尚未完全诞生之国的国防大权交给一个有着典型俄罗斯姓氏的将军。
莫罗佐夫实际上是乌克兰人，他有一半乌克兰血统。他在乌克兰东部出生并接受教育，那里大部分人都说俄语或夹杂着俄语的乌克兰语，他在学校学习过标准乌克兰语，但是在军队里已经有30多年没用过了。他被委任在基辅指挥空军，对于莫斯科的总参谋部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失误。根据苏联军队不成文的法律，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让乌克兰族军官在乌克兰担任高级职务。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在本国服役的其他共和国军官。杜达耶夫将军是后来车臣独立的领袖，他曾在乌克兰莫罗佐夫手下服役，但是他无法在本国担任指挥官。即使在乌克兰，他想要晋升至将军也并非易事。他曾因为得知晋升后跳了一支列金卡舞——高加索地区多民族表演的一种民族舞蹈——而被控犯了民族主义错误。
莫罗佐夫之所以能绕过苏联对少数民族军官提拔的限制，是因为他的档案文件显示他是俄罗斯人，而非乌克兰人。当他在1991年秋天宣布支持乌克兰独立时，莫斯科的指挥官们，包括他的前领导、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曾两次问莫罗佐夫究竟是不是乌克兰人。莫罗佐夫半开玩笑地回答说他的个人档案显然有误。据莫罗佐夫后来回忆，对于指挥官来说，拥有一半俄罗斯血统就意味着是俄罗斯人。他的个例表明了俄乌关系的复杂性，随着乌克兰族的俄罗斯化，两国文化和身份也在20世纪变得更加模糊。在苏联，像莫罗佐夫这样父母来自不同民族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国籍。许多人选择俄罗斯作为护照国籍，但是在乌克兰出生和成长的他们，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故乡。莫罗佐夫就是其中之一。 [17]
语言、身份和忠诚是莫罗佐夫在担任乌克兰军队总设计师的职务上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语言的重要性在1991年10月凸显出来，当时他会见了一位到访的美国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这位卡特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在乌克兰议会通过该国非核地位的决议的前一天到访基辅。在与这位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进行正式会谈之后，布热津斯基问莫罗佐夫可否私下聊聊。莫罗佐夫后来回忆说，他同意了，但是有点困惑——他不会说英语，而布热津斯基也不打算说俄语。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沟通方式：波兰裔的布热津斯基说波兰语，而莫罗佐夫说乌克兰语。这样他们彼此都能听得懂对方的话了。布热津斯基私下问的一个问题是：乌克兰军队应该用乌克兰语还是俄语？莫罗佐夫回答说从俄语换过来会有困难，但是他觉得应该用乌克兰语。布热津斯基很喜欢这个答案，莫罗佐夫所说的一句话令他永生难忘：“保卫国家的命令应该用这个国家的语言来下达。” [18]
然而在那时，语言问题必须等一等，不仅因为国防部长本人还在私下补习乌克兰语，还因为莫罗佐夫和克拉夫丘克所选择的征兵模式不包括或甚至不允许即刻引入一种新的语言。只有当乌克兰采取波罗的海国家的模式，新独立国家的政府要求苏军撤出其领土，并重新招募军队，这才有可能。克拉夫丘克和莫罗佐夫认为这在乌克兰行不通。70万苏军无处可去。俄罗斯在未来几年还要继续应对遣散和安置从东欧撤回的军队的问题。基辅只能统领苏联军队，并将其乌克兰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这对士兵来说相对容易：在乌克兰征召的士兵会取代来自其他共和国的士兵。对于没有委任令的军官来说，这也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本国人。但是军官都是从苏联各地征召来的。莫罗佐夫和他的手下不想遵守旧苏军的国籍政策。护照国籍只是决定军官命运的条件之一。如果护照显示乌克兰国籍，他不一定会待在乌克兰，并且如果护照显示俄罗斯或亚美尼亚国籍，他也不一定被遣送出境。同样重要的是军官的出生地和家庭关系，以及与乌克兰的其他联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军官必须表明愿望为乌克兰服务。如果这些条件都符合，他就会受到欢迎，语言学习可以再等等。克拉夫丘克试图在乌克兰的多民族人口之上建立一个政治国家，莫罗佐夫也用这一原则招募乌克兰军官。
核武器问题给乌克兰独立提出了另一个挑战。莫罗佐夫想要一支独立的乌克兰军队，但是最初他和他的政治领导都没有质疑乌克兰领土上的核武器由莫斯科指挥的原则。但是当莫罗佐夫同另一位新认识的美国朋友进行了一番谈话之后，他的想法动摇了，这位友人正是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辛格。在他们初次会面时，基辛格似乎半睡半醒，但是他问这位部长的问题却显示出了异常清晰的思维。当基辛格问莫罗佐夫和乌克兰领导人会如何处理他们领土内的核武器和战略武器时，莫罗佐夫的回答与以往一样：战略武器由莫斯科中央管控。似乎昏昏欲睡的基辛格接着又问了一个直接的问题：“那么，独立是什么呢？”这个提问推翻了莫罗佐夫之前对这个问题的所有考量。乌克兰要想接管其领土上的战略核武器，就会被国际社会遗弃，但是如果乌克兰领导人真拿独立当回事的话，他们就不能让国内的重要部队向莫斯科汇报，而是向基辅汇报。莫罗佐夫由此得出结论：战略武器应该转移至俄罗斯，因为失去它，总比在国内留一个特洛伊木马要好。
1991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莫罗佐夫要组建乌克兰自己的军队的计划一直只是个设想。莫斯科当局拒绝基辅接管驻扎于乌克兰的军队，提出莫罗佐夫在继续担任苏联驻乌克兰空军指挥官（并继续听从苏联总参谋部的命令）的同时，兼任乌克兰政府官员。莫罗佐夫回忆说，他们不想宣布“国防部长”这个头衔。莫罗佐夫要求从莫斯科调任一些自愿帮助组建乌克兰军队的乌克兰籍参谋官。他们被派往了基辅，但是自那以后，以前的同事就不再信任他们了。
莫罗佐夫将他的总部设在基辅市中心的一座前乌共大楼里。他在人手和资金方面都极其紧缺。莫罗佐夫主要用电话与驻地人员进行沟通，北美的乌克兰侨民捐了几部传真机。一开始，他还开着之前担任空军指挥官时用的车。莫罗佐夫为数不多的手下依靠驻乌克兰各部队的志愿者搜集当地情报。有些部队中，他的军官们甚至充当卧底。莫罗佐夫本人也很难被乌克兰军事地区的指挥官接受，因为他们的军衔都比他高。
11月，谣言四散而起：基辅军区指挥官维克多·切切瓦托夫将军已下令逮捕莫罗佐夫，他曾经在政变时随瓦连尼科夫大将拜访了克拉夫丘克。还有报道说戈尔巴乔夫批准在11月28日，也就是公投的前两天，驻乌克兰部队将在乌克兰举行军事演习。尽管莫罗佐夫谴责了这些计划，但是时下身为国防部长的他却很难控制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所作所为。 [19]
12月1日周日的上午，克拉夫丘克在基辅中心的一个投票站，将一张选票投入投票箱中，乌克兰和国外记者的几十台照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历史瞬间。与很多同胞一样，克拉夫丘克在早上投票。从投票站发来的早期报道显示投票情况不错。
在农村，大多数人都起得早，带头开始投票。在基辅南面的科丁，有70%到80%的登记选民在上午10点前完成投票。一位当地妇女告诉西方记者这一事实后，流下了泪水。她为她的乡亲们感到自豪，她坚信他们会投票赞成独立。在基辅，和在农村一样，许多人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带着孩子去投票。一些人投完票后不愿意回家，还待在投票站附近，讨论公投可能的结果及意义。一些乌克兰裔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回到故乡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这一经历让他们动容。《乌克兰周报》的克里斯蒂娜·拉帕查克对一位美联社记者表达了许多乌克兰裔美国同胞的感受：“我觉得那天所有地方都出现了幽灵——那些没有幸运地活到投票这天的人的幽灵。我们的祖先都来了，每一个曾遭受过苦难、每一个曾梦想他们的子孙可以看见自由的人都来了。我们就是他们的子孙。” [20]
8月底，乌克兰政府的一位部长谢尔巴克曾登上莫斯科全联盟议会的演讲台，朗读了乌克兰独立宣言。他后来回忆说，各政治派别和社会团体汇聚在一起为独立投票。人人都怀揣着希望和期待：国家民主党希望获得独立并快速推进乌克兰文化；前乌共领导希望为自己及家人寻找一个逃离莫斯科控制的避风港；大多数民众相信乌克兰是联盟最富裕的共和国，希望从贫穷而又无法预测的俄罗斯分离出去，远离政治和军事冲突。乌克兰裔美国人曾在投票开始前成功说服布什总统承诺承认乌克兰独立，这让乌克兰精英相信他们不仅可以宣布独立，还能赢得独立。 [21]
公投的结果比支持乌克兰独立的最乐观人士的期望还要好。12月1日的投票率达到84%，其中90%的选民支持独立。克拉夫丘克曾预测不少于80%的选民会支持独立，当时戈尔巴乔夫把他叫作梦想家，但是即使是克拉夫丘克也没有料到这一事实。公投的一周前，曾经被囚于古拉格的议会代表斯捷潘·赫马拉告诉他，支持率会超过90%，克拉夫丘克说他疯了。可是，赫马拉猜对了：公投的最终结果是90.32%的人支持独立。
正如民调预测的那样，加利西亚的捷尔诺波尔州的投票几乎是一致支持独立，投票率超过97%，有将近99%的选民支持独立。几周前，克拉夫丘克差点在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察被崇拜者踩踏，那里支持独立的票数超过95%。东部和南部的支持率稍稍逊色，但是也很高。敖德萨州有超过85%的人投票赞成独立。顿巴斯地区的卢甘斯克州是乌克兰最东部的州，投票的支持率超过83%，邻近的顿涅茨克州支持率达到近77%。即使在乌克兰当局最头疼的克里米亚，也有超过54%的人投赞成票。在苏联黑海舰队所在的塞瓦斯托波尔，这一数字达到57%。
克拉夫丘克在12月2日凌晨2点得知公投最初的结果。毋庸置疑，克拉夫丘克和他的对手们发起的独立运动创造了一个独立国家，而他们中间将有一人会领导这个国家。与大家期望的一样，除了在加利西亚，车诺维尔的票数领先之外，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其他各州都获得领先。从全国来看，克拉夫丘克得到61%的选票，车诺维尔获得23%的选票。克拉夫丘克取得最强劲的表现是在卢甘斯克州，他在那里得到76%的选票。在克里米亚，他得了56%的选票，而车诺维尔的得票为8%。虽然戈尔巴乔夫做了悲观的预测，但是乌克兰并没有因民族冲突或地方分离主义而四分五裂。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克拉夫丘克致电戈尔巴乔夫，通告公投和总统竞选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简直不敢相信。他恭喜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取得了总统竞选的胜利，但是没有提到公投。 [22]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撕毁了他的顾问沙赫纳扎罗夫准备的致乌克兰公民讲话稿。自此，沙赫纳扎罗夫不再为如何打民族牌破坏乌克兰独立运动提建议了，他已经完全接受俄罗斯对乌克兰公投的立场了。叶利钦身边的人不得已接受了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也准备认可乌克兰公投的结果。沙赫纳扎罗夫在讲话稿中写上了恭贺乌克兰的“历史性选择”。戈尔巴乔夫命令他的另一位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准备一份新稿子，内容包括“所有人都独立了，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将独立变成反对联盟的武器……不幸等着乌克兰人——生活在那里的人和遍布全国的人都是如此……这对俄罗斯人更是如此”的话。切尔尼亚耶夫听从了。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发布了一份对全苏联议员的讲话。“你们每个人都有权反对联盟，”讲话稿写道，“但是由人民选出的领导人必须考虑到所有后果。”他警告代表要提防民族冲突。
12月2日晚，苏联总统打电话给叶利钦时，切尔尼亚耶夫也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里。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和叶利钦见面，讨论这个新情况，也许还要会见克拉夫丘克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俄罗斯总统对此回应道：“这么做没用的，乌克兰独立了。”他提出建立一个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四国联盟。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了：“那我将处于何地？如果这么决定，我就离开。我不会像一块大粪似的在冰洞里打滚。”戈尔巴乔夫不会支持建立一个让他依附于叶利钦并沦为敌人配角的联盟，叶利钦不会容忍一个让戈尔巴乔夫对他指手画脚的联盟。 [23]
1991年12月3日，布什要他的助手接通克拉夫丘克的电话，他想祝贺这位新当选的总统取得竞选胜利，并以压倒性的投票取得独立。布什告诉克拉夫丘克，美国人民欢迎这个新民主国家的诞生，并会派遣一个代表团与之讨论核裁军、边界问题、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克拉夫丘克告诉布什一个好消息：叶利钦已经联系他了，俄罗斯承认了乌克兰独立。他会在下周六会见叶利钦，与他讨论新形势并协调双方政策。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