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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移民浪潮始于19世纪中叶。移民的具体情况无法确知，因为那时的官方统计数字反映不出男女老幼在国内乃至在国际之间流动的全部情况。从农村涌向城市，跨地区以及跨城市的人口流动，漂洋过海的移民，前往边远地区定居的人们，如此等等，川流不息。至于流动的方法，现在更难以说清楚。尽管如此，有关这次移民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勾画出来。1846—1875年间，约有900多万人离开欧洲，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国。[3]这个数字等于是1851年伦敦人口的四倍。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离开欧洲的总人数不超过100万。

人口流动与工业化形影相随。现代世界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流动人口，而新式改良的交通条件又使人口流动更加容易、更加便宜。当然，现代经济发展又使世界能够养活更多人口。在本书所述时期发生的大规模迁徙并非突如其来，没有征兆。早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就已有人预测到不久必定会有大迁徙爆发（见《革命的年代》第九章），然而预测毕竟是预测。原本还是潺潺流动的小溪，如今一下子似乎突然变成了滔滔不息的急流。1845年前，每年前往美国的外国人数只有一年超过10万人；但在1846—1850年之间，平均每年离开欧洲的人数多达25万人以上，此后五年平均每年达35万；仅1854年，前往美国的人数就不下42.8万。移民继续以空前规模发展，数量大小不等，随迁出国和接受国的经济好坏而定。

当时的移民不可谓不多，但与以后的移民规模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19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移居国外的欧洲人达70万—80万，1900年后，平均每年达100万—140万。因此光是1900—1910这10年间移居美国的人数，便远高于本书所述的整个时期。

对移民最明显的限制因素是地理条件。暂且撇开因贩卖非洲奴隶而造成的移民不谈（奴隶贸易此时已属非法，英国海军相当有效地切断了奴隶贸易路线）。我们可以说国际上的移民主体是欧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欧人和德国人。当然中国人此时也在流动当中，流向中国北部边境，流向中央帝国的边缘地区，流入汉族故乡以外的地区；住在南方沿海地区的人则移入了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上，但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还说不准。也许人数不是很多。1871年在海峡殖民地（即马来亚）大约有12万人。[4]印度人在1852年后开始向邻国缅甸移民，不过数目不大。因禁止奴隶贸易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在某种程度上由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契约劳工”填补了，他们的状况比起奴隶实在也好不了多少。1853—1874年，约有12.5万中国人移居古巴。[5]他们在印度洋群岛以及太平洋地区与印度人组成少数民族的杂居区，与古巴、秘鲁和英属加勒比海的华人组成规模较小的华人区。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华人已为美国太平洋沿岸最早开拓的地区所吸引（见第三章），他们为当地报纸提供了不少有关洗衣工和厨师的笑料［旧金山的中国餐馆是他们在淘金潮期间开创的（波士顿《银行家杂志》说：“此地最好的餐馆是从中国来的冒险家开设的。”）[6]］在经济萧条时期，他们又成为政客们进行种族排外的宣传材料。国际贸易使得世界性的商船队发展神速，商船队船员大部分是“东印度水手”，他们在世界各大港口都滞留和储备了一批数量不多的有色人种。在殖民地招募军队又使一部分有色人种首次踏上欧洲土地。（这时期英国的殖民部队绝大部分是从印度招募来的，并用于印度，或用于英印政府统治范围之内、伦敦英国政府统治范围之外的一些地区。）征召殖民军的国家主要是法国。法国希望借由此举抵消德国在人口上的优势（这是19世纪60年代的热门话题）。

就欧洲移民而言，大规模漂洋过海的洲际移民仅局限于少数国家，在本书所述时期，绝大部分移民是英国人、爱尔兰人和日耳曼人，从19世纪60年代起还有挪威人和瑞典人，丹麦人从未达到类似的移民高潮。由于挪威、瑞典移民的绝对数字不大，从而掩盖了它们在其总人口中实际所占的巨大比重。在挪威新增的人口当中，约有2/3跑到了美国，超过其比例的只有不幸的爱尔兰。爱尔兰移居国外的人数已超过其人口增长总额。自1846—1847年的大饥荒之后，爱尔兰每一个10年的人口均呈下降趋势。英国和日耳曼的移民虽没超过其人口增长部分的10%，但从绝对数字上看，这仍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1851—1880年，约有530万英国人离开了英伦三岛（其中350万去了美国，100万去了澳大利亚，50万去了加拿大），这是直到那时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越洋移民大军。

南欧的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很快也会像潮水般涌向美洲大城市，但此刻他们尚未从其土生土长的贫穷农村向外挪动。东欧人，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徒，基本上也稳坐不动，只有犹太人渐渐渗入或蜂拥奔向省城，此后又进入大一点儿的城市（匈牙利城市直到1840年才对犹太定居者开放），在此之前，犹太人从未能在大城市定居。俄国农民在1880年前尚未移入西伯利亚的广阔天地，但他们已大批流入俄国欧洲部分的大草原，到19世纪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在草原定居的过程。1890年前鲁尔矿区几乎还见不到波兰移民，不过此时捷克人已向南移入维也纳。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向美洲移民的热潮约始于19世纪80年代。大致说来，英国人、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构成了国际移民的主力军，此外便是自由自在的加利西亚人、巴斯克人等少数民族，他们在拉丁美洲世界无所不在。

由于大多数欧洲人是乡下人，所以大多数移民也是乡下人。19世纪是一部清除乡下人的庞大机器。多数乡下人都进了城，至少是离开了乡下传统的饭碗，尽其所能地在陌生的、可怕的，但也充满无限希望的新天地里寻找生计，在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城里寻找出路，不过这些新来的移居者充其量只能偶尔捡到几块铜片。有人认为乡下人的蜂拥进城与都市化是同一回事，这话不完全正确。因为有几批移民是从较糟糕的农业环境离开，迁移到较好的农业环境定居，这些人主要是在美国大湖区定居的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稍早来到加拿大定居的苏格兰人。1880年前往美国定居的外国移民当中，只有10%从事农业。一位观察家说，“从购买和装备一个农场所需的资金来衡量”，他们“或许”还称不上是农场主。[7]19世纪70年代初期，仅农场设备一项就要花费900美元。

乡下人从地球表面的这一边跑到了另一边，如果说这种人口重新安置的现象已不容忽视，那么乡下人成群结队脱离农业的情况就更令人吃惊了。人口流动与都市化形影相随，19世纪下半叶处于都市化过程中的主要国家（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其城市人口集中的速度超过了除英、德工业区以外的任何地方（1890年人口数量排名前20的西方城市中，有五个在美国，一个在澳大利亚）。男男女女不断拥进城市，虽然其中有越来越多人也许是（在英国则一定是）来自其他城市。

如果他们只是在国内移动，那么他们并不需要借助新技术和新发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走不远，如果要远行，那么那条连接其居住地和城市之间的小路一定早已被亲朋邻居踩平了，就像法国中部的叫卖小贩和农闲季节去巴黎充当建筑工的人们早已走惯的路一样。随着巴黎建筑业的兴盛，这类季节性雇工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1870年后他们才在巴黎永久定居。[8]新的路线有时会因新技术，例如铁路的问世而开辟。铁路把布列塔尼人带到巴黎，他们在抵达巴黎蒙帕纳斯（Montparnasse）火车站出入口时便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便把最具姿色的女孩儿提供给巴黎妓院。布列塔尼姑娘们从此替代了洛林姑娘，成了巴黎烟花巷里人所皆知的妓女。

在国内流动的妇女绝大部分成了家庭女佣。她们的女佣生活通常要到她们与同乡结婚后，或找到其他的城市职业后方告结束。举家出走或夫妇同行的例子并不常见。男人在城里从事的职业，有的是他们家乡世代相传的传统职业——卡迪根郡（Cardiganshire）的威尔士人不管跑到哪儿都是卖牛奶、奶油、干酪；奥弗格纳特人（Auvergnats）也总是经营燃料生意，有的干自己的老本行，如果他们有一技之长的话；有的去做买卖，开个小铺子，经营食品和饮料。除此之外，其他人就在建筑和运输两大部门就业。这两种行业不需要乡下人具备他们所不熟悉的技术。以1885年的柏林为例，计有81%的食品供应人员，以及83.5%的建筑工人和85%的运输工人是外地移民。[9]虽然他们很少有机会能从事技术性较强的体力劳动（除非他们在家乡学过某种手艺），他们的生活还是比最穷的柏林本地人略好一些。最低工资阶层和接受临时救济的贫困大军更可能是由当地人，而不是外来移民所组成。在本书所述时期，工厂生产这种方式在许多大城市里还不多见。

而此等纯属工业生产形式的工厂——主要是采矿业和几种纺织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中等规模但发展极快的城市里，甚至是在农村和小城镇里。这些工业生产不需要多少外来妹（纺织工业除外），外地男工所能从事的也只有不需要技术的粗活，工资非常微薄。

穿越国境和大洋的移民造成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根本不是由于他们移入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所引起的。事实上，移民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英伦三岛，他们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不像某些国家（例如中欧和东欧的多民族帝国）的移民容易在新移居地遇到语言困难。不过，暂且撇开语言问题不谈，移居国外的侨民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的国籍归属（见第五章）。侨民如留居在新国家，他们是否要割断与祖国的关系，如要割断，移民愿意吗？侨民如居住在本国的殖民地，这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例如住在新西兰的英国人或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只是把原来的国当作“家”。问题最尖锐的地方是美国。美国欢迎移民，但又对移民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变成使用英语的美国公民，理由是任何一个理智的公民都希望成为美国人。事实上多数移民也的确如此。

改变国籍当然并不意味着与原先国家一刀两断。恰恰相反，移民们典型的例子是，当他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后，便很自然地与命运相同的人抱成一团，原因是新环境对他们太冷淡了。19世纪50年代，美国当地人对如潮水般涌来、饥肠辘辘、“愚昧无知”的爱尔兰人的反应，就是仇视和排斥。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退到他们的同胞当中，同胞是他们唯一熟悉的、能够给予帮助的群体。美国对移民而言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它教给移民的第一句正式英语是：“我听到笛声响，必须赶快进工厂”（这句顺口溜刊登在国际收割机公司为波兰劳工学习英语而印制的小册子上。这是第一课，随后的句子是：我听到五分钟的笛声／是去上工的时候了／我从大门口的墙上拿了牌子，把它挂到工作部门的墙上／换好衣服，准备工作／午饭铃响了／赶快吃饭／不打铃不准吃饭／五分钟后铃又响了／丢下饭碗准备上工／专心做工，直到铃响才下班／换上干净衣服／我必须回家）。[10]第一代移民，不论男女，不论如何勤奋学习新生活的技巧，他们仍强迫自己聚居在一起，从古老的习惯中，从自己的同胞中，从对他们轻率抛弃的故国怀念中，获取支持和安慰。生活豪放不羁的爱尔兰江湖艺人，即将在美国大城市创立现代流行音乐这一行，他们那对天生会笑的眼睛使他们发财致富，但其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甚至富庶的纽约犹太金融家，例如古根海姆家族（Guggenheims）、库恩家族（Kuhns）、萨克斯家族（Sachs）、塞利格曼家族（Seligmanns）以及莱曼家族（Lehmanns）的人，他们腰缠万贯，凡能用钱买到的东西他们都有，而一切东西几乎都能用钱买到，但他们还不是美国人，不像住在维也纳的沃特海姆斯泰因家族（Wertheimsteins）自认是奥地利人，住在柏林的布莱克鲁德尔家族（Bleichroeders）自认是普鲁士人，甚至已经国际化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住在伦敦的便自认为是英国人，住在巴黎的便自认为是法国人，而住在美国的既是美国人，又是德国人。他们说话用德语，书写和思维也用德语，参加德国的结社，倡议发起德国人的组织，他们常把孩子送回德国上学。[11]

然而移民出国需要克服数不胜数的基本物质困难。他们首先要弄清楚该去哪儿以及到了那里能做什么。他们必须从遥远的挪威石质高原前往明尼苏达，从波美拉尼亚（Pormerania）或勃兰登堡（Brandenburg）前往威斯康星州的绿湖地区，从爱尔兰凯里郡（Kerry）的某个市镇到芝加哥。要花多少钱还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难关，然而远洋邮轮统舱的条件，却是极其糟糕，就算还未置人于死地，但也恶名远扬，特别是在爱尔兰大饥荒后。1885年移民从汉堡到纽约的船票是7美元。从南安普敦到新加坡的船票价格，已从19世纪50年代的110英镑减少到19世纪80年代的68英镑，当然，这条航线的客轮是为身份较高的旅客所提供的。[12]船票之所以便宜，不仅是因为身份低贱的船客不会要求比猪狗好多少的吃住条件，他们也不允许，也不是因为移民所占空间较少；甚至也不是因为交通量的增加而降价，而是由于经济原因：移民是非常合算的散装货。也许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到达登船口岸——勒阿弗尔、不来梅、汉堡，尤其是利物浦——的路费，要比横渡大西洋的费用贵得多。

即便如此，对许多非常贫穷的人来说，这笔钱也未必拿得出来，虽然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工资较高的亲戚能轻易筹措这笔费用，寄回国内。事实上，这笔钱只是他们从国外汇回祖国的众多汇款中的一部分，因为移民不习惯国外新环境中的高消费，遂都成了储蓄能手。仅以爱尔兰人为例，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们一年汇回的钱款便有100万英镑到170万英镑之巨。[13]然而，如果穷亲戚爱莫能助，形形色色的承包商、中介人便会为了赚钱而出面安排。只要一方需要大量劳动力（或土地，住在威斯康星州普林斯顿市的一位德国铁匠买了一块农田，然后以信贷方式出售给自己的移民同胞）[14]，另一方对接纳国的情况又一无所知，双方远隔重洋，代理人或中介人便可从中大发其财。

这些人把人像牲口一样往轮船上赶。轮船公司急于填满统舱里的空隙，政府则希望把移民送到杳无人烟的广阔天地里去。中介人便与政府和矿厂、铁砂公司联系，将人送到矿主、铁厂厂主以及其他亟须劳动力的雇主手中。中介人从矿主、厂主处获得报酬，也向可怜的男女移民索钱。这些孤立无援、不知所措的男男女女，可能得被迫穿越半个陌生的欧洲大陆，才能抵达大西洋登船港口。从中欧到勒阿弗尔，或渡过北海，穿过云雾缭绕的本宁山脉到达利物浦。我们可以猜想出，这些中介商是如何利用移民举目无亲，对情况一无所知、手足无措的困境进行盘剥勒索，虽然那时的契约劳工、负债农奴可能已不多见，只有一船船从国外运到农场充当劳工的印度人和华人（这么说并不表示受骗的爱尔兰人不够多。不少爱尔兰人曾在故乡付钱给某个“朋友”，但这笔钱却无法帮他在新世界找到一份工作）。大致说来，移民中介人的活动是控制不了的，顶多只能对海运条件进行某些检查，这项工作还是因为19世纪40年代末发生了可怕的流行性传染病后才开始进行的。中介人的背后通常有大人物支持。19世纪的资产阶级仍然认为，欧洲大陆人口过剩是因为穷人太多，穷人输出越多，对资产阶级越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对留下的人也越有利（因为劳工市场上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可获纾缓）。慈善机构，甚至工会组织对付贫穷和失业的唯一可行办法，就是帮助那些向他们求援的穷人或是工会会员移居到国外去。在本书所述时期，工业化进展最快的国家也就是那些对外移民的大户，如英国和德国。这项事实证明，慈善机构和工会组织的做法似乎不无道理。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那时提出的移民论据是错误的。整体而言，输出移民的国家如果将其人力资源予以利用，而不是将他们赶走，对国家的经济会更有利。新世界（美国）却与它们相反，它从蜂拥而至的旧世界（欧洲）移民中，获得了无法估量的经济好处。当然，移民自己也获得莫大好处。移民在美国穷困潦倒、惨遭剥削的最严重阶段，要到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后才出现。

人们为何要移居国外呢？绝大部分人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贫穷。尽管1848年后加上了政治迫害因素，但在庞杂的移民大军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难民只占很小一部分，甚至在1849—1854年间也是如此，虽然移民中的激进分子一度控制了美国的半数德文报刊，利用报刊控诉自己国家对难民的迫害。[15]激进分子中的基本群众，像大多数不带意识形态的移民一样，很快便在国外定居下来，其革命热情也转移到反奴运动上。出于宗教原因而到美国寻求更大自由并进行相当古怪的宗教活动的移民不能说没有，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许不太突出，如果其原因是在于维多利亚政府对正统的看法不像以前那么严厉就好了。不过对于国内摩门教教徒的逃往国外，英国和丹麦政府倒是挺高兴的，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为它们带来不少麻烦。东欧的反犹太人运动也是后来的事，该运动造就了大规模犹太移民。

人们移居国外是为逃避国内的贫穷境况，还是为了到国外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意义不大。毫无疑问，穷人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比富人出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们的传统生活难以维持或根本无法维持时，移居国外的可能性就更大。因而在挪威，工匠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比工厂工人大；船民、渔民在他们的小帆船无法与新问世的汽船匹敌之后，便准备一走了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时期，任何抛弃祖辈居住地方的想法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因而要想把人们从故乡推进一个未知的世界，就需要有某种变革的力量才行。一位原本在英国肯特郡农场出卖劳力的雇工从新西兰写信回家，感激原先的农场主人采用停业的办法迫使他远离家园，因为他现在的境况比以前好多了。要不是迫于无奈，他是不会离乡背井的。

当大规模移民成为普通人经历中的一部分时，当基尔代尔郡（Kildare）的每个孩子都有表兄、叔叔或哥哥在澳大利亚或美国时，离家出走（不一定永不复返）便成为人们常见的选择。选择的依据是对前景的估计，而非单凭命运，如果有消息说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或美国就业机会很多，待遇很高，移民便蜂拥而至。反之，1873年后的若干年里，移民人数急转直下，因为当时美国经济极不景气。还有一点也毫无疑问，本书所述时期的第一次移民狂潮（1845—1854），基本上是因为饥荒和人口增加对土地造成的压力而引起的，主要发生在爱尔兰和德意志。在这波移民狂潮中逃往大西洋彼岸的移民，爱尔兰人和日耳曼人便占了80%。

移民并不一定一去永不返。许多移民梦想在国外赚足钱，然后回到家乡，接受家乡父老的尊敬，这部分人占多大比例我们尚不得而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约占30%—40%——也的确回到老家的村子里，回国最常见的原因是他们不喜欢新世界，或无法在美国立足。有些人回去后又移居国外。由于交通领域的革命，劳工市场终于扩大到囊括整个工业世界。特别是对有技术的男性工人而言。以英国行业工会的领袖为例，他们可能在美国和国外某地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可能在纽卡斯尔和巴罗（Barrow-in-Furness）工作过一段时间。事实上，对意大利和爱尔兰那些随季节移居他国的农民和铁路工人而言，在这个阶段，利用农闲淡季前往大西洋对岸工作，已经是可能的事了。

实际上，在这场大幅度增加的移民浪潮中，也有相当数量的非永久性活动——临时的、季节性的或仅仅是流浪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并无新鲜之处。在工业革命之前，收完庄稼的农民、流浪汉、走街串巷的修补匠、沿街叫卖的小贩、运货的马车夫以及牲畜贩子，早已屡见不鲜。新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向全世界的辐射，肯定需要——因此也产生了——新形式的行踪不定之人。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新经济扩展和辐射的象征——铁路。铁路是以全球作为业务扩展范围的企业。企业家带着工头、技术工人和核心工人（大多数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前往国外创建公司，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此定居国外，娶妻养子，他们的孩子就成了下一代的英裔阿根廷人。（印度铁路当局主要招聘欧亚混血儿当雇员，即招聘印度妇女与英国工人生的孩子。英国工人与当地人通婚不像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顾虑那么多。）他们有时还会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像当时为数不多的石油开采工人一样。铁路到处都要兴建，但铁路公司不一定能在每个地方都找到工人，于是只好建立一个流动的劳工队（这些劳工在英国被称作navvies，即挖土工，无特殊技术之工人）。直至今日，许多大型工程计划依然沿袭这种做法。大多数国家是从边远地区招募无家庭牵累，能说走就走的人。他们不怕工作苦，只求工资高，能拼命干活，也能拼命玩，把挣到的每个铜板都喝光赌光，不想未来。这些浪迹天涯的劳工跟海员一样，不愁没活干。这艘船干完了，还有下一艘；这个工程结束后，自然还有其他大工程等着。他们是尚待进一步开发的铁路工业里的自由人，是民间传说中的铁骨铮铮英雄汉，会令各阶级的体面人物同感震惊。他们扮演的角色跟海员、矿工、勘探工一样，只是挣的钱比他们多，而且根本不存发财致富的指望。

在更为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这些四海为家的铁路工人，在农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之间搭起重要桥梁。意大利、克罗地亚和爱尔兰等地的贫穷农民，他们于农闲时结成一群，或组成一队，在选出来的队长带领下穿山越岭，为城市、工厂和铁路的建造商提供劳务（队长负责洽谈招工条件和分配劳动所得）。19世纪50年代，这类移民在匈牙利平原上发展起来。组织较差的农民对那些效率高、纪律强（或是更温顺驯服）以及准备接受更低工资的农民愤懑不已。

不过，单只考察这支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轻骑兵”的队伍是不够的，我们还没观察先进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准确地说，还没看到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重要区别。经济扩张在世界各地竖立起了一道道“疆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矿区就是一个“新世界”，例如德国的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便是一个可以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宾夕法尼亚州工业城相提并论的新世界，这个矿区在半辈子的时间里（1858—1895），便从3500人增加到9.6万人。不过整体而言，旧世界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只要一支规模不大、非长期流动的人口队伍便能满足。当然，大港口除外，那些地区的人口似乎总在流动，而人们又无计谋生的传统中心地区（例如大城市）也除外。这也许是因为旧世界的成员多半结成了社群，或者能够很快在这些社群里扎根，而这些社群又是结构严密的社会组织中的一部分。只有在海外移民区的边缘或附近地带，由于那里人烟稀少，流动人口尚无雇主，所以人们才会感受到这群真正的独立流动个人是一个群体，至少是人们肉眼可见的群体。旧世界不乏牧人和牲畜贩子，但在本书所述时期，他们谁也没像美国“牛仔”那样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虽然澳大利亚的牧人，在内地专门为人家剪羊毛的流动剪羊毛手以及其他的农业劳动者，他们也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创造了惊心动魄的传说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