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塔村
驶离免费的收费公路前行不久，穿过一个铁道口，爬上山路。途中经过几座小镇。镇上的行人全部手拿橄榄枝——今天是棕树主日。我不明白棕树主日何以拿橄榄枝。可以看见山上有个小村庄。那就是梅塔村？我问乌比。
“No，那个小村子叫佩斯基拉。梅塔人管那里叫中国（基诺）。文明不发达，走路姿势怪异。”
“文明？走路姿势？”我吃惊地问。
“是的，同佩斯基拉相比，梅塔算是大都市了。这走路姿势嘛，的确走路姿势不一样的。因此，无论去世界什么地方都一眼就可看出佩斯基拉出身的家伙，一看走路便知。就是说，走路的样子很怪，步步紧挪，腿有点儿弯。”
“走路姿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不是相距很近的吗？”
“嗯，相距不出一公里。”他说，“但高度略有不同，地形也不同。所以，年长月久，腿就依照地形变弯了，走路姿势截然不同。反正就是不一样，看了你就知道。”
我半信半疑，但乌比说得极为认真。大概真有其事吧。
“佩斯基拉村的上面是梅塔村？”我问。
“不，那上面还有一个小村子，叫圣萨维诺，没有梅塔文明开化。人口三百左右。梅塔和圣萨维诺倒是相距仅仅二百米。”
“那，走路姿势当然也不同喽？”
“当然不同。”他做出理所当然的神色，“在梅塔村，人们全都嘻嘻哈哈模仿圣萨维诺那伙人的走路姿势。衣着不同，说话方式不同，想法和世界观也大大不同。”
老实说，我渐渐头痛起来。
“这不是说谎。”乌比说，“你问玛利亚·露西娅好了，她完全可以作证。因为千真万确。”
乌比的父亲即是这圣萨维诺出身，母亲是梅塔人。尽管相距不过二百米，但是梅塔人和圣萨维诺人通婚似乎鲜有其例。结婚已经四十多年了，然而双方亲戚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双方亲家也都极度讨厌对方的村子。意大利实在是个复杂的地方。
“我父亲嘛，至今仍在圣萨维诺拥有自己的田地和小屋，一有什么就跑去那边，死活不回梅塔。”
“那样的两个人怎么结婚了呢？”
“不大清楚。”乌比摇了下头，“结婚前互相厌恶，毕竟是梅塔和圣萨维诺嘛！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厌恶变成了爱情。”
“简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对了，那是1939年的事，两人之间萌发了爱情。不料战争爆发了，父亲当时是法西斯党员——那时公务员差不多都是法西斯党员——立即被派去前线，25岁的时候。先在希腊作战，后在阿尔巴尼亚作战，接着去南斯拉夫，直打到1943年。1943年巴多里奥内阁向德国宣战，他被德军俘虏，送到埃森收容所，在那里待了半年，还被送去哪里的煤矿强迫劳动，最终被盟军解放，得以返回意大利，已是1946年的事了。”
“够受的啊！”
“那也不是的。”乌比说，“父亲说他蛮中意收容所，食品配给确实少，好在他本来就饭量小，没觉得怎么难以忍受。再说德国人都很地道，好像过得相当快活。他说比什么梅塔村好得多。哈哈哈。至今仍不时怀念起收容所。”
莫非真有人中意战俘收容所？“听起来人好像有点儿特殊……”我试着确认。
“是的。没准真有点儿特殊。圣萨维诺的人都有些乖僻。”
果然。
“七年都没回来，村里的人都以为父亲已经死了。我母亲一直等他归来。”
“爱的缘故。”
“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父亲至今仍为此气恼，说本来不用等的，我好不容易去战场游花逛景回来了，竟有人半死不活地等着，以致自己又不能结婚。四十年来一直为此嘟嘟囔囔牢骚不断。我想大概是出于乖僻。母亲也同样气恼——辛辛苦苦等着，回来时脑袋却比以前还莫名其妙。跟你说，梅塔出身的人比较认真、虔诚、一丝不苟。相比之下，圣萨维诺出身的人多少玩世不恭、疑心重、嘴上没德。”
“乌比他就很有这种性格。”乌萨克说。
很有些匪夷所思的一家。
首先在圣萨维诺下车。较之村，更接近于集中居住地，只有田地和房子，其他一概没有。看了乌比父亲的“小屋”，很简单，就像在葡萄酒库里安了张床。人住的痕迹的确有。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桶堆了很多很多。一条大白狗箭一样跑进来，贴在乌比身上撒欢儿，我一伸手又过来撒娇。
“这条狗，看见人一个接一个咬过去。”乌比说，“圣萨维诺的狗嘛，性格像我父亲。不过它会看人的，不要紧，不必担心。”
小屋周围有小葡萄园、田、畜舍。乌比父亲不在的时候，由这条名叫托邦的狗看家。狗舍前放一个食盘，里面有里加特尼（大些的通心粉）、西红柿、香肠。意大利狗吃通心粉。
畜舍里面有兔、鸡和鹅。畜舍是石头砌的，没有窗，里面黑漆漆的，全在黑暗中静静待着。大兔守护着小兔，警觉地窥看这边。鹅一边“呱呱”叫着一边扑楞翅膀。鸡睡眼惺忪地一动不动地蹲着。全都是为吃肉养的。
“时常勒死兔子来吃。”乌萨克说，“母亲往死里勒，然后剥皮吃肉，兔眼珠掉在厨房台面上。我对这个受不了的，昨天还一起玩的兔子活活弄死端到餐桌上！可是母亲说怎么可能和兔子玩呢，不信不信。意大利人是不和兔子玩的，的的确确。”
从圣萨维诺沿着二百米长的坡路走去梅塔。确实只相距二百米。世界观、衣着、走路姿势和思考方式果真不一样？
不错，梅塔是比佩斯基拉和圣萨维诺大，而且像模像样。至少这里有街道。还有教堂，有告示板，有广场，有前面说过的小店。
“大都会吧？”乌比终于笑了。
乌比的母亲站在乌比家门前等着。
“她一直那么站在那里等我们来的。”乌萨克说。
“一直？”
“一直。意大利人的母亲都那样。”
乌比的母亲同乌萨克接吻。乌比则没任何表示。“我不喜欢那么无谓地抱着‘吧叽吧叽’接什么吻。意大利人总干这种事，所以渐渐变得不文明开化。接吻啦拥抱啦我一概不做。”此人到底有点儿特殊。
乌比的母亲个头虽小，但一看就知是个很有主见的典型的意大利式母亲。她把我们让进屋内，马上开始做午饭。菜有意大利云吞番茄酱、蔬菜色拉、煮青菜花、煮洋蓟、煮马铃薯以及两道肉菜，十分可口，全部是自家产的。饭做好的时候，乌比的乖僻父亲巴蒂斯塔回来了。此人是不折不扣的酗酒者，从早到晚葡萄酒喝个没完，饭也不正经吃，鼻子红得像圣诞老人。
“那个地方放的那些葡萄酒桶，都是他一个人喝的。一塌糊涂，活不多久了。”
“你们是在说我的坏话吧？”巴蒂斯塔说。虽然不懂英语，但说自己坏话这点还是听得出的。
“哪里，在讲托邦呢。”乌比遮掩过去，“托邦和他们混熟了。”
“上个星期喂了两个日本人，满足了，暂时不会吃日本人。”巴蒂斯塔说。有其子必有其父。
巴蒂斯塔“咕嘟咕嘟”一口接一口喝葡萄酒。的确能喝。我给他倒了一杯，他这才高兴地咧嘴一笑，然后只管绷脸坐着。他自己不倒酒。前不久中风摔倒一次，按理不该再喝酒了。
不过葡萄酒的确够味儿。虽然醇厚谈不上，但非常爽口、有香气。是酿好刚刚开桶的那种香气。我也喝了不少。炉子里有火，“哔哔剥剥”发着响声。虽说已是4月，但山上相当冷。
吃完饭，乌比邀我一起去酒吧。意大利的乡间酒吧，其作用同希腊的咖啡馆、英国的大众酒吧差不太多。梅塔的酒吧里聚集着村里所有的男人。星期天下午村里的男人不能待在家里。这个下午女人在家做针线活，男人聚在酒吧里喝啤酒、打牌或这个那个聊男人之间的话题。自古以来就是这个习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习惯。像我这样认为星期天午后在家里悠然自得地看厄普代克新小说更好的人，在讲究男子汉气的意大利是活不下去的。不用说，酒吧里面没有女客，清一色男人世界。有吧台，有电子游戏机，尽头有餐桌。不时有小孩子拿零钱来买糕点之类，也有来找父亲回家——大概有什么事——的孩子。
我在这里被乌比介绍给他的两个哥哥。他大哥叫菲利普，高高大大，一表人才，甚有长兄气度，只是眼神有点儿神经质。他是个成功的贸易商，特别有钱，坐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典型的成功人士。老二名叫罗伯特，身材削瘦，感觉同菲利普截然不同。此人是地方议会的议员，前不久在村里的广场修建一个漂亮的喷水池。“难以置信吧？”乌比说，“在这种地方建喷水池到底有什么用呢？可是村里人为此欢天喜地。莫名其妙。我是理解不了。”
总之这就是他的两个哥哥。两个都住在梅塔村附近，横竖离不开梅塔村。
“离梅塔村越远，两人越没精神。典型的意大利人。生身故土最好，母亲的通心粉最好。”乌比说。
“我在日本的时候，菲利普正好有事来了日本。整整三天除了啤酒和三明治他什么也吃不下去。来日本喝啤酒吃三明治，而且是三天！难以置信。”他总是难以置信。
离开酒吧，去看乌比母亲娘家的房子。很大的石头房子，进了门，见房梁上吊着好几个硕大的火腿。这里住着两个独身的伯母。一座空空荡荡的旧农舍。里面有个秘密小房间。打开秘门，闪出大壁橱大小的空间。
“二战期间，这里藏过一个意外进村的英军飞行员。”乌比说，“母亲一家照料着他。纳粹来搜查，但没找到。那些家伙因此带走了村里的年轻人。”
“那个飞行员后来怎么样了？”
“战争结束后平安回英国去了，再也没有音信。村里人都非常关心那个飞行员的下落，几年前我去英国时托我去见那个飞行员。费了不少力查出他的住址，和我说话时他‘啪哒啪哒’直掉眼泪——想起了梅塔村。”
“他不想再来一次梅塔村？”
“好像不想。为什么我不知道。”
人想必还是有各种各样心曲的。
※
傍晚，梅塔村越来越冷了。乌比、他母亲、乌萨克和我们夫妇爬到山顶看古村遗址（巴蒂斯塔喝得酩酊大醉，缩回圣萨维诺那个隐身之处去了）。触目皆山，就好像《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里的风景。除了山没有别的。山坡上点点处处紧紧贴附着梅塔村这样的（但世界观和走路姿势不同）小村庄。冷飕飕的风呼呼吹过废屋四周。我由衰感叹：德军居然来到这样的地方！德国人大概确乎是凡事认真的种族。
“看见那里的山了吧？”乌比用手指着说，“我小时候，以为那就是世界尽头，实际上也谁都不晓得那对面有什么，谁也没告诉过我。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世界尽头，而这里的梅塔村是世界中心。”他在风中叼一支烟点燃。“难以置信。”说着，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