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为什么穷学校无法在标准化测试中获胜
机器、代码和数据结合起来可以产生惊人的、令人兴奋的视野。掌握正确的数据分析能力，可以增加收入，提高决策能力，或者帮你摆脱单身——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对数据的信仰，要数教育界最为虔诚。2009年，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告诉一群教育研究员：“我对数据推动决策的力量深信不疑。数据为我们画下了改革的路线图，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在哪里，我们需要往哪里去，以及谁会面临最大的危险。”[1]
然而，若相信单靠数据就能解决社会问题，可就太天真了。我在尝试使用大数据帮我们当地的公立学校改善情况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那一次尝试失败了。我失败的原因，与当下信奉技术专家治理论的美国标准化测试教育系统注定失败的原因如出一辙。
我儿子读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给他辅导功课，这让我感觉很头疼。当时，他说：“我要写出一些自然资源的名称。”
我说：“比如空气、水、石油、天然气和煤。”
“我已经写了空气和水了，”他说，“石油、天然气和煤不是自然资源。”
“它们当然是自然资源，”我说，“它们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但它们也是自然资源啊。”
“但老师给的标准答案里面没有这几项。”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会感到力不从心，但当时的感觉像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困境。我脑中的常识（以及互联网）告诉我，有许多可能的“正确答案”。但是，只有其中一个答案能让他在作业中得到满分。
我看了看练习题本。上面还有一头牛和一把雨伞的图片。我说：“牛可不是自然资源。”
“动物就是自然资源。”他说。
“牛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们不是自然资源。”
“但老师说动物是自然资源。”
“老师也说雨伞是自然资源吗？”
“我想，老师指的是雨水吧。这一个我已经写下来了。”
“我们看看你的书吧。”我有点懊恼地说，“你们有练习题本，肯定有配套的教科书。”
“没有教科书。”儿子说，“不对，有那么一本教科书，但老师不让我们带回家。那是在课堂上用的。”
“老师在家长会上说过，教科书有线上的版本，她有没有给你们网址或者密码？”
“没有。”
于是，我花了一个小时试着侵入在线教科书网站，试着在网上找到盗版的教科书。可惜我运气不好，什么都没找着。
我知道，我儿子三年级就要开始参加标准化考试了。一年级的作业已经这么莫名其妙，我真的很担心他——还有其他的孩子，以后要怎么应付考试呢？
我一直在和公民黑客打交道，他们会为了好玩而开发软件和处理政府数据。我决定试试，看我能不能根据我以前教过的一个热门SAT预备课程的经验，想出一个应对标准化测试的策略。其实，我就是试着去钻空子，去鼓捣宾夕法尼亚州学校考评系统（Pennsylvania System of School Assessment，简称PSSA）中的三年级系统。那是整个州的学生都要参加的标准化测试系统。我和一个专业开发团队一起，设计了人工智能软件来处理可用的数据。
近年来，人工智能对记者来说越来越有价值。自动化写作帮助记者更高效地报道常规的体育新闻和商业新闻。机器学习帮助记者理解大型数据集，还衍生出了Overview Project或DocumentCloud这样的文档分析工具。当时，我对人工智能的另一方面很感兴趣，我觉得这个方面可以帮助记者在数据中挖掘新闻，那就是专家系统。所谓专家系统，最初的设想类似一名装在盒子里对外输出建议的人类专家。可惜，这个系统从未行得通。认知力和专业知识太过复杂，无法用二进制计算机（我们现在使用的计算机本质上就是二进制计算机）映射到自动化程序上。然而，我的研究表明，专家系统这一概念其实可以改良，用于公共事务的新闻报道，以便记者能够快速有效地在大型公共数据集中挖掘到新闻。
于是，我设计并编写了软件来做必要的数据分析。我跟一些老师和学生谈了话，还参观了很多学校，多次旁听了学校改革委员会的会议。六个月后，我发现这个测试确实有空子可钻。但并不是专注对付标准化测试本身，而是使用一个技术含量低到不可思议的策略：读那些附有标准答案的教科书。
费城是美国第八大学区，它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身贫苦：2013年，79%的学生符合减免午餐费用的条件。高中的毕业率只有64%，而只有不到50%的学生在2013年PSSA中达到精通或以上的水平。
如果说费城的学校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全国其他大型城市的学校基本都存在同一个问题。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学区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学校没有足够的购书资金。费城学区曾在推特上发过一张令人振奋的照片，那是费城前市长迈克尔·纳特向三年级学生分发20万册图书的照片。不幸的是，让孩子们接触经典文学作品并不能提高他们糟糕的考试成绩。
这是因为，标准化测试考验的并不是学生的一般常识。我在调查中得知，标准化测试考验的是指定的一套书中指定的一些知识，而这套书就是设计测试的那些人编写的。
这一切都跟标准化测试的经济性有关。全国各地的标准化测试都来自三家公司：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霍顿·米夫林·哈考特集团和培生教育集团。这三家公司的业务是编写测试的内容，给测试卷子评分，以及出版备考教材。根据新闻材料，霍顿·米夫林·哈考特集团占有38%的市场份额。2013年，该公司的总收入为13.8亿美元。
同一年，宾夕法尼亚州与数据识别公司（Data Recognition Corporation，简称DRC）签订了一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让数据识别公司给PSSA试卷评分。数据识别公司和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签订了一份价值1.86亿美元的联邦合同，给美国其他地区的标准化测试出卷子和评分。同时，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也编写备考教材和课程，以供学校统一给学生购置。《每日数学》是费城大多数公立学校五年级使用的品牌教程，它就是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出版的。
简而言之，任何想让学生通过考试的教师都必须使用这三家大教科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书籍。你可以看看其中一家公司出版的教科书，再看同一家公司的标准化测试题，感受一下它们的关系。三年级的学生都看得出来，有很多测试题跟教科书里出的题目是非常雷同的。事实上，2012年，培生教育集团曾因在一次标准化测试中一字不改地使用了培生版教科书中的一个段落而成为众矢之的。
这个问题不仅体现在试题上，还体现在试题的标准答案上。2009年，PSSA有一道三年级的题目，要求学生写出一个三位数的偶数，并且解释自己是如何得出答案的。下面是取自宾夕法尼亚州教育部测试补充刊物的一个正确答案：
下面是一个部分正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只得了1分，而不是2分：
第二个答案（200）也是正确的，但是三年级的学生缺乏具体的概念基础，无法解释为什么200是正确的。《每日数学》中就有对这种基本原理的详细阐述，三年级的学习指南中指导老师这样教导学生：“奇偶因数和它们的乘积的关系有什么规则？你怎么知道这条规则是对的？”三年级的学生哪怕不用课本，也能学会分辨偶数和奇数，但要猜到出题人期望他们如何解释奇偶数的分辨方式，就一点儿也不简单了。实际上，这些测试是“狭义”的知识，而不是普通的常识。这个测试系统把孩子们当成了机器学习者，如果想要孩子面对问题时能回答出“正确答案”（这个学习目标令人存疑），那就要向他们输入正确的数据：课本上的数据。
K-12教育系统的老师跟大学教授不一样。大学教授只需要指定书单，让学生自己去购买；K-12老师必须给学生提供书本。但这件事并不简单，K-12老师并不仅仅为每一名学生订购教材。根据我参观学校和采访老师得到的信息，每一名学生每节课需要至少一本教科书和一本练习簿，还有一大沓老师从各种各样的网站上找来的练习题和项目作业（更别说装订夹、绘画纸、剪刀和其他项目材料了）。课本倒是可以循环使用，但前提是州教育局的标准没有改变——至少在过去10年里，他们年年都修改标准。
我意识到教科书和成功通过标准测试之间的直接联系之后，便尝试去找出费城有哪些学校缺失了三大出版公司的教科书。此外，我也非常好奇，究竟需要多少钱才能弥补这一缺口。
于是，我打算找费城学区办公室索要一个列有各所学校课程表的清单。如果我想知道学校应该使用什么教材，就得先知道学校要教什么课程。（如果使用的是诸如《今日数学》之类的品牌课程，学校就可以轻松下订单，还能谈下比较低的采购折扣。）
“我们没有你说的这个清单，”费城学区课程与发展办公室的一名行政人员告诉我，“没有这种清单。”
“那你们怎么知道每所学校都在教什么课程呢？”我问。
“我们不知道。”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们怎么知道各所学校都买齐了学生需要的教科书呢？”
“我们不知道。”
根据学区政策，每所学校都应将所有的图书记录在册，集中收录到一个名为“教材存储系统”的数据库中。“如果你把教材存储系统里那个书单给我，我可以使用逆向工程解读出来，把每所学校使用的教程做成清单给你。”我告诉那名行政人员。
“真的吗？”她说，“那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还能这样干！”
所以，我做了计算机程序员在这种情况下会做的事情：我做了一个解决方案。我写了一个程序，以查看费城每一所公立学校的数据，看看学校登记的图书数量是否等于学生数量。这次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两者并不一致。一般学校拥有的图书数量只有学区推荐课程图书数量的27%。根据学校自己的记录，至少有10所学校一本教材都没有。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教材已经完全过时了。
我参观了其中一些学校，询问学生，他们有多少机会使用课本。“我就读的高中是有课本的，但它们太旧了，像是从20世纪80年代留存到现在的。”刚从费城一所公立学校毕业的戴维这样跟我说。一所公立高中的三年级学生向我抱怨说，她的历史课本每一页都被以前的使用者画过不雅涂鸦。
我参观过帕伦博学院的代数课，那是一所颇受欢迎的精英中学。我向数学教师布赖恩·科恩展示了一些数据，他看起来相当惊讶。帕伦博学院的记录显示，他们使用的教材是霍顿·米夫林·哈考特集团出版的《走捷径拿满分：微积分AB、微积分BC备考指南》。尽管如此，系统中的书籍数量仍显示为“0”。
“这就奇怪了，”在我旁听完科恩的初级代数课之后，他说，“我不知道系统为什么说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是不是那个品牌课程被学校选中了，但一直没订购？或者，学校已经订购了，但是途中被什么意外事件拦截了？
我问科恩能否带我去看看学校的书柜，他便把我带到走廊的另一头。在走过去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位教微积分的同事，便聊了起来。“你的教科书够用吗？”科恩问他。
“够用啊，”她回答道，“费城西部有所学校关闭了，我把他们的教科书都弄到手了。我有个朋友帮我牵的线。”但她用的不是《走捷径拿满分》，而是我的记录表格上没有的另一本微积分教科书。
科恩解释给我说，城市里的教师有这么一种地下经济。有些教师会四处奔忙谈判，就为了给学生买到课本、练习纸和课桌。他们会在业余时间上DonorsChoose.org之类的网站募捐，还会留意任何能从其他学校弄到的资料。费城教师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费城的教师平均每年要自费300美元到1 000美元，来补充他们每年仅100美元的教学用品预算。
科恩和我来到了数学系所谓的“书柜”。说是书柜，其实只是数学系主任办公室的一个小角落，而这个空空如也的办公室甚至上了锁。“这就是我们存放多余书籍的地方。”科恩指着两个矮小的木书架说道。地上有一个开着口的大小中等的箱子，科恩看了看箱子里面，说：“哟，找到了，这些是高级微积分的课本。”原来，盒子里装满了崭新的《走捷径拿满分》。
这种意外本可以被简单地归咎于学校没有中心化计算系统。但问题是，他们还真有这么一套中心化计算系统，我看的就是用它打印出来的单子。清单上显示，帕伦博学院的书籍数量是0，而在这个上了锁的办公室里，我们切切实实地看到有24本书被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里。
费城的学校并非只有教科书这一个问题，还有数据问题——其实数据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我们总把数据看作不变的真理，却忘记了数据是由人类创建的，数据收集也是人类所为。需要有血肉之躯的人类去数一数学校的存书数量，然后把数字输入数据库。通常，这些事情由行政助理或助教完成。但是，州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幅削减了拨款，这意味着学区行政人员的数量随之减少。如果没有人来管理，再好的数据收集系统也是徒然。
曼哈顿学院负责财务的副校长、首席财务官，费城学区前首席财务官迈克尔·马施告诉我，他以前会定期派员工到学校做簿记工作和其他事情，帮忙不过来的校长减轻一些负担。“校长们不擅长管理财务，也不擅长管理学生。他们人手不足，在行政管理上需要帮手。”马施说，“如果校长不跟每位学生家长会面，不解决每一个问题，就会受批评。假如他们没有完成别人看不见的那些活儿，比如文书工作，也不会被通报批评。所以，他们会选择性地安排工作。”
说到课本短缺一事，校长们的反应不出所料。“他们对课本有很强的占有欲，”詹克斯小学一位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家长丽贝卡·东特告诉我，“他们不允许我女儿带课本回家，因为他们怕弄丢了。”在过去两年里，她做了一项调查，以了解老师们的愿望清单（大多数是普及版图书和基本的文具），然后在社区进行募捐。“去年，我第一次做这件事的时候，校长跟我说：‘噢，我们倒是有一些那样的东西。’”东特告诉我。肯定还有一些课本跟帕伦博学校的高级微积分课本一样，也静静地待在学校的某一个角落，只是没有被交到需要的人手上。“没有足够的人和财力将供应室或图书馆的文具用品和教室里的老师连接起来。”东特说，“学校需要足够的钱来把这些点连成线。”
跟进供应物品的走向是一个问题，跟进使用这些物品的学生又是另一项全新的挑战。在费城的学校里，许多学生来自寄养家庭或面临其他不稳定的生活状况，这意味着他们经常转学。费城儿童医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平均每五名费城公立高中学生，就有一名进入过儿童福利或未成年人司法系统。一名教师告诉我，她在费城西部的一所高中教书时，至少每两个星期就会收进或送走一名学生。
“这么大的学区，会遇上一些国内绝大多数学区都不会遇到的后勤问题。”儿童与青少年公民公共教育组织执行理事唐纳·库珀解释道，“一切都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2013年，在完成第一轮数据分析之后，我去了一趟费城学区办公室，要求向学区总监威廉·海特提交我的研究发现。学区发言人告诉我海特不在，并安排我与负责向学校提供支持服务的办公室副主任斯蒂芬·斯彭斯会面。斯彭斯60岁出头，曾是一名体育老师，负责学校每年开学和停学的相关事务。他的工作过去是由一组职员完成的，自从裁员以来，从课桌到地毯，所有事情都由斯彭斯独自处理。
我问他，他如何确认学校在每年开学之初有足够的课本。他解释道，每所学校的校长应该在开学和停学的时候分别提交一份清单给他。这份清单（他发给校长们的一份Word文档）上有一个方框，校长可以在这个方框上打钩，表示学校有足够的课本可用。
“学校存书的问题，并非由一个办公室集中进行管理。”斯彭斯说，“如果是一位非常懂技术的校长，可能会自行开发一个系统，在线上对存书进行管理。而那些不怎么擅长搞技术的校长可能就会派职员去给教科书计数，把书搬到书柜里，然后定期检查书柜。”
我对这个说法还是有些存疑，毕竟几年前就已经有一个覆盖全学区范围的电子系统了。2009年，一名学生在费城学区学校改革委员会的会议上站起来说：“我没有课本。”从那以后，当时的学区总监阿琳·阿克曼决定对学区的学校存书进行线上管理。学区信息主管梅拉妮·哈里斯也曾告诉我，这个系统是利用内部资源开发的。
我问斯彭斯：“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线上系统已经不用了吗？”
他说，校长们更喜欢使用他们自己开发的系统，然后再将库存报告提交给他。“我靠校长和实时数据来做工作。我用我们刚才谈到的开学和停学两个清单来跟踪这些数据。”
斯彭斯收到校长们提交来的清单，就会把信息填到他电脑上的一个Excel表格里。
“这个Excel文档会共享给别人吗？”我问。
“会共享给学区的助理总监们。”斯彭斯说，“我们会开会讨论这些事情。而且在整个开学会议期间，这份表格会一直被投射在大屏幕上。”
作为一名数据科学专家，我清楚地知道此事把斯彭斯搞得焦头烂额。上百万本教科书、几十万张课桌——没有技术协助和充足的人手，要跟踪到每一个物件是不可能的。要弄清楚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些数据，也同样困难。
最终的结果是，费城学区的数据根本对不上号。以费城南部的蒂尔登中学八年级为例：根据学区的记录，他们使用的是霍顿·米夫林·哈考特集团出版的《文学元素》阅读教材。根据（显然不靠谱的）学区库存系统显示，2012—2013学年，蒂尔登中学八年级有117名学生，但只有42名学生有教材可读。这所学校大部分八年级学生没有通过国家标准化测试：他们的平均阅读分数只有29.4%，而学区平均分是57.9%。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去了解学生需要什么，以及学生实际上拥有什么。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教育预算实在太少了。《文学元素》教材的价格是114.75美元。然而，2012—2013学年，蒂尔登中学给每名学生的购书预算只有30.30美元（费城其他中学也是同样的情况）。一个人分配到的预算相当于一本教科书价格的四分之一，却要包揽所有学科的所有课本。我自己的计算显示，2012—2013学年，费城的学校的存书量平均只覆盖到总课程所需图书量的27%，而课程所需图书量总共要花费6 800万美元。由于学区办公室没有收集到课本使用量的综合数据，我的计算可能高估了实际情况，但更有可能的是严重低估了。
2012—2013学年结束时，购书预算被完全取消了。2013年6月，公立学校改革委员会（2001年取代了费城教育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被称为“末日预算”的提案，将费城学区2014财年的运营成本预算削减了3亿美元。（2011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已经将公共教育拨款削减了近10亿美元。）费城的学校分配给学生的购书预算变成了0美元。2015年也一样，依然没有为购书提供预算。
借助这种复杂的官僚主义正好能理解技术的缺陷。用代码构建起烦琐的标准，然后使用数据来衡量这个系统是否符合它自己的标准——这基本上就是计算机的本质。这种技术可以用于任何复杂的、烦琐的程序，但它也加剧了我们的社会和公共系统的复杂性。
在这个调查项目中，我对盖茨基金会有了颇深的了解。盖茨基金会是一家规模庞大的教育基金会，是《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发展和应用的主要推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公立学校都存在的状况可以被看作一个工程问题。国家标准可以被看作一座房子的蓝图。如果蓝图已经有了，而且所有的利益干系人一致同意这份蓝图，那么承包商就可以动手根据蓝图建房子了。然而，一旦蓝图有改动，承包商的工期也会变动。每给房子增加一个新功能，成本就会增加，交付期也会进一步延后。
软件项目也是一样。一般来说，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初期对软件系统所有功能的枚举都会有所疏漏。每次要增加一个新功能，开发成本就会增加，软件发布日期就会延后。这就叫作“范围蔓延”。作为微软公司的头号人物，比尔·盖茨主导过的大型软件开发项目大概比任何人都多。从这个角度看，盖茨基金会介入完成国家标准，游说各州同意这份标准，然后实施课程，并按相关标准对学生进行测试评估，是合乎情理的。这是一个设计得很优雅的工程方案。如果人们能在标准上达成一致，并且这些标准好些年都不再改变，那么它是很可能奏效的。
然而，这不仅是一个工程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教育标准不是自然法则，而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下产生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对于如何在标准课程中描绘进化论和气候变化，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学校委员会行政官员大概会持不同的看法。甚至加州州内的学校委员们很可能都无法达成一致，得克萨斯州也是如此。如果你对这种围绕教育标准的激烈争论有兴趣，不妨看看2014年科罗拉多州关于AP级美国历史测试的报道。[2]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还有国家教育协会、美国教师联盟、繁荣美国人协会（一个由持自由理念的科赫兄弟所资助的保守团体）、择校制度积极活动者、房地产开发商、当地学校董事会的民选官员，以及大学董事会一拥而上，卷入这场举国关注的论战。长期以来，教育界一直是美国文化冲突的战场。
从这项学校标准在全国各地遭遇的滑铁卢，可以看出试图使用工程方案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堪后果。这种形式化的工程方案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耗时且依赖数据来驱动。这样一来，我们对数据或更先进技术的追求就会掩盖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工程解决方案最终是数学解决方案。在定义明确的情况下，数学能够干净利落解决的问题，是那些定义明确的问题，带有定义明确的参数。而学校全然不是“定义明确”的。学校是人类创建的最为绚丽的复杂系统之一。我每天去教室上课，每天都带着惊奇的心情离开。我的学生的生活复杂得不得了。他们还有其他要赶的工作、家庭琐事和旅行计划。有时候，他们还得满足自己孩子的各种要求。那是一个变化莫测的环境。这也是我热爱教学的一部分原因；在帮助这些学生变得更优秀这方面，我还是颇有一点能力的。
但是，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我有时候还是会对这种不可预知性而感到厌倦。给一门课程制订教学大纲，就好比在制作这个学期的蓝图。如果所有人都遵守大纲上规定的规则和时间表，那这个学期就会有条不紊，每个人都能学到知识。但是，在我10年的教学生涯中，不经调整便顺利执行完大纲上所有作业和阅读任务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有一点需要说明：调整教学大纲对学生更加友好。我调整教学大纲，以适应和优化课堂上学生的学习体验。如果大多数学生看起来都不太理解一个基础的计算概念或者新闻概念，我就会放慢进度，先帮他们搞懂，再谈更高阶的内容。这与目前的最佳教育实践结果和已实证的教学研究是一致的。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制定课程，能够让课堂体验更好。然而，每当我调整将学生每一次阅读任务和每一次作业的期限都排列得明明白白的表格时，我内心身为工程师的那一面仍忍不住叹息。
我可以很轻松地调整我的教学大纲，因为我一个学期才教大约30名学生，而且所有学生都很积极。他们一周来上一两次课，而且他们确实是想上我的课才会来——我的课定时定质，童叟无欺。如果我在施行K-12教育的公立学校任教，那情况就会有所不同。K-12教师也会调整教学大纲，但他们每天要应付30多名学生，一周5天都必须在教室里，没有选择余地。我在私立大学任教，所以如果我在学期中途发现有对学生有帮助的新书，可以让他们自行购买。但是在K-12公立学校里，课本是由学校提供的。在学期中途，基本没有教师能够被获准购买30多本书。即使他们被获准购买了，也得花上好几周时间走采购流程。在我的大学小课堂上做一些调整，就像驾驶一辆高性能跑车，想转弯就转弯；而在K-12公立学校做调整则困难得多，像是在一艘高速行驶的邮轮上掌舵转向，难于上青天。
面对这个问题，技术沙文主义者可能会提议用技术来解决。比如，我们可以给所有课本制作电子版本，学生就可以在手机上使用课本了，因为所有的学生都有手机。
大错特错！
手机对于阅读短篇作品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在手机上阅读长篇累牍的作品却非常麻烦，而且令人很不舒服。有研究表明，在教育环境中，屏幕阅读的效果比在纸上阅读要差。当研究对象在屏幕上阅读时，阅读的速度、准确度和深度学习都会受到影响。纸是一项简单而卓越的技术，可以让学生沉浸其中学习知识。在屏幕上阅读确实有趣又方便，但以理解为目的的阅读并不是为了好玩或方便。课堂阅读是为了学习，说到学习，学生更喜欢纸张，而非屏幕。[3]
另一个技术沙文主义者可能会建议给所有学生买iPad或Chrome笔记本，或是其他的电子书阅读器，同时给所有课本制作电子版本。又是一个“好主意”。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你身边有没有小孩或者青少年？你有没有留意过，他们有多容易把东西搞丢？小孩子总是搞丢手套、帽子、钥匙、药片——不仅是这些，是所有东西。他们总是搞丢东西，还经常把东西搞坏。所以，在一个拥有超过500名学生，甚至超过1 000名学生的学校里，给每名学生配备一台200美元的平板电脑或电脑，而且每一届学生都要配备，这根本行不通。如果没猜错的话，一般学校计算机室和重度使用者的电脑的使用寿命是两年左右。
一本书的使用寿命是5年以上。一本语言艺术课的平装课本只要0.99美元。纸书不需要维修，也不需要升级。换掉一本书非常便宜。计算机则有基础设施需求。如果要给500名学生购买电脑，你不仅是购买了500台电脑那么简单，还得负责一系列相关的服务、花费和维修。
假设你的学校有500名学生，你要给他们一人配一台笔记本电脑。那么，你还得为这500名学生，以及50多名教师、20多名管理人员和职工，还有所有学生家长提供24小时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支持服务。你得调整学校老化的电气系统，确保有足够的电力来连接电脑。你得升级学校的空调系统，因为电脑会散发大量热气，而且在过热的环境中也容易出现故障，所以一定要确保有空调。你得有一个非常强大、永远可以连接的Wi-Fi，可以处理超过600人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的带宽需求。这个Wi-Fi必须覆盖学校的所有地方，哪怕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教室，它们四面都是可以屏蔽Wi-Fi信号的牢固煤渣墙。你得管理Wi-Fi的所有密码。你得帮那些忘记密码的人找回密码，哪怕是凌晨三点。你得给教师们用来布置作业、跟学生和家长沟通的学习管理系统搭建一个安全的网络架构。你需要保证这个安全网络架构不违反《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这个法案允许教育记录学生隐私，对记录学生隐私的定义却含糊其词。你需要进行大量谈判，以取得合法协议和解决方案，以遵守《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网站运营商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才可以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并且必须保护这些个人信息——哪怕儿童六七岁开始上学，并且在13岁前使用电脑，也应当如此。你要给几百个学生、教室和职员设置上网账号，还得把离开学校的学生和教工的账号注销。你得在学期开始的时候检查所有电子书，在学期结束时再检查一遍。你得拿到所有电子书的许可证，支付许可费用，并且定时去更新许可证的期限。如果有谁没有许可证，没办法做家庭作业，这种不可避免的问题，你也要及时处理。你得处理防火墙。如果学生在家无法连接到学校的网络，他们要怎么做家庭作业？每天只要有电脑坏了，你就得维修，并且要有储备的电脑，在一些电脑需要大修的时候提供备用方案。你需要额外的充电器，以防有些学生不小心把充电器落在家里。你得补充购买电脑，以代替丢失的电脑、被偷走的电脑。你必须制定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电脑使用政策，阻止学生查看不恰当的内容，你要通过这个政策表达“不要用学校提供的电脑观看色情和极端暴力的视频、毒品内容，或其他任何会让你的父母对校方生气的内容”。你还得想办法让学生（以及教职工）遵守这些规定，并且创造出一种大家是出于自愿而非被迫遵守规则的氛围。你得让这套基础设施启动并运行起来，然后在无限期的未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对它进行维护，并且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及时使用新技术。你必须使用极少的受训人员、最少的预算和微薄的薪水，来完成这项工作。
挑战还不止如此。教室和行政人员从2005年首次提出的那个价值2 000万美元的“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简称OLPC）项目了解过，简单地给学生提供笔记本电脑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将电脑用于学习。在巴拉圭部署的OLPC项目发现，教师和学生用电脑只是玩游戏和查看多媒体内容。[4]学校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并提供技术支持，以便教师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他们的教学计划中。但即便如此，后勤问题（损坏、丢失等等）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尼日利亚一个OLPC学校的孩子使用笔记本电脑浏览色情内容，消息传开后真叫人大跌眼镜。[5]
这事儿真不容易。考虑到这一切，仅仅使用课本似乎更划算，也更简单。
我在2014年第一次写到这个问题。[6]新闻发布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只是非常缓慢。2017学年的教育拨款总算重点照顾了购买新课本的提案。“2016财年和2017财年的投资计划，包括3 200万美元用于更新教材，以及1 200万美元用于聘请心理辅导员和护士。”2017学年费城学区的预算书中这样写道。慈善组织捐赠了1 000万美元，用以“在所有三年级教室里建立分级图书角”。这是用于八年级阅读和数学教材、高中技术更新、更多资优学生的发展机会，以及聘请心理辅导员和护士的4.4亿美元投资计划中的一部分。[7]
如果我们从互联网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项目，互联网的步伐是快如闪电的，而这个技术项目却花费了非常长的时间——先花了六个月进行开发，又花了两年让世界看到改变。技术沙文主义者会说，花整整两年等来一个社会变革，这实在太久了。可是，要改变一个庞大的官僚结构是极其困难的。就像在全速前进的邮轮上掌舵转向，那可不是说转就转的，你得耐心等一会儿，别无他法。其他的算法问责调查报道也是一样，要耐心一点。调查需要花费很长时间，途中你未必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而且很可能好几年都不会产生什么社会影响。
现在我试着对费城学区的“教材更新”计划保持乐观态度。我不确信这个计划在一年后还能奏效，部分原因是国家标准可能会再次改变，需要不同的教材。标准化测试供应商也有可能要变了，这就要求教师改变他们的教学策略，诸如此类。我希望这些标准在若干年内保持原样，好让教师、学生和学校系统能赶上标准，为各学校制定并施行最适合他们学生数量的教学策略。我希望州政府能够全额拨款给公立学校系统，从铅笔到笔记本电脑，再到食堂里的土豆泥。我希望目睹公立教育取得成功。我想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精通技术的年轻人，让他们去学习公民学、艺术、文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历史，以及世界上所有新奇的事物。我希望他们是美国实验和美国梦的全面参与者。可惜这一次，我并不确信我能得偿所愿。
[1] Duncan, “Robust Data Gives Us the Roadmap to Reform.”
[2] Lane, “What the AP U.S. History Fight in Colorado Is Really About.”
[3] Broussard, “Why E-books Are Banned in My Digital Journalism Class”; Wästlund et al., “Effects of VDT and Paper Presentation o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Noyes and Garland, “VDT versus Paper-Based Text”; Morineau et al.,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textual Role of the E-book in Cognitive Processes through an Ec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Noyes and Garland, “Computer vs. Paper-Based Tasks”; Keim, “Why the Smart Reading Device of the Future May Be… Paper.”
[4] Ames, “Translating Magic.”
[5] Kraemer, Dedrick, and Sharma, “One Laptop per Child”; Purington, “One Laptop per Child.”
[6] Broussard, “Why Poor Schools Can’t Win at Standardized Testing.”
[7] School District of Philadelphia, “Budget Adoption Fiscal Year 2016–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