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英国谷物法史

［注：这篇文章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新发现的，发表于1955年8月“统一”（《Einheit》）杂志第8期。本文按写作日期应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俄文版因当时第二卷已出版，第三卷亦已付印，因此作为补遗收入第四卷，我们也由于来不及编入第二卷，暂时仍按俄文版收入第四卷中，待再版时改正。——译者注］

在上一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输出，而很少需要从国外输入。可是从那时起，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条件，谷物价格必然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肉类价格昂贵，许多耕地变成了牧场；同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机器发明，正在这个时期推动了工业空前未有的发展，而人口也有了空前未有的增加。于是，英国不得不首先取消粮食输出，最后甚至要求从国外输入粮食。由于革命时期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输入发生困难，迫使英国用粮多少局限于本国所生产的。战争所造成的输入困难起了保护关税的作用。谷物价格上涨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地租也就增加到以前的两倍，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增加到以前的五倍。因此，不久前变成牧场的大部分土地，又重新种植谷物了。英国土地占有者（顺便说说，他们包括几百个勋爵、六万个左右从男爵和出身于非贵族的乡绅）的收入大大增加，于是他们追求起豪华奢侈挥霍无度的生活来，这样，即使他们地租有所增加，也很快就入不敷出。不久他们的庄园就为重债所累。1814年的和平清除了输入上的障碍，因而粮价下跌，由于租金过高，租佃者的收入已不足抵偿粮食的生产费用；当时出路只有两条：或是土地占有者降低地租，或是实行真正的保护关税来代替过去实际上起了保护关税作用的东西。土地占有者，他们不仅在上院和内阁里占着优势，同时在下院也几乎有绝对的权力（在改革法案实施以前），他们当然选择后者，于是不顾资产阶级以及当时还受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激愤，于1815年借助刺刀实行了谷物法。1815年的第一个谷物法规定，在英国粮价每夸特 ［注：夸特是英国的容量单位，约合2．909公石。——编者注］低于80先令时，绝对禁止粮食进口。只有在达到这种价格或超出这一价格的情况下，才许可从国外自由输入粮食。然而，这个法律不仅不符合工业居民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农业居民的利益，于是在1822年又做了若干修改。但是，这次修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近几年来粮价总是低廉，从来没有到过许可从国外输入粮食的水平。虽然历次修改法律，议会又屡次组织委员会进行调查，租佃者仍然不能补偿自己的生产费用，于是哈斯基森和坎宁终于发明了著名的Sliding-Scale〔调节制〕，这一制度后来被他们的内阁继任者订为法律 [255]。依据这一调节制，进口税随着国内粮价下跌而提高，随着粮价上涨而降低。以为用这种方法就能保证英国租佃者获得一个高昂而固定的粮价，使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支付高额地租。然而，这一措施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这一制度日益使人不堪容忍，从实施改革法案以来，在下院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更加坚决反对谷物法了，于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在组阁一年以后，就不得不降低关税。

反对谷物法的反对党也组织了自己的力量。由于粮食腾贵而不得不给工人支付较高工资的工业资产阶级，不惜任何代价力图废除这些它所痛恨的法律——代表农业利益的旧统治（而且这种统治使其他国家易于同英国工业进行竞争）的最后遗迹。1838年底，曼彻斯特的几个大厂主创立了一个反谷物法协会；这个协会的势力在曼彻斯特近郊和其他工业地区迅速扩展开来；反谷物法协会后来称为反谷物法同盟，它组织募捐，创办杂志（“反谷物税通报” [256]），并出资派遣演说家到各地去，利用一切英国惯用的鼓动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谷物法同盟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正好是处于萧条状态的那四年），其言论是极端激烈的。当1842年初萧条变为真正的商业危机而使全国工人阶级陷于可怕的贫困时，反谷物法同盟就成为真正革命的同盟了。它的口号就是耶利米的格言：“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 ［注：见旧约全书耶利米哀歌第4章第9节。——编者注］；它的机关刊物明确地号召人民去造反，并以“长枪和火把”威胁土地占有者。它的巡回鼓动家们走遍了全国各地，到处宣传鼓动，他们所用的语言，比之他们的机关刊物也并无逊色。群众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召开，递交议会的请愿书一份接着一份散发，而且正当议会开会的时候，同盟也就在紧靠议会大厦的隔壁同时召开代表大会。当皮尔不顾所有这一切，对谷物法只作修改而拒绝废除时，这个代表大会就声明说：

“人民对政府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他们应当只靠自己；必须刻不容缓地立即停止政府机器车轮的转动；使用言语的时刻已经过去，行动的时刻已赶到来；应该相信人民不愿再为穷奢极欲的贵族而活活饿死，如果这一切都不行，还有一个能够迫使政府让步的办法：必须（全国大工业城市的大厂主和市政官吏的这个代表大会就是这样声明的）［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编者注］把人民派遣到产生各种贫困的农业区去；但是人民不应该象一群温顺的‘贫民’似的而要象‘去仇敌那里扎营’似的开进去。”

厂主们想采取一种巨大措施，于二十四小时内就在曼彻斯特赛马场召开一次50万人的集会并发动一次反谷物法的起义；这就是 关闭他们的工厂。 七月里情况开始好转。定货数量增加了，厂主们发觉危机即将结束。但是人民仍然愤愤不平，贫困现象到处都是；既然反正总要出事，那就应该马上行动。一个斯泰里布雷芝的厂主当情况已经好转而本应提高工资的时候，反而突然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这便迫使他们不得不停止工作以求把工资保持在从前的水平上。于是这件事便成为工人起义的信号，工人使城内和近郊的全部工厂停了工，他们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厂主（全部是反谷物法同盟的盟员）一反往常，并没有加以任何阻挠。工人召集会议；会上厂主亲自担任主席，他们企图把工人的注意力转到谷物法上。1842年8月9日，即起义后四天，工人进入了曼彻斯特，在那里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就使全部工厂停了工。反对他们的只有一个厂主，他是保守党人，是同盟的敌人。起义扩展到了所有工业区；市政当局（大家知道，在英国，一切诸如此类的事情都由市政当局决定）全是反谷物法同盟的盟员，他们哪里也没有反对起义者。这期间，同盟的活动家一直是为所欲为的。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失算了。他们为了要用强力废除谷物法而把人民拖到起义中去，可是人民却很少想到这些谷物法。人民所要求的是1840年水平的工资和实现人民宪章。同盟发觉这一点以后，就立即掉转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同盟者。同盟的全体成员都报名当了特别警察，他们宣了誓，组织了一支镇压起义的新军队——一支为他们所敌视的政府服务的军队。人民的起义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这次起义突然爆发是出于人民意外的，因为人民根本就没有准备进行这样的起义）；谷物法依旧保存了下来，于是无论资产阶级或人民又都受了一次教训。反谷物法同盟为了用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因起义失败而被彻底打垮，于1843年又掀起一个巨大运动，号召盟员募集5万英镑；在一年内，同盟就超额地募集到这笔款项。同盟重新开始了鼓动，但不久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听众。它总是吹嘘，从1843年起，在工业区已无事可做，可以把自己的活动转向农业区了。但是症结却正在于此。1842年起义以后，曾经被无耻地出卖过的人民愤慨万分，那时同盟的代表人物已无法在工业区召开公开会议，否则就会被人民打得头破血流，狼狈地赶下讲台。因此，他们为了替自己的那一套言论找市场，就不得不到农业区去。这里同盟是有某些实际功绩的，它使租佃者因以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产生了一种特有的羞愧情感，并使农业阶级成为关心整体利益的阶级。1844年，同盟在前次募捐获得成就的鼓舞下，宣称将开展一次总额为10万英镑的新的募捐。第二天，曼彻斯特的厂主曾聚集一堂，半小时内就认捐了12000英镑，1844年11月认捐总额达82000英镑，其中57000英镑已经付款。几个月以后，展览会在伦敦开幕了，它也会使同盟有一笔巨额的收入。这一巨大的运动从曼彻斯特扩展到整个英国，吸引了英国极大多数资产阶级，但是（我们再说一遍）丝毫也没有引起工人阶级的同情；如果我们问一下：这个运动的动因是什么，那我们就应该承认，首先是大不列颠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私利。对这个阶级说来，有巨大意义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以便至少象它所想象的那样，在工商业方面保有永久的世界垄断，能和竞争者一样支付低薪，同时还能利用八十年来英国因现代工业居于首位而取得的一切优势。在这里因废除谷物法而获益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民。其次，资产阶级还要求把这一措施作为改革法案的补充法。改革法案规定采用选举资格，废除对某些个人和团体旧有的选举特权，这在原则上应该使资产者富豪阶级掌握政权；但在实际上，土地占有者阶级在议会中还保存着相当大的优势，他们派到议会去的代表 直接的有各郡产生的143人， 间接的有小城市产生的几乎所有代表，此外，大城市的托利党人代表也是代表他们的。农业利益的这种优势，使 皮尔在1841年建立了托利党人的内阁。废除谷物法会给下院大土地占有者的政治势力以致命打击，换句话说，实际上会给全部英国法律以致命打击，使租佃者不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独立。废除谷物法意味着宣布资本为英国的最高权力；而英国宪法就会根本动摇；立法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即土地贵族的一切财富和一切权力就会被剥夺，因此，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前途的影响远远大于任何其他政治措施。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废除谷物法在这一方面也并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利益。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秋

载于1845年12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193和194期

编辑部附注中说明作者为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电讯”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255] 调节制实施草案是由坎宁的托利党内阁于1827年制定的，经某些修改后于1828年由威灵顿的托利党内阁作为法律实施。——第564页。

[256] “反谷物税通报”（《The　Anti-Bread-Tax　Circular》）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机关刊物，原称“反谷物法通报”（《The　Anti-Corn-Law　circular》）；1839至1843年在曼彻斯特每两周出版一次。——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