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
[449]
柏林
[1865年2月13日于伦敦]
……由于今天接到的第二十一号上所刊登的莫·赫斯的通讯，我们的声明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编者注］已经有一部分过时了，因此，这件事可以先放一放。的确，我们的声明也还包括另外一点，即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波拿巴主义的态度，并示意德国工人学习这个榜样。这对我们来说比反对赫斯更为重要。但是，我们关于工人对普鲁士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意见，将在其他地方详细说明。
您在2月4日的来信中说，我本人曾经警告过李卜克内西，要他谨慎一些，以免被赶走。这是事实。但是，我同时写信告诉他，如果采取适当的形式， 一切话都可以讲 ［注：见本卷第55—56页。——编者注］。 反对政府的论战即使采取柏林条件下“可能的”形式，也截然不同于向政府谄媚，甚至截然不同于对政府作表面的妥协！我写信对您本人说过，《社会民主党人报》连这样的影子也必须避免 ［注：见本卷第55页。——编者注］。
我从您的报上看到，内阁在废除联合法的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希望以此赢得时间。同时，《 泰晤士报》的一条电讯则说，内阁赞许拟议中的由国家帮助合作社这件事。[86]如果《泰晤士报》这次例外地刊登了正确的消息，这丝毫也不使我感到奇怪！
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例如，表现在下面这件事实上：甚至有选举权和共和国的美国工人也还是少不了工会——，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联合权除此而外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它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控制 ［注：见本卷第72页。——编者注］；总之，这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进步党[58]，也就是说普鲁士的任何资产阶级反对党，只要没有发疯，都会比普鲁士政府，尤其是比俾斯麦政府快一百倍地表示同意！与此相反，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凡是了解普鲁士情况的人，都预料得到，帮助的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深信随着“新纪元”的到来政权会因摄政王的恩典而落在自己手里[97]，才使自己出了丑并且落到了目前这步田地，同样，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 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
[58]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
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发生在1860年2月，原因是普鲁士议会下院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下院批准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1862年3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年9月底，组成了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10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47、64、66、232、345、450、457、460页。
[86]1865年2月11日，贸易大臣伊岑普利茨伯爵在普鲁士议会辩论联合权问题时宣读了一份政府文件。政府为了在联合问题上争取时间，阻挠完全废除禁止联合的法令，就借口说，工人所希望的物质状况的所谓改善要取得任何成果，与其说要实行联合自由，不如说应该努力促进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泰晤士报》在1865年2月13日的一则电讯中报道了上述的普鲁士政府文件。——第72、77、450页。
[97]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见注58）和1862年9月俾斯麦执掌政权就结束了“新纪元”。——第78、450、456页。
[449]这封信只剩下了马克思在1865年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断（见本卷第76—78页）。——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