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 初次受挫
疗养期间在夏威夷感受微风吹拂
野口推拿与长寿饮食法
我第一次感受到“衰老”是在我42岁的时候。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走进工作室准备录音，坐在椅子上，拿起乐谱，却发现眼前的五线谱有些模糊，不知为何看不清音符的位置。一开始我以为是灯光太暗的缘故，让助手又拿了一盏灯过来，可眼前的乐谱还是模糊不清。好奇怪啊，我又尝试调整了桌子的高度，但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我靠着椅背发了好一会儿呆，这样下去我没办法工作啊，这可如何是好。
过了一会儿，我又拿起乐谱，发现刚才看不清的五线谱和音符现在又清晰可见了。我将左手拿着的乐谱前后移动，发现与前一天相比，在我视力范围内能够清晰看到的点确实变远了。这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变成老花眼的瞬间。我从小到大视力一直保持在1.5，这种眼前的东西一片模糊的体验对我来说也是头一遭，这让我大受震撼，但确实也束手无策。即便对“老”字带有抵触情绪，无奈之下我还是决定配一副老花镜。第一次戴上老花镜的瞬间，我发现眼前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没戴老花镜的时候我错过了多少事情可想而知……这也让我感到失落。
数年后，我再次参与了大贯妙子的专辑制作，在纽约最后一天录音时，我们邀请了一些音乐家和附近的朋友，在工作室举办了庆功宴。在完成了有成就感的工作之后，喝的酒也比平常更加美味。在我开心地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那天的主角大贯妙子走过来对我说：“给我看看你的手相吧！”她也喝高了。看着她笑嘻嘻的脸，我也很放松，毫不犹豫地把手掌伸了出去，但她看着我的手掌，神色渐渐凝重起来。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接着大贯妙子好像很难以启齿似的，嘀咕道：“你这样下去的话，来日不长哦！”她的口气很认真，绝不像是在开玩笑。
大贯妙子对我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救我，那就是野口推拿。野口推拿是野口晴哉在“二战”后不久创立的治疗方法，与那种常见的用手“咔嚓”一下掰骨头的按摩不同，它似乎还有一些涉及改善人的心性的理论。大贯妙子也跟我说“一旦开始推拿治疗，以后就离不开它了哦，要活着可能会变得更不容易”，但当时我最小的儿子只有5岁，我还不能轻言放弃，至少得再活15年到他成年[1]为止。虽然我之前从未接受过推拿治疗，甚至连按摩也没有过，但我对这种“最后的手段”——野口推拿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决定去试试看。
我想野口推拿也算是东方医学中的一个集大成者了吧。大贯妙子介绍给我的是她的中学同学，三枝诚医生。三枝医生小时候身体虚弱，他自己也是在野口推拿的帮助下恢复了健康的体魄。我去拜访了三枝医生，他首先以轻轻触碰我脊柱的方式进行治疗，坦白来说，第一次我根本感受不到他手中的“气”，也真的不知道这套手法是否有效。但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再加上治疗本身让我像偷看了秘密组织一样兴奋，我变得更想了解这个治疗方法了。
我天生患有“痴迷症”，所以一口气将所有可以买到的野口晴哉的书都买了下来并开始阅读。自那以后，每次回日本我都会去三枝医生那里接受推拿治疗。回到纽约后，我尝试着自己模仿野口推拿的治疗方法，如果周围的人身体有问题，我就会像阅读《家庭医学手册》一样翻阅野口推拿的书，试图找出原因。
那段时间，随着对推拿理论理解的加深，我感觉身体状况确实得到了改善。三枝医生精通合气道，我也得到了他的教诲。我发现替代医疗[2]的医生在关注身体状况的同时，很多也精通武术。合气道不同于其他格斗技术，拥有强壮的肌肉并不意味着胜算更大。相反，对手的力量越强，合气道就越容易靠利用对方的力量施展技巧来打败对方，我觉得这很有趣。三枝医生后来向我介绍了擅长古代武术的甲野善纪。甲野曾经带着日本刀来过我的演奏会现场，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我的休息室，还和那天恰巧作为嘉宾到场、擅长空手道的山本耀司切磋了一番。
在听了三枝医生的建议后，我反思了之前用碳酸饮料搭配垃圾食品就心满意足的饮食习惯，开始尝试以糙米为主食，以蔬菜、盐渍菜[3]和干货为副食的长寿饮食法。我阅读了长寿饮食法创始人樱泽如一的著作，有一段时间还尝试加强版的长寿饮食法，成为一名不食用任何动物性食品（如乳制品、鱼和蜂蜜）的严格素食主义者。让人意外的是，我很快接受了这种饮食方式，虽然最后只坚持了半年。
“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都要坚持下去”是我的信条，在年轻精力旺盛的时候，我连续三天熬夜也能神色如常。即使连续工作16个小时，也能保持精力集中，每晚都会待在工作室埋头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再跑到街上去喝酒，之后又回到工作室继续工作，这样的工作状态简直是家常便饭。因为我老是这样，当时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地因过度劳累而倒下，为此他们还半开玩笑地讨论过：“为了能让我们自己休息，要不给坂本龙一下点药吧？”[4]
然而，与体力无穷无尽的时候相比，进入40岁之后，我开始像普通人那样体会到疲劳袭来的感觉。并且因为不怎么摄入动物性蛋白质，我的性格也逐渐变得温和。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为生存而战斗的精神。这很不妙。这么做反而是在逐渐接近死亡——我产生了这样的焦虑，于是决定结束素食生活。地球上还存在一些地区，比如格陵兰岛，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植物无法生长，人类只能将动物的肉作为食物。在极端情况下，为了活下去，甚至可能需要啃咬生老鼠。我意识到，过度追求苦行僧一样自律的饮食，反而会牺牲掉人的生命力，这是本末倒置的。
当然，我也不认为用半年时间实践素食主义是毫无用处的。我学到了包括长寿饮食法在内的饮食疗法的本质，并努力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东西更接近自然。正如大贯妙子对我说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活变得“更不容易”了，但我学会了辨别对自己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和我必须做的事情，并开始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即使现在正和疾病做斗争，在进行癌症治疗的同时，我仍在继续食疗、针灸、中医、推拿等辅助治疗以保持和提高身体的整体状态。
美国的医疗
在之后大约20年的时间里，我以接受野口推拿的治疗为中心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尽管体力有所下降，但一直也还算健康。觉得喉咙稍有不适时，不去医院，不吃药，靠泡脚就能好，健康状况没出过任何问题。进行了好几次全身体检，也一直没有异常。因此，我或许也在某些地方放松了警惕。2014年6月，感到喉咙有些不适时，我去了医院，为安全起见接受了精密体检。医生采集并检查了我的咽喉细胞后，告诉我得了口咽癌。我的第一反应是“癌症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真的难以置信。
在我脑中最先闪过的是，即将在当年7月开幕的札幌国际艺术节。我作为客座导演，参与了整个艺术节项目，在开幕前夕推掉工作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可以选择先不公开病情，一边私底下去医院治疗，一边按原计划出现在开幕式的会场。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我下决心专注于治疗，取消了艺术节相关的活动和年内剩下的工作，留在了纽约。
决定在纽约接受治疗后，我又陷入了另一个抉择中，就是选择西方医学，还是选择替代医疗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说的，长期以来，我都更偏好替代医疗，也向周围的人强烈推荐自然疗法。然而，查阅的资料越多，我就越意识到癌症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疾病。如果只使用替代医疗治疗，效果会很不充分，甚至会导致病情加重。因此，我决定先采用西方医学对抗癌症，在免疫力下降时通过替代医疗来提供支持—使用这样的综合治疗手法。我想只靠其中一种方法是不够的。
我们在互联网上会搜索到许多声称对癌症有疗效的商品信息，例如胡萝卜汁、微生物酵素、蘑菇的提取物等。我不会轻易把这些东西全盘否定，认为它们都是骗人的。但这些商品标榜的“成功案例”，可能是每一万人中仅此一例，而背后可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已经去世，只是没有被提到而已。所以我认为，即使有因此治愈的案例真实存在，这世上也没有所谓的“服用了这个就可以根除癌症”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西方医学中的例证，例如通过外科手术可以有多大程度的改善，抗癌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会有多大程度改善等，都是基于过去数据积累的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是西方医学的中心，也是替代医疗的中心。美国至今仍未正式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推动这一制度建立的政治家也会被认为是极左翼，如果想要接受正式的癌症治疗，医疗费用会非常高。对于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癌症患者，如果保险公司认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他们便会被拒绝收治。因此，人们对费用相对较低的替代医疗抱有很大期望。
另外，或许有些出人意料，我在纽约接受治疗的那家医院，也会向患者提供有关中草药和中医等的相关信息，并开设了瑜伽课程；如果有需要，医院还会向患者推荐针灸诊所。其实在美国，可以说西方医学和替代医疗之间的距离比在日本要近得多。像我这样，同时使用两种方法进行治疗的患者并不罕见。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医院接受全面治疗，所以有很多惊奇的发现。首先，整个医院很冷。我知道美国人喜欢吹空调，但他们竟然把医院的温度也调到16度！这和红酒柜的温度相差无几啊！当我看向周围，像我一样的癌症患者都穿着短袖，毫不在意地大口喝着可乐——在这家医院的候诊室里，可乐和咖啡可以随便喝。据说可乐中含有致癌物质，即便没有，可乐本身也含有大量的糖，不可能有益于身体。这里明明是美国国内顶级的癌症治疗中心，我认为这简直是一个国际玩笑。美国真是了不起，如果我在那里住院，一定是要吃汉堡的。
但有一说一，我认为美国医院服务的数字化发展十分值得称赞。每位患者都有个人账户，在医院接受检查后，当天就能在专门的网站上查看自己的数据。例如，和上次相比，这次检查血液中蛋白质的数值有什么差异，会非常直观地显示在网站上。通过这样的专门网站，患者也能与主治医生联系，轻松地预约或更改预约。此外，医院独立开发了应用程序，如果输入药草或中药的名称，也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其研究进展情况和功效。从给患者提供的便利，以及电话通知和出具纸质报告等的成本方面来看，数字化都应该得到大力推广。如果有意愿，我想日本的医院必然也能马上提供同样的服务，希望真的可以早日实现啊。
在这次初步的癌症治疗中，我接受了主治医生的建议，选择了放射治疗，同时服用少量的抗癌药物。在为期七周的疗程中，通过用放射线照射癌细胞逐步进行治疗。前半段的治疗没有想象中那么痛苦，老实说，我当时还很乐观地认为，放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随着疗程进行到后半段，口腔内的疼痛逐渐加剧，到第五周左右的时候，我实在疼痛难耐，哭着向医生请求“停止治疗吧”。然而主治医生说服了我，如果在那个时候停止治疗，癌细胞的力量反而会增强并反噬我的身体，“如果这个时候放弃治疗，肯定会死，请一定要坚持到治疗结束”。最终，我熬过了整整七周的治疗。放疗结束后患部的疼痛持续了大概一个月，但可喜的是，坚持治疗还是有效果的。
口咽癌最让我困扰的就是饮食。放疗的副作用不只影响到喉咙，整个口腔都发生溃烂，连吞咽口水都非常痛苦。特别是吃到带酸味的食物时，还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伴随着疼痛，我才发现连我最喜欢的香蕉也带有酸味，为了摄取营养，我不得不努力地吃东西，一时真的很伤脑筋。我试着吃一些黏稠且好吞咽的食物，比如山药和粥，并同时吃四种止痛药，仍然很痛苦。经过多次尝试，我发现西瓜才是最好的食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很像蔬菜，在水果中少见的没有酸味。自从发现了这个诀窍，就像川岛直美曾说的“我的身体是葡萄酒做的”那样，我吃西瓜吃到可以宣称“我的身体是西瓜做的”。
此外，过去曾经没命地喝酒的我，在首次治疗癌症期间，彻底戒了酒。有时去好餐厅吃饭，实在忍不住想要喝酒的时候，我就会向伴侣借一口品尝。现在我能够从酒的香气中感受到苦味和防腐剂的含量，感觉好像比以前更敏锐了。
纽约的生活
也是因为治疗，2014年是我移居纽约以来，第一次几乎整整一年都待在家里的年份。我最初把生活重心移到纽约，并不是因为对这座城市有什么强烈的向往，而只是看重它的便利性。因为工作性质，我从年轻时就经常到伦敦、洛杉矶以及其他欧美主要城市出差，每次都要从东京来回很麻烦，就想着干脆搬到相对更近的纽约去生活。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纽约安家落户以来，我其实仍然经常往返于世界各地，并没有长时间待在家里的习惯。事实上，我也没有“定居”的概念。
然而，在纽约逗留整整一年，经历四季流转，体验假日季的各种活动之后，我逐渐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感情。保守派的人常常炫耀说“只有在日本才能体会四季之美”，那是瞎说。我在纽约，看着家里后院的树在深秋时逐渐染上红色，冬季树叶凋零后树枝被皑皑白雪覆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四季有多么美好。
在享受纽约生活的同时，我也在“充电”休养期间沉迷于台湾“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侯孝贤和杨德昌等导演的作品，经常租他们的电影光盘观看。当时，杨德昌的很多电影还没有DVD版，我忘了从谁手里借了重复录制过好多次的VHS[5]录影带，画质很糟糕。
回想起来，自二十多岁正式开始做音乐以来，我第一次有这么长的假期。啊不，我有过唯一一次告假。那是1988年《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后，我向公司提了要求：“我都拿了这么大的奖了，就给我一个月的假期吧！”然后我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假期。那时我还年轻，什么都不做，只是呆呆坐着的话，很快就会感到无聊。在放假后的第三天，我又反过来抱怨公司：“现在我怎么没有什么可做的！快给我安排工作！”真是太任性了。
顺便提一下，当时画家兼电影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6]住在我纽约的家附近，经常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身体状况不错的时候也会接受邀请。我通过《末代皇帝》的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认识施纳贝尔时，他住在一栋四层的房子里，整栋房子都被涂成粉色，里面还有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大型工作室。作为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他的绘画作品尺寸很大。在那个大型工作室里堆积了几十幅他创作的画，去他家玩的时候，他会炫耀这些巨型作品，指着它们告诉我：“这个是我最近画的。”
施纳贝尔结过好几次婚，有意思的是，每次更换伴侣，他的房子就会“向上延伸”。当他与第一位伴侣分手时，四层楼变成了七层楼，然后他又遇到了另一位伴侣，和那位女性分手后，房子变成了十一层楼。虽然不好意思跟他本人直说，但吸引我的其实不是他作为画家的才华，而是他作为电影导演的才能。尤其是他的《潜水钟与蝴蝶》，主人公是一个因闭锁综合征而全身瘫痪，只能通过眨眼睛记录回忆录的编辑，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迷人。总的来说，胸肌发达的施纳贝尔是个充满活力又有趣的人，但要和他交往会消耗我的精力，所以我当时一直对他打来的电话置之不理。
夏威夷的历史
2014年我几乎整年都在纽约度过，放射治疗的后遗症也得到控制。这一年的12月我终于可以吃固体食物了，于是我以“康复训练”为名前往伦敦，享受了“THE ARAKI”店的美味寿司。此外，我还回日本过了年，去伊豆的老字号旅馆住了几天。
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就有了年末要回日本住温泉旅馆的习惯。我特别喜欢并且经常光顾的是热海的“蓬莱”旅馆。在那里可以从温泉浴场看到相模湾的日出，旅馆的庭院有一棵大松树，眺望渔船从眼前穿过的风景也非常优美，仿佛浮世绘一般。母亲生前，我也曾带她一起来过。然而，“蓬莱”旅馆现在已经被一家大型度假酒店运营公司收购。2012年年底，我熟悉的女主人很抱歉地对我说：“之后，我们将委托星野集团来管理这家旅馆……”我想这也许是为了维持旅馆的生计而别无选择吧，但从此珍贵的旅馆招牌也改名了，实在令人叹息。
随后，2015年2月，我去了夏威夷。在纽约治疗癌症期间，通过熟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从事替代医疗的医生，对方在邮件里细致地给我介绍了许多治疗相关的信息。虽然从未谋面，但交流了几次之后我们建立了信任关系，所以我想亲自拜访那位医生在夏威夷开的治疗院。
这位医生是日裔美国人，主要提供针灸治疗，也会定期为患者抽血并用显微镜观察红细胞的形状和流动方式，是纳入了西方科学知识的混合型针灸治疗。我也在这里接受了针灸、芳香治疗和中药处方治疗。
这位医生的治疗还有一个特别环节，就是给患者全身涂抹绿色的糊状物。患者完全赤裸身体，像木乃伊一样用绷带缠绕全身，然后在绷带上涂上大概是由草药制成的糊状物，接着趴着静待30分钟左右。据说这种方法有排毒作用，可以排出体内因为放疗积累的毒素，但长时间趴着不动也很辛苦。而且，在这30分钟里要戴着耳机，强制收听由医生的母亲挑选的音乐，其中有些甚至是她自己唱的歌曲。这一点我绝对无法忍受，所以第一天就告诉他们：“我不喜欢音乐，请不要让我听音乐！”其实他们母子俩都是服务精神特别强的好人啊。
来这个治疗院的患者中，也有那位在19世纪初建立了夏威夷王国的著名的卡梅哈梅哈大帝[7]的直系后代。卡梅哈梅哈一世有20多位妻子，经历了几个世代的变迁之后，如今他的直系子孙可能已经超过2 000人。医生介绍我认识的，就是一位继承了卡梅哈梅哈大帝形象的胖乎乎的男性，现在他在夏威夷原住民中仍然像国王一般受人崇敬。
人们都认为夏威夷是一个风光明媚的旅游胜地，但其实它有着悲惨的历史。夏威夷王国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在19世纪末，它被来自美国本土的海军的武力与商人的经济实力压制，于1898年被吞并而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几乎同时，1894年日本陆军也攻占了朝鲜王宫，导致了后来大韩帝国被吞并。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这种事啊！
然而，我在治疗院遇到的那位卡梅哈梅哈大帝的男性后代，认为美国进行的是非法军事占领，绝不能被正当化。他一直在进行独立运动，也因此多次被逮捕。后来，他的诉求得到认可，1993年，美国联邦议会决议正式就当年美国政府参与支持夏威夷王国政变的行为道歉，当时的克林顿政府签署了这项决议。伴随着政府的道歉，原住民设立了夏威夷原住民自治区，那位医生也在该地区提供替代治疗，我也随之去了那里参观。尽管属于夏威夷，但那里没有游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前面提到替代医疗和武术的密切关系，而夏威夷的这位医生也身怀绝技，以武术导师的角色活跃在当地，还展示了长期以来因为过于危险而秘不示人的功夫给我们看。
被创造的“传统”
我从前不太想去夏威夷，是因为我不喜欢所谓的夏威夷音乐的氛围。我从小就不喜欢那种拨弄夏威夷吉他发出的“♪锵～”的轻松调子。但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种“传统音乐”实际是近代才诞生的，是加了引号的。在夏威夷成为美国领土不久后的20世纪初，夏威夷的音乐家们为了取悦从大陆（夏威夷之外的美国其他地方）来的白人游客，将乡村音乐改编成了那种带有“异国情调”的音乐。换句话说，“夏威夷音乐”是为了在酒店晚餐秀或者游泳池边演奏而产生的，可以说是为了迎合支配者的欲望而创作的音乐文化。原本夏威夷当地的民族音乐与吟唱相似，相当有味道。然而，那些传承了夏威夷真正传统音乐的音乐家，同时会为了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在度假胜地演奏假的“传统音乐”。对此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从小就对夏威夷音乐产生了那种生理性排斥，其实是有道理的。
话虽如此，我依然很好奇：在我们有迹可循的近代史中，最早一批到达夏威夷的人是如何知道那里有座岛的呢？据说他们来自距离夏威夷约4 000公里的波利尼西亚，但如果他们是乘坐用切割原木制作的原始手划船前往，少说需要两三个月，他们在旅途中要吃什么呢？在远离陆地的海面上几乎没有鱼，我想他们应该无法只靠钓鱼获得充足的食物，离岸没有珊瑚，甚至连鱼的食物——浮游生物也没有。我想他们肯定有每天能下蛋的鸡。我还在想：即使他们从波利尼西亚出发时就已经掌握夏威夷的大致方位，但在急流涌动的洋流中，他们是如何确认正确的前进方向的呢？应该只能在太阳下山后，靠星星和月亮来确认位置吧。这么想着，我觉得夏威夷这片土地格外神秘，充满了魅力。
真正的“治愈”
作为一个月的临时住所，我在夏威夷租的房子非常宽敞，有8个房间。而且因为在治疗院的治疗每天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很充裕。我没有带任何电影DVD去夏威夷，当时视频网站的订阅服务也还没有普及，所以我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去认真聆听那些我之前怀有成见的作曲家的音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体力有所恢复，头脑也开始逐渐偏向工作状态。
有许多作曲家的作品我没有认真听过，无论他们的名气如何。可能说出来有些出人意料，但我长期以来就不太喜欢布鲁克纳[8]和马勒[9]，也从未认真听过他们的音乐。起初我还打算把这些我没怎么接触就说不喜欢的作曲家的作品全部听一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以《安魂曲》闻名于世的法国作曲家加布里埃尔·福雷[10]的作品。
为什么我不喜欢福雷呢？因为他的曲子太过甜美，毕竟都是沙龙音乐。另外，福雷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院长，是学术界权威的化身。十几岁刚知道福雷时，我对于这个老头子成天写这些甜美的旋律，却还能作为教育权威而深受师生们崇拜感到非常不爽，所以我就开始无端地拒绝听他的音乐。这是非常典型的毛头小子的想法。后来，也算是一种误伤吧，我听说前卫音乐家一柳慧在学生时代写的曲子和福雷的风格近似，还因此嘲笑过他。真是太过分了。
然而奇妙的是，连续一个月每天听几个小时福雷的曲子，我开始逐渐体会到它们的美妙之处。可能是曲调与夏威夷舒适的气候相得益彰，听多了我竟会觉得与读普鲁斯特文学作品的感受有些相似。普鲁斯特也确实喜欢福雷的作品，他们相交甚笃，为此福雷还举办过小型音乐会。特别是福雷早期的作品《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与《追忆似水年华》的世界观特别接近，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这次我能专注地聆听福雷的曲子，与我克服障碍欣赏日本传统音乐的体验十分相似。之所以有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我年龄的增长，也可能是因为疾病让我身心受损，福雷甜美到令人心醉的旋律因此深入我心。最重要的是，我反思了自己还没认真聆听就武断评价的行为，而且深切地意识到某些观念上的执着，可能会反过来限制我的创作。这也是我在有充裕时间休息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的事情。
至于在夏威夷接受的替代疗法是否有效，我其实并不确定。但我认为，能住在一个远离夏威夷度假村的区域，吹着那里的风，就是最好的特效药。的确，我感觉，一旦去过夏威夷就深深迷上那里的人们，应该就是感受过这令人愉悦的风吧。当我的作品Energy Flow（1999），在非我本意的情况下被评价为“治愈系音乐”时，我感到毛骨悚然。这些评价，让我感觉像是把它与牙医诊所里播放的廉价音乐相提并论，我非常不喜欢。我也很厌恶自己被媒体捧成“治愈大师”。所以我一直很反感“治愈”这个词，并一再避免使用它。但十多年过去了，当带病之身的我在夏威夷感受着微风吹拂时，我开始重新思考，也许这样的时刻可以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治愈”。
那时，我被夏威夷宜人的气候吸引，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而且还在夏威夷买下了一栋别墅。当时，我还隐约觉得，将来兴许可以搬到这片土地上生活。但在体力恢复后，我对夏威夷失去了兴趣，最终仅在次年住了一次后，就把别墅卖掉了。购买时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我：“如果你现在在夏威夷买房，将来绝对不会亏本。”这也是我下定决心买房的原因之一，但在卖掉这栋别墅时，我实实在在地亏了本。这也是一个能说明我任性和不负责任的有点羞耻的经历。
回归工作
在夏威夷休养一个月后，我感觉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可以考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于是，我接受了大友良英的邀请，在纽约的音乐空间“The Stone”与他一起合作了连续一周的音乐演出。虽然那里只是一个能容纳99人的小型空间，但我们在2015年4月14日低调举行的这场演出，也成为我一年多以来回归音乐活动的首次演出。很多人以为我与大友良英相识已久，其实我们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前才刚认识。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会采用与我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创作音乐。我想，作曲时不拘泥于专业音乐知识正是他的优点，他很聪明，对优秀的音乐作品也涉猎甚广，所以跟他一起演奏也能带给我很多刺激，让我学习到新的东西。在我之后，2017年大友也担任了札幌国际艺术节的客座导演。我作为观众去参观了艺术节的展览，在札幌市内各处让人们感受自由的音乐氛围是他一贯的风格，很有意思。
当我逐渐进入工作状态时，一通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这通电话来自墨西哥电影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音乐总监，她打电话给我的事务所，直截了当地说：“能不能请您为导演正在制作的新电影配乐？”这部电影就是最终获得了12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荒野猎人》。然而，我当时仍处于康复阶段，工作状态也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正想回答：“其实我现在正在癌症治疗后的恢复阶段。”她却开口说：“我也得过乳腺癌，但很快就回到了工作中，工作就是战胜病魔的最好方式！”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我言听计从，2015年5月飞往洛杉矶观看了《荒野猎人》的样片（未经剪辑的影像）。
《荒野猎人》
从2000年上映的伊纳里图导演的首部剧情长片《爱情是狗娘》开始，我就关注他了。第一次看到影像，我就觉得他才华横溢。后来，在电影《通天塔》以东京为背景拍摄的高潮场景中，伊纳里图使用了我的《蓝天之美》（美貌の青空，1995）中的一大段作为配乐，他打电话问我：“电影里该怎么用？”——这是我们第一次联络。《通天塔》赢得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阿根廷音乐家古斯塔沃·桑多拉拉[11]负责了电影配乐的创作，伊纳里图还跟他开玩笑说：“把你的奥斯卡奖杯分给龙一一半！”
在那之后的2010年，伊纳里图来看我的北美巡演，那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就是在洛杉矶观看《荒野猎人》的样片。在那个阶段，电影只有一个雏形，CG（Computer Graphics）特效也还没做好，所以电影中袭击主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熊也是披着绿幕的人假扮的。虽然有一些引人发笑的粗糙镜头，但我仍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品的力度，所以即使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份相当艰苦的工作，我依然下定决心接受了委托。当时我的伴侣也劝我接下这份工作，还对我说：“你以为现在全世界有多少音乐人能让伊纳里图导演亲自邀请制作配乐？就算癌症复发死掉，你也要去做这份工作！”这也太残忍了吧……
伊纳里图不仅对影像十分讲究，而且非常注重音效。在电影《荒野猎人》的音乐的相关工作中，除了负责配乐的我，还有一个负责音效的团队，结果这个团队被更换了两次。最初的音效团队在工作了一晚之后就被解雇，接下来的团队也被撤换，最后只能向卢卡斯影业团队请求协助。导演和工作人员创造了与电影院相同的播放环境，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无论是战斗场面中印第安人发射箭矢的声音，还是角色奔跑时钱包搭扣碰撞的声音，都不会被忽略。如果有任何不协调之处，就会在当天重新制作音效。
与伊纳里图导演的会议
伊纳里图年轻时曾经是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和音乐制作人，因此他拥有异常敏锐的耳朵，更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他作品声音设计的马丁·埃尔南德斯这个人物的存在。马丁和伊纳里图在十几岁时就认识，他们还曾经一起骑摩托车出游。马丁是一位拥有数万张唱片的收藏家，总之在音乐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知识。他小时候就听我写的乐曲，甚至还记得连我自己都已经忘记的作品，无论如何，我真的没想到在墨西哥有人比我更了解我的音乐。
他不仅拥有专业知识，还擅长利用各种音响设备将脑海中的意象巧妙地整合在一起。除了伊纳里图，马丁还与引领当代好莱坞电影界的“墨西哥导演三杰”中的另外两位——阿方索·卡隆[12]、吉尔莫·德尔·托罗[13]一起工作。
在电影制作中，除了导演和制片人，摄影师也相对容易让人瞩目，但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像马丁这样的声音设计师。他们在电影中要处理的“声音”，其实细分为演员的台词、音效和音乐三种。声音设计师需要随着影片时间的推移，调整音量和声音在空间中的回响方式，思考应该强调哪种声音，再通过电脑精修细调，工作量非常大。
《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14]
其实在2015年的同一时期，我也为山田洋次[15]导演的电影《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创作了原声音乐。这项工作在我患癌之前就已经定下。2014年，我在东京进行“Playing The Orchestra 2014”巡演时，山田导演和主演吉永小百合来看了演出，并在后台跟我打招呼，提出了希望我为电影配乐的事情。我当时真是诚惶诚恐。应该没有一个日本人能拒绝这两位的请求吧。所以我在推进《荒野猎人》工作的同时，还参与了这部类型完全不同的电影的配乐。即使在我还健康的时候，我也没有勇气同时进行两部电影的配乐工作，这不仅需要清醒的头脑，还需要充沛的体力，真的很不容易。
给这部电影配乐是我第一次为山田导演工作。在主题音乐完成后，我回日本，去了位于东京世田谷区成城附近的东宝摄影所（俗称“山田的房间”），在山田导演的办公室听取了他的意见。导演听完表示“非常好啊”，因此后续我能比较沉稳地推进剩下的工作。有时候，我还会收到山田导演关于音乐指示的亲笔信。
当时山田导演与住在附近的艺术家横尾忠则先生很要好，每到星期日，他们习惯一起吃完猪排饭后再去吃豆沙水果凉粉。在山田导演办公室的角落里，设有一个“横尾角”，横尾先生在自己的工作室待得寂寞了，就去那里作画。横尾先生喜爱和人亲近，我曾有机会拜访他的工作室，聊了两个钟头准备走的时候，他不舍地说“欸，你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呀”，然后再三挽留我。
山田导演是熟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电影“黄金时期”的制片厂氛围的最后一代人。所以我在创作《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的配乐时，也有向小津安二郎[16]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日本电影致敬的念头。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我太喜欢小津的作品，反而不太能老去看，因为一看就会流眼泪。在故事渐入佳境之前，当屏幕上出现日本传统建筑中的“土间”[17]和楼梯，还有时过境迁的黑色电话时，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伤感。
这些场景在当代日本早已不复存在，这种“不复存在”的感觉反而无法遏制地唤起了我的怀旧之情。蓝调音乐是在19世纪后期由被强制带到美国为奴的黑人创造的音乐类型，但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故乡非洲国家，却没有“蓝调”这样的音乐形式——人们对“不复存在”的故乡的思念之情孕育了新的文化。所以我认为，怀旧之情是艺术最大的灵感之一。
然而，过去我一直理解不了伟大的小津导演作品中的音乐。在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等许多作品中，一位名叫斋藤高顺的作曲家参与了电影原声音乐的创作和制作。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旋律竟如此平凡。小津导演的作品画面具有结构主义的美感，几乎可以与拉斯洛·莫霍利—纳吉[18]的作品媲美，音乐却过于松散，完全无法与画面相提并论。年轻时，我简直义愤填膺，甚至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要为小津导演的作品重新配乐。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伟大的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不可能对音乐不闻不问。我想他一定向作曲家提出了“请特意创作平凡的电影配乐”的指示。对小津来说，电影配乐不是一定像一部“作品”，而是像频繁出现在他的电影中的云彩、大楼、电车和灯笼那样的存在——他也许并不期望音乐能占据观众片刻的记忆。
我就是这样诠释小津导演电影中的音乐的。这样说有点对不起山田导演，但我当时就决定将电影《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的音乐特意制作得平凡一些。如果将这部电影的配乐与西洋作曲家的风格作比，我想可能与舒伯特比较接近吧。虽然我在夏威夷克服了对福雷的不喜欢，但舒伯特（的曲子）还是过于平庸，以至于我在十几岁时完全无法认真对待他的作品。即便如此，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勉强自己去听一听，还是会感到他的音乐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
《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的28首配乐便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创作的。幸运的是没费太大劲，我在2015年夏天很快就完成了这部分的音乐创作。这部电影的配乐在12月12日公开发行，也标志着我正式从癌症疗养回归工作。顺便提一下，正当我为山田导演工作的时候，日本上映了伊纳里图在《荒野猎人》之前导演的电影《鸟人》[19]。有一天，山田导演突然问我：“你看《鸟人》了吗？”出于保密原则，我不能透露自己其实正在参与伊纳里图下一部电影的制作，只是简单地回答：“是的，我看过了。”山田导演非常不甘心地说：“那真是一部厉害的作品，对吧？让他拍出了这样了不起的东西，我还要怎么拍电影啊！”这两位导演即使处理同样的题材，他们的风格也会截然不同。而且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山田导演，作为泰斗级人物，早就拍出了包括《寅次郎的故事》系列在内的许多杰出作品，《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也已经是他导演的第83部作品。他其实完全可以觉得《鸟人》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但他是认真地在嫉妒比他年轻三十多岁的伊纳里图的才华。听到他说这样的话，我很高兴，因为这种“饥饿精神”才是一流巨匠的证明。尽管如此，我同时在与伊纳里图合作这件事，直到现在我都没能亲口告诉山田导演。
相信我！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我接受了伊纳里图导演给的重要任务，就是给电影《荒野猎人》配乐这件事上来。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故意简化自己的说法，只说了自己被委托创作电影《荒野猎人》的原声音乐。其实在我接到那位女性工作人员的电话邀请时，她告诉我：“我们需要声音的层次。”也就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声音的叠加，而不是明确的旋律音乐。
如果只需要创作一般意义上的电影配乐，那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导演会给出“这里需要现代音乐风格”“那里需要美丽的旋律”等指示，我可以根据这些指示进行创作。但仅仅收到“我们需要声音的层次”这样抽象的要求，我真是伤透了脑筋。我相信伊纳里图导演自己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此，我认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影像，制作有层次叠加的声音，在洛杉矶观看了样片之后，我立刻返回纽约的工作室着手创作。与导演讨论过之后，我决定为这部作品创作的曲目中不使用普通的钢琴演奏音乐。
我制作了几个录音样带，发给伊纳里图确认，再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修改。伊纳里图也曾来纽约与我一起进行调整。例如，在枪战场景中常见的是与枪声配合的“砰砰、砰砰”类型的音乐，但是也可以配合“咻咻、咻咻”这样相对曼妙的音乐。要采用什么取决于导演的直觉。我与任何导演合作都是从这样的互相探索开始的，我们会互相抛出想法，然后给彼此反馈，并持续以这样的方式来确定原本未知的目标位置所在。
在此期间，电影的剪辑也在同步进行中，从5月看到的样片“1.0版”开始，逐步升级为“1.1版”“1.2版”和“2.0版”，他们把每一个版本的数据都发送到我的电脑上。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原定的取景地加拿大的雪量不足以拍摄最后的场景，因此听说他们还在8月特地前往南半球的阿根廷进行了拍摄。
2015年夏天，我还邀请了冰岛女大提琴家希尔杜·居兹纳多蒂尔到纽约的录音室进行录音，以便将音乐融入电影。我们使用钢琴和大提琴演奏了主题曲，还进行了长时间的即兴演奏录音。马丁配合影像，巧妙地编排和使用了这些音乐。
除了希尔杜，我们还邀请了几乎独自完成《鸟人》的原声音乐创作并友情出演电影的划时代鼓手安东尼奥·桑切斯。我请他在录音室里即兴演奏，并使用了其中的部分音源。此外，我还邀请了我在网上发现并非常喜欢的德国组合“疯狂打击乐团”（Frantic Percussion Ensemble）参与项目。虽然无法去柏林参与录音，但我指挥当地长期合作的录音工程师，在尝试多次之后，终于成功地录制了震撼人心的音乐。
为了参与次年2月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评比，《荒野猎人》必须在2015年年底之前上映。在美国国内的超前点映日期也已经定档12月16日，为此已经预约了剧院。倒推时间，电影最晚也必须在前一个月完成。剪辑工作也在稳步进行中，到11月，已经有了“8.5版”。我想全片我应该看了至少300遍。
《荒野猎人》片长为156分钟，时长较长，因此需要相应数量的配乐。面对即将到来的截止日期，我被迫不断地赶稿。以前我可以连续工作16个小时而不知疲倦，在60岁以后我也可以集中精力工作12个小时，但因为生病后体力不支，我那时最多只能集中心力工作6个小时。还是来不及，所以我得每天脸色苍白地工作8个小时。即便如此，有些日子我待在录音室里整整一天，却连一首曲子也写不出来。
我判断单凭自己已经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于是向好友卡斯滕·尼古拉寻求帮助。平时很忙的卡斯滕碰巧在那个时候有空闲时间，听到我的请求后，他马上带着电脑来到了洛杉矶。幸运的是，他以电子音乐为特色的处理方式与伊纳里图脑海中的意象不谋而合。这就是起初虽是我独自受邀接下工作，但最终《荒野猎人》的电影原声配乐由“坂本龙一/阿尔瓦·诺托”合作完成的原因。
即使我已经拼尽全力，其实还是有一些曲目因为不符合伊纳里图严格的评判标准而被否决。电影的粗剪版本出来时，就有“参考曲目”——由导演提供的接近他的想法的曲目。尽管我原本打算为电影创作一些新的作品以超越那些“参考曲目”，但最终还是有导演更喜欢“参考曲目”的情况发生。
如果导演做出这样的决定，过去的我会奋起反击，即使时间很紧，也会尝试创作更好的曲子吧。但在这个时期，我必须承认我的体力和智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已经无能为力。当然，我心里仍然有很多未竟之志。我仍然很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尽我所能地为《荒野猎人》创作出完美的作品。
过去我经常说：“我讨厌努力。”实际上，我也没有经历过太大的磨难就获得了今天的成就，对自己的体力也很有信心。毕竟，电影《末代皇帝》的部分配乐我只用两周时间就完成了。然而在《荒野猎人》的工作中，我的生命第一次尝到了受挫的滋味。现在想来，我当时确实有“化疗脑”的症状，头脑昏昏欲睡，难以集中注意力。我也确实遇到了为了满足伊纳里图的要求引入新设备，却很难立刻上手的困境。但这些都不过是借口。
如果要举个例子的话，这种感觉就像曾经能以10秒的成绩跑完100米的运动员，在受伤后重新全力奔跑，却只能拿到10秒5的成绩吧？他仍然相信自己能像以前一样肆意奔跑，脑海中也保存着当时的成功体验，但身体和大脑总是无法跟上节奏。这种沮丧的感觉只有当事人才能理解。虽然我自己没什么记忆，但据我的伴侣说，为这部电影制作配乐期间，我每晚都在做噩梦。《荒野猎人》的音乐未能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提名，但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配乐奖的提名，并且我在洛杉矶的颁奖典礼上与卡斯滕重逢，这让我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尤为重要的是，这份辛苦的工作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说我接下来制作的电影原声音乐，如《怒》（2016）和《南汉山城》（2017），都是《荒野猎人》创作的延伸亦不为过。而我现在也能回忆起，自己曾经在那样严格的伊纳里图导演面前坚持自己观点的一件事。在电影中段，濒死的主人公进入治疗庇护所，并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和他早已过世的儿子重逢。为了这个梦幻般感人的场景，我与导演进行了直言不讳的热烈讨论，并在截止日期前的最后一刻坚持不懈地创作了音乐。然而，伊纳里图当时仍然希望使用他最初选择的“参考曲目”。
我当下毅然决定，向导演喊出了“Trust me！”（相信我！）这句话，并设法完成了这首曲子的录制，最终它被正式采用。因为曲子很受欢迎，电影完成后，我制作了一件印有“TRUST ME”和“THE REVENANT Music Team 2015”（《荒野猎人》音乐团队2015）的T恤，并分发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在T恤背后，我还写上了“6M23”——这首配乐的场景和曲子的编号。这件T恤我到现在依然视作珍宝。
[1]自2022年4月1日起，根据日本《民法》修正案，日本成年的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
[2]替代医疗，指现代实证医学和生物医学之外的医疗行为，比如针灸、按摩等。
[3]盐渍菜，主要是将蔬菜用盐、糠、味噌、曲菌、酱油、醋等腌制而成。
[4]原文中的“药”指“乌头”，是一种有剧毒的植物，中医里主根可炮制后入药。
[5]Video Home System，即家用录像系统，1976年由日本JVC公司等联合推出。
[6]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出生于1951年，美国新表现主义画家、电影导演、编剧。
[7]又称卡梅哈梅哈一世（King Kamehameha I，1758？—1819），夏威夷王国的开创者，1810年统一夏威夷诸岛，建立了卡梅哈梅哈王朝，这是夏威夷历时最久、史实最详的王朝。
[8]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他一共创作了12部交响曲。
[9]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代表作有交响乐《巨人》《复活》《大地之歌》等。
[10]加布里埃尔·福雷（Gabriel Fauré，1845—1924），法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被誉为“法国的舒曼”。代表作有《月光》《安魂曲》等。
[11]古斯塔沃·桑多拉拉（Gustavo Santaolalla），出生于1952年，阿根廷音乐家、电影配乐家与制作人，凭借《断背山》《通天塔》两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
[12]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出生于1961年，墨西哥电影导演、编剧，首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的墨西哥人。代表组有《地心引力》《罗马》等。
[13]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出生于1964年，墨西哥电影导演、编剧、演员，代表作有《水形物语》《潘神的迷宫》等。
[14]《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2015）的主要内容是，1945年8月9日，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青年浩二因此去世，三年后的一个夜晚，浩二“出现”在了母亲福原伸子身边，一场生者与亡者的对话和羁绊就此展开……
[15]山田洋次（Yoji Yamada），出生于1931年，日本编剧、导演，代表作有《黄昏清兵卫》《远山的呼唤》等。
[16]小津安二郎（Yasujirō Ozu，1903—1963），日本电影导演、编剧，代表作有《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等。
[17]日本传统民居室内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高于地面并铺设木板的床或榻榻米，另一部分则是与地面同高的土间，土间一般使用三合土制作，主要功能是做饭、吃饭和储藏等。
[18]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1895—1946），匈牙利裔美国设计师、画家、摄影师、雕塑家，20世纪最杰出的前卫艺术家之一。
[19]《鸟人》是伊纳里图执导的一部喜剧片，2014年10月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过气的“超级英雄”演员，企图借百老汇咸鱼翻身的故事。该片获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四项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