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走进郑和海图的世界地图
蒙古帝国构筑的欧亚商圈
蒙古帝国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统合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圈。13世纪，在欧亚大陆实现政治统一的蒙古帝国，将陆地上的“草原之路”和海洋上的“陶瓷之路”统合在一起，将伊斯兰世界与中国世界结合起来。元朝的首都大都（现北京）和伊尔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成为东西方新的交易中心，欧亚大陆的经济开始出现陆地与海洋联动的局面。
在海上，元朝最大的港口福建泉州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形成了主要的航线。福建泉州是欧亚大陆的中心港口之一，最早是为了向大都运送粮食而修建的，泉州通过注入渤海的白河与闸门式运河（通惠河）相连，最终通往元朝的首都大都。
关于泉州，马可·波罗（1254—1324）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是这样描述的：“为了满足中国庞大的需求量，泉州港堆积的胡椒，是亚历山大港以及其他港口的一百倍，同时泉州港也是世界上贸易额最大的两个港口之一。”元朝初期，泉州有1.5万艘戎克船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航线遍及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东非等地。泉州可以说是蒙古帝国大商圈的海上起点。
元朝末期，在泉州搭乘戎克船进行第二次印度洋航行的汪大渊（1311—？），回来后写成了地理书《岛夷志略》。这本书记述了东南亚、锡兰、印度东岸、印度西岸、波斯湾、阿拉伯半岛、马尔代夫群岛、非洲东岸等地区共计98个地名，还有概括北非地区的“马格里布”。现在普遍认为，汪大渊在郑和舰队进行航海之前就已经抵达了印度洋的广阔海域。早在元朝，中国商人就已经搭乘戎克船在印度洋地区进行交易活动。
因为元朝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代，因此在之前和蒙古人一起被统称为“色目人”的外国商人也随之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所谓“色目人”意思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除了在忽必烈手下任职超过17年的马可·波罗之外，其他的“色目人”绝大多数都是伊斯兰商人。伊斯兰商人也将伊斯兰的地理观带入了中国社会。
蒙古商圈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伊斯兰商人将“托勒密的世界地图”所描绘的世界进行修改后带入了元朝。在这一时期，中国也建立起了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遍及欧亚大陆的陆海全方位圆环网络，基于中华思想的传统世界地图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根据《元史·天文志》的记载，就职于元朝的波斯学者扎马鲁丁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地球仪。在这个地球仪上，地表的七成都是绿色的海洋，剩下的三成是白色的陆地，上面还有经线与纬线。1330年左右李泽民描绘的《声教广被图》是受“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影响较深的元代世界地图的代表。但遗憾的是，这张地图并没有留存下来。
在元朝灭亡10年之后的1378年，受《声教广被图》影响创作出来的明朝《大明混一图》（混一是“世界”的意思）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出其受“托勒密的世界地图”的影响。在这张地图上不仅将中华帝国按照传统的方法描绘得很大，还描绘了比实际更小的印度半岛、印度洋、阿拉伯半岛、波斯湾以及舌状的非洲大陆。这个将传统的中国地图与伊斯兰的地理知识机械性地结合在一起的新类型的“世界地图”，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世界的崭新认识。
位于京都的龙谷大学，收藏着1402年朝鲜王朝（李朝，1392—1910）制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个为了展现朝鲜王朝的正统性而描绘的地图，虽然将朝鲜半岛几乎描绘成和中国一样大，但还是遵循着蒙古帝国时期的地理知识，将阿拉伯半岛、非洲和欧洲大陆都加了进来，不过面积都比实际小很多。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很明显是受《大明混一图》的影响而创作出来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里面，印度、锡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非洲大陆以及欧洲都被描绘得比《大明混一图》更大更清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欧亚大陆的南部海域也被描绘出来。基于根深蒂固的中华思想所产生的中国的世界形象发生了改变，这也对朝鲜王朝的地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郑和舰队的大航海
明朝取代元朝之后，对内实行了海禁政策。不过有一段时期，明朝恢复了蒙古帝国的海外贸易。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永乐帝（1403—1424年在位），命令回族宦官郑和（约1371—1433）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在东南亚、印度、波斯湾、非洲东岸等地进行了六次航海（包括下一任皇帝时期总共进行了七次航海）。在近代世界史上，像郑和这样率领如此庞大的舰队进行航海的壮举，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讲述郑和的海图之前，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郑和下西洋的大概情况。
14世纪中叶，不断扩张的元朝（1271—1368）倒台，明朝（1368—1644）建立，意图恢复和重建传统的中华帝国。之前一直被放在扩张上的注意力被重新转向对内的建设，因此明朝禁止船员和商人前往海外，海外贸易也以官方贸易的形式被限制在明王朝的管理之下。原本扩展至欧亚大陆范围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明朝时期一下子变得萎靡不振。不过，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永乐帝时代，是唯一例外的时期。中国的海运业也在这一时期重新焕发出生机。
以武力推翻第二位皇帝自己坐上皇帝宝座的永乐帝，为了弘扬国威以及发展国家贸易，命令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往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海域。接到皇帝命令的宦官郑和，在1405—1433年的28年之间以一艘重达数千吨的宝船作为旗舰，率领一支拥有200余艘舰船、2.7万余人的大规模舰队，进行了七次名留世界航海史的大航海。前三次他的目的地都是印度西岸盛产胡椒的卡利卡特港，第四次之后他的目的地延伸到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
因为明朝的官方贸易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东亚区域，因此明朝时期从印度洋、东南亚进口的胡椒等调料，以及香木和药材都大幅减少。郑和舰队在大量购入这些商品的同时还增加了向明朝进贡的国家数量，在每次的航行时也负责接送这些朝贡的使节。
舰队将从非洲运回的狮子带到南京，民众对此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当时的民众把非洲的狮子看作传说中的神兽麒麟，而麒麟只有在明君统治的时期才会出现。在狮子被从南京送往北京的路上，沿途民众全都陷入了狂热的状态，永乐帝在看到这样的场面的时候想必也会感慨万千吧。
但是，多次派遣以宦官为主的庞大舰队出海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导致官员对此批评不断。加之明王朝迁都北京，因为雷电造成紫禁城大火，以及永乐帝去世，终于在送走最后一批使节之后，郑和的远洋航行也中断了。
后来，据说那些对宦官专权充满反感的官员，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浪费巨额金钱的大航海，将包括海图在内的所有远洋航行资料全部付之一炬。大航海的痕迹就这样被彻底掩埋在历史的黑暗之中。
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中国大贸易时代的最后写照。
与海图结合起来的“托勒密的世界地图”
现在之所以从世界史的角度关注郑和的大航海，原因之一就是，这是与伊斯兰教徒的海图结合起来的“托勒密的世界地图”第一次对舰队的海图产生巨大影响。从郑和的海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托勒密所描绘的欧亚大陆的海洋形象，对中国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后世都认为敌视宦官的明朝官员们将郑和舰队使用过的海图全部付之一炬。但实际上，在明朝末期，一个叫茅元仪的人编撰的《武备志》中，却十分偶然地混进了一张海图。《武备志》是一本参考了2000余部书籍而编写出来的兵法书。可能是舰队船员手中的海图幸免于难留存下来之后，被偶然地收集到了这本书中。根据参加过郑和远洋航行的船员所遗留下来的航海日志分析，我们可以断定这幅海图就是郑和舰队所使用的海图。
郑和舰队使用的海图，形状是一幅很长的书卷，描绘了从南京到波斯湾霍尔木兹港的漫长航线，其中包括河流的入海口与流域、岛屿、暗礁、沿岸的主要城市、港口、航线、指南针的方位、行程、距离等庞大的数据。“郑和的海图”是将航海日志和海图合二为一的“海上航线图”，完成度十分高。将有关航海的诸多信息都记录在海图里是其最大的特点。
被收录于《武备志》中的、明朝宦官郑和使用过的“海图”（局部），上半部分是印度和西亚，下半部分是非洲和阿拉伯半岛
这份拥有很高完成度并且内容翔实的“海图”，作为被实际应用在名留世界史的大航海中的海图来说非常出色，其中将使用指南针的中国传统航海法的海域和使用伊斯兰世界天文航海法的海域采用完全不同的绘图方法进行绘制，并且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其非常优秀的一个地方。
郑和舰队的海图本来是书卷的形式，后来被剪切成40页收录于《武备志》。其中18页是长江下游及中国沿岸，14页是东南亚海域和马六甲海峡，8页是印度洋海域。从中国沿岸到东南亚的海图是以中国传统的绘画形式描绘的。印度洋海域则是对应伊斯兰的天文航海法以“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为基础描绘的海图。由此可见，郑和舰队在印度洋海域可能是雇用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船员来作为他们的领航员，使用伊斯兰的航海方法和伊斯兰的海图来进行航海。从宋元时期开始，中国的戎克船在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奎隆之后都会更换成伊斯兰的阿拉伯帆船，或许就是因为上述那种航海方法使然吧。因此，也可以说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领航员所使用的海图，被收进了郑和舰队的海图中。
舰队雇用信仰伊斯兰教的船员，在瞭望台的正中央伸出一条绳子，绳子上每隔一指的距离就打一个绳结，然后通过牵星盘观测特定的星星高度，以此来确定船现在的位置。“牵星盘”是模仿伊斯兰教船员观测星星的工具制作的。“海图”上所说的“一指”，也是借用伊斯兰教的船员在对星星进行观测时所用的单位。“一指”就是将手用力向前伸出，手指尖端抬起的角度，大约是二度，一指的1/4被称为“角”。
海图上的各个港口，都标有特定的星星高度。一般来说特定的星星是指北辰（北极星）和华盖二星（小熊座β星、γ星）。也就是说，锡兰岛以西的部分，都是以“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为基础的伊斯兰风格的海图。在这个海图的上半部分是印度和西亚，下半部分是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两者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相会。与上半部分是亚细亚、下半部分是“未知的南方大陆”的“托勒密的世界地图”相比，这属于一种更加准确的变种。
郑和或许并不了解“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但是他雇用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船员所使用的航海日志和海图，却毫无疑问是以“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为基础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在蒙古帝国的应用情况如何，但它却以变种的形式走进了郑和舰队的海图中，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航海产生了影响。
但是，在郑和舰队的航行结束之后，明朝脱离了欧亚大陆的商圈，实行海禁政策，再次走上了内陆封闭的道路。明朝通过官方贸易回归了传统的朝贡贸易形式，再次成为传统的内陆国家。地图也归于传统。
[1] stadion，古希腊和古罗马使用的长度计量单位，希腊语中的意思为“在场地中奔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