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印刷术复活的“托勒密的世界地图”

“世界地图”热潮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兴盛，人们纷纷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和古典文化。在这一时期，欧洲也开始重新审视以俯视的视角描绘世界的托勒密的《地理学》以及世界地图。随着意大利商人的交易圈不断扩大，人们认识到中世纪时期的“地图·世界”与世界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时期被人们遗忘的托勒密的《地理学》，再次从阿拉伯语和希腊语被翻译成拉丁语。

早在12世纪，曾经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托勒密的著作就已经被翻译成拉丁语。这是因为有些混入伊斯兰商圈并且从中牟取巨额利润的意大利商人，对欧亚大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后来到了13世纪，为了摆脱土耳其人的入侵而从拜占庭帝国逃往意大利的文人和学者，给意大利城邦带来了很多希腊语的文献，为古希腊的天文学和物理学在意大利半岛复苏奠定了文化基础。

1406年，教皇厅的专属作家雅各布·安杰罗·德·斯卡尔贝利亚（1360—1410）将托勒密的《地理学》从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并且重新命名为“宇宙志”。被翻译成拉丁语的《宇宙志》装帧十分精美，作为取代中世纪的“地图·世界”展现新世界观的书，深受王侯贵族、学者以及收藏家的喜爱。另外，伴随着托勒密《地理学》的复活，古代的地球球体说也随之复活。

到了15世纪后半段，从中国传来的活字印刷术被约翰·谷登堡（1400—1468）改良，从此出版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产业。在这种风潮的带动下，15世纪后半叶就已经有7种版本的托勒密的《地理学》，据说到了16世纪更增加到32个版本，仿佛引发了一场关于托勒密《地理学》的热潮。

14世纪，帕尔马的犹太人亚伯拉罕·克雷斯克斯描绘的“加泰罗尼亚地图”（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

1477年（虽然印的是1462年出版，但被认为是印错了）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出版的《地理学》中，附带了一份铜版的“世界地图”。不久之后，原本作为《地理学》附图的“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开始被单独印刷，并且成为比《地理学》更加著名的出版物。直到1570年“奥特里斯的地图集”出版之前，“托勒密的世界地图”都被作为世界地图的标准，伴随着新的地理发现不断修订和重新发行。前文提到过的波托兰的海图，每当增加新航线信息的时候都会将过去的内容舍弃，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则作为一个完整的俯瞰视角的世界地图，只是在不断地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正。

成为文人常识的地球球体学说

当“托勒密的世界地图”成为流行趋势之后，隐藏在其背后的具有革命性的常识也随之苏醒。这就是地球球体学说。古代的地球球体学说引发了多方面的关注，人文学家们为了研究和交换信息，相互之间交流得更加频繁。到了文艺复兴后期，在欧洲的经济中心佛罗伦萨、纽伦堡以及里斯本，甚至出现了研究学者们专门用来交换信息的网络。托勒密的《地理学》中描述的世界面貌已经成为文人学者们的共同认识，地球球体学说也成为当时人们的常识。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思考，既然地球是一个球体，那么欧洲西部的海域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广阔，如果从加那利群岛向西航行，或许会比向东航行更快抵达中国。到了蒙古帝国称霸亚细亚的14世纪，“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上描绘模糊不清的东方海域在新信息的支持下变得清晰起来，欧洲人开始认为中国东方的海域比想象中更加狭窄。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写道：“位于秦海以外海域的黄金岛日本距离中国大约1500英里（约2414千米）。”在欧洲人看来，日本距离中国越远，距离欧洲就越近。

在学者之间，关于地球的周长和海洋与大陆比例的议论越发活跃，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埃拉托斯特尼对地球周长的计算有误，实际的地球周长要比那短得多。因为马可·波罗带回来的信息使人们对东部海域的认识更加准确，于是人们开始乐观地认为西部的海域相对狭小，如果向西航行，会更容易抵达亚洲。

对哥伦布造成很大影响的保罗·托斯加纳里（1397—1482）是佛罗伦萨著名的医生、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在1474年向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1438—1481年在位）送去一封书信，信中称“只要用这封信中的海图航行，从加那利群岛往西5500千米就能抵达日本，9200千米就能抵达杭州”。托斯加纳里还应当时身在葡萄牙的哥伦布的请求，送给他一幅记述了加那利群岛以西广阔海域的海图。德国南部贸易中心纽伦堡的富裕商人马丁·贝海姆（1459—1507），根据其在里斯本逗留时掌握的海图知识，制作了一个直径50厘米的金属球体，并且将他委托画家绘制的世界地图剪成细长条状贴在这个金属球体上，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地球仪。“马丁·贝海姆的地球仪”因为将地球是球体这一观念具体化，而引发了世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