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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理科教室那件事之后，我觉得每件事对我而言都稍微轻松了一些，就好像伤口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肤，让疼痛得以缓解。

无论再怎么被老师训斥，无论出丑后遭到多少嘲笑，我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被绝望到无法呼吸的困窘侵袭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内心变得坚强，不再在意周围的视线，而是因为我已经放弃挣扎了。我本来就一无是处，什么都做不好，被训斥、被嘲笑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的心已经干枯成一吹即散的灰尘。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思虑过多了。

午餐时，待大家差不多吃完的时候，配餐代表会走到教室前，完成最后一项步骤。

“我吃饱了，多谢款待。”

我们配合着配餐代表一起大声说出这句话。教室里响起纷纷起身的声音，接着大家开始整理餐具。

“正雄，能不能连我的也一起整理了？”木内对我说道。

我们是一个组的，他坐在我前面。吃午饭时，每组的人会移动桌子，聚在一起用餐。

“好啊。”

我刚说完，同组的佐伯和橘便说着“还有我的”，将餐具推给了我。二宫见状，也把餐具递了过来。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生气。我已经习惯大家把什么都推给我这件事了。只不过，我心里的恐惧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烈了。我尤其害怕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总觉得大家随时都在监视我。课间休息时，大家都对我视若无睹，和好朋友有说有笑，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大家都在监视我。我汗流如注，全身的肌肉都因紧张而变得僵硬，不论怎么用力吸气，都感觉快要窒息一般。闭上眼睛，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的画面便浮现出来。我随时随地都会下意识地搜寻羽田老师的身影，因此总是战战兢兢。

声音也令我害怕。只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就会担心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又要挨骂了。虽说我现在已经自暴自弃地认为我犯错是理所当然的，可仍旧残留着羞耻之心。因此每当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总会吓得心跳几乎要停止，为是不是犯了什么致命的错误而惴惴不安。渐渐地，不只在学校，就连家人叫我时，我也有了同样的感受。

“正雄！”

我坐在二楼房间的桌子前预习功课时，楼下传来了妈妈的声音。然而，那一瞬间，我感觉我听到的并不是妈妈的声音，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似乎不是在紧闭着窗户和窗帘的房间里，而是沉默地站在教室中央，因为答不出问题被同学们嘲笑，耳畔则是羽田老师的斥责声。我不得不双肘撑在桌子上，用力捂住耳朵。

只有在家人面前，我才能止住颤抖。和姐姐或小信说话时，我便能很神奇地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在学校里我是个一无是处的孩子，在家里我却觉得那只是一场梦。

学校和家对我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在每天走出家门、去往学校的路上，我是不是跨越了一条将两个世界分割开来的界线？

卡车巨大的轮胎表面有突起的V字形花纹，泥土附着其间，随着车子碾过田间小路。在这条上学的路上，必定有一个扭曲的空间，让我变得毫无价值。

我存在于教室里的价值已经固定下来了。我不再是班级的一员，而是像垃圾桶一样的东西。大家扔给我的不是普通的垃圾，而是一些无形的东西，比如对老师、对同学的不满，或是总要有个人承受的惩罚等等。每间教室都必然有这些东西。

羽田老师表现出好像都是因为我他才不得不布置作业的样子，同学们则把对老师的不满一股脑儿地发泄在我身上。

教室里很吵闹，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责骂的是我。我明明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他却以我“东张西望”为由训斥我。大家看到我挨骂，便安静下来。老师是不是把对大家的不满都抛给了我？无须直接训斥其他人，只要对我怒吼，喧闹声就会戛然而止。我想，大家大概是抱着“发生了什么”或“再吵下去也会落得如此下场”的心态，因此教室得以在上课期间保持安静。大家不会对老师产生不满。如果有不满，那也只存在于我一个人心中。不过，在发生了理科教室里的那件事之后，我心中的不满竟然越来越少了。就像一头待宰的羔羊，我默默地接受了一切。

我想，我的感情大概已经死了……可我还是经常因某些事情而恐惧，从这一点来看，我还没有变得像人偶一样什么都不思考。

大家为做错事找借口时，总是会提起我的名字。比如，某个同学没做作业时，就会说：“我本来打算和正雄一起想答案的，可他光顾着玩……”而我对他们说的这些事毫无印象。

“哎呀，这就没办法了。”羽田老师听了，开玩笑似的说道，满脸微笑地原谅了那个同学。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同学有没有写作业，他在乎的是怎样训斥我。因此，大家没有写作业的借口正是他最期望听到的内容。

“正雄，你为什么不写作业，光顾着玩呢？”羽田老师双臂抱在胸前俯视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打翻了食物的幼儿园小朋友。

大家已经发现了老师的这种喜好，都兴奋地等着看好戏。没有人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自己则把这当成是世界的法则，所以也没有想过去找其他班级的老师告状。这不是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就像班级的分工一样，是我们班特有的规则。

我只是恰好负责这项工作而已——我是班里的“平衡委员”，为了维持班里的生态平衡而存在，类似于牺牲品。

我的地位比大家都低，大家不和我说话是理所当然的事，对我发怒也无可厚非。班里有个比自己更差劲、更无可救药的孩子——大家都有这种意识，我们五年级学生的教室这个小世界才能顺利运转，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不满的组织。这就是世界的法则，一种仅存在于教室之内的法则，也是仅存在于校园当中的秘密。

羽田老师没有把这些写在《五年级时报》上，也没有向别人透露过。报纸上只写着近来在五年级学生当中流行的游戏，还有班级饲养的金鱼终于取好了名字这样的事。妈妈看了报纸后对我说：“好活泼的班级啊。看上去不会发生欺凌那样的事呢。”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撒谎说，我在数学课上解开了大家都解不开的难题，被老师夸奖了。其实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但只要妈妈高兴就好，只要她不会发现我在学校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就好。

我有时也担心，万一在学校发生的事被家人知道了该怎么办。比如说，朋友们告诉了他们的父母，这些话就有可能传进妈妈的耳朵里。这样一来，妈妈就会知道我在学校里其实是个什么都做不好的笨小孩。她一定会伤心的。我害怕变成这样，所以每当看到妈妈握着电话听筒，我就会担心有人正在告诉她那些事。待从她的表情看出并非我想的那样时，我才会有种得救的感觉。我的精神一刻也放松不下来。

在学校里，午餐之后的午休是一天中最长的休息时间。我们班的男生经常会在这段时间里聚在一起玩足球棒球的游戏。我虽然遵守着羽田老师创造出来的世界法则，却还是可以加入游戏。我一直都不太擅长这个游戏，所以经常失误，被大家嘲笑。

当投手向我投来足球，我用力去踢时，不是踢空了，就是踢不远。队友和正在防守的对方队员都在看着，我觉得无比丢脸。每次被判出局，我都沮丧不已。

“没办法，谁叫他是正雄呢。”当满垒有得分的机会时，见我出局，大家就会这样互相打气。

“……对不起。”我向大家道歉，大家都会表现出宽容。没有人生我的气，我感到自己得到了原谅，恐惧也就变成了安心。

当我所在的红队是防守方时，我就会被派去防守右外野。在那里防守的不止我一个。我总是失误，常常无法挡住飞来的球，所以同一队的朋友就会紧跟在我身边。

“真没办法，正雄，别碍事啊！”

朋友说着，让我稍稍退到后边。我只要站着就好，有球飞来的时候由他处理。我得以从失误的不安中解脱出来，可是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感觉好孤独。

所有人都参与到了足球棒球的游戏当中，我却被排除在外，像被丢弃的空罐子一样孤独地站在操场上。在呆立的我和眼前进行着的游戏之间，似乎有一条分界线，像隔着一道玻璃般的透明障壁。

青从我眼前消失了。

以前，他总是随时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让我不安。可不知不觉间，他就消失了。他原本就是我创造出来的幻觉，应该不会搬到其他地方去吧？可他突然不见了，为什么呢？

我想起之前他频繁出现时，总是用没被胶水粘上的那只眼睛怔怔地看着我。为我伤心的只有青。当我感受屈辱时，流露出近乎疯狂的愤怒的也不是班里的朋友，而是他。

青的消失，是因为我内心的愤怒和痛苦日渐淡薄吗？是因为我融入老师创造的规则中，变成了没有感情的零件吗？

我随时随地都在确认羽田老师是否在附近，偶尔也会搜寻青的身影，可是他不见了。我始终没再见到那张青色的脸，还有那穿着约束衣的上身。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坏事，我无法遏制这个念头。我心里似乎有某个重要的部分遭到了破坏。青的消失只要不是即将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的征兆就好，我这样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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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德川幕府统治的时代，时间为1603年到18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