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夏多布里昂：新旧历史性体制之间
夏多布里昂跟尤利西斯不一样，他“读过”奥古斯丁。他已然经受基督教的时间体验的锻造，天主教和君主制的时间秩序对他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视域。但是，出生于1768年的夏多布里昂是在一个剧烈的危机时代、一个质疑传统时间关系的时代长大的。他一生都因为大革命而不停地摇摆，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把他视作向导。在奥古斯丁和夏多布里昂之间，在阿拉里克（Alaric）洗劫罗马与攻占巴士底狱之间，还有好多名字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提到，尤其是彼得拉克（Pétrarque）、培根（Bacon）、蒙田、佩罗（Perrault）和卢梭，而在15到18世纪之间，即革命时代到来的那一刻，也有多种时间体验和危机值得分析。[1]
为什么是夏多布里昂？因为，这位布列塔尼贵族世家的幼子，来自他亲眼所见的蜕变成旧制度的世界，而且他深深地眷恋着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旅行者，他先是离开了这个旧世界，以重回野蛮人那没有年龄的时代，作为大革命中的失败者，总的来说，他比许多自己的同代人更为深刻地理解了现代人的新时间秩序——因为他知道如何将这一时间断裂的体验，将这种断层或缺口变成自己创作的因由。正如之前的奥古斯丁一样，他也是科泽勒克意义上的“失败者”（vaincu），科泽勒克认为，“短期内，历史可能是由胜利者创造的，但长期来看，历史认知的成果来自失败者”。[2]当然，他们都不是历史学家，但这可能正是因为，作为一种文类的历史学使得他们不能从根本上反映各自的体验。
在那部令人称奇的巨著《墓畔回忆录》行将结尾之处，年迈的作者这样写道：“我遭逢两个世代之间，仿佛处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我投身浑浊的水流中，满怀伤感地远离曾养育我的古旧河岸，带着希望游向一个未知的岸边。”[3]这番话是在抚今追昔：此情此景他提到过不止一次，这是他一生的总结。我们就从他历险人生的起点开始吧，那时候，两条河的汇流还远远不能看清楚。他的第一部著作《论古今革命》（Essai historique）出版于1797年，而《美洲游记》（Voyage en Amérique）1827年才发表，这两部作品可以让人追踪四分之一多的世纪中，西方传统的三大基本术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古代人，现代人，野蛮人。当然，这里并非要铺陈它们漫长而丰富的历史，而只想从它们与时间之关系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专注于这个动荡时代中它们的扭合方式所传达或导入的时间性（temporalit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