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背后的故事

印度。C少校。他高高的个子，膀阔腰圆，留着一头浓密的棕色短发。很难猜出他的年龄，他既有年过半百的成熟，又有着不到三十五的活力。他胡子刮得很干净，脸盘很大，但五官较小，鼻子短而扁。他表情恬淡宁静，笑容满面，有时会笑出声来，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语速虽慢但很流畅。他举止得体，彬彬有礼，言谈举止中透着欢愉。很难判断他是聪明还是有几分愚蠢。但可以判断他绝非饱读诗书之人，他身上有些许的童子军的意味，这使人感到有点尴尬；当那位瑜伽士走进他的房间入座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享有阿室罗摩[1]的人所没有的特权。他的派头如同因为校长的宠爱而喜欢到处吹嘘的学生。

他已经在阿室罗摩住了两年，由于待遇特殊，他建有自己的小木屋，小木屋的后面配有厨房。他有专门的厨师。他既不吃鱼、肉，也不吃蛋，倒是储备了很多来自马德拉斯[2]的罐头，他的厨师会用这些罐头配以咖喱和豆腐为他备餐。除了茶，其他饮料他都不喝。

在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平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扶手椅和一把普通座椅，还有一个小书柜，里面大概有五十本书。它们是吠檀多哲学著作《奥义书》等的译本，也有那位瑜伽士著的书以及别人评价那位瑜伽士的书。墙上挂有几幅不大的画，其中有一幅是列奥纳多所画的“基督”中的一幅，有几幅是丑陋的毗湿奴画像，还有廉价的彩色版画和一张那位瑜伽士的照片。墙壁漆成了绿色，地板上有一块藤垫。

他穿着一套白色棉质的上衣和长裤，有点像中国的服饰风格。他赤脚走路。

他对这位瑜伽士极其崇拜，声称将其视为自基督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精神领袖。

他有点儿不愿提及自己的过去，说在英国他没有一个亲近的人。在之前的岁月里，他漂泊无依。但现在，到了这儿，他情有归处，心之所向，不再漂泊。他说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而且反复提及是瑜伽士的存在和相遇给了他内心的宁静，而这种宁静对他来说是无价之宝。我问他每天的生活怎样，他说，他多是在阅读、锻炼(他有一辆自行车，固定每天骑八英里)和冥想中度过的。他每天和瑜伽士一起在大厅里打坐很久，不过瑜伽士每周对他也说不了几句话。但是他正处于活力四射的年龄，我便问他，他的旺盛精力是否可以得到宣泄。他回答道：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是真正渴望和酷爱冥想的少数人之一；而且他一直都在练习冥想。他补充说，冥想很消耗体力，几个小时下来，身体就会疲惫不堪，不得不躺下休息。但是我根本搞不清楚他所指的冥想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不明白他是否在积极思考某个问题。当我向他提出耶稣会修士会对“耶稣受难”等特定主题进行沉思时，他说那和冥想根本不是一回事。他说他的努力是在与实现宇宙的大我和个人“自我”的交融，把只从自我出发思考问题的那个“我”隔离开来，因为他说，那就是无限。如果他做到了这些，他就会真真切切地看到或感觉到他自己的神性是无限神性的一部分，从此大彻大悟。他想待在那里见证这件事的发生，或者直到瑜伽士去世。

很难判断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当然很幸福。我本想从他的长相和他的谈吐中能找出点蛛丝马迹，但直至我离开时也还是一头雾水。

海得拉巴。从比达开车去海得拉巴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大群人，是一群司空见惯的印度人，有穿着鲜艳纱丽的女人、缠着腰布的男人，还有牛车和奶牛。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小集市，但帮我扛行李的人告诉我，这是一个治疗师居住的地方，所有那些人都是从附近的村庄赶过来求医问药的，还有些不育的女人来求子的。我问我能否见见他。司机告诉我说，那人本来是海得拉巴的一名富甲一方的承包商，后受神意感召要过苦行僧的生活，于是把财产转交给家人，来此定居。他住在一棵菩提树下，供奉路边的一处湿婆的小神庙。我们挤过人群，我们周围总共有三四百人。病人中有躺在地上的男人，也有在母亲臂弯里的孩子。当我们走近神庙时，治疗师迎上前，谦卑地和我们打招呼，向我们鞠躬施礼。他头戴一条脏兮兮的白色头巾，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衫，两头垂在他的脏兮兮的腰布上，耳朵上戴着银色的耳环。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只是留了一小缕花白的短髭。他身材矮小，神采奕奕，动作灵敏，笑逐颜开、忙忙碌碌、豁达开朗，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圣徒，更像是集市上警觉、活跃的店主。要不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宅邸和财物来免费为大家治病，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坑蒙拐骗的江湖郎中了。来看病的人为他带来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只留下赖以生存的大米和水果，其余一切他都捐赠给了别人。当时他执意要送给我们一些椰子。他是这样治病的，他先向神庙里的湿婆祷告，然后再行按手礼。当我离开的时候，他请我为他祝福，我真是诚惶诚恐。我告诉他我做这个不合适，但他很执着，非要坚持。于是，在众目睽睽下，我只好按他的想法做了，但感觉自己故作姿态，愚蠢至极。

苏菲派信徒[3]。他住在海得拉巴贫困街区的一座小房子里，那儿简直就是贫民窟。那里有一条走廊，我们到了之后就在走廊等着，派我们的先导去咨询下这位圣人是否愿意见我们。在进入房间之前，我们先脱掉鞋子，有人领我们进入一个小房间里，我看到蚊帐把这个小房间分为两部分。我猜想我们看不见的那部分是他的休憩之地。我们坐的地方大部分都被讲台占用了，这个讲台高出地面大约18英寸，上面铺着廉价的毯子，毯子上面有一块藤席，圣人坐在藤席上。他年老，瘦削，留着层次不齐的白胡子；他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身穿一件白色的棉布大衣和一条白色的裤子，打着赤脚。他的脸非常瘦小，颧骨突出，脸颊凹陷，这使得他的大眼睛更加凸显。他有一双修长而漂亮的手，但是骨瘦如柴，他的姿势丰富、优雅、富有表现力。他虽然年老体衰，但似乎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和他相处非常愉悦。他脸上的表情甜美而和蔼。我领会不出他话语的独到之处。我对苏菲派一无所知，所以听到他像印度教徒一样谈论“自我”和“超我”时，我异常惊讶。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非常可亲可敬、温柔和蔼、仁慈和宽容的老人。

一位神职人员。阿卡巴·海德里爵士派车去接他，他准时按照约定的时刻走进了房间。他衣着华丽，穿着一件上等的大红斗篷。他是个中年男子，身材高挑，仪表堂皇，举止优雅。他不会说英语，阿卡巴爵士担任翻译。他吐字清晰，语言流畅，声如洪钟。他说话的内容都是些陈词滥调，我已经听别人讲过不下二十次了。印度思想家中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他们对同一件事的表述完全雷同，虽然你觉得这不应该让你感到不耐烦，因为如果他们拥有真理，就像他们确信的那样，如果真理是一个统一体，不可分割，那么他们就应该保持真理的模样，这是很自然的。不可否认的是，没完没了地听千篇一律的话会令人生厌。你希望他们至少能想出比《奥义书》中更多的隐喻、明喻以及例证。当你再次听到蛇和绳子的寓言故事时，你的心情会不觉一沉。这些话人们听得耳朵都生了茧。

我问他我怎样才能获得冥想的力量时，他告诉我找一间昏暗的房间，盘腿坐在地板上，眼睛盯着蜡烛的火焰，清空大脑中所有的杂念，使大脑变得一片空白。他说道，如果我能坚持每天冥想一刻钟，我就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体验。“坚持做九个月，”他说道，“然后您再回来，我再教您做另一种修炼。”

那天晚上，我按照他所说的做了。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记下了时间。我感觉处于冥想状态很长时间了，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规定的一刻钟。我停下来，看了看表，仅仅过了三分钟，但这三分钟却好像漫长得永无休止。

一两周前，有人向我讲述了一件事，建议我写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但不知从何写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两个年轻人同在山上的一个茶园工作，他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取信，所以他们要间隔很长时间才能收到回信。其中一个年轻人，我们姑且称之为A吧，每次他都能收到很多信，十封、十二封，有时甚至更多。另一位年轻人，我们称其为B吧，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信。每当A拿起一沓信开始阅读时，他总是投去羡慕的目光。他渴望自己也能收到信，哪怕只有一封也好。有一天，当他们在等信的时候，B对A说：“看看你，总是有一包信，而我一封信也没收到过。如果你愿意，我想用我的五英镑买你的一封信。”“好吧。”A说。当信到时，A把他收到的一包信递给了B，对B说：“你随意挑选一封吧。”B给了A一张五英镑的钞票，然后仔细审视了下那些信，选了其中一封，其余的都还给了A。晚上，当他们用完晚餐，喝威士忌和苏打水时，A漫不经心地问道：“喂，那封信里都写了些什么？”“我不打算告诉你。”B回答道。A有点吃惊，接着问道：“那是谁写来的信呢？” B答道：“那是我的事，与你无关。”他们为此争执了一番，但B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他买的那封信，他只字不提。A陷入了烦恼之中，一连几周，他竭尽全力说服B让他看看这封信。但B还是没有答应。最后，A变得更加焦虑和好奇，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他走到B面前说：“看，这是还给你的五英镑，把我的信还给我。”“这个你说了不算，”B回答道，“这是我花钱买的，这就是我的信，我不会给你的。”

整件事就是这样。我想如果我是现代派的短篇小说家，我就据实来写，不管故事本身怎样，但这违背了我写故事的初衷。我想故事要有形式，故事只有具备了形式，才能够得出毋庸置疑的结局。但是即使你可以让读者悬在空中，不知你所云，至少你自己要搞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吧。

我和太子与太子妃，也就是贝拉尔亲王夫妇共进午餐。席间，太子问及我的旅行。“我想你去过孟买吧？”他问道。“是的，”我回答道，“我在那儿登陆的。”“你是住在游艇俱乐部了吗？”“是的。”我答道。“下一步你要去加尔各答吗？”他又问道。“是的。”我回答道。“我想你会被安排在孟加拉俱乐部下榻吧？”他问道。“希望如此。”我回答。“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吗？”太子问道。“不晓得。”我一脸茫然地说。“在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俱乐部，他们不允许狗和印度人入内；在孟买的游艇俱乐部，他们不介意带狗，但是印度人不能入内。”那时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该如何回答，至今依然。

宗教大师。他穿着橘色的僧袍，但袍子的颜色与其说是黄色，不如说是粉红色，头戴同样颜色的头巾，披着斗篷。这身打扮看起来真够热的。他穿着白色的袜子和非常整洁的棕色鞋子，那鞋子很像轻便的舞鞋。他个子很高，略胖，肉嘟嘟的大脸，透过金丝边眼镜可以看到他那双漂亮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嘴大而性感。他说话声如洪钟。当他讲道时，声音却往往有些粗哑。他经常面带微笑，但举止中有一种虚情假意的仁慈，给人以一种扬扬自得的感觉。他喜欢阿谀奉承，喜欢谈论自己。有一次，我问他是否因为不能享受俗世的快乐而感到遗憾。“我怎么会感到遗憾呢？”他回答道，“我前世都享受过了。”

托钵僧。仪式在一处穆斯林墓地举行，几个世纪前，在那里埋葬了教派的一位圣徒。教派领袖身材高大，长着鹰钩鼻，眉宇间流露出一副聪明而威严的表情。他身穿一件棕色的阿拉伯斗篷，头戴一条整洁的白色头巾。他座位的前方是一个小火盆，火盆里是燃烧着的木炭，他不停地把熏香放在火盆里，他的前面还有托钵僧们用来表演的各种乐器。

托钵僧们在领袖对面坐成一排，距他有四五英码远。他们年龄各异，有一个可能还不过十四岁，有些是青年人；从印度人看来，德高望重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留着大胡子、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他们留着长发，衣衫色彩斑斓但已破烂不堪，戴着耳环和项链，一副放荡不羁的样子。

仪式开始了，教派领袖带头吟诵祷文，其他众人也间或加入进来应和。接着他们中的一个人走上前去，拿起一根大约两英尺长的扦子，在香上熏一熏，让领袖触摸一下，然后他用扦子穿过自己的脸颊，从脸颊的一侧推进去，从脸颊的另一侧露出来，至少露出两英寸长。他绕场一周，好让别人都能看到，然后非常谨慎地把扦子取了出来。他轻轻地揉了揉那根扦子扎入和穿出的部位，不仅没有流血，而且没有伤口。又一个人走上前来，拿起另一根扦子，从自己脖子的气管后面穿过去，然后把扦子抽取出来。然后，另一个人拿起一把短而钝的匕首，首先做了一些夸张的手势，大喊一声，然后剜出了自己的眼睛。他绕场一周，眼珠垂挂在他的脸颊上，这景象真是令人作呕，然后他把眼睛复位，按揉了一下，一副完好无损的样子。另一个人把扦子插入自己的腹部，还有人用一根扦子穿透自己的舌头。他们看似并不痛苦。演出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结束时他们又吟诵了一篇长长的祷文。有一两个人流了一点儿血，也只是一滴两滴的，但血很快就止住了。

神秘学者。他身材矮小，圆圆的脸，戴着眼镜，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他参加过战争，并曾获少校军衔。他游历过很多地方。他是一个基督徒，也研究帕拉切尔苏斯[4]和埃利法斯·德维[5]。他能把法术和妖术分得清清楚楚。他对所谓的“神迹”嗤之以鼻，但他自己声称会飘浮术，可借助法术飘浮空中。他认为任何仅仅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而进行的表演都会削弱表演者的力量。他的力量纯粹是精神上的。他声称能治愈疾病，但说他的妻子(她和他一起到我家来做客)比他更有力量。她是印度人，穿着纱丽，老成持重，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当他们离开时，她告诉我我有时会看到她，当她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她总是身着一件深蓝色的纱丽。

也许我们所有的邪恶均源于“自我”，但是音乐、绘画、诗歌也皆归因于“自我”。因此，即使“自我”是邪恶之源，那又怎么样呢？

阿克巴尔爵士的秘书艾哈迈德·阿里给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他说，有人将一个被蝎子咬伤的女人带到他面前，人家告诉他，如果他在地上写下数字“16”，然后再用一只鞋子把这个数字擦掉，她就会痊愈。虽然他不相信，但还是这样做了，根本没起作用。那个女人离开之后，有人指出他写的不是数字16，而是数字13。从那以后，他就写数字16，治愈了好几个人。

一位瑜伽士想过河，却不名一文，付不起渡船的费用，于是他就用双脚从河面上走着过了河。另一位瑜伽士听说了这件事，感叹道：这个“神迹”只值一文渡船钱罢了。

一位瑜伽士想坐火车去某处，但是身上没有钱，就问站长是否可以允许他免费乘车。站长拒绝了，于是瑜伽士就坐在了站台上。到发车的时间了，火车就是行驶不了。人们推测是发动机出了问题，把机修工召来，机修工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但火车还是纹丝不动。最后。站长把瑜伽士的事告诉了官员们，瑜伽士被请上了火车，火车立即就开动了。

神秘学者和艾哈迈德·阿里都认为这个线路上有位站长可以医治蛇伤。他们说，如果有人被蛇咬伤了，他有权利免费给那位站长拍电报，站长拍回电报，蛇伤也就痊愈了。

我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晚宴，总共六个人，均是哲学家、梵学家和学者。在谈话中，他们谈到了瑜伽士可以通过自律和禁欲获得力量。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位瑜伽士曾经让人们把他埋在一口枯井的底部，并告诉那些人在六个月后挖开这口井。到时候如果发现他的头顶是温暖的，就证明他还活着，应该让他苏醒过来；如果发现他的头部已经冰冷，就证明他已经死了，可以把他烧掉。他们按照他说的做了，六个月后，发现他还活着。他很快就苏醒了过来，如今十六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身强力壮、容光焕发。这六个人要么见过那位瑜伽士，要么认识亲身经历这件事的人。因此他们也都相信了这件事。

孔雀。我们驱车穿过丛林。这片丛林并不茂密，忽然我们在树丛中发现了一只正在开屏的孔雀。它踱着步，傲视群雄，威风凛凛，脚步踏在地面上，精美绝伦，严肃虔敬，它的步态是如此优雅、如此高贵、如此温婉，使我不由得记起了尼金斯基[6]步入科文特加登舞台的情景，他走起来就是这般柔美、雍容华贵、温文尔雅。我几乎没有见过比那只孔雀在丛林中形单影只更动人心魄的景象了。我的同伴叫司机把车停下来，拿起他的枪。

“我试试我的枪法。”

我的心跳骤停。他开枪了，我希望他失手，但他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了那只孔雀。司机从车里跳出来，把那只被射死的孔雀捡了回来，之前它还是生机勃勃，瞬间便命归黄泉，真是惨不忍睹。

那天晚餐我们吃了孔雀脯肉。那肉是白色的、嫩嫩的和滑滑的；在印度每天晚上吃的都是瘦骨嶙峋的鸡肉，至少可以换换口味，也真的是满心欢喜了。

贝拿勒斯。没有什么比在黄昏时分乘船徜徉恒河更令人惬意的了。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令人神往的城市，清真寺的两个尖塔在浅色天际的映衬下，傲然屹立。一种恬淡无争之感油然而生，周围一片静谧。

拂晓时分，日出之前，你驱车穿过这座城市，商店还没开张，人行道上毡下之人还在熟睡；三三两两的人走向河边，他们手里拿着铜钵，因为他们要在这圣水中进行约定俗成的洗浴。你上了一艘由三个船工操纵的游艇，船沿着河边的石阶慢慢向前划去。清晨很冷。台阶上各处的人数分布不均。其中，有一处挤满了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景象，人们摩肩接踵，站在台阶上，站在水边。洗浴者礼仪不同，洗浴的方式也各异。对一些男孩子来说，这是一种玩乐之事，他们扎入水中，浮出水面，再次扎入水中；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迅速履行的仪式，你会看到他们一边机械地做着虔诚的动作，一边含含糊糊地念着祷文。其他人则视其为郑重之事。他们向冉冉升起的太阳鞠躬，双臂举过头顶，满怀敬意地咏唱祷文。然后，洗浴完毕，有的在和朋友们聊天，你可以猜测得到这每天的习惯就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换消息和八卦的机会。另一些人在盘膝冥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坐着一动不动，给人留下怪异的印象：虽然人声鼎沸，他们却如入无人之境。我看见一位老者，他的脸上饰有白灰，在眼睛周围形成一个大大的圆环，额头上绘有一块宽阔的长方形，脸颊上涂着几块方形，看上去就像戴着面具一样。许多洗浴者洗浴完毕后，仔细地擦洗和擦亮铜钵，他们要将圣水带一钵回家。

这是一副动人心弦、鼓舞人心的景象；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来来去去，给人一种热血沸腾之感；相比之下，那些沉思的人还在沉思，似乎更加沉吟不语、寂然不动，仿佛远离了尘世的喧嚣。

太阳升得更高了，沐浴着这景色的灰蒙蒙的光线变成了金色，给它披上了斑驳的光彩。

他身体健壮，个头不高，走起路来活力四射，他圆圆的光头，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眼角布满鱼尾纹，面带一种愉悦。他是政府的工程师，负责修筑道路、建造水坝和维修桥梁。他傍河而居。客厅里摆着几把舒适的扶手椅，中间有一张印度雕花桌子，墙壁上挂着神话场景的精美木雕，还钉着他亲自猎获的兽头和装在相框里的照片。在阳台和河之间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生长着一棵树，这棵树简直美极了。它的叶子并不浓密，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枝丫，它们在天空的衬托下形成了精美的图案。我谈到了它的美丽之处，但工程师显然从来没有注意到它；我想他认为我谈论这件事真是太滑稽了。

我们谈起射击，他提到他曾经射死过一只猴子。“我再也不射杀猴子了。”他说道，“我当时在修路，所有的苦力都罢工了，总共有六百人；工头病了，他们担心他会死去；他们已经下定决心离开工地，不再做这份工作了。我竭尽全力将他们留了下来，最后他们说如果我杀死一只猴子，他们就会留下来，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获得猴子心脏里的血，来治愈工头的疾病。然后，我不能让工程停下来呀，于是我拿起枪，沿着那条路走下去。通常有很多黑脸猴子在路边玩耍，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了一只，瞄准，开火，但是我没有把那只猴子射死，只是将它射伤了。这条猴子跑向我，寻求我的保护，哭喊着，像个孩子一样哭喊着。”

“工头身体康复了吗？”我问道。

“嗯嗯，事实上他真的好了。不管怎样，我把这条路修好了。”

范·H. 他大约六十岁，膀阔腰圆，大腹便便，满脸横肉，大大的鼻子，蓝眼睛，花白的胡须和头发。他很愿意说话，而且妙语连珠，只是略带点儿地方口音。他声音洪亮，天性快活。他年轻时可能就不怎么好看，现在，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不修边幅，浑身赘肉，虽然他的块头出众，但他并不端庄持重，既不引人注目，也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东方已有三十余年。他先去了爪哇。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一位梵语学者；他广泛涉猎了东方的宗教和希腊的哲学。这样，很自然地，他对赫拉克利特情有独钟，他的书架上，摆放着所有与赫拉克利特有关的现存文献。公寓里满是书。墙上挂着藏文横幅，到处都是藏铜制品。他在西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嗜美食，爱啤酒。在利德贝特的影响下，他成了一名神智学家，去了印度，在阿迪亚尔当了几年图书管理员，但后来与贝赞特太太吵了一架。当我问他对“圣贤”之说的看法时，他说他认为确证和否证相差无几。虽然他早已不再信奉神智论，但他仍然对利德贝特非常钦佩，相信他有超自然的力量。我想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

年轻时，他在爪哇雇用了一个仆人。他和他的仆人一起旅行了九个月，然后他的仆人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说他是爪哇一位苏丹人的后裔，他曾结婚生子；后来，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他悲痛欲绝，于是，隐退到丛林里去过苦行僧的生活。他后来加入了一群烧炭工的行列，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最后，他们对他说，这不是君主的后裔应该过的生活，并劝他去见一个奇怪的陌生人。那是一个约四十岁的爪哇茶农，人们普遍认为他不是一个在失败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著名叛乱者的转世(就像娜娜·萨希布所做的那样)，而是那个叛乱者本人，一百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活着。这个人告诉他去巴达维亚[7]，说在那里他会遇到一个白人，并侍从那个白人九个月。他告诉那个白人将在哪一天到达。事实上，这一切都和茶农预言的完全一样，范·H.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就去见那个奇怪的陌生人了。范·H.发现那人相貌平平却深受人们的爱戴，但那人对自己只字不提；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位古老的英雄。当范·H.问他是什么令他确切地说出那个仆人来巴达维亚并与自己同处一地的事情时，他的回答是：“有的知识来自头脑，有的知识来自内心。我看了看内心，然后把看到的和盘托出。”

一位年轻的军官乘半岛暨东方轮船公司的轮船回家，人们看到他在甲板上忙着读泰姬陵方面的书，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急着看这些书，他回答道：“嗯，我在阿格拉驻扎了四年，我从来没有见过泰姬陵，但我知道当我回到家时，所有人都会问我泰姬陵的有关情况，所以我想最好在到家之前先突击学习一下。”

泰姬陵。尽管我有期许，也曾经看到过泰姬陵的照片，但当我第一次从泰姬陵正面拾级而上，我就彻彻底底被它的美丽所折服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真正令人震撼的艺术，想在它还活灵活现的时候，亲自去审视它。根据我的理解，当人们说某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感到无法呼吸时，那不是无稽之谈。身处泰姬陵，我真的觉得呼吸急促，心里涌起一种奇特的、令人愉快的感觉，这种感觉似弥漫开来，我感到惊喜交集，那是一种心旷神怡之感。但那之前我一直在读数论派[8]哲学，该派哲学认为：艺术可视为是一种暂时的解脱，就像印度宗教之依归的绝对解脱一样，所以，“解脱”可能只是我把一种回忆中的东西移植过来指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已。

再美丽的景色，我也不可能在重复见到时，再现初见时的欣喜若狂，第二天同一时间，当我再次去泰姬陵，我的内心和这美景已经浑然一体。另一方面，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日落之时，我独自漫步走进清真寺。当我从一端看着寺内区域被分割成的一个个房间时，我对它的虚无和孤寂有了一种奇怪的、神秘的感觉。那一刻，我有点胆怯。我只能用那句根本讲不通的话来表达我的感受：我似乎听到了那无限无声的脚步声。

辛达拉姆。要描述一个印度人真是太难了。也许是因为你对他的前辈和环境知之甚少，抑或是因为你认识的印度人相对较少，因此你不能对他们的印象相互比较；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变化多端，没有明显的特质；或者，当然，他们只会展示他们想展示的一面，或者他们认为可以让你高兴和感兴趣的一面。辛达拉姆是马德拉斯[9]人，身材粗壮，肥头大耳，有着欧洲人的中等身材，肤色不是很深；他缠着腰布，身穿一件白衬衫，头戴一顶甘地帽。他鼻子短而厚，一张气吞山河的大嘴配以充满性感的嘴唇，和颜悦色，魅力十足。我想他会很乐意去谈论他所认识的所有大人物，但那似乎是他仅有的虚荣心。他人很和蔼，是个清教徒，他告诉我他这一生还从未去过剧院或电影院。他很有诗意，山水、江河、鲜花、白天的天空和夜晚的天空都能给他带来快乐。他根本不懂得逻辑，对讨论也不感兴趣。他的信仰来自印度的传统文化以及他古鲁[10]的亲授，他乐于详细讲述这些信仰，但并不关心这些信仰的合理性，也不介意这些想法之间是否有相悖之处。他一切都以感情和直觉为立足点。他对这些信仰深信不疑。他严格地践行了正统印度教对饮食、洗浴、冥想等方面的戒律。他主要以牛奶、水果和坚果为生。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全神贯注钻研一篇严肃而又费脑筋的著作，六个月他缄口不言，以牛奶为生。他用极大的诚意谈论克己、绝对和我们所有人心中的上帝——上帝就是万事万物，我们都是上帝。他说了好几个隐喻，信手拈来，这些隐喻在印度已经流行了好几个世纪；对他来说，这些隐喻显然是一种充分的推理手段。关于恒河的优美意象对他来说和三段论一样有力。不难发现，他对他的妻子和孩子忠心耿耿，并以他们自豪。他的孩子们都举止优雅，彬彬有礼。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冥想，他认为那是最佳时刻。我看见他和这所大学的一些学生在一起，他对他们非常友好，但并不像你有时看到的传教士对待信徒那样令人腻烦；他真心实意且富有人情味。

帝国缔造者。他是个将军，一头白发，留着白色的牙刷状胡子，个子高高的，健壮但不臃肿，红脸，蓝色的眼睛，蛋形的头。每天早上他六点钟出去兜风。他房间里有一台划船机，在沐浴前，他可以进来做一些运动；只要暑气稍微有点减退，他就去网球场打网球，他打得很努力，而且球技也很好(他吹嘘说他能打败只有他年龄一半的后生猛将，并且他更喜欢单打，因为那样可以得到更多的锻炼)，他每天打到天黑得看不见球，才回到自己的房间，沐浴之前在划船机上划上一刻钟。“在这个国家，你必须保持健康，”他不断地说，并抱怨道，“我得不到足够的锻炼。”他在印度已经三十年了，“能在印度待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印度有猎可打。我有很多猎手，他们个个都是高手，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像信任英国人一样信任他们，他们是一流的射手，并且饱含热情。我的意思是，除了他们的肤色之外，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白种人，我没夸大其词，你知道的，这是事实。”

阿什沃思。他告诉我当他在大学学习哲学时，他不能理解老师所讲的万事万物合一的意思。一个人怎么能说他是那张桌子而桌子就是他呢？这听起来毫无意义。后来有一天他终于领悟了。那时他去迈索尔看大瀑布，乘坐公共汽车穿过丛林，行驶了很长一段路。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大树，当他沿着一条绿色的隧道疾驰而过，高耸入云的树木就在头顶上，他感觉激动万分；接着他来到瀑布前；他站在一个大圆潭的边缘，面前是滚滚大水(因为当时季风雨刚过)从天上直泻下来，这给了他一种非同寻常的体验，他觉得自己就是那水，他像水一样飞泻下来，水就是他自己，他意识到他和水已经合二为一。他三十八岁，对于一个德干高原的印度人来说，他个头算是高的，比我高了一两英寸，自然卷曲的黑发已经花白。但是从面容上来看，他还很年轻，额头上几乎没有皱纹，眼睛下面也没有褶皱；他的眼睛很大，水汪汪的,他的鼻子很短，但是鼻形很好，肉嘟嘟的，他的嘴很大，嘴唇很丰满；耳朵很小，紧贴在头上；耳垂又长又厚，就像佛祖[11]头像上的耳朵一样,当然也没那么夸张。他的脸刮得很干净，但他胡须浓密，即使是刚刚刮过胡子，他那深蜜色的皮肤上还能显示出一抹黑色。他长得不好看，但他那诚恳坦率的表情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的牙齿极好，洁白整齐。他的手比大多数印度人的手都要大一些。

他裹着一条最便宜的棉质腰布，身穿一件棉质衬衫，戴着一顶甘地帽，围着每一个有身份的印度人都围的围巾，赤脚穿着皮凉鞋。他英语说得很流利，虽然他从未去过英国。他的声音洪亮悦耳。他的真诚和善良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并不敢肯定他是否聪明。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而来的，可他不知道他在费尽心思冥想出的许多概念实为老生常谈。当他带着深深的感情侃侃而谈那些陈词滥调时，令人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偶尔也有一种迷人的甚至是独到的想法。

他因在自己所创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煽动性文章而被捕，并被判处一年监禁。他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这样他的谈话就不会玷污到其他囚犯。但是，尽管没有强迫他去做工，他却主动要求去做，和其他犯人一起在工作间编织地毯。他对自己的牢狱之灾很不服气。他告诉我，他过去常常一哭就是几个小时，有时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想要逃出去的欲望，然后就不停地打牢房门的铁条，试图把它们打断，大声吼叫，直到筋疲力尽,最后瘫软在垫子上，倒头睡着。四个月后，监狱里伙食让他病倒了，病得很重，被送进了医院，刑期剩下的几个月，他是在医院度过的。就在那段时间，他决定放弃他自己的财产。但是打官司花费了他很多钱，在他被监禁期间，他的报刊经营得很糟糕，所以当他被释放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负债累累。他花了几年时间才还清了债。然后他把他的员工召集到一起，把自己的报纸、机器、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们，条件是他们每个月要付给他母亲三十卢比的生活费，以养活他们全家：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妹妹和他的两个孩子。

我想了解他的家人是如何看待他这一决定的，他不太关注他们的感受。“他们不愿意，”他说，“但我情非得已。你总不能因为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或不便而不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吧。”在他出生的时候，占星师为他占卜过，占星师说他要么会成为一个非常富有、非常成功的人，会超群绝伦；要么会成为一个瑜伽行者。多年来，他的雄心壮志就是为自己获取功名利禄；但当他决定放弃所有财产时，他的母亲想起了那个占星家所说的话，尽管感到酸楚但并不感到意外。我问他，当他的儿子长大后，责怪他把自己带到世界上来，却不给自己原本可能给予的良好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而是只让自己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长大之后只能成为一名工匠时，他会给出怎样的回答呢。他默默地笑了。“我想他可能会责怪我，”他说道，“但是他有房子住，有饭吃，这些都是我提供给他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有了儿子，就必须为了他的更美好的前程而去浪费自己的生命。你和他一样，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他的讲述，我感同身受。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处理掉的第一天，就去看望一个住在班加罗尔[12]几英里外的朋友。他步行去的，在回来的路上感到非常疲倦，就上了一辆经过的公共汽车，但突然想起自己口袋里没有钱，只好叫司机停车，下了车。我问他住在哪里。

“如果有人给我提供住宿，我就睡在阳台上；如果没有，就睡在树下。”

“吃什么呢？”

“如果有人给我吃的，我就吃，否则我就饿着。”他简单地回答。

我以非常奇特的方式逐渐了解了他。我第二次住在孟买，他从班加罗尔给我写信，说他想来见我，因为他确信我有妙言要道要对他讲，这对他来说很重要。我回答说，我只是一个平庸之辈，一个写小说的，没有特别之处，我认为他花两天的时间来看我是不值得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来了。我问他是怎么搞到买火车票的钱，他告诉我他去了车站，在那儿等着。过了一段时间，他和一个等车的人攀谈起来，告诉那个人他要来看我，但没有钱买票。那个人就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我主动为他提供返程的费用，但他就是不肯要我的钱。

“我会设法回去的。”他笑着说。

我们进行了长达两天的交谈。意识到他希望能从我这儿获得某种高深的教旨或者至少是一个得隽之句，我就一直忧心忡忡的。我没什么可以给予他。他不由得感到失望，也许我应该和他说一些冠冕堂皇、哗众取宠的大空话，但我着实做不到。

果阿[13]。你驱车穿过椰子林，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房屋的废墟。乘着渔船在澙湖上航行，船的大三角帆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白光。一座座教堂宏伟洁白，教堂的正面装饰着蜂蜜色的石柱。教堂里面很大，四壁萧然，非常宽敞，有葡萄牙巴洛克式的讲道坛，精雕细琢，还有同样风格的祭坛。在一座侧面的祭坛上，一位当地的牧师正在做弥撒，一位脸色黝黑的辅祭员在帮忙。没有人做礼拜。在圣方济各教堂里，你会看到一尊木雕的耶稣受难像，向导告诉你，在城市毁灭前的六个月，这尊木雕的耶稣受难像曾经哭泣过。在主教堂里，他们正在举行仪式，风琴在演奏，在风琴楼厢里有一小队由当地人组成的唱诗班，唱得很刺耳，不知怎么的，这反而使天主教徒颂歌拥有了神秘的异教徒印度人的特征。奇怪的是，在这荒凉僻静的地方看到这些巨大空旷的教堂，牧师日复一日在里面做弥撒，却没有一个人来听。这不免使人心生诧异，铭刻于心。

牧师。他来旅馆看我。他是个高大的印度人，不胖不瘦，有着姣好、柔和的面容，黑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身穿一件长袍。起初，他非常紧张，双手不安地搓动着，但我竭尽全力使他放松了下来，不久他的手就能静下来了。他英语说得很好。他告诉我他出身于婆罗门家族，他的祖先是一位婆罗门，受圣方济各·沙勿略[14]一个门徒感化，皈依了天主教圣方济各派。他三十多岁，体格强健，风度翩翩。他的声音洪亮，悦耳动听。他曾在罗马待了六年，在欧洲逗留期间经常各处游历。他想回到欧洲，但他的母亲年老体衰，希望他留在果阿，直到她离开尘世。他在一所学校教书、传道，花了很多时间使首陀罗[15]皈依。他说，现在使高等种姓的印度人皈依，根本是无济于事。我试着让他谈谈宗教。他告诉我，他认为基督教博大精深，可以涵盖所有其他信仰，但他感到遗憾的是，罗马不允许印度教会的本土化发展。我的印象是，他接受基督教并把基督教教义作为一种纪律，但他对基督教本身没有激情。我不确定，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搞得水落石出，他是否会发现自己会对它仍持一丝怀疑。我有一种感觉，即使他背后有四百年的天主教，他仍然是一个吠檀多信徒。我想知道，对他来说，如果不存在于他的头脑中，至少在意识深处他能朦朦胧胧地觉察到基督教中的上帝和《奥义书》的婆罗门是否融为了一体。他告诉我即使在基督徒之间，种姓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没有一个人会与自己种姓外的人结婚。一个出身婆罗门的基督徒会嫁给一个首陀罗的基督徒，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他的血管里没有一滴白色种族的血，他的家人一直坚定地保持着血统的纯正。“我们是基督徒，”他对我说，“但首先我们是印度人。”他对印度教的态度充满着宽容和同情。

特拉凡哥尔[16]的回水河汊。它们是狭窄的运河，可以称之为人工河，也就是说，天然的河段已经被有筑堤的水道连接起来，形成了从特里凡得琅[17]到科钦[18]的水道。水道两边长着椰子树，泥屋顶的茅草房傍依着水域边缘，每个茅草屋周围都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种着香蕉、番木瓜，有的还有一棵菠萝蜜。孩子们在玩耍；女人们有的闲坐着，有的在舂米；不太结实的小船里，有时载着成堆的椰子、树叶或牛饲料，男人和男孩慢慢地来回划着水；人们在岸上钓鱼。我看见一个人拿着弓箭和他用弓箭射中的一小串鱼。大家都在河中洗浴。河水是绿色的，凉爽而又宁静。你会有种很奇特的印象，这就是田园，平静而原始，不是特别艰辛。不时有一艘大驳船经过，两个人用篙撑着，从一个城镇驶向另一个城镇。这里小小的寺庙或小教堂处处可见，因为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人是基督教徒。

这条河长满了水葫芦。这种植物盛开着娇嫩的紫红色的花朵，不是扎根在土壤中，而是在水中，随风漂浮。当你的小船划过，形成一条清澈的水道时，这些植物就被推向一边；但当小船刚刚驶过，它们就随着水流和微风漂回到原处，没有留下任何你曾经经过的痕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你我亦是如此，在引起小小的轰动后，好像不曾存在。

邦政府的首席部长。有人告诉我，他是个精明而无良的政客。大家一致认为他既聪明又狡猾。他长得很结实，矮矮的，胖胖的，和我差不多高，有一双机敏但不是很大的眼睛，宽阔的前额，鹰钩鼻，丰厚的嘴唇和圆圆的小下巴，一头浓密卷曲的短发。他缠着白色的腰布，身穿一件白色束身上衣，围着一条白色围巾。赤着脚穿着拖鞋，时而穿上，时而脱下。他有着政客的和蔼可亲，这是他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热情对待他遇到的每一个人练就出来的。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很流利，用词考究，他能把自己要说的话表述得清清楚楚，富有逻辑。他声音洪亮，举止随和。他不同意我说的很多话，就非常果断而又彬彬有礼地纠正了我，想当然地认为，我这么聪明，不会因有人提出异议而受到冒犯。他掌管着邦中的一切事务，自然很忙，但似乎有大半个钟头的时间来谈论印度的玄学和宗教，好像他对此尤其感兴趣。他看起来不仅在印度文学方面，而且在英国文学方面涉猎很广，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或思想有任何了解。

当我说起在印度宗教作为其他全部哲学的基础时，他纠正了我。“不，”他说道，“不是这样的，印度没有你所说的宗教。印度有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而神学，印度教神学只是其中之一。”

我问他，受过教育、有教养的印度教徒是否仍然愿意相信因果报应和轮回。他强调说：“我本人绝对相信，用我自己生命的所有力量相信。我深信，我在此之前经历了无数次生命轮回，我将不得不经历的生命轮回——我不知道在我获得解脱之前还有多少次生命轮回。我认为，因果报应和轮回是唯一能对人类不平等和世界邪恶做出解释的东西。我只有相信他们，我才会感觉得到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

我问他，相信了这一点，是否印度人就不会和欧洲人那样惧怕死亡了。他思索了一会儿，而在他思索的瞬间，我已经发现他有自己特色的认知方式，他顾左右而言他，以致我认为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这时他说：“印度人不像日本人那样，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有许多理由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印度人不是因为死亡会带走他的生命而惧怕死亡，他害怕死亡是因为他对来世的不确定性。他不能保证自己将诞生为婆罗门、天使，抑或是神灵，他也可能会是一位首陀罗、一只狗或一条虫子。当他想到死亡时，他害怕的是来世。”

印度七弦琴演奏者。他四十多岁，略胖，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头的前半部也剃得光光的；他的头发很长，打成一个结，垂在后背；系着一件遮腰布，身穿一件无领衬衫。他坐在地上演奏。他的乐器装饰得很豪华，刻有浅浮雕，末端是一个龙头。他演奏了几个小时，不时地插入几小节歌曲，有的歌曲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还有极少数是十九世纪的，当时正处于特拉凡哥尔大君的统治下，大君本人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音乐家，人们对这门艺术也有着极大的热情。这是些精心制作的音乐，需要全神贯注地来听，我想如果我不了解现代音乐，我根本听不懂。它缓慢而有节奏，听习惯了，你就会领悟到它的多姿多彩和优美和谐。近几年来，作曲家们受现代音乐、欧洲音乐的影响极大。在这东方的旋律中，能隐约听出风笛的悠扬或军乐队的声威是很奇特的事情。

印度人的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位法官，房子是他父亲遗留给他的。他已经去世了，我见到了他的遗孀，她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女人，穿着白色衣服，一头卷曲的白发垂在背上，赤着脚。土坯的墙上有一扇门，由此门进入，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长廊中，上面是木雕的天花板，饰有荷叶，中间是湿婆舞的浮雕。接下来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庭院，里面长满了巴豆树和桂树。然后就是正房了。房子前面是一个回廊，廊上飞檐顶部显示出屋顶精致美妙的木榫卯结构，廊内的天花板上和凉亭一样有深褐色的雕饰。回廊的每一端都有一个拱起的部分，下面是贮藏柜，主人通常把衣服放在里面，还可以充当座位。这是主人的会客厅。后面有两扇门，门上配有昂贵精美的黄铜锁和铰链；这两扇门通向两间昏暗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张床，其中一间是主人之前的卧室。一边是一个封闭的门洞，和储粮室相连。从旁边的一扇小门进去，就到了另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后面是女眷居住的地方，旁边是厨房和其他的小房间。我被带到一个满是破旧的欧洲家具的房间。

在夜晚，第一个院落不再满是灰尘，备受冷落。在月光和星辰的照耀下，这里微风清凉，万籁俱寂，宛若仙境。我本来应该愿意到那儿去听那位七弦琴演奏者的歌声，他那专注而严肃的脸被一盏黄铜油灯的烟焰照亮，灯芯漂浮在椰子油里。

瑜伽士。他是印度人，中等身材，深蜜色的皮肤，短短的头发和胡须，均已变白。他并不粗壮，但稍胖。虽然只裹了个白色腰布，但看上去非常整洁、干净，甚至堪称“衣冠楚楚”。他慢慢地走着，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他的嘴有点大，嘴唇很厚，眼睛既不像大多数印度人的眼睛那么大，也不那么光亮，眼白部分布满血丝。他既简单朴素又不失尊严。他积极乐观，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一位学者，更像是一位性情善良的老农。我躺在房间的一张简易床上时，他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三名门徒，经过几句亲切的问候之后，他入了座。当时我身体不太舒服，在他们到来之前昏倒了一段时间，他坐在我旁边。正是因为他被告知我身体不太好，不能去他通常打坐的大厅，所以，当别人把我抬进那个小房间后，他也过来了。

初始，他还看我几眼，过了一会儿，他不再看我了，只用一种特殊的坚定目光斜视着我的肩膀上方。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只有一只脚不时地在地面上轻轻地敲着，就这样大概持续了一刻钟，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正在冥想，全神贯注在我身上，为我治病。然后他停了下来，问我是否有话对他讲或者有问题要问他。我感到虚弱痛苦，就如实告诉了他。而他笑着说：“沉默也是交谈。”接着他把头稍稍侧向一方，专心致志地开始冥想，再一次凝视着我的肩膀上部。他又保持这个动作大约一刻钟，一个字也没说，房间里的其他人都用目光注视着他，然后他起身，微笑着鞠躬告别，慢慢地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间，他的门徒也跟随他走出了房间。

不知道是休息的结果还是瑜伽士冥想的结果，我感觉好多了，过了一会儿，我走进大厅，他白天在那里打坐，晚上在那儿就寝。这是一个很长的房间，我想有五十英尺长，大概有二十五英尺宽，房间内孑然无物。房间四面都有窗户，但伸出的屋檐使房间的光线变得很暗。瑜伽士坐在铺有虎皮的低矮讲台上，面前是一个燃烧着香的小火盆。香的气味沁人心脾。不时有位弟子走上前，点燃另一炷香。信徒们坐在地板上，或读书，或冥想。不一会儿，两个陌生人提着一篮子水果走了进来，跪在瑜伽士面前，呈上他们的贡品——那篮水果。瑜伽士稍稍点了下头，表示收下了，示意一个弟子将贡品拿走；他和蔼地对陌生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又微微点下头，示意他们退下，他们再施大礼，接着坐到其他信众中间去了。然后，瑜伽士进入了冥想中状态，所有在场的人似乎都感到一阵寒战，我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大厅。

后来我听说我的晕倒引起了一些非常离奇的流言蜚语。这一消息不仅传到了印度各地，甚至也传到了美国。有些人把这归咎于敬畏，一想到要到圣者面前，我就心存敬畏，直到晕厥。也有人说是因为瑜伽士的功力，在我见到他之前，他对我施加的影响，使我全神贯注了几分钟，从而进入了无限的世界。当有人问我这件事时，我只是笑笑，耸耸肩。事实上，那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晕倒。医生告诉我，那是由于腹腔神经丛的应激性，导致横膈膜压迫心脏，那天发作是横膈膜压迫心脏的时间太久使然。如果一个人出现这种情况，开始几分钟感觉不舒服，然后就会昏迷，不省人事，最后就会恢复意识——如果还能恢复意识的话。

马都拉岛[19]。马都拉岛指夜间的庙宇。在印度总是吵吵嚷嚷。人们总是扯着嗓子说话，但在寺庙里，他们说话的音量比平时更高。人声鼎沸，人们祈祷、背诵祷文，相互招呼，大声争吵辩论或者彼此寒暄，对神灵毫无敬畏之心。然而，仍有一种强烈的、不能抗拒的神圣感会让你的脊背发冷颤抖。奇怪的是，那里的神灵似乎近在咫尺，而且还活生生的。

人潮涌动，男人、女人和孩子拥挤不堪。男人们赤膊，前额、手臂和胸部通常都涂有厚厚的烧牛粪留下的灰烬。他们中的许多人白天工作时穿着西装，但在这里，他们摒弃了西方的服饰、西方的文明和西方的思维方式。这里的寺庙是印度本土的，庙宇之中只有对西方一无所知的印度本地人。你看到他们在拜谒一个又一个的神龛，有时完全趴在地上，面朝下，顶礼膜拜。

你穿过长长的大厅，雕花的柱子撑起屋顶，每根柱子的脚下都坐着一个虔诚的托钵僧。有些人年事已高，须发皆白，有些人骨瘦如柴，有些人很年轻，身体强健，全身满是体毛。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受施的钵或一小块垫子，信徒们不时地把铜币扔在上面。他们中有的穿着红色衣服，有的几乎赤身裸体。当你走过的时候，有些人茫然地看着你，有些人在默默地或大声地读书，丝毫不理会川流不息的人群。内殿外面，坐在地板上的是一群僧侣，他们的头颅前部剃得净光，脑后的头发打成一个结，虎背熊腰，他们无毛的褐色胸部和粗壮的手臂上涂着一道道的白灰。走进来一个人，他既是学者也是誉满天下的圣徒，头戴红色的头巾，胳膊上戴着手镯，腰间围着色彩斑斓的腰布，留着花白的胡须，威风八面，后面跟着两三个弟子，他在一个神龛前诵念了一段祷文，然后，由学生为他开道，他从容不迫、大步流星地步入圣殿的至圣所。

这座寺庙是由无罩的电灯照明，电灯悬挂在天花板上，在雕塑上投射下刺眼的光，但在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黑暗变得愈加神秘。这个寺庙虽然人声鼎沸，而铭刻在心的或许是它本身的神秘莫测吧。

当我要离开印度时，人们经常问我，在我所看到的所有景象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如他们所愿，做了如下回答。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最令我感动的泰姬陵，不是贝勒斯河边的石阶，不是马杜拉岛的神庙，也不是特拉凡哥尔的山脉；而是那里的老农，骨瘦如柴，衣不蔽体，只有围在腰间的一块布，腰布的颜色和他所耕种的太阳炙烤过的大地的颜色一样。农民在黎明的寒冷中瑟瑟发抖，在中午的酷热中挥汗如雨，在太阳落山时仍在不辍劳作。在这干涸的田野上，饥寒交迫的农民仍无休无止地耕种在北方、南方、东方、西部，辛勤劳作在印度的广袤土地上，祖祖辈辈辛苦如初，就如同三千年前，从雅利安人在这个国家繁衍生息起，他们就为勉强维持生计而辛勤劳作着，希冀以此聊生。这是印度最令我情凄意切的一幕。

据说惠灵顿曾经说过，我们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赢得了滑铁卢战役。也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我们在英国的公学里输掉了印度。

注释

[1]　阿室罗摩(Ashrama)，印度教精神生活的四个阶段之一；亦指瑜伽修行者聚集居住之地。

[2]　马德拉斯(Madras)，南印度东岸的一座城市。它坐落于孟加拉湾的岸边，是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印度第四大都市，世界一百大都市地区之一。

[3]　“苏菲”(Sufi)一词系阿拉伯语音译，苏菲派是伊斯兰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

[4]　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 1493—1541)：瑞士的医学家，提出硫、汞、盐三元质的说法。强调自然的治疗能力，反对有害的治疗方法，著有《外科大全》和关于梅毒的论文，他别致的医学思想在当时和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5]　埃利法斯·德维(Eliphas Devi)，原名阿尔方斯·路易·康斯坦(1810—1875)，法国隐秘学者及仪式魔法师。

[6]　尼金斯基(Nijinsky， 1890—1950)：俄罗斯芭蕾舞者和编舞家，被西方人称为“舞蹈之神”。

[7]　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首都雅加达(Jakarta)的古称。

[8]　数论派(Samkhya)是婆罗门六个正统哲学派系之一，印度六派哲学中，最早成立之一派。数论派认为，事物(或世间现象)是由某些根本因转变出来的。

[9]　马德拉斯(Madras)：南印度东岸的一座城市。

[10]　古鲁(Guru)：印度教或锡克教的宗教导师或领袖。

[11]　原文为Gautama，为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Gautama)，名悉达多。

[12]　班加罗尔(Bangalore )： 印度南部城市，卡纳塔克邦首府。

[13]　果阿(Goa)：印度西海岸一邦，首府帕纳吉，以前为葡萄牙领土，1961年被印度夺取；在1987年成为邦之前，该地区和达曼与第乌成立了一个直辖市。

[14]　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西班牙人，是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他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首先将天主教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天主教会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

[15]　 首陀罗又译为旃荼罗和一生族，是指印度种姓之一，地位最低。这个种姓的人是由伺候用餐、做饭的高级用人和工匠组成，是人口最多的种姓。

[16]　特拉凡哥尔(Travancore)：印度旧时南部一土邦。

[17]　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印度南部港市，喀拉拉邦首府。

[18]　科钦(Cochin)：印度西南部港口城市。

[19]　马都拉岛(Madura)：印度尼西亚爪哇东北部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