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与拉里纯属巧遇。我曾向伊莎贝尔打听，但她说从拉波勒回来后，就很少见到拉里。她和格雷已认识不少同辈的朋友，因此经常参加聚会，比以前四人出游的那段美好日子更加忙碌。有天晚上，我到法兰西剧院欣赏《贝芮妮丝》。我虽读过剧本，但未看过舞台演出，而且机会难得，不愿就此错过。这称不上拉辛最好的作品，题材太过单薄，难以撑起五幕，但剧本写得十分动人，几个桥段相当脍炙人口。故事是根据史学家塔西佗的短文写成的：泰特斯疯狂爱上了巴勒斯坦女王贝芮妮丝，甚至答应与她结婚，却为了国家大事，于登基首日辜负了自己和贝芮妮丝，送她离开罗马，只因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坚决反对皇帝与异国女王联姻。此剧着重于泰特斯面对爱情与责任，内心陷入天人交战。他犹疑不定，最终贝芮妮丝确信他爱着她，决定支持他的前程，便永远离开了他。

我猜，也许唯有法国人能充分欣赏拉辛作品的文采和音韵，但即使是外国人，一旦习惯官腔矫饰的风格后，也会被他的浓情蜜意和崇高情感所打动。少有人像拉辛如此懂得人声蕴藏的张力。对我而言，这些圆润悦耳的亚历山大诗体足以取代舞台动作，我也发觉长篇独白是以卓越技巧推向高潮，不亚于电影中那些精彩镜头的惊心动魄。

第三幕演完时中场休息，我独自到大厅抽烟。大厅上方，雕塑家乌东所刻的伏尔泰俯瞰着下方，咧着无牙的嘴，露出讽刺的微笑。此时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正回味着剧中铿锵诗句带来的震撼，因而略微不悦地转身，没想到面前竟是拉里。一如往常，我高兴极了，上回见到他已是一年前的事。我建议看完这出戏后，一起去喝杯啤酒。拉里说没吃晚餐，正饥肠辘辘，便提议去蒙马特。我们分头看完后才碰面，一同走出剧院。法兰西剧院有着特殊的霉味，混杂着一代代负责带位的女子的体臭。她们往往不洗澡，板着脸孔，带好位之后，便脸不红气不喘地站在旁边，等着收客人的小费。因此，出了剧院首先要呼吸新鲜空气。那天晚上天气宜人，我们便走路过去。歌剧院大街的弧光灯大肆照耀，天空星斗好似不屑与之争锋，都把锋芒藏于无边无尽的黑暗中。我们边走边讨论刚才的戏剧。拉里颇为失望，觉得演技可更自然，诗句应宛如说话，动作则要减少夸张。我无法认同他的观点。这出戏以华丽辞藻见长，因此台词读起来理应浮夸。我喜欢演员每逢韵脚时要故意顿一下，同时搭配着优美的身段，这样悠久的传统承袭至今，适合这类偏重形式的艺术风格。我不禁猜想，拉辛也会希望这出戏如此搬演。我向来佩服演员能在重重限制下，尽力演得真实、热情又有人情味。艺术若能利用传统形式来实现其目的，即为艺术的胜利。

我们到了克利希大街，走进布格哈夫餐厅。午夜刚过，餐厅挤满了人，但我们找到一张空桌，点了两份火腿蛋。我告诉拉里，最近见过伊莎贝尔。

“格雷应该很高兴能回美国，”他说，“他回到那里才会如鱼得水，除非重新开始工作，否则他快乐不起来的。他以后肯定会赚很多钱。”

“果真如此，那就是你的功劳了，他不但身体康复了，心病也一并治好，你帮他找回了自信。”

“那都是小事，我只是教他怎么自愈。”

“那你是怎么学会这种小事的？”

“凑巧吧。我之前在印度失眠得很严重，刚好跟一个老瑜伽行者提起来，他说马上就能帮我治好。他那套方法你已见过了，我在格雷身上如法炮制。那天晚上，我一夜好眠，好几个月都没睡得这么舒服。后来大概过了一年，我跟某个印度朋友去爬喜马拉雅山，他不小心跌伤了脚踝，但临时找不到医生，他又痛得不可开交。我就尝试那个瑜伽行者的方法，没想到竟然有效。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反正他完全不痛了。”拉里笑起来，“我可以保证，我比谁都惊讶，真的没什么秘诀，只是把念头灌输到病人的脑袋里而已。”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如果你的手臂自己从桌上抬起来，你会很吃惊吗？”

“当然会。”

“没错。我们一回到文明世界，那名印度朋友就四处张扬，还带领其他人来看我。其实我当时很排斥表演给他们看，毕竟还不大清楚其中原理，但在大家的坚持之下，我也只好照办。不知为何，他们的病痛竟然全缓和了，我发现这套方法除了止痛，还能驱除恐惧。说也奇怪，许多人都饱受恐惧的煎熬。我不是指害怕身处密闭空间，或者害怕站在高处，而是害怕死亡，更惨的是害怕人生。他们多半看起来非常健康，生活富足且无所牵挂，却被恐惧折磨。我有时会觉得，这是最让人困扰的情绪，我一度自问，这是否植根于深沉的动物本能，自从远古先祖首次感受到生命的颤动后，就代代遗传了下来。”

我听着拉里的分享，内心充满期待，他很少说这么多话。我隐约觉得，这回他总算愿意谈心了。或许方才那出戏，减轻了某种压抑。演员嗓音抑扬顿挫、节奏明快，如同音乐般，让他摆脱了天生的拘谨。忽然间，我觉得自己的手不大对劲。拉里方才半开玩笑的问题，我压根儿没有多想，如今却发现手不在桌上，反而已抬离桌面一英寸左右。我大吃一惊，盯着自己的手，发现它微微颤抖，胳膊神经有种诡异的刺痛，抽动了一下，整只手和前臂便自动抬了起来，我既未出力也没抗拒，直到手臂离开桌子有几英寸高，接着完全高举过肩。

“这太奇怪了。”我说。

拉里笑了笑。我把注意力稍稍集中，手臂立即落回桌面。

“真的不稀奇，”他说，“别把它当回事。”

“你刚从印度回来的时候，跟我们提到过一位瑜伽行者，是他教的吗？”

“不是，他很讨厌这种事，我不晓得他相不相信自己有部分瑜伽行者所说的能力，但他认为施展这种能力十分幼稚。”

我们的火腿蛋送来了，因此立刻大快朵颐起来，同时喝着啤酒，没说半句话。我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我自己则在思考着他说的话。餐后，我点了根烟，拉里则燃起烟斗。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去印度？”我蓦然问他。

“凑巧，至少那时是这么想。现在我倒倾向于认为，这是在欧洲住了多年的必然结果。凡是对我有深远影响的人，几乎都是碰巧遇到的，但回想起来，却好像命中注定，仿佛全是在我需要他们时出现的。我之所以去印度，是因为想好好休息，因为工作得太累了，想把思绪整理整理。我后来在环游世界的渡轮上，找了份打杂的工作。渡轮往东方行驶，通过巴拿马运河，再前往纽约。我当时有五年没回美国了，所以非常想家，但是相当沮丧。很多年前，我们在芝加哥初次见面，你也晓得那时我有多么天真无知。我之后到欧洲读了各式各样的书，见了不少世面，但是离心中追求的目标还是很远。”

我想询问这目标是什么，但觉得他势必会一笑置之，耸耸肩说不值得一谈。

“不过，你为什么要去船上打杂呢？你又不是没钱。”我问。

“我想体验体验。我只要觉得精神上的吸收达到了饱和，能学的都学了，此时做做这类杂役就显得特别有用。那年冬天，我跟伊莎贝尔解除婚约后，就在朗斯附近的矿坑打了六个月工。”

就在此时，他向我吐露了前文我已经叙述过的那些遭遇。

“伊莎贝尔甩了你的时候，你很难过吗？”

他开口前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奇异深邃的双眼似乎不是在看我，而是自己的内心。

“对呀，当时我还年轻，打定主意要结婚，也计划好了婚后的生活。我觉得一定会很美满。”他淡淡一笑，“但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我没想到，自己向往的生活让伊莎贝尔大失所望。我当时真不懂事，否则绝不会这么建议。她当时也太年轻，容易冲动。我并不怪她，但是也没法让步。”

各位读者可能有印象，拉里和农场主人的守寡媳妇发生了那档荒唐事，便连夜逃出农场，前往波恩。我急着想叫他继续说，但晓得必须避免问得太直接。

“我没去过波恩，”我说，“小时候，我有段时间在海德堡上学，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了。”

“我很喜欢波恩，在那里待了一年。我跟波恩大学已故教授的遗孀租了个房间，她和两个已届中年的女儿负责煮饭和家务。还有名房客是法国人，我本来有点失望，因为我只想练习德语。他来自阿尔萨斯而且会说德语，搞不好比法语更流利，而且腔调更加准确。他一身神父的装扮，几天后我才意外发现他是本笃会修士，获得修道院准假到大学图书馆做研究。他学识渊博，外表和印象中的修士一样。他身材高大，有着浅棕色的头发、湛蓝的双眼和红润的圆脸。他很怕生又内敛，似乎不太想跟我来往，不过礼貌倒很周到，同桌吃饭闲聊时始终客客气气。我只有那个时间才会见到他，吃完午餐，他就回图书馆忙去了。晚餐后，房东女儿有一个会去洗碗，我便跟另一个聊天，顺便练习德语，而那房客却窝回自己的房间。

“我在波恩待了一个月后，某天下午，他问我要不要去散个步，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可以带我去看看附近一些地方，单靠我自己应该不会发现。我自认为很能走路，但是他比我更厉害。那回散步，我们绝对走了至少十五英里远。他问我来波恩的目的，我说来学德文，顺便熟悉德国文学。他说话很有内涵，表示会尽量帮我的忙。从此以后，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出去散步两三次。我发现他教了好多年的哲学。我在巴黎读了点哲学，斯宾诺莎、柏拉图、笛卡儿之类，但是没接触过德国哲学家，所以听他谈论这些哲人，我是求之不得。有一天，我们到莱茵河另一头远足，坐在露天座位喝酒，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我告诉他：‘应该算是吧。’

“他迅速瞧了我一眼，眼神好像带有笑意。他开始谈论埃斯库罗斯48。我那时也在学希腊文，他对这些伟大悲剧作家熟悉的程度，我实在难以望其项背。听他一席话，我收获不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问起我的信仰，尼尔森叔叔相信的是不可知论，但他经常去做礼拜，还送我去主日学校，都是为了顺着病人的意思。我们有个帮佣玛莎，她是不知变通的浸信会教徒。我还小的时候，她常说故事吓我，说罪人要永远受地狱之火折磨。她举例的对象都是村子里跟她有过节的人，而且详细地描述那些人在地狱会遭受哪些酷刑，往往越说越开心。

“到了冬天，我跟恩西姆神父很熟了。我觉得他相当了不起，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他生性善良敦厚，开明到超乎我的想象，凡事宽以待人。他博学多闻，想必早就看穿我的无知，但是他每次跟我说话，却好像把我当成跟他一样有学问，而且耐心十足，似乎全心只想帮我。有天不知道什么缘故，我腰痛得受不了，房东葛拉保太太坚持要我躺在床上，还拿热水袋让我热敷。恩西姆神父听说此事，晚餐后就来探望。我除了腰痛得厉害，大致上没其他症状。你也晓得那些爱书成痴的人，对任何书都很好奇。我看到他进房，就放下手里的书，他还拿起来瞧了瞧书名。那本书的主题是爱克哈特49，是在城里一家书店买到的。他问我怎么会读这本书，我说自己曾经涉猎神秘主义的文献，还提到柯斯迪引起了我对神秘主义的兴趣。神父用那双碧蓝的眼睛打量着我，露出某种关爱的眼神。他似乎觉得我很好笑，但是无损对我的温和态度。反正，我从不在意别人把我当傻瓜。

“‘你想从书里获得什么？’他问我。

“‘我要是知道的话，现在至少就会去找了。’

“‘记得我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吗？你说应该算是，意思是什么？’

“‘我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新教信仰。’我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

“我很不喜欢这类私人问题，当时差点脱口而出，说这不关他的事。但他的表情非常和善，实在没办法顶撞他。我不晓得该回答什么，既不想说相信，也不想说不相信。可能是腰痛的缘故，或者他带来的影响，我说起了自己的事情。”

拉里犹豫了半晌，再度开口时，我知道他已忘了我的存在，说话对象是那位本笃会修士。不晓得是否出于某种时空的力量，让他一反平日的寡言，也无需我的追问，便娓娓道来埋藏心底的往事。

“鲍伯·尼尔森叔叔的作风民主，送我去念玛文中学。不过，露易莎·布雷德利阿姨唠叨个没完，到我十四岁，叔叔才让我就读圣保罗中学。我的学业和体育都不太好，不过倒还能融入环境。我当时算是很正常的男生，对于航空特别着迷。那时候还是航空技术发展初期，鲍伯叔叔跟我一样热爱飞行。他有几个飞行员朋友，而听到我想学开飞机，就说愿意帮我想办法。当时我年纪虽小，个子却长得高，十六岁看起来就像十八岁。鲍伯叔叔叮嘱我务必保密，不然大家知道这件事，绝对会把他骂得抬不起头。不过，他后来把我送到加拿大，写了封介绍信要我带给一位朋友。结果我到了十七岁，就在法国当起飞行员了。

“那时我们开的飞机简直是破铜烂铁，每次飞行都等于赌上性命，而且飞行的高度按照今天的标准，根本就高得很离谱，但是我们什么都不懂，反而以为很了不起。我那个时候特别爱飞行，很难形容内心的感受，只觉得又得意又开心。在空中越飞越高，我觉得好像跟某种辽阔又美丽的空间合为一体。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只晓得飞到两千英尺后，自己不再是孤独一人，好像找到了归属。这听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是我真的无法形容。我飞到云层上面，仿佛俯瞰着一大群绵羊，无边无际，让人觉得自由自在。”

拉里稍做停顿，凝视着我，眼神深不可测，摸不清是否真的在看我。

“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人死亡，但是都没有亲眼目睹，所以对我没什么影响。直到我有一次看到别人死在我面前，心里才充满了羞愧。”

“羞愧？”我不由得提高了音量。

“确实是羞愧，因为他只大我三四岁，充满活力和胆量，不久前还活蹦乱跳，现在却是血肉模糊，好像不曾存在过。”

我沉默以对。以前读医科时，我就见过死人，战争期间更是不计其数。而我深感难过的是，他们看起来无足轻重，不剩半点尊严，成了遭戏班丢弃的木偶。

“当晚我失眠了，还哭得很惨，不是因为怕死，而是愤怒难耐，无法忍受这么丑恶的一面。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家中。我以前就很喜欢机械，如果航空业没什么好做的话，就打算找家汽车工厂任职。我因为战时受过伤，得休息一阵子。后来家人要我开始上班，但是我做不来他们期望的工作，感觉很没意义。我有很多时间都在思索，反复问自己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归根究底，我纯粹是运气好才苟活下来。我希望能有番作为，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以前，我对上帝没什么特别的想法，那阵子却开始想起他来了。我不懂为什么世上会有邪恶，明知自己很无知，却又没有人可以请教，但是我很想学点什么，就开始胡乱读起书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恩西姆神父。

“‘你已经读了四年书了吧？找到答案了吗？’他问我。

“‘完全没有。’我说。

“他看着我，满脸和蔼可亲，让我一头雾水，不晓得自己说了什么，会让他有这种反应。他的手指轻轻敲着桌子，好像心中在盘算什么。

“他说：‘我们历史悠久且充满智慧的教会，发现如果信教行礼如仪，就会获得真正的信仰。如果祈祷虽然有疑虑，却依然诚心诚意，疑虑自然就会消除。根据从古到今累积的经验，证明了礼拜仪式对精神的影响很大，前提是你能全然投入，享受仪式的美好，上天就会赐给你宁静。我再过不久就要回修道院了，要不要一起回去，住上几个礼拜呢？你可以跟其他庶务修士在田里干活，晚上就到图书馆看书，这个经验也很有意思，不输给在矿坑或农场的工作。’

“‘你为什么会这样建议呢？’我问。

“‘我已经观察你三个月了，也许比你自己还更了解你。你与信仰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我没有回答，仿佛被拨动了心弦，有种奇怪的感觉。我终于开口，说要考虑考虑。神父就不再提此事，他在波恩剩下的日子，我们再也没聊过宗教的事，但是他离开前留了修道院地址，说如果我决定要去，只要捎个信给他即可，他会替我安排住宿。后来，我发现自己竟然很想他。转眼间又到了仲夏，波恩的夏天十分宜人。我读了歌德、席勒、海涅的作品，也读了荷尔德林和里尔克，但是仍然没找到答案。我时常思考恩西姆神父那番话，终于决定接受他的提议。

“我们约在车站碰面。修道院位于阿尔萨斯，恩西姆神父介绍我认识了院长，就带我到指派的小房间。房内有张狭窄的铁床，墙上挂着耶稣殉难的十字架，陈设简陋，只有些生活必需品。晚餐铃一响，我向食堂走去。食堂有个穹顶，院长站在门口，身旁两名修士分别拿着一盆水和一条毛巾。院长在客人双手洒几滴水清洗，再用修士递给的毛巾擦干。除我之外还有三位客人，其中两位是路过的神父，顺便留下来用餐，另一位是个爱发牢骚的法国老人，专程过来静修。

“院长和两名副院长分别入座餐厅主位，面前都有张桌子。神父们则沿着墙壁两侧入座，见习修士、庶务修士与客人坐在餐厅中央。餐前祷告后，大家就开动了。一位见习修士站在餐厅入口，声音单调地朗诵一本经书。用完餐后，大家又做了一次祷告。院长、恩西姆神父、客人和修士都进了小房间，喝咖啡，闲话家常。之后，我就回自己的房间了。

“我前后待了三个月，过得开心自在，那里的生活方式完全适合我。附设的图书馆藏书丰富，我读了不少书。神父们非但没有向我传教，还很高兴地跟我交谈。他们的学养、虔敬以及脱俗的气质，莫不教我深深钦佩。不过别以为他们的生活无所事事，他们其实相当忙碌，耕地、播种样样都自己来，因此也很高兴我能帮忙。我喜欢祷告仪式的盛大场面，但是最喜欢的还是晨祷：每天清晨四点得坐在教堂里，四周还是黑夜围绕，特别打动人心；修士们全穿着制服，用风帽遮住头部，颇为神秘。他们唱起礼拜仪式的诗歌，声音浑厚有力。日复一日的活动按着规律，给人踏实安心之感。尽管耗费了不少精力，但我的思考从没停止过，也能获得充分的休息。”

拉里露出微笑，表情略带遗憾。

“我跟罗拉50一样，太晚才来到这个世界。我应该活在中世纪，那时候信仰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此一来，我就看得清楚自己的方向，也会努力进入教会任职。当时我虽然想信仰上帝，却怎么都办不到。上帝并不比一般的上流人士更加高尚，我因此无法真诚信仰。神父们说，上帝创造万物是为了颂扬自己。在我看来，这实在不怎么高尚。难道贝多芬创作交响乐，也是为了颂扬自己？我不相信。我认为，他之所以创作，是因为灵魂中的乐音需要出口，于是他就努力把音乐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常常听修士们餐前反复祷告，心想他们为什么可以一再祈祷，却从不质疑天父赐予粮食这件事。一般来说，小孩会恳求父亲给他们食物吗？他们都视为理所当然，既不会因此感谢，也不需要感谢。如果父亲让孩子来到世界上，却无法或不愿意抚养，我们只会加以谴责。我觉得，万能的造物主创造万物后，如果不提供物质与精神的食粮，倒不如就不要造物。”

“亲爱的拉里，”我说，“幸好你不是活在中世纪，否则绝对会被绑上木桩活活烧死。”

他只是面带微笑。

“你的成就也不少，”他接着说，“你希望别人当面称赞你吗？”

“我会很不好意思。”

“我想也是。我不相信上帝会要人赞颂他。以前在空军当兵的时候，我们最瞧不起那些巴结长官换来好差事的弟兄。如果极尽奉承之能事，希望获得上帝的救赎，上帝应该也会不以为然。我宁愿相信，上帝喜欢凡事尽力而为的信众。

“但这还不是最困扰我的问题。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对于罪愆的看法，而据我所知，修士们多多少少都挂念着这件事。我在空军认识许多弟兄，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喝个大醉，或随便勾搭女人，而且满口脏话。我们的部队里有一两个特别会闯祸，有个家伙开空头支票被逮捕，还被判了六个月徒刑，但这不完全是他的错，他本来就是个穷小子，碰到那种天文数字，就得意忘形了。我在巴黎碰到过不少坏人，而回到芝加哥以后，碰到的坏人更多，但是他们为非作歹不是遗传的原因就是环境的因素，半点不由人。面对这些罪恶，社会应该负更大的责任。我是上帝的话，绝对不会狠心惩罚他们，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不该永远在地狱受苦。恩西姆神父的思想比较开明，他认为没有上帝存在就是地狱，但是如果惩罚难熬到足以称作地狱，仁慈的上帝难道会忍心吗？毕竟是他创造了人类，如果人类因此犯下罪过，那就是上帝的意志使然。如果我们把狗训练得一见到陌生人进门，就扑过去咬他的脖子，然后等到它真的咬伤了人，我们却把它毒打一顿，这未免太不公平了。

“如果世界真是至善全能的上帝所创造，他为什么要创造邪恶呢？修士们说，这是为了看人类是否能克服内心的恶，并且抵抗诱惑，把痛苦和忧患当成洗涤灵魂的试炼，最后才配得上他的恩典。这就好像派人送信到外地，但是又不想让他轻松达成任务，就在路上造迷宫要他通过，挖壕沟要他游过，最后再筑道城墙要他爬过去。上帝全知但缺乏常识，我实在信不下去。为什么不能信仰一个根本没有造过物的上帝呢？这个上帝远比人类伟大、有智慧，面对世界的乱象会尽力而为，对抗着非他所创造的邪恶，说不定最终还能战胜邪恶。但话说回来，我也想不出信仰这么一个上帝的理由。

“对于我的疑惑，神父们既无法晓之以理，也不能动之以情。我待在那里只是白费功夫，便去向恩西姆神父道别，他没问我这次经验是否带来收获，只是一脸和气地看着我。

“‘我恐怕辜负了你的好意，神父。’我说。

“‘没这回事，’他回答，‘你虽然不信上帝，但内心十分虔诚。上帝会把你找回来的，至于回到哪个地方，这只有上帝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