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未来该何去何从？

这就像医师治疗肺结核：初期总是容易治愈而难以诊断，但要是没被发现或接受正确治疗，病情就会变得容易诊断而难以治愈。国家大事也是同样道理，唯有才华出众者才能预见祸患，轻易解决可能因此产生的恶果，但若缺乏远见，问题就会扩大到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地步。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君主论》（The Prince，1513年）

1930年，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1868—1953年）曾表示，人类不可能对任何像地球这么大的东西造成真正的伤害。[1]就在同一年，美国化学工程师托马斯·米奇利发明了氯氟碳化合物，也就是造成大气圈臭氧层薄化的化学物质。密立根虽然确实是个“优秀”的人，但他并不了解可能造成的危害。马基雅维利针对国家大事的思考，更能印证在全球生态与社会的事务上。在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几乎不可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人类是否已迈向一场真正的生态危机，其实我们无法得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的作为在生态上无法永续，只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生态还能维持多久，或者即使真能维持下去还会发生什么事。无论如何，无法永续存在的社会，自人类有农业以来比比皆是，其中有些消失无踪，许多在改变做法之后也存留了下来。他们改变的不是永续的做法，而是某些新形态且种类不同的非永续做法。或许我们能像以前的人一样，永无止境地以另一种非永续机制取代原来的非永续机制，进行大大小小的调整但避免全面崩盘，就像中国“三千年的非永续发展”。[2]明显保守的古代中国比较像是老鼠而非鲨鱼，通过采用新的粮食作物与新科技、改变与邻国的贸易关系等做法，来适应新环境，并因此度过多次危机。然而，全球性的非永续社会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数千年以来中国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事，如今可能维持不久了。如果真是这样，生态预言家经常警告的全面瓦解就会在眼前出现。从现有的非永续机制转变为另一种模式，过程可能极度痛苦，而且正如既得利益者常主张的，他们会不计代价避免或至少拖延此一命运。

到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不仅无人知晓，而且本来就无法确定，即使是指最近的将来。毫无疑问，有些状况发生的概率较高，但没什么事是确定的。未来的变动性的确更甚以往：目前存在各种从根本上看来截然不同的可能，因为科技的影响力大增，观念散播如此迅速，而且连繁殖行为这种通常以极缓慢速度改变的变量，都在快速变迁中。除此之外，这所有变量的互动，可能都比以往更为紧密，因此整个地球社会与环境体系也比以往更加不确定且更为混乱。

这一切都显示，我们必须进行大幅调整，才能避免陷入困境。许多在过去帮助人类社会度过艰困时期的生态缓冲区——空旷的土地、无人使用的水源、未经污染的空间——现在都已消失。最艰难（更正确的说法是，不会发生的可能性最低）的是清洁淡水供应短缺、气候变迁的多重效应，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

没有人敢说未来会发生何种形式的生态紧缩（ecological crunch）、什么时候会发生、会有多严重，但要预测哪些人受到的冲击最大就比较简单了。手中毫无权势的穷人，现在已经无法避免自己不受生态问题影响，未来还是一样。富有的权贵以往就拥有必要的资源，能让自己不受污染、土壤侵蚀或渔业崩盘的影响。只有在紧缩非常严重时，他们才可能面临极高的代价。当然，谁是富人谁是穷人这件事常有变动：以韩国人为例，1960年他们的平均财富甚至低于加纳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跻身富国之列。此一事实激发个人与团体拼命想脱离贫穷与衰微，而这样的努力往往加重了生态问题。1960年后韩国为自身的经济奇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城市区深受有害空气所苦，河里流着有毒的工业废水，还有许多其他令人不快的状况。但现在他们比加纳人更有能力承受严重的生态失调，因为现在他们更有钱了。

如果你接受未来将会发生更严重的生态问题这种观念，那么依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及早面对这种可能是比较谨慎的做法。在解读现代史之后，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加紧导入更洁净的全新能源机制，并加速人口转型，让死亡率与生育率都能降低。前者代表我们必须集中科学与工程研究，也许需要市场干预，鼓励既有能源基础建设，并尽快推广新型设备。后者代表必须加强穷国女性的正规教育，这不仅因为穷国的人口转型并不完全，也因为女性教育是生育控制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许还有其他方法，例如教育大众接受生态约束的信念，或引导统治者施政时不要只考虑下次的选举或政变。[3]还有某些做法则因为较为激进，显得更加困难且较不实际。

我预期未来会发生可怕的生态与社会问题，只是因为我看到了过去的历史。在本书中，我尝试以数字来呈现20世纪所历经的部分生态变迁。其中只有少部分能够转化为数字。这些数字都摘录在表11.1中，这是20世纪环境变迁与部分造成这些变迁因素的概略数据。这个表格忽略了只在1900年之后才扩张的现象，例如氯氟碳化合物的释放与拖拉机的数量。它忽略了若以1900年为基础，则增加率如同天文数字的扩张，例如全球汽车总数、化学肥料使用量，或是化学合成物产量的吨数。这个表格是个不完美的度量标准，但呈现的整体印象依然正确。

表11.1 从数字看20世纪

注：有些数字的可信度较高。正文中评论了各项数字的可信度。

根据《圣经·旧约》，上帝创造万物第五天时吩咐人类要充满并管理、统治万物。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人类未能遵守这些命令，原因并非他们没有试过，而是能力不足。但20世纪人类利用化石燃料、达到前所未见的人口增长及各种科技变革，实现这些指令几乎变得可能。在主流政治与经济体系下，不去尝试成了一种不智的行为：多数社会及所有大型社会，都冒着牺牲生态缓冲区与未来复原能力的风险，来追求国力与财富的极大化。20世纪最常见的政策是尽可能利用资源，让大自然发挥到淋漓尽致，然后尽量往好处想。

人类拥有新的力量后，过去一些在医疗与人口、粮食生产、能源使用及一般消费的限制因此消失。对这些限制有所了解的人，极少会对其消失感到遗憾。但随着这些限制的消失，我们受到了其他限制，也就是地球处理废弃物、副产品及人类行为所带来冲击的能力。后者在过去偶尔即已带来痛苦，但仅限于局部影响。到了20世纪末，它们似乎在全世界都限制了我们的选择。人类与这些限制的交手，将塑造未来的世界，正如我们以往的努力塑造了过去的世界。

负责制定政策的人，都会以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作为参考标准。这使得他们会因为自身观察与经验，而认定某些事物是“正常的”，也就是我在本书序中所说的知觉障碍机制。其实以生态用语而言，目前整个世界的状况极度背离人类历史上所谓持久、较为“正常”的状态。如果我们能活上700或7000年，只要根据经验或记忆就可以了解这点。但对我们这样只能活70年左右的生物，要了解所有可能性以及什么叫作永续，就必须去研究过去、未来与现在的事物。

20世纪生态变迁规模之大，强烈显示至少对现代而言，历史与生态必须互相重视。若只探讨人类事务为背景的现代历史，会认为现代历史的维生系统相当稳固，这种做法不但不完整且会造成严重误导。生态学若忽略了社会力量与历史变动的复杂性，也同样会自我局限。就知识领域来说，历史与生态两者都具有超高的综合特质，必须相互融合。

如果历史与生态真能相互融合，或者说当它们相互融合时，我们将对过去有更好、更完整、更吸引人、更全面，甚至可以说更复杂的概念。我们将更了解现状，以及现状是否已处于危险处境。如此一来，我们也将更了解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然后才有能力就这些可能进行辩论与抉择，至少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届时我们可能会自觉地选择改变世界，而且只有从自身做起，不厌其烦地改弦易辙，才能避免严重伤害。我们可以创造命运，而不仅止于相信命运。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有别于老鼠与鲨鱼，还有20亿年前的蓝菌。

[1]Hobsbawm 1994：534．

[2]Elvin 1993．

[3]McGovern 1994提供了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15世纪挪威属地格陵兰人迹灭绝。10～12两个世纪间北半球气候异常温暖，当时挪威人在格陵兰沿岸的内飞地（enclave）屯垦。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开始之后，他们无法适应越来越冷的气候。这时仿效因纽特人（Inuit）以海豹为主食是较为谨慎的做法，但他们仍依赖以牛只与鱼类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故事作者表示挪威人之所以未能改变生活方式，是因为格陵兰由一群拥有土地的精英阶级所管理，他们控制了生产与贸易，并认为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在取得斯堪的纳维亚贸易商品的特权方面）只能仰赖土地与牛只的经济模式。这些拥有土地的精英阶级紧握权力不放，妨碍了任何针对生态环境变迁所做的有效调整。正如我在本书序中所言，格陵兰的地主就像鲨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