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谷歌的历史论

网络想用自己的藤蔓捧起全世界，将万事万物都包裹起来。2015年夏天，谷歌更名为“字母表”，此举正式宣告了公司的历史地位。名叫谷歌的搜索引擎保留下来了，但公司变得包罗万象，远远超出网络搜索。公司成了商业集市，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中坚力量，是软件公司、硬件公司、电话公司，也是广告公司、家电公司、生命科技公司，还是机器学习公司、汽车公司、社交媒体公司，乃至电视网络公司。其中一家子公司声称要对抗政治上走极端的倾向；还有一家子公司发了好多气球上天，要将互联网送达全球最偏远的角落。字母表是人类最伟大的创新，对人类的价值永不褪色；字母表公司也希望自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达到这样的成就。

技术精英总是口若悬河，但这个世界多数时候都把他们宏大项目的冗长清单看成是虚荣心作祟。杰夫·贝索斯想向太空发射火箭，埃隆·马斯克就想更上一层楼，去火星殖民。但在硅谷，很难因为其领导者的唯我独尊脱颖而出，尤其是在跟金融和媒体相关的领域。让科技巨无霸与众不同的，是它们从事这些项目时的神学信念——它们的全部努力也因此变得又奇妙又危险。

谷歌不断膨胀的投资组合的核心是一项总体规划：公司想创造出能够复制人类大脑的机器，下一步则是超越人类大脑。公司进行的所有尝试——建立完整的全球知识数据库，将算法训练得善于发现规律，让算法学会识别图像、理解语言——本质上都以此为目标。谷歌接受了这样宏伟的目标，试图改变这颗行星上的生命，跟公司自己吹嘘的一模一样。人类的法律只会拖这项工作的后腿，很讨人嫌。制度和传统也只是一堆废铁。在一路狂飙奔向新耶路撒冷的路上，公司毫不关心自己脚下踩着的是什么。

拉里·佩奇对这项使命的信念源自父辈。他的父亲卡尔·佩奇跟别人可不一样。首先他的外貌就与众不同，这是肯定的。他孩提时去田纳西州度假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影响了一条腿的发育。他走起路来不稳当，后来就连呼吸都很困难。[1]但当他感觉良好时，身上会充满不可思议的热情。他会匆匆穿过计算机系的走廊，把同事叫到自己办公室，宣布他的一个个重大思想。他兴许是个被施了魔法的预言家。20世纪80年代，在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互联网之前数年，他就在到处讲超链接的潜力了。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生觉得卡尔的热情既鼓舞人心，又有点儿让人招架不住。他对这些学生的技能充满信心，有时候都超出了他们真正的专业能力。就比如有一次，他要求孩子们写出能让机器人自己接入电源的代码。

卡尔·佩奇非常注重拉里和他哥哥小卡尔的教育。他希望孩子是在未来中成长，而他也希望自己能生活在未来。他们家的农场住宅坐落在密歇根州东兰辛市的松顶区，在卡尔的监管下，按照当时八音轨录音室的标准，他们家变成了电子奇境。

拉里6岁时，父亲带回家一台电子游戏公司Exidy发布的“魔法师”电脑（Exidy Sorcerer）[2]，这是欧洲程序员的最爱。这台机器别具一格，拉里不得不自己从头开始编写操作系统。拉里后来回忆道：“我觉得在我们小学，我大概是第一个拿word文件交作业的孩子。”[3]屋子里到处都是《科技新时代》杂志，用特艺七彩印制的封面就像电影海报一样，上面有装了机器臂的潜艇和隐形飞机等。这份杂志鼓励自己动手，跟这家人的思想完美契合，而所有的创造力最终也都在拉里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有一次，拉里把房子里所有电动工具都拆了，好检查这些工具的内部结构。虽然他这么干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正式批准——甚至他都没能把所有工具都好好装回去——父母也还是没有责备他。为了获取科技知识而搞点小破坏，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到他1991年去上大学的时候，他的造诣已经很高了，甚至能用乐高组装出喷墨打印机。[4]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中西部计算机还偶得一见，那计算机科学家可就完全算是外星人了。拉里·佩奇的父母从他们在安娜堡的精神家园西迁，他们也是在安娜堡拿的学位，但迁得并不算远。卡尔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找了份工作，但这里不是斯坦福大学。他会在数码世界的周边建起计算机的前哨基地。[5]不过东兰辛也不像旧金山中半岛那样变动不居。在那些“严父慈母”[6]式的邻居中间，卡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政治观点有些“左”，而这一点算是他的遗产。卡尔是弗林特雪佛兰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1936年到1937年大罢工期间，曾带着一根自制的铁棍抵挡那些打手。在新环境中，卡尔甚至还会尝新去赶一赶加利福尼亚的时髦，带拉里去了“感恩至死”乐队的演唱会。[7]

反传统并非只是个人风格，也是职业需要。卡尔选择了一个敢为天下先的新专业，这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建造能模拟人类思想的机器。这门学科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的分支，名字也很科幻——人工智能（AI）。

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这个领域会吸引像卡尔这样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确实，研究人工智能需要计算机的精确计算能力，也要有算法思维的能力。但如果你想复制人类大脑的活动，还必须深入了解你的模型。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还需要心理学。工程师要像文学评论家一样去读弗洛伊德——然后出于自己的目的来解读他。他们就心灵的本质与乔姆斯基[8]展开辩论。

人工智能先驱形成的人类心智理论十分醉人。他们认为，大脑本身就是电脑——受程序控制的装置。这一比喻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任务相当简洁地描述为，他们正在建造一台模拟有机物的机械装置。但人类的心灵十分神秘。因此，创造算法来复制如此神秘莫测的一团物质的内部机制，这项任务不但十分复杂，也颇有争议。对于怎么着手，卡尔·佩奇有自己的想法。《罗伯特议事规则》是19世纪晚期关于如何有效主持会议的一本手册，卡尔认定，这本手册中包含的程序可以成为建造人工智能的基础。

那个年代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并不多，他们创造了小众而迷人的亚文化。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经典巨著《第二自我》中，就是以这样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因为她自己就住在麻省理工学院，所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她的视角相当清晰。她的刻画也相当精准，以至于他们说不定都没办法在书中认出自己来。她的结论是，人工智能不只是工程学的崇高目标，也是一种思想体系。人工智能认为思想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与心理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比起来，她认为这一理论是“对几乎所有事物的新的理解方式”。

每一种核心概念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重构理解：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就是无意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生产关系……对研究人工智能的人来说，编程的思想有全新价值：这种思想是一把钥匙，要解开智慧的神秘之处，我们一直缺少的就是这么个部件。[9]

卡尔·佩奇相信理性。不过，拉里·佩奇有些传记在讲到他的童年时，指出他父亲曾以宗教狂热来教导他。[10]吃晚饭的时候，卡尔会跟他们分享人工智能的好消息，这些消息都来自东西海岸那些正在蓬勃发展的实验室。这样的谈话可不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是指导和训练。他的课程还包括带孩子去参加各种人工智能的研讨会。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的组织者不允许16岁的拉里进入会场，卡尔一反乐呵呵的常态，把那些生事儿的人好好教训了一通。[11]

卡尔·佩奇的儿子后来创建了历史上最成功、最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公司，这证明他教导有方。尽管我们未必这么看谷歌，但人工智能确实是公司这么伟大的最大原因。谷歌所用的算法，被训练得像你我一样思考。为了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谷歌必须懂得你的查询背后有什么意图：你输入“岩石”（rock）的时候，意思是地质特征、音乐类型“摇滚”，还是那位名叫德韦恩·约翰逊（Dwayne Johnson，昵称“The Rock”）的摔跤手出身的演员？谷歌的人工智能极为老练，甚至你还没输入完，就能把你想要的查询结果找出来。

但作为继承了人工智能伟大传统的人，拉里·佩奇认为，在完成更深远使命的道路上，这一小步微不足道；这一使命不但有科学意义，也有宗教意义。他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让这家公司能实现所谓“完整人工智能”，也就是创造出能与人类智慧相媲美的机器，并最终超越人类智慧。创建谷歌几年之后他回到斯坦福演讲，他和谢尔盖·布林就是在这里开发出这个搜索引擎的。他对一群学生说道：“嗯，我得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个使命要花一点儿时间，因为这可是完整的人工智能。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如果你解决了搜索，那就意味着你能回答任何问题，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什么事情都能做。”[12]这么大胆的说法让听众大笑，但也带着点尴尬。这样的尴尬反倒让拉里·佩奇更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解决了我提出的问题，我们就什么都能做了。”

到了开诚布公的时候，拉里·佩奇和布林承认，他们所想的甚至比这更遥远——不只是要创造出人工大脑，还要把这个人工大脑“焊接”到人身上。布林曾告诉记者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如果世界上所有信息都能直接连接到你的大脑，或是人工大脑会比你原来的大脑更聪明，你肯定会变得更好。”[13]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还补充道：“也许未来我们可以把一个迷你版谷歌直接插进你的大脑。”[14]

也许有一天谷歌能得偿所愿，也有可能谷歌永远无法实现这么宏伟的目标，但这就是这家公司给自己分派的角色。拉里·佩奇说谷歌在重塑人类未来时，可并不只是在描述谷歌带来的便利；谷歌的目标是改变人类进化的方向，而且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义上。如果说他们是在尝试创造一个上等物种，一个比我们的自然形式更高级的物种，恐怕也算不上夸张。

拉里·佩奇和布林正在创造的大脑不受人类偏见阻碍，也不受非理性欲望和来自身体的可疑的感官指令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要完成一项早在计算机发明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任务。谷歌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在树大根深的教会与崭露头角的科学之间的激烈斗争中。这个主题源自现代哲学本身，也源自勒内·笛卡尔这个人物。

在17世纪早期欧洲北海的一艘小船上，人们可以辨认出一丝拉里·佩奇的幻象。笛卡尔在船舱里睡觉。他经常这样旅行，终其一生，他几乎一直漂泊无定。他孤高自傲，会脸红脖子粗，会死守自己的隐私，还会故作高深莫测。即便从几个世纪之后回望，我们也没法说清楚是什么让他漂泊了那么多年。他这一生都在从一个住处赶往下一个住处，活像个逃亡者。

在他那么多个目的地中，信奉新教的荷兰感觉最像他的家园。考虑到他受的完全是耶稣会的教育，这样的安逸也许有点让人意想不到。这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他的哲学也在这里奠定了基础。历史学家注意到，有证据表明这也是他失去童贞的地方，对象是一位阿姆斯特丹女佣。他在一本书的扉页上以科学的冷静笔调记下了这一事件中的事实，就好像在为某项实验收集数据一样。这场艳遇生下的女儿名叫弗朗辛，他都已经给她做好了在法国的学业规划，但她的生命极为短暂。她死于猩红热的时候，还不到6岁。

笛卡尔很享受睡眠；发人深省的启示会在他的梦中纷至沓来。他的一天从中午开始，因为上午往往都会睡过去。但在这次航行中，就不可能那么享受了。这艘船的船长一直盯着这位哲学家，心怀疑虑。他尤其想要搞清楚笛卡尔放在床边的箱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一天半夜，他冲进船舱，撬开了箱子。他发现箱子里是个吓死人的栩栩如生的机器——用弹簧做的机器人，一个自动机器。根据一些人的说法，这台机器像极了弗朗辛，笛卡尔也确实管这台机器叫这个名字。船长被自己的发现吓得够呛，于是把笛卡尔的创造物拖到甲板上，扔进海里。[15]

这个故事被人们翻来覆去地说，尤其是那些想诋毁笛卡尔的人。但这个故事当然纯属虚构，是存心诽谤的。正如笛卡尔的一位传记作者所指出的，这个故事带着一丝令人不安的性暗示。但他的敌人编出这个故事却并非完全捕风捉影：笛卡尔确实对自动机器极为痴迷，虽说他并非总会在床边放上一台。他生活的时代也是机器在欧洲出现的时代，这是伟大的科学革命的分支。在皇家花园中，发明家展示了匠心独运的造物，令人难以置信——液压驱动的雕像、能演奏音乐的小雕像、带发条的能旋转并做出手势的人物等。笛卡尔梦想着能用弹簧和磁铁做出新奇的装置。更重要的是，自动机器将在他努力解决战争时发挥核心作用——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及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战争，正在让欧洲四分五裂。

整个17世纪都混乱不堪，饱受战争摧残，笛卡尔也深受其害。在三十年战争中，他既曾在天主教军队中效力，也曾在新教军队中充当马前卒——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因德国的宗教未来而爆发，欧洲强国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那个年代欧洲的一切似乎都混沌未开、动荡不定。尽管荷兰相对还算宽容，笛卡尔还是时时生活在恐惧中，生怕宗教裁判所会将矛头指向他。为了逃避像伽利略一样的命运，好多年里他都把手稿藏之名山而未曾付梓。

笛卡尔作为天主教徒到底有多虔诚，或者说他到底还信不信天主教，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人可能会说，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那么扭曲，肯定是处心积虑，想突显他这个问题究竟有多荒谬。）无论他对自己的信仰有多狂热，他受到的教育和他的周游都让他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这场冲突中居中调停。

他理论的核心就是自动机器。生物的躯体，包括人类的躯体，都只不过是机器。人类的躯体——“延长了的、没有思想的这么个东西”[16]——不假思索地做出动作响应刺激，就像是由弹簧和杠杆组成的一样。我们的躯体可以用科学规律来描述，这跟行星运动一模一样。如果笛卡尔止步于此，他的理论会让教会怒火中烧。天主教教义坚持认为，人类是生命的最高形式，高据所有动物之上。但笛卡尔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断言，人类的躯壳包含了一种神圣的器具，能将人类拔高到动物王国之上。我们的硬件（躯壳）终有一死，笛卡尔称之为“身体的牢笼”[17]；在这硬件里面住着心灵的软件。按照他的理论，心灵就是既能找到智慧也能找到不朽灵魂的地方，人类的理性和最神圣的品质也都在这里。

这样子化圆为方着实漂亮。笛卡尔不知怎么设法做到了用怀疑主义来为正统学说服务；他保留了教会教义的关键碎片——对初学者来说就是不朽的灵魂——同时也为物理科学争取到了智慧空间，好继续向知识天堂大步前进。

笛卡尔虽然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同时也创造了多个问题，这些问题从此让哲学家和神学家饱受困扰。笛卡尔写道：“我是会思考的事物，没有身体我也能存在。”[18]如果这是真的，那何不让心灵从身体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呢？笛卡尔尽了最大努力。他想出了一个哲学方法，听起来有点儿像自助养生法。他开始编写规则，好达到他所谓的“纯粹理解”或“纯粹思考”的状态。他会从心灵中清除身体的冲动，因为上帝会占据人的心灵，得为这个想法让路。笛卡尔这样训练自己：“现在我得闭上眼睛，堵上耳朵，抛弃我的感官，甚至从我的思想中抹去一切有形的形象。”[19]这可不只是他释放自己心灵的策略，也是意在提升人性的方法。智慧史专家戴维·诺布尔（David Noble）就这样描述笛卡尔的规划：“他相信自己的哲学方法或许能帮助人类克服堕落状态下认识论的缺陷，让人类能够重新控制与生俱来的神圣力量。”[20]

笛卡尔的执念变成了哲学的执念。几个世纪以来，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乔治·布尔、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都渴望创造出新的系统，能以最纯粹（因此也是最神圣）的形式将思想表达出来。尽管那么多天才为这些新系统殚精竭虑，身体的牢笼仍然挥之不去。虽然哲学家无法解放心灵，但科技可以。在笛卡尔跌倒的地方，谷歌正在走向成功，不过它抛弃了萦绕在笛卡尔脑中的所有哲学问题。笛卡尔强调要有怀疑精神，谷歌却从未劳烦当事后诸葛亮。谷歌将解放大脑变成了工程上的挑战——这项实践经常无法提出基本问题，问问这个项目对人类的影响。这个道德困境一直困扰着谷歌和计算机科学。

艾伦·图灵是个无神论者，也是个孤独的人。他很喜欢做个局外人。13岁那年，他妈妈让他去英国的寄宿学校洗冷水澡、睡硬板床，他就一个人骑车去了学校，将近一百公里的路程骑了两天。他有些腼腆，也不大自在。为了对抗每年6月的花粉热，他会戴上防毒面具。他妈妈写道：“隐居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21]他是个同性恋，而这个社会将同性恋视为犯罪，还会加以迫害；他天生的疏离感在这个社会中变本加厉。

笛卡尔曾为之鼓与呼的那种孤独，就是图灵见惯不惊的命运。而他那些安静独处的时刻，也确实让他开悟。用英国哲学家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的话来说，图灵有“独自思考的天赋”[22]。他能高度集中精力，不让普遍看法和同行的正统观念渗入他的思想。图灵也是位长跑健将，1935年夏天的一次长跑中，他躺在苹果树下休息，构思出他称之为逻辑计算机器的东西。他的想法落到纸面上，就成了数字革命的蓝图。

工程学被视为理性的完美化身——这个行业致力于系统和规划，以自发行为和本能反应为敌。图灵当然很喜欢扮演从科学角度破口大骂的角色，兴高采烈地嘲笑那些为新发明的影响焦虑不安的人。他曾口出妙语：“总有一天女士们会带着电脑去公园里散步，彼此说着：‘今儿早上我的小电脑跟我讲了一件好好玩儿的事情！’ ”[23]

这样装模作样着实有点儿夸张。在他最有影响的文章中，他并非只是在陈述证据，也不是在小心翼翼地归纳推理。一旦看穿他自视甚高的才智，看穿他卖弄的逻辑技巧，你就会发现他的思考是精神层面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可能会不承认有上帝，但他们也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神圣的位置上，自认为可以赋予一堆无机物质以生命。这改变了他们。

图灵相信，计算机可不只是一台机器，计算机也是孩子，有学习能力的孩子。有时他会把自己的发明描述为在英国公学就读的小男孩，只需要适量的惩罚和时不时的奖励就能进步。而且他从未怀疑过实现的可能：“我们也许会希望，最终机器会在所有纯智慧的领域与人类同场竞技。”[24]他写下这些话是在1950年，那时候的计算机还手无缚鸡之力，非常大的盒子才能做一点点数学运算。当时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些机器有一天能拥有人类大脑的能力。但图灵还是深信不疑。他设想了一个测试，可以用来检验电脑的智力水平。在这个测试中，一个人向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人和一台机器分别发出书面问题，收到两组答案之后，提问的人要猜一下哪组答案是真人给出的。图灵预测，五十年之内机器就能轻车熟路地把提问的人绕晕。

这一预测定义了计算机时代。从那时开始，工程师就一直在尝试建造能通过图灵测试的机器，但一直徒劳无功。对很多想要发明人工智能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只是堆砌数学，是一项令人血脉偾张的智力挑战。但此外也有相当大一批人，是从神学追求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处于变革的中心，在新时代来临之际，这一变革将达到高潮。这种宗教信仰的大祭司名叫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天生是个纵横家，也是个手段高明的科普作家。

他对未来的憧憬充满狂喜之情，这源于过去的劫难。犹太人大屠杀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的父母是维也纳犹太人，在德国与奥地利合并前夕逃了出来。[25]这么多年的艰苦岁月，渐渐让他父亲——一位古典音乐指挥家及知识分子——不堪重负。58岁那年父亲死于心脏病，在库兹韦尔的记忆里，这一损失似乎从未远离。和很多父母亲身经历过最坏情况的孩子一样，他以满怀热忱和极度乐观来应对历史的严酷。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浑身都是创造发明的劲儿。17岁时他参加了史蒂夫·艾伦（Steve Allen）的游戏节目“我有一个小秘密”[26]。他弹得一手好钢琴，演奏完了艾伦叫小组观众猜藏起来的秘密是什么。在现场观众的质询下，库兹韦尔最后揭晓了答案：他演奏的曲目是由电脑创作的。观众对此目瞪口呆，但更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是，在片场亮相的这台机器竟然出自眼前这个来自皇后区的骨瘦如柴的小小少年之手。他自豪地引着艾伦看这一堆电线、闪光灯和继电器，这堆玩意尽管又笨重又嘈杂，却是天才的杰作。

库兹韦尔是完美的工程师，相信自己能解决遇到的任何难题。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时他就曾向朋友宣布，他想“发明能让瞽者得见、聋者得闻、跛者得行的东西”[27]。27岁时，他发明了一台机器，能给盲人读书。单是描述一番无法表现这项发明的惊世骇俗之处于万一。盲人可以把他们的书放在扫描仪上，通过扫描仪将文本输入电脑，再由电脑把这些词句字正腔圆地朗读出来——在库兹韦尔发明这台机器之前，还没有人见识过平板扫描仪。

他用这台机器改变了盲人的生活，因此也让他成为盲人心目中的英雄。史蒂维·旺德[28]就是其中之一，他对库兹韦尔五体投地，他们成了好朋友。为了这位新朋友，库兹韦尔发明了一种新的电子键盘，据说可以跟世界顶级音乐厅里的大钢琴媲美。

尽管那么乐观，库兹韦尔还是无法摆脱自己的恐惧——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无法摆脱最大的恐惧。他脑子里经常会想到死亡，这种想法让他“极度悲伤、孤独，无法承受”。[29]但他也发誓说，这个问题工程学能够解决。为了延年益寿，他开始疯狂地吞食药片——维生素、营养补充剂、酶，不一而足。每天会有大概150粒这样的胶囊进入他的肠胃。（他还定期打针，他相信这能帮助他摆脱固有一死的宿命。）在他的传记纪录片中，我们会看到他手里拿杯红酒，在鸡尾酒会上招摇。他一边像吃杂拌零食一样大把大把地吃着药，一边跟陌生人聊着闲天。后来我们了解到，他这样吃药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产品宣传——他创建了一家公司，名叫“雷和特里的长寿药”，他自己吃的这些灵丹妙药很多都是这家公司生产的。

但药物只是库兹韦尔的副业，他的主业是预言。他热忱相信人工智能，在麻省理工他学的就是这个，老师也都是人工智能领域最早的先驱。他渴望着人工智能创造出的人间天堂。这个伊甸园有个名字，就是“奇点”。库兹韦尔是从数学家兼科幻作家弗洛·文奇（Vernor Vinge）那里借来的这个词，这位作家则是从天体物理学偷来的。奇点指的是时空连续体中的断裂之处，描述了有限变成无限的时刻。在库兹韦尔的叙述中，奇点是人工智能变得全知全能，电脑有能力设计和制造别的电脑的时候。当然，这样的超级智慧会造出比自身更加强大的超级智慧——以此类推，直到人类不复存在都还会一代代存续下去。在奇点这里，一切赌注都会落空——“强大的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能造出我们想得到的任何产品、任何情景、任何环境”。[30]

作为科学家，库兹韦尔相信精度。他做预测的时候可不是在空口白话，而是在推断数据。实际上，他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人类科技史上的一切都装进了电脑，并运行这些数字。他曾论断，技术进步不是线性增长，而是无休无止的指数爆炸。他写道：“每一个时代的变革都会比前一个时代进步更快，因为有前一阶段的产品为基础。”[31]库兹韦尔管这个结论叫作“加速回报定律”。在他的叙述中，人类即将迈出技术加速的第一步——在遗传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领域，我们都即将实现巨大飞跃。这些进步会让我们最终摆脱“脆弱”“受限”的人类躯体和大脑，也就是库兹韦尔所谓的“生物躯体1.0版”[32]。我们将与机器完全融合，变成虚拟存在，我们的大脑会被上传。他在科普读物中告诉我们，奇点会在2045年到来。

人类最终一定会实现笛卡尔的梦想，将心灵从身体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正如库兹韦尔所说，“我们会成为软件而不是硬件”[33]，只要我们喜欢，可以住在任何硬件里面。未来我们和机器人不会有任何区别。“人类用新的纳米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让自己的身体和大脑升了级，机器人则拥有了比创造她的人更高级的智慧和感官享受，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34]

世界也会因之飞速变化：计算机可以完成人类的所有基本任务，让生活变得悠闲；痛苦会消失，死亡也会消失；科技也将解决一直困扰地球生命的物资短缺问题。就连床上生活也会变得更好：“虚拟性爱会带来比传统性爱更强烈、更愉悦的感官享受。”[35]人类也可以假装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一进程，但这样做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硅谷最有声望的思想家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说得很直白：“想要抵挡这种进步的人，都是在抵制进化。到最后，这样的人会绝种。”[36]

库兹韦尔深知，他的理论也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他有一篇论文就叫《精神机器时代》。对奇点之后的生活，他的描述可以说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到时候我们的文明会向外扩展，将我们遇到的无声无息的物质和能量全都变成极为聪明的——杰出的——物质和能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奇点最终会让宇宙充满灵魂。”[37]库兹韦尔甚至用一个存储单元存着父亲的所有文件，就连财务账簿都包括在内，期待着有一天能让父亲起死回生。宗教人类学家罗伯特·杰拉奇（Robert Geraci）在研究库兹韦尔和其他奇点学者时，注意到他们的信仰似乎与基督教启示录的文本十分吻合。他总结道：“启示录般的人工智能是这些宗教承诺的合法继承人而非劣质版。在人工智能启示录中，技术研究和宗教类型融为一体，极为完整。”[38]

信仰奇点很难说是硅谷的“国教”。在这个科技岛上，有些社区的居民对库兹韦尔不屑一顾。人工智能教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就曾说他想活到102岁，这样奇点没有如期而至时他就可以把库兹韦尔好好嘲笑一番了。[39]但库兹韦尔的拥趸中还是有很多科技行业的一流人才。比尔·盖茨就是其中一位，他说库兹韦尔是“我知道的预测人工智能未来最准确的人”[40]。《纽约时报》的约翰·马可夫（John Markoff），我们最重要的科技编年史作家，说库兹韦尔“代表了硅谷许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41]，也包括谷歌最顶尖的人才。

拉里·佩奇喜欢认为自己从未离开学术界。毕竟谷歌一开始也只是一篇博士论文——这个搜索引擎的灵感来源也正是他对学术论文的专业鉴别能力。身为教授的儿子，他知道研究人员如何评判自己的工作。他们会去看自己的文章被其他文章引用的次数。他看到网络在如何模仿教授风范时，醍醐灌顶。链接就好像引用一样——两者都可以看成一种推荐形式。网页会被别的网页链接，被链接的次数可以用来判断该网页的有用性。他用一种算法实现了这一认识，然后一语双关，拿自己的名字给这个算法命了名：网页排名，或者说佩奇排名（PageRank）。

佩奇喜欢搞研究，谷歌也在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上一年度公司花了125亿美元在研发和各种项目上[42]，但这些投入没法预计什么时候能变现。超级明星教授在公司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参与公司最胆大妄为的冒险活动。如果在利润和对纯粹科学的追求之间出现矛盾，佩奇会大张旗鼓地选择追求科学的道路。当然，这也是谷歌多年来不断成功的一大原因。别的搜索引擎会去搞竞价排名，谷歌却从未这么露骨，这么见钱眼开。谷歌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的搜索结果来源于科学。

这种理想主义有作秀嫌疑，但公司精神确实如此。在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拉里·佩奇和布林宣称：“谷歌不是一家传统公司。我们也不打算变成一家传统公司。”[43]这封信附在2004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文件中。这个声明也可以解读为假大空，但也给了华尔街热血沸腾的由头。密切关注谷歌的人都明白，这家公司讨厌MBA类型的人，也顽固抵制建立一个市场营销部门。需要商业头脑的工作传统上都由受到金融等领域专业训练的人来担任，但谷歌雇了工程师来做这些工作，拉里·佩奇也颇以此自傲。甚至到谷歌开始雇用成千上万员工的时候，拉里·佩奇都还是亲自审阅每一位潜在雇员的档案，确保公司不会偏离工程学的根本太远。

公司理想主义的最佳表达是公司经常被嘲笑的座右铭——“不作恶”。如果你知道谷歌从未打算将这句口号公之于众，也许就更能理解这句话所表达的价值观多有力。公司意在让员工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公司有益社会、雄心勃勃的使命上——这是公司用来提醒自己的一张贴纸，提醒谷歌不要像它打算推下神坛的科技之王微软公司一样那么自私、那么狭隘。直到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连线》杂志的一次采访中无意提到之后，这句格言才变得广为人知。[44]广为人知的结果是让公司很多人觉得沮丧无比，因为他们知道，这么一句警世名言会让谷歌成为尾大不掉的笑柄。（谷歌最终放弃了这句格言。）拉里·佩奇发表的声明真诚得异乎寻常，他在谈话中不断重复的要点也很好地表现了他真实、宏大的意图。他遣词造句的天赋可以让他的话既显得谦逊万分又浮夸得让人无法相信：“我们可能才只实现了1%的可能性。尽管改变得越来越快，相对于我们拥有的大好机会来说，我们的步伐还是太慢了。”[45]

要理解拉里·佩奇的意图，就得先了解一下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块。有一群人算是渐进主义者，他们对迄今为止的所有成就都珍爱万分——网页排名算法，能让自动取款机识读字迹潦草的支票的软件，诸如此类。这群人对计算机有没有一天能达到与人类意识大致相当的水平几乎不报什么希望。还有一群人是革命者，他们被库兹韦尔和奇点视角吸引，一心一意想要打造具有“普遍人工智能”或“超强人工智能”的电脑。

谷歌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实现渐进式进步。公司早期由埃里克·施密特管理，这位经理人年纪更大，也非常有经验，谷歌的投资人要求拉里·佩奇和布林接受这位“成年人”主管。但这并不是说施密特做事会瞻前顾后。那些年谷歌在计划上传地球上的所有图书，还打造了如今我们日用而不察的很多产品，比如谷歌邮箱、谷歌文档、谷歌地图等。

但这些抱负从来没有让拉里·佩奇感到足够满意。2011年，拉里·佩奇让自己回到把角儿的办公室，也就是谷歌诞生时他担任的首席执行官一职。公司重新定位，瞄准了奇点主义者的目标。此前那些年他跟库兹韦尔已经成为好朋友，跟他一起做了各式各样的项目。回到首席执行官的位置后，拉里·佩奇聘请库兹韦尔担任谷歌的工程总监，分配给他的任务是教会电脑阅读——这是指数级别的突破，库兹韦尔所赞颂的超级智能也将因此更快实现。在与谷歌签约时，库兹韦尔表示：“这是我实实在在专注人工智能50年的巅峰时刻。”[46]

如果去听佩奇和谷歌员工的谈话，你会听到他一次次提到登月的比喻。公司有个类似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项目，目标是普遍人工智能：这个项目叫作谷歌大脑，名字里的隐含意义令人毛骨悚然。（埃里克·施密特曾打趣道：“谷歌在很多事情上的政策就是，直逼令人毛骨悚然的底线，但不要越线。”[47]）在谷歌的引领下，有个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但直到最近才得以实现）的概念复活了：神经网络，涉及人类大脑运作方式的计算模拟。算法复制了大脑的信息处理过程和学习方法。谷歌聘请了英国出生的杰夫·辛顿（Geoff Hinton）教授，他在这个方向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司还收购了一家总部在伦敦的公司，名叫“思想深处”（DeepMind），所创造的神经网络可以自学成才玩好视频游戏，无须人类指导。“思想深处”担心一家独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强大的算法会带来危险，因此要求谷歌决不能将工作成果用于军事，也不能出售给情报部门。

谷歌有多相信奇点？公司里几乎没有人同意库兹韦尔的设想。公司里有位最有成就的工程师名叫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就曾对加速回报定律提出不同意见。拉里·佩奇也从未公开评论库兹韦尔。但还是有个不容否认的模式。2008年，谷歌出资帮助创立了奇点大学，就安置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位于硅谷的一个园区内——这是个为期十周的“研究生”项目，库兹韦尔是联合创办者，这个项目也是为了推广他的想法才创办的。[48]谷歌捐了好几百万美元，好让学生免费就读。[49]拉里·佩奇曾说道：“我要还是个学生，这就是我想来念书的地方。”[50]公司纵容了大量的奇点主义式的执念。例如，公司大力投资一家叫Calico的生物科技公司，这家初创企业想要解决死亡问题，而不是去解决那些相对来说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比如说癌症。拉里·佩奇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有件事儿我觉得挺神奇，就是如果解决了癌症，也就能给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个三年左右，但我们却觉得解决癌症问题比天还大，足以完全改变世界。但是，如果你真的退后一步好好看看，啊，癌症有好多很悲惨的案例，这非常让人难过，但总体来看，这个进步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51]谷歌很可能只能实现少数几个目标——登月会被证明是无的放矢乱登一气。尽管如此，这些项目还是展示了一种世界观，一组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和信仰。

奇点不只是对未来的展望，同样也意味着对当下的看法。对地球上的生命，拉里·佩奇秉持邦葛罗斯[52]（Pangloss）式的乐观主义理论，按照这个理论的说法，我们正在接近完全没有匮乏之虞、充满奇迹的世界——风险仅仅在于，要是我们没有催着赶着让这新的一天赶紧到来，我们可就真是愚不可及，冷血无情。有些人对可能性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反对技术，或是想象力太狭隘。但本质上科学革命就是这样，是由异端分子，由打破常规的人来推动的。这一艰巨任务由傲慢自大加上令人震惊的漠不关心来驱动。谷歌在追逐未来的过程中，常常发现自己在思考和开发新技术，这些技术将显著改变人类的长期实践。谷歌的办法是以轻快的步伐高速前进，对自己的善意充满信心。

公司决定将现有的所有图书都数字化时，将版权法视为微不足道的小麻烦时，觉得几乎不值得稍有踟蹰。当然，对于自己的项目会被如何看待，谷歌心里肯定还是有点儿数的。因此谷歌才会不声不响地进行这项任务，这样才好避开审查。史蒂文·利维回忆起这番努力时说：“整个过程有点儿‘袖里藏刀’的味道，因为见不得人的污点而坏了一锅汤，就跟从20世纪50年代的夜总会偷偷溜出去吸大麻一样。”[53]谷歌的大卡车会停在图书馆前，悄无声息地带走一箱箱图书，迅速扫描，又迅速归还。当有人请求拉里·佩奇公开宣布有这么个项目时，他辩解道：“要是没有理由去说这事儿，那干吗要说这事儿呢？”[54]公司这个项目的首席律师也对同事们为所欲为的态度直言不讳：“谷歌领导层没那么关心先例或法律。”[55]这里的先例就是有数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保护，后果则是对出版业及所有靠出版业生存的作家会有潜在伤害。也就是说，谷歌精心策划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知识大劫案。

是什么激发了谷歌这样的追求？某种意义上答案清清楚楚：为了维持主导地位，谷歌的搜索引擎必须有最高权威。这里有个巨大的人类知识宝库，等着被囤积起来，好让人搜索。但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动机。技术史专家乔治·戴森（George Dyson）曾到访谷歌总部并发表演讲，当时有位工程师无意中承认：“所有这些书我们可不是扫描了给人读的，而是扫描给人工智能去读。”[56]如果真是这样，那谷歌的秘而不宣就更容易理解了。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宝库只是训练机器的原材料，是献祭给奇点的供品。

谷歌这家公司没有明确的边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公司边界一直在扩展。正因如此，我们听到拉里·佩奇将竞争斥为浪费，将合作赞为前进的道路时，会觉得不寒而栗。他说：“消极可不是我们取得进步的方式，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零和。”[57]“如果你的最好成绩是彻底击败另一些大体上在做同样事情的公司，那可真是不亦快哉！”[58]要是还听到他在设想有朝一日谷歌要雇用上百万人[59]，比现在的规模还要大上20倍，就更加让人毛骨悚然了。这番自吹自擂可不只是主导一个行业那么简单，反正他在这一行也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番夸耀说的是统治广大得多的一个领域，表明谷歌打算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神学信念强加给这个世界。

[1] Larry Pa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ommencement address, May 2, 2009. 我对卡尔·佩奇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与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一些老同事的访谈，例如Hsu Wen Jing。佩奇家族要求最亲密的朋友不得接受记者采访，因此他们跟我的访谈是匿名的。

[2] Verne Kopytoff, “Larry Page’s Connection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ecember 31, 2000.

[3] Larry Page interview, Academy of Achievement, October 28, 2000.

[4] David A. Vise and Mark Malseed, The Google Story (Delacorte, 2005), 24.

[5] Vise and Malseed, 22.

[6] 原文“Ward-and-June”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家庭喜剧《天才小麻烦》（Leave It to Beaver）中的一对父母，经常被视为婴儿潮一代郊区父母的原型。这对父母膝下有两子，“海狸”（Beaver）是小儿子的昵称。该剧典型情节是男孩子惹下麻烦，最后以父亲的道德说教和母亲热腾腾的晚餐告终。——译者注

[7] Vise and Malseed, 22.

[8] 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认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他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对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他对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所著《口语行为》的评论，帮助发动了心理学的认知革命，并挑战了20世纪50年代研究人类行为和语言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他采用的以自然为本来研究语言的方法也大大影响了语言和心灵哲学研究。——译者注

[9] Sherry Turkle, The Second Self (Simon & Schuster, 1984), 247.

[10] Ken Auletta, Googled (Penguin Press, 2009), 28, 32.

[11] Larry Page, Google I/O 2013 Keynote, May 15, 2013.

[12] Larry Page, “Envisioning the Future for Google: Always a Search Engine?” (lec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May 1, 2002.)

[13] Steven Levy, “All Eyes on Google,” Newsweek, April 11, 2004.

[14] Vise and Malseed, 281.

[15] Stephen Gaukroger, Descar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

[16] Steven Nadler, The Philosopher, the Priest, and the Pain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6.

[17] David F. Noble, The Religion of Technology (Alfred A. Knopf, 1997), 144.

[18] Nadler, 107.

[19] Noble, 145.

[20] Noble, 147.

[21] Isaacson, 41.

[22] Stuart Hampshire, “Undecidabl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6, 1984.

[23] Andrew Hodges, Alan Turing (Vintage, 2012), 418.

[24] B. Jack Copeland, ed., The Essential Tur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63.

[25] Ray Kurzweil, Ask Ray blog, “My Trip to Brussels, Zurich, Warsaw, and Vienna,” December 14,2010.

[26] Ray Kurzweil, “I’ve Got a Secret,” 196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4Neivqp2K4.

[27] Steve Rabinowitz quoted in Transcendent Man, directed by Barry Ptolemy, 2011.

[28] 史蒂维·旺德（Stevie Wonder），美国盲人歌手、作曲家、音乐制作人、社会活动家，汽车城唱片旗下艺人。擅长多种乐器，如电子琴、钢琴、口琴、鼓、吉他等。是一位唱乐皆精的全能艺人。——译者注

[29] Transcendent Man.

[30] Ray Kurzweil,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Viking Penguin, 2005), 299.

[31] Kurzweil, Singularity, 40.

[32] Kurzweil, Singularity, 9.

[33] Ray Kurzweil, 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 (Viking Penguin, 1999), 129.

[34] Kurzweil, Spiritual Machines, 148.

[35] Kurzweil, Spiritual Machines, 147.

[36] Peter Diamandis, quoted in Transcendent Man.

[37] Kurzweil, Singularity, 389.

[38] Robert M. Geraci, “Apocalyptic AI: Religion and the Prom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76, no. 1 (March 2008): 158–59.

[39] Wendy M. Grossm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till the Future,” The Inquirer, April 7, 2008.

[40] Kurzweil, Singularity, back cover.

[41] John Markoff,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Harper Collins, 2015), 85.

[42] Alphabet Inc.,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penses, 2015, Google Finance.

[43] Larry Page and Sergey Brin, “Letter from the Founders: ‘An Owner’s Manual’for Google’s Shareholders,” August 2004.

[44] Josh McHugh, “Google vs. Evil,” Wired, January 2003.

[45] Greg Kumparak, “Larry Page Wants Earth to Have a Mad Scientist Island,” Tech Crunch, May 15,2003.

[46] Robert D. Hof,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Review, www.technologyreview.com/s/513696/deeplearning.

[47] Sara Jerome, “Schmidt: Google gets ‘right up to the creepy line’,” The Hill, October 1, 2010.

[48] David Rowan, “On the Exponential Curve: Inside Singularity University,” Wired, May 2013.

[49] “Google Pledges $3 Million to Singularity University to Make Graduate Studies Program Free of Charge,” Singularity Hub, January 28, 2015.

[50] Exponential Advisory Board brochure, Singularity University.

[51] “Time Talks to CEO Larry Page About Its New Venture to Extend Human Life,” Time, September 18,2013.

[52] 伏尔泰哲理小说《老实人》中主人公的老师、哲学家，秉持乐观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尽善尽美。——译者注

[53] Steven Levy, In the Plex (Simon & Schuster, 2011), 354.

[54] Levy, In the Plex, 355.

[55] Levy, In the Plex, 353.

[56] George Dyson, Turing’s Cathedral (Pantheon, 2012), 312–13.

[57] Page, Google Keynote, May 15, 2013.

[58] Steven Levy, “Google’s Larry Page on Why Moon Shots Matter,” Wired, January 17, 2013.

[59] Levy, Wired, January 17,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