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寻找数据天使

20世纪中叶，科技公司在这个领域不会有机会。它们会被严密监视，说不定还会被拴起来。那时候美国人更了解如何应对大公司及大公司的危险——至少人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垄断的弊病在政治辞令中频繁出现，执政两党也都会优先考虑这个问题，尤其是当这些公司在传播思想和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时。

那时候人们对经济集中度颇为担心，如今倒是没什么人还在关心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政府角色的共识发生了变化，这是个转向芝加哥大学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所鼓吹的“轻足迹”的长期过程。但科技垄断同样也是美国商业史的新现象。要应对这一威胁，政府需要大范围改头换面，需要制订监管互联网的大胆计划，还需要一个新的机构来保护隐私和市场中的竞争。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并了解这个问题源自何处。

1989年，柏林墙变成了一堆值得收藏的残砖烂瓦；也是在这一年，互联网以其现代形式诞生了。这两件事情其实有精神上的关联。在属于理想主义的这一年，资本主义摆脱了长久以来的死对头，互联网则开启了走向自由市场的旅程[1]。

是美国政府培育了新兴的互联网——最早的那些日子，极客们称之为“互联网络”。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出资启动互联网项目，建造一个能抵御苏联攻击的通信系统。柏林墙一倒，五角大楼不再有理由把这个系统抓在手里，而这个系统也早已偏离原本的军事目标，变得面目全非。于是国防部将控制权移交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是国家官僚机构的另一个角落。政府管理人员严格控制着互联网，禁止互联网“广泛用于私人和个人业务”[2]。

国家对互联网的监管工作做得很好，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很有远见。他们明白，政府创造的强大产品，不应由政府自己来管理。就在世界走向新自由主义之际，国家科学基金会构想出一个为期多年的计划，要将互联网私有化。没有了国家碍手碍脚，互联网将实现其革命性潜力，成为全球商业和大众通信的引擎。如果这个地球正走向历史的终结，走向全球化、自由主义的秩序，那么将带着这个地球一路走向光辉顶点的，就正是互联网。

资本主义胜利后的狂喜，为互联网的出现奠定了基调。古老的智慧似乎已不再重要。整个20世纪，为了限制商业和金融对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西方各政府都曾将一些规章制度强加给私营行业。但历史似乎正在背离这种做法。苏联的失败让人们开始怀疑计划经济的解决方案。因此，政府不只是将互联网私有化，同时还自行决定，将允许互联网自由发展，几乎不受任何政府监管。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威廉·肯纳德（William Kennard）于1999年以似曾相识的口吻宣称：“在宽带世界中，我想创造一个不受监管的绿洲。”[3]

对1989年的梦想，互联网一度极为热衷。互联网私有化甚至也许算得上是资本主义最辉煌的成就，尽管政府在其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都深受反垄断案件困扰。这些巨人太畏首畏尾，害怕得罪司法部律师，因此在至关重要的机遇面前，没能伸出手来，控制互联网。这是机缘巧合，也是颇有眼光的官样文章。互联网没有被哪一家公司捕获。这些情形让创造力有机会大搞破坏，成了狂欢节。新公司起起落落，创新遍地开花，原本无缘得见的知识宝库转瞬之间触手可及，消费者的世外桃源应运而生。

很多人都认为，商业历史进入了新模式，鼓吹者称之为“新经济”。在互联网时代，公司永远不可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确，私有化的最后阶段过去六年之后，互联网经济泡沫终于破灭，名声扫地，有惊人比例的高估值公司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这些公司是曾赞助并命名过体育馆，还是刚刚开始打算革商业的命，都无关紧要。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把它们全都一扫而空。市场的匕首刺出来的孔洞决定了我们对互联网的看法：网络永远不会进入静态模式。没有哪家公司能避免被在车库里创业的青年才俊拍死在沙滩上的命运，就像儿子终将杀死父亲一样。网络创造了充分竞争的条件，就仿佛是哪个经济学教授设计好的一般。消费者总能选择更便宜的替代品，或是轻而易举地转向更好的技术。有句至理名言说得好：“竞争总是只需要点下鼠标即可。”

事实证明，这个看法有些一厢情愿，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站得住脚。不可避免，开放和变动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吴修铭（Tim Wu）在其通信史著作中，描述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过程，并称之为“循环”。每一种新出现的信息技术都会遵循同一轨迹：“从某人的爱好变成某人的产业；从临时拼凑的新奇玩意变成娴熟的产品奇迹；从可以自由出入的渠道变成由一家公司或卡特尔严密控制的领域。”[4]历史并不会精确重演，但我们已经来到了吴修铭所谓的循环中铁面无情的终点。我们需要认识到，今天的垄断者甚至有可能比它们大步跨过的那些巨头更加坚不可摧。那些科技公司与其竞争对手之间拉开的距离越来越远，原因之一是它们储备了极为丰富的宝贵财产。

我们这个时代被人说烂了的一句话是：数据就是新型石油。这句话头一回听会觉得有点过于夸张，但现在会觉得极为贴切。“数据”这个词一点儿都不血腥，但这个词所代表的却很难说不血腥。数据就是我们的行为记录：我们读什么，我们看什么，我们在一天之中去了哪些地方，我们买了什么，跟谁交流了什么，我们的搜索查询，我们一开始输进去后来又删掉了的想法，等等。只要数据足够，就可以看到关联，找出模式。计算机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写道：“不断积累的数据也许能更好描绘出你是怎么打发自己时间的，因为数据不需要依赖人类的记忆。”[5]数据等同于对用户的理解，是我们心理的写照。埃里克·施密特曾夸下海口：“我们知道你在哪儿。我们知道你去过哪儿。我们也差不多能知道你在想什么。”[6]

心理写照十分强大。这样一幅写照让公司能预先说出我们的行为，预测我们的需求。有了数据，就有可能知道明天你会在哪儿，误差范围不超过20米；还能以合理精度预言你跟某人的恋情是否会持续下去。资本主义一直梦想着能触发消费欲望，有能力监听人类大脑，让大脑对从来没想过会需要的产品产生欲望。数据有助于实现这个古老梦想。数据让我们更容易受影响，更容易上瘾，更容易被鼓动。这也是为什么亚马逊推荐你下次买的东西你经常都会买，以及谷歌广告总是能带来点击量。

那些对我们了解最全面的公司会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在互联网上浏览时，这些公司追踪我们的范围最广，也有解读我们的浏览行为所需的计算能力。这一优势带来了一切，随着时间推移还会变得更复杂。制造能有效学习的机器需要无穷无尽的数据，也只有这些大公司才有这样的数据。几乎不可能有竞争对手的搜索结果能跟谷歌相匹敌，因为挑战者完全不可能有谷歌这样的搜索历史记录，也不可能有谷歌已经找出来的那么多模式。

就这个意义来讲，数据不是石油。石油是有限资源；数据却可以无限更新。数据一直在让新的垄断者有条件做实验，让它们能预测趋势，能对客户有更多了解，能构建更好的算法。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在进入谷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之前，跟别人合作撰写过一本重要手册，叫作《信息规则》（Information Rules）。范里安预言，数据将放大市场的运作机制。“正反馈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最后的结果会很极端。”[7]极端结果之一就是靠数据驱动的垄断者激增。

这种趋同让人坐立不安：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它们广泛监控用户，全面监控用户行为，数据资料也一直在增加——也就是田纳西大学法学院教授莫里斯·斯图克（Maurice Stucke）和牛津大学教授阿里尔·埃兹拉奇（Ariel Ezrachi）所谓的“看待市场的上帝般的视角”[8]。毫不客气地说，它们彻底粉碎了隐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它们还会通过更咄咄逼人的手段，对我们建立更全面的了解，由此不断推进自己的边界，让自己更能稳坐钓鱼台。实际上，对隐私的威胁和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威胁如今是一回事。垄断问题已经改头换面。

尽管从当下的视角很难想象，垄断问题确实主宰着我们的政治，已经好几代人之久。争论中的根本问题直指共和国的核心：我们担心公司权力集中会妨碍自由，成为民主的笑柄。尽管关于垄断的辩论已变得越来越狭隘，这些担心也仍然存在。反垄断法——旨在保护自由竞争的法律体系——已经变得太专业，道义上也已经油尽灯枯，因此关于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呼风唤雨的公司，反垄断法几乎无话可说，而这些公司可以代表我们以前对庞然大物的全部担忧。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法律精神，但此前的几十年时间，我们都在另一个方向打转。

这个故事中的关键人物——在反垄断斗争不再义正词严时的重要角色——几乎怎么看都可以算是一位牛仔。他来自中西部怀俄明州的拉勒米，那时的西部充满异国情调，遥远到无法想象，但是他光彩照人的智慧和辛辣的雅谑还是让他在美国政界赢得了一席之地。这就是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20世纪30年代任教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写作风格带有厌世情绪。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民俗》深受尖酸的“群氓”评论家M. L. 孟肯（H. L. Mencken）的影响，他也为此感激不尽。该书准确描摹了美国生活中风行的各式幻想，笔调冷静并略带讽刺，意态超然物外，仿佛阿诺德是“来自火星的人”一般。他指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还能保持合法状态，是因为这些制度有谎言做靠山。他对美国人的评价是蠢笨不堪，因此比起真实的民主，他倒更喜欢这些愤世嫉俗的谎言，他称之为“芸芸众生的懦弱评判”[9]。位于我们空洞的老传统和“当红的道德姿态”之间的，是反垄断法。这些法律情感上让人满足，但完全没能阻碍经济集中的趋势。

因此，1938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委派阿诺德领导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真的非常奇怪。他的任命听证会特别让人不舒服。阿诺德本来是个非常练达的人，后来却承认在听证会上，他绞尽脑汁才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让自己对反垄断法的批评和对这份工作的深切渴望不会显得自相矛盾。他被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反复拷问，而博拉也是他那本书的批评对象之一：“像参议员博拉这样的人，政治生涯以这种圣战能延续下去为前提，然而这种圣战完全是徒劳无功，不过还算生动罢了。”[10]好在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宽容，也更彬彬有礼。参议院确认了阿诺德的任命，尽管博拉促请阿诺德，最好“修改一下关于垄断的那一章”。[11]

结果阿诺德以惊人的强度投入了自己的工作。他上任时的反垄断部门已经奄奄一息，平均一年才有九起诉讼。1940年，阿诺德一鼓作气，接连起诉了92家公司。他的目标实际上遍布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电影工业、乳制品行业、新闻业和交通运输业。但二战过早地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他主政期间政府对反垄断法的积极强制执行，堪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想想我们今天处于什么境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打破现有垄断的案件一共才两起。

阿诺德的继任者尽管没有他那么积极，还是接受了他的思想。阿诺德忠于自己作品中铁面无情的现实主义，让反垄断法剥除了宏伟、雄辩的衣装。进步时代反垄断法的知识分子教父——比如最高法院大法官刘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以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都自称继承了托马斯·杰斐逊的遗志。他们痛恨企业变得庞大无匹，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自治政府的威胁。在他们看来，历史的主人公是小商贩和小作坊——或者用威尔逊总统的话说，是“那些拼命想赚钱的人”。经济独立让他们能承担公民义务，而垄断者把这种独立性狠狠地踩在脚下。

阿诺德认为，对公民道德如此执着，是“传统宗教”的作风，是垃圾。他完全不关心企业的规模，也不关心企业垄断的事实。布兰代斯视“巨大”为“诅咒”，阿诺德并不这样认为。阿诺德写道：“这种争辩就好像要辩论，高层建筑是不是比低矮建筑好，或大块煤炭是不是比小块的更好。”[12]在阿诺德看来，反垄断法有一个使命，也只有这一个使命：需要起诉效率低下的行业，而且这个行业的低效已经伤害了消费者。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写道：“跟布兰代斯这种传统的反垄断者不同，阿诺德不是为了政府自治让经济体去中心化，而是为了降低消费价格而调控经济。”[13]

阿诺德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只有经济集中是通过大规模合并或阴谋诡计形成时，我们才会开始担心。也只有当公司哄抬价格时，我们才会开始为公司的垄断地位感到苦恼。也就是说，我们几乎永远都不会采取也许能推翻现有垄断状态的行动。经济权力集中是我们生活中被广为接受的事实。《经济学人》去年分析了这一问题，发现经济中大部分领域——在其调查的九百个领域中占三分之二——集中度比1997年要高得多。[14]美国自由派智库罗斯福研究所宣称：“从镀金时代[15]算起，今天的市场比任何时候都更集中，竞争也更少。”[16]

着眼于消费者的传统有些狭隘，但并没有误入歧途。然而从阿诺德的时代到现在，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美国有些最大的公司如今免费分发自己的产品；亚马逊和沃尔玛也许不会发放免费赠品，但对低价还是会十分狂热。按照阿诺德的标准，对这些巨头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也许我们应该担心它们是如何压制自己的竞争对手的，但并没有什么理由去烦恼这些行业是不是低效。然而，对这些公司在美国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种视角相当不完整。阿诺德对反垄断法的看法仍然很重要，但我们这个时代的垄断问题与布兰代斯描述过的噩梦更为接近。亚马逊、脸书和谷歌因其体量巨大而产生的威胁，就是对自治政府的威胁。

布兰代斯——从公司律师变身为公司克星——可能是假正经，也可能是真义愤，但哪种态度都不能否定他的看法中的力量。他最关心的是民主的品质。他真正的想法是公民的品质。民粹主义和势利态度全都深深植根于他对美国同胞的看法中。他身上的民粹主义让他相信，普罗大众的潜力是无限的，他们能够形成复杂、理由充分的观点。而作为势利眼，他又十分鄙视小市民被消费主义牵着鼻子走，被广告迷惑得晕头转向。普通美国人身上的潜力，只有通过阅读、思考，并广泛接触更高级的文化形式来实现。谈到这个话题时，他总会热情洋溢地指出，工人和小店主需要“发展自己的能力”。

关于阅读和沉思的所有这些规劝，可并不仅仅是“自助者天助”的意思。这些规劝也是布兰代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后来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任上，他在所裁决的案例中，将自己的政治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国家的最高目标，是让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自由发展。”[17]为了给男男女女创造独立、批判性思考的条件，他一再阐述我们对隐私的现代理解。法律学者尼尔·理查兹（Neil Richards）曾将布兰代斯的理论描述为“知识分子的隐私”：“当我们身处产生思想的过程中时，能保护我们免遭监视和干扰。”[18]只有形成了个人意见，才有可能公开辩论；而个人意见的形成需要尝试思想、抛弃思想的自由，而不用担心隔墙有耳。有的意见需要勇气，也有的意见可能会让我们越界，变得不可容忍；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被监视了，那我们让自己的思想朝着这类意见散漫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我们会委曲求全，改变想法以取悦监视我们的人。没有自由思考的私密空间，思想就会窒息——接下来窒息而死的就该轮到共和国了。布兰代斯写道：“全国人民都死气沉沉，这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19]

在布兰代斯的思想中，有些关键假设需要重新引起重视。首先是对效率的批评。布兰代斯并不是完全反对效率思想，他可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忠实门徒。泰勒倡导科学管理思想，会用秒表和以数据为主导的方法来让工厂以更高速度运转。但布兰代斯对这个社会可能会把效率提升为最高价值的前景深恶痛绝。方便是方便，但我们不应当牺牲自己来换取方便。他担心的是，效率带来的好处也许会诱使我们放弃自由。这是专制主义的诱惑：要让火车准点运行，自由似乎只是很小的代价。我们来更新一下他的思想——不值得以我们的隐私为代价去换取免费的电子邮件；快递次日达是很好，但如果后果是一家公司控制了零售市场，也只能由这家公司来给商品和劳动力定价，那就没那么好了。

第二个假设源自上一个。开国制宪的那些人更喜欢自由而非效率，因此他们设计了不那么有效的政府形式。他们核查、权衡，有意放慢他们设计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速度。布兰代斯相信力量制衡十分重要。如果有哪个社会领域变得极其强大，民主就会喘不过气来。他相信，为了限制公司权力，工会是有必要的。对共和国来说这种寡头垄断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国家可以采取断然行动。布兰代斯也并非对国家就完全信任——跟联邦政府比起来，他宁愿将权力下放给更小、更没有威胁的组织。但在他对现代生活的看法中，首要威胁——仍然和过去一样可怕——是少数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他写道：“美国人民既不需要政治寡头，也不需要商业寡头。”[20]

对于布兰代斯会如何看待谷歌、脸书和亚马逊不用有任何疑问，这些公司是他所有担忧的完整体现。这些垄断企业没有受到任何约束、监管或别的什么限制。在从事人类历史上最全面的监控活动时，这些公司总把效率作为准则挂在嘴上。它们是寻租者，对自己所售商品的独立生产者毫不关心。它们塑造了公民的思想，过滤公民借以形成政治观点的信息。布兰代斯帮助建立了美国现代生活的准则，但这些公司建立的制度，严重损害了这些准则。

在布兰代斯的时代，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支持那些监管案例。而今天，我们看不出垄断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垄断出在这些公司身上的时候。我们确信，这些科技巨头的垄断地位是凭借技术天赋，在自由市场上用公平公正的手段得来的。要想象出精英领导下的这种胜利景象，就需要忽略关于这些新垄断者的本性的一些一针见血的真相。它们的统治地位并不纯净：除了要归功于创新，避税也功不可没。当然，任何一家美国大公司都在全力缩减税务账单。会计师大军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炮制出新的减税项目就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创新。但在税务人员面前，科技公司的人尤其狡猾。部分原因是科技公司产品的性质。跟制造业和金融业都不一样，科技公司不需要非得钉死在某个地理位置。科技公司可以把自己的核心资产，也就是它们的知识产权转移到任何一个避税天堂，这种地方会提供最优惠的税务政策。它们规划出来的方案，它们的对手——钢筋水泥的实体公司、传媒公司——都不敢问津。

杰夫·贝索斯最早想到创建亚马逊时，本想把公司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在那里几乎一分钱的税都不用交。当局拒绝了他这着妙棋，但贝索斯明白，互联网商业也会挑战关于税收的传统观念。多亏了公司刚创立时法院的一次裁决，亚马逊不用向商品运往的州交销售税，轻松脱身。

但随着公司扩张，公司需要让员工布满全美。每当亚马逊在哪个州开了家新仓库，都应当在那个州交税——至少人们对法律普遍都是这样理解的。贝索斯拒绝考虑这一点。在其行动中有几分尼克松式的味道。来回奔忙的亚马逊员工怀揣会让人误解的名片，这样就没人能指出公司到底是在哪个州运营了[21]。亚马逊在得克萨斯州新开了一家仓库，显然没有知会州里的税务官员这栋建筑的情形。但这可不是什么能藏着掖着的事，当局读到了《达拉斯晨报》上的报道，之后贝索斯却誓言绝对不会去交公司欠的2.69亿美元税款。如果州政府想要这笔钱，他就把仓库关了，另寻他处落脚。最终得克萨斯州免除了亚马逊的这笔税款，只要未来亚马逊能保证诚信就行。得克萨斯州是美国的样板。亚马逊搬到南卡罗来纳州时，公司骗到了免五年销售税的条件，作为在那里建立配送中心的前提。

亚马逊承诺将商品以最低价格提供给消费者。但要让价格最低，只有逃税才能做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逃税在亚马逊的创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研究了各州终于强制亚马逊纳税之后亚马逊的销售情况。一旦各州开始收税，亚马逊上的家用支出就下降了10%。[22]经济学家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在关于亚马逊历史的著作中将这种逃税行为描述为“该公司最大的策略优势”。[23]

亚马逊对避税的痴迷压倒一切——用斯通的话说，“用遍了见于经传的所有招数，又发明出许多新的招数”。[24]为了运筹帷幄之中胜过美国国税局和欧洲收税员，亚马逊策划了“戴菊莺”（Goldcrest）计划[25]。这个代号来自卢森堡的国鸟。2003年，公司跟卢森堡大公国达成一项协议。公司将在大公国建立总部，回报则是几乎一分钱的税都不用交。刚在卢森堡开张，亚马逊就将大量无形资产转了过去——重要软件、商标，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知识产权。确实，这些资产并非存在于哪个特定国家——一键下单真的要有实体位置吗？——但它们订立合同要有基础，而这些合同也是征税的依据。亚马逊设计的公司架构像迷宫一样，是个由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络。亚马逊搬完了家，在陈述转移到卢森堡的资产价值几何时也打了很大折扣。这套花招惹恼了美国国税局，于是对亚马逊启动了详细调查。国税局的清算表明，“戴菊莺”计划帮助亚马逊逃过了至少15亿美元的账单[26]，如果没有这个计划，这笔钱就得付给美国政府。

在财会制度上挖国家的墙脚，谷歌也不遑多让。谷歌更偏爱名为“双重爱尔兰”（Double Irish）和“荷兰三明治”（Dutch Sandwich）的手段。谷歌还把资产转移到了高科技的著名圣地百慕大。截至2015年底，公司已将583亿美元利润“永久性再投资”到海外避税天堂[27]，这些投资的收益无须向美国纳税。科技公司保留了每一份数据，但似乎也想清除每一笔应当交税的收入记录。脸书在上市当年，记录在美国的利润是11亿美元，但一分钱的所得税都没有交给联邦或所在州。实际上，脸书还搞到了4.29亿美元的退税。据公民税务公正组织（CTJ）称，脸书只用了一个扣除项就骗过了美国财政部：注销了给高管的优先认股权[28]。

我们很难同情沃尔玛、家得宝或别的大型卖场。在美国，它们交的税很难说是最高的，但也勉强给出了一个合理数目。过去十年，有“本顿维尔怪兽”之称的沃尔玛（沃尔玛总部在阿肯色州本顿维尔）上交了约30%的所得税[29]；家得宝交了38%。我们可以抱怨说它们怎么不再多交点，但似乎还是有理由指出，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交的连这个数的一半都不到。亚马逊的实际税率平均为13%，其中包括了州税、地方税、联邦税以及交给外国政府的税款。苹果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在避税方面的冒险精神要略逊一筹，支付的税率均为16%左右。这是垄断的危险之一，令布兰代斯十分焦虑。我们那些最大的公司设法赢得了影响力，赢得了有恃无恐的感觉，让它们能进一步扩展其优势，进一步逃避公众责任。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些公司有能力挑战行为极限，因为它们对华盛顿首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尽管这些科技公司很难说得上是白宫前街发福说客的形象，但它们也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在监管机构和国会的大厅里来回走动，把老奸巨猾的二流政客安插进去。跟其他公司比起来，谷歌的高管进出奥巴马的白宫更为频繁——其首席说客到访了128次。[30]谷歌以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精神，在华盛顿开开心心地广施钱财。为了影响两党各式各样的人物，谷歌花了1700万美元。据统计，谷歌在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机构投入的资金，比其他所有上市公司都要多。[31]《拦截》（Intercept）杂志的一项调查认为：“谷歌与政府实现了某种垂直整合。”[32]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工作人员认为谷歌的垄断阴谋值得提起诉讼，但谷歌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反正成功摆平了这些人的提议。[33]

这些公司的说客让垄断保持了几乎不受监管也几乎不用交税的极乐状态。他们的政治手段也极为高明。奥巴马在总统任期内都在为这些科技公司鼓与呼，甚至请求欧洲不要收这些公司的税。作为回报，科技公司派出了最优秀的人才，为民主党政府及其政治活动工作。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选举中，科技垄断者都与左翼站在了一条线上，这样一来，最可能批评他们的人也就不会露出獠牙了。这样回避问题非常高明：共和党或许并不特别关心科技公司送给民主党人的捐款，但他们也毫无意识形态方面的兴趣，要将这些公司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科技巨无霸打造了一个属于公司的天堂，公司风光一天，这个天堂就会高高在上一天。

科技公司对华盛顿了如指掌，也获得了如此之高的文化声望，很难想象这个体系会对这些公司有所限制。但我们也知道，政治不会安于稳定状态，这些公司也有一个巨大弱点——它们对用户的监视咄咄逼人。尽管到目前为止公众都容忍了这种入侵，但不会永远如此。

黑客在不断测试安全警戒线，也在不断突破。对此人们都当作是数字时代生活中的既成事实而逆来顺受，是要享受奇迹就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除了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这些违规都小小不言，无伤大雅。跟那些会把整个社会翻个底朝天的超级大灾难比起来，小黑客手脚都干净得很。大灾难也许是私密信息都被公之于众，就像婚外情网站“阿什莉·麦迪逊”（Ashley Madison）的黑客小规模干的那样，婚姻关系被悉数破坏；也许是我们的金融体系遭到破坏，财富瞬间消失，一去不返；甚至也有可能是哪里的基建被引爆，带来人员伤亡。这些我们即便能预防，也没办法预见。

科技公司能看到灾难来临，它们也在做好准备面对其后果。对它们来说，这种姿态合情合理。这些公司打造的设备和代码，让监控变得无处不在；它们林鼠[34]一般的服务器储存着个人数据。这些公司理所当然要为大规模攻击负起责任。最好的例子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面对自己所引发的灾难时，那些银行一筹莫展，无法得到政治上的帮助。灾难来临，科技公司也会变得很容易被监管影响，而此前它们总能巧妙避开。（还没有现代法律来规范数据使用，很不像话。）正如金融危机激发了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创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创立新机构实属罕见），大灾难确有可能带来规模可观的管理建设。

我们需要的是有个数据保护机构来保护隐私，就像政府保护环境一样。环境和隐私都是商品，如果任其自生自灭，就都会被市场摧毁。我们允许企业破坏环境，但有个限度；对于隐私，我们也应当有所容忍。重点不是要禁止收集和利用数据；我们需要的是限制，对于什么数据可以被收集，什么数据可以被利用加以限制。公民应当有权清除服务器上的数据。应该设立规则，要求公司设置默认选项，让公民可以选择是否被监视，而不是只能被动接受隐私消失；这样的选项会比晦涩难懂的“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服务条款耐用得多。

事关独立自主：我们的数据中隐藏的私密细节，可能被用来伤害我们；数据为看不见的歧视提供了依据；数据被用于影响我们的选择，这里面既包括我们的消费习惯，也有我们的思考习惯。数据就是灵魂的X光。公司把内在自我的影像变成商品，拿到市场上交易，买进卖出，我们却毫不知情。

这是一项基本、源自直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是公民，而不是偷偷追踪公民的公司，理应拥有他们自己的数据。法律应当要求这些公司以最谨慎的态度对待这些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并不属于公司。拥有我们的数据责任重大，因此必须伴随着道德义务。美国政府将那些从自己并不真正拥有的商品中获利的公司划为一个特殊类别：我们称之为受托人。政府就是这样对待广播公司和电视公司的。这些公司用着公共的无线电赚着自己的钱，因此政府要求这些广播公司遵守一系列标准。这些公司时不时会被要求播放民防警报和公共服务通告，遵守合宜标准，为两党候选人提供的广播时间相等。政府以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形式监督着广播公司，确保它们不会逃避这些责任。

由数据驱动的公司最不能违背的责任有一条，就是绝对不能滥用自身的影响力去破坏民主。政府不得影响平台的内容编辑政策，但我们也应防止我们的信息守门人压制针对它们本身的批评；我们还应当坚持，这些公司要为多种信息来源和观点提供相等的访问机会。我不否认，这是一大堆复杂问题组成的一团乱麻，需要立法机构的门吸和多次司法裁决才能解决。然而，这也并不是对政府职责别出心裁的解读。这正是最高法院对国家的要求，就连最保守的法官也认同这一点。1994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曾庄重地说道：“确保公众能接触到多个信息来源，是政府的最高目标。”[35]

我们没用多长时间就远远偏离了肯尼迪大法官对政府的看法。是欧洲承担了美国的责任，尽管美国人为此更宁愿将欧洲嘲笑一番。而欧洲人有时候也确实很难说清楚，他们对科技公司这么不友好，以及他们千方百计想要阻挠这些公司究竟是什么原因。之所以会这么困难，部分是因为欧洲人本能地远远偏离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传统，进入了陌生领域。在整个历史上，欧洲都对卡特尔青眼有加，那些大型公司都跟政府关系极为密切。直到最近，欧洲大陆都几乎从不关注经济去中心化的好处。不难看出，他们突然之间对美国科技巨无霸担心起来，动机实际上要归为自私自利——希望保护本土公司不受美国公司影响。

但美国在谴责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行径之前，还是应当先照照镜子。数十年来，美国政府都在限制通信巨头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给新科技和新竞争者留下了喘息的空间。共和国早年，邮政服务垄断了信息流动。但随着电报问世，政府抵制住了控制新媒体的诱惑，尽管邮政服务有无数机会可以把新技术一口吞下。政府允许私营企业激烈竞争了一段时间，结局和所有这样的循环一样，一家垄断企业崛起了，这就是西联公司。然而政治家不断威胁要解散西联，吓住了西联不再向电话业务扩张。在这个新技术领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作为主导公司应运而生，但政府不允许这家公司把触角伸向广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牢牢控制了广播业务之后，政府坚持要它一分为二，于是有了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尼克松政府通过推动新出现的有线电视，鼓励企业去挑战控制广播行业的三大网络。激进主义的历史大义凛然，尽管有时算不上完美，也一直延伸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克林顿政府针对微软公司的案子在9·11事件之后被布什政府悄悄扼杀，但这起案件还是让软件巨人受了惊吓，让它不至于重蹈覆辙。微软并没有用自己的力量把谷歌扼杀在摇篮里，它的力量肯定能做到这一点；与此相反，它只是躲在安全距离之外看着这家暴发户，担心着被政府敲打一番。

数据保护机构将继承这一传统。联邦贸易委员会为了保证低价位和经济效率，会评估企业合并；数据保护机构与此不同，会出于保护隐私和信息自由流动而审核合并。对那些试图将自身影响力延伸到下一个时代的垄断企业，此举能带来限制，同时也为最终出现挑战者创造了机会。需要把布兰代斯对反垄断的传统观点从高阁上取下来——尽管可能还有点为时过早，我们也不应该限制自己对政策的想象力。民主体制要想良好运行，我们在面对脸书、谷歌和亚马逊时就也得立场坚定，就跟当年政府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和微软开战时的态度一样——如果情势（和法律）要求我们做出强有力的回应，甚至可以令其解体为多家小公司。尽管我们已经有好几代人没有那么严格地实行反垄断法了，我们也应当记住，这些案例首先是为培育创新创造了条件，这才有了开放、极具创新性的互联网的诞生。

柏林墙倒塌近三十年之后，我们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经济大衰退，以及不平等一直在加剧的数十年光阴，而今监管并没有恢复其名望。在某些方面，监管的地位甚至进一步下降了。如今有大批左派跟右派一样，对政府监管不力深恶痛绝，对俘获了政府机构的企业普遍感到义愤填膺。在大企业面前，政府非但没有保护人民，反而为虎作伥，成了大企业的爪牙。

但历史已经表明，监管并不像其批评者声称的那样几乎毫无用处。政府试图为提高效率而改造经济时，监管的结果有好有坏。政府为了清晰的道德目标来运用自身权力时，则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然也有一些重大失败。但我们的汽车变得更安全，我们的环境变得更清洁，我们的食品不会毒死我们，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公平，也没那么容易动不动就崩溃了——尽管这些保护条款让私营企业付出了极大代价。柏林墙倒塌之后的自由主义狂欢中，我们把这个道德愿景抛诸脑后。互联网是很奇妙，但我们也不应该让互联网超然于历史之外，或是不用受我们的道德体系约束，尤其是或许要以个人的命运和民主的良好运行为代价时。

[1] Shane Greenstein, How the Internet Became Commerci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我对互联网私有化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Greenstein的历史叙述。

[2] Ceruzzi, 321.

[3] “Competition and Deregulation: Striking the Right Balance,” Remarks of William E. Kennard, United States Telecom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October 18, 1999.

[4] Wu, Master Switch, 6.

[5] Bruce Schneier, Data and Goliath (W. W. Norton, 2015), 2.

[6] Schneier, 22.

[7] Carl Shapiro and Hal R. Varian, Information Rule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9), 175.

[8] Ariel Ezrachi and Maurice E. Stucke, Virtual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71.

[9] Thurman W. Arnold, 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 (Beard Books, 2000), 66.

[10] Arnold, 217.

[11] Nomination of Thurman W. Arnold,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7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March 11, 1938, 5.

[12]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1.

[13] Sandel, 240.

[14]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Economist, March 26, 2016.

[15] 镀金时代：指美国南北战争和进步时代之间的时期，约为1870年到1900年，名称取自马克·吐温的同名长篇小说。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大量移民进入美国，重工业飞速发展，但财富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南方以棉花和烟草为主的经济则仍然较为低迷。——译者注

[16] K. Sabeel Rahman and Lina Khan, “Restoring Competition in the U.S. Economy,” Roosevelt Institute Report, June 2016.

[17] Jeffrey Rosen, Louis D. Brande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8.

[18] Neil Richards, Intellectual Priv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95.

[19] Rosen, 22.

[20] Louis D. Brandeis and Norman Hapgood, Other People’s Money (F. A. Stokes, 1914), 142.

[21] Stone, 290–91.

[22] Robb Mandelbaum, “When Amazon Collects Sales Tax, Some Shoppers Head Elsewhere,”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2014.

[23] Stone, 287.

[24] Stone, 294.

[25] Harry Davies and Simon Marks, “Revealed: How Project Goldcrest Helped Amazon Avoid Huge Sums in Tax,” Guardian, February 18, 2016; Simon Marks, “Amazon: How the World’s Largest Retailer Keeps Tax Collectors at Bay,” Newsweek, July 13, 2016.

[26] Davies and Marks, “Revealed”; Gaspard Sebag and David Kocieniewski, “What Is Amazon’s Core Tech Worth? Depends on Which Taxman Asks,”Bloomberg Technology, August 22, 2016.

[27] “Fortune 500 Companies Hold a Record $2.4 Trillion Offshore,”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March 3,2016.

[28] “Facebook’s Multi-Billion Dollar Tax Break,”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February 14, 2013.

[29] David Leonhardt, “The Big Companies That Avoid Tax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2016.

[30] David Dayen, “The Android Administration,” Intercept, April 22, 2016.

[31] “Mission Creep-y,” Public Citizen report, November 2014.

[32] Dayen, “Android Administration.”

[33] Brody Mullins, Rolfe Winkler, and Brent Kendall, “Inside the U.S. Antitrust Probe of Googl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9, 2015.

[34] 林鼠：原产于北美洲与中美洲，有收集各种怪诞物品并藏在窝里的习性，喜欢到人类住处捡拾小块明亮发光物品。此处用来比喻服务器储存起个人数据来巨细靡遗。——译者注

[35] McChesney and Nichols, Death and Life,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