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想象力的约束

颠倒的世界

我自问：“那哪种更高级呢，三杆的还是四杆的？”而埃兹正握着方向盘，又开着克莱斯勒往南，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怀俄明，然后在兰彻斯特的高速路上转向，一路开到几天前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大角山上。

如果肯尼是对的，三杆的帐篷一个人就能支起来，而四杆的需要两个人，那就会有人觉得四杆帐篷出现得更早。你可以想见搭四杆帐篷的人采用了三杆的锥形帐篷，而不是相反。而我如果不知道这些的话，会觉得三脚架造型的三杆帐篷在设计上比四杆的更向外、向上。

不过考虑到这一点，我发现还有别的事困扰我。作为四杆帐篷的一种，克劳族帐篷从其上方排烟盖的杆穿过的孔可以判断出来。这让排烟孔成了第二个作为区分的特点。苏族帐篷是没有排烟孔的三杆帐篷。这又证明了三杆或四杆是对帐篷进行分类的基本区分。在我们攀登面前的这片松树林时，我又想，如果我发现另外两个部落的帐篷：帐篷一，一个带排烟孔的三杆帐篷；帐篷二，不带排烟孔的四杆帐篷。如果带有这两个特点的四种不同形式同时存在，那我该如何解释呢？在这种情形下，它们的先后顺序又是如何的呢？

如果我陷入了林奈的分类逻辑，我有两种选择：我会说三脚结构是在排烟孔之前进化的，这意味着排烟孔的进化出现在不止一种情形下。或者，我会说排烟孔的进化是在三脚结构之前，而这意味着三脚结构在不止一种情形下出现。无论哪一种，结论是相同的特征进化了不止一次：一个很了不起的巧合，一种再创造。会是这样吗？

是有可能的。生态圈到处都是大自然的巧合。进化生物学家将其称为“趋同进化”，即来自不同背景的生物体由于需要适应相似的环境而共享相似的特征。比如塔斯马尼亚的袋狼和我们知道并喜爱的小狼头骨有着近乎一致的结构。再比如马达加斯加丛林中的带刺植物几乎原样照搬了美国的仙人掌。还有章鱼头上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结构同样复杂。确实有很多巧合发生，但问题是趋同进化并不是解释文化物种的最直接的答案，是吗？这件事最直接的答案是草原印第安人的帐篷在不同的情形下既是三脚结构又有排烟孔，无论是偶然/自发还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将这两点结合，并在同一顶锥形帐篷体现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帐篷并不像物种，而是像语言那样，像云那样分开又融合。这里根本没章鱼什么事。

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仍然有点乱。如果说排烟孔和三脚支架都不是什么特征，而是各自独立的鲜活的思想呢？我将帐篷作为一种思想物种，每个印第安人头脑中对帐篷的记忆作为文化“生命体”的单独的成员，可如果我的计划超出范围怎么办？如果帐篷不只是一个生命体，而是一整个生命体的集合呢？包括三脚结构、排烟孔、里衬、门口等，这些共生体共同成为“超级生命体”，造成心智圈单独出现了新事物这一错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法画出适应辐射图了。帐篷的进化变成了文化的偶发现象，是由一大群不断变化的更细化的思想形成的一个想象中的渊源。所以我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我还没找到第四顶帐篷（或到达山顶），而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对心智圈语境下生命体和/或物种概念的解释了。我已经开始怀疑我的类比的基础以及我的理解的基础。我的有色眼镜再一次蒙上了雾气。

埃兹察觉到了我的沮丧，于是将车调到自动驾驶模式，并挂在了二挡。克莱斯勒在攀爬比格霍恩山的东部悬崖上坡的蜿蜒小路时发出轰鸣声，像在低声抱怨。这一路并不舒服，而当我们看见“前方风景”的时候，我们庆幸离开了这条路，可以暂时休息会儿。在舒展腿脚的工夫，我们看到了古老地质灾害留下的痕迹：沉积岩像股票经纪人穿的条纹衬衫，呈紫色、白色、橘色，由无法想象的力量扭曲成各种弯曲的形状。信息牌上说比格霍恩山是在7000万年前拉腊米造山运动中形成的，并成了落基山的主要山脉。这是“很深刻的变形”，不仅是表面的岩石，就像我们面前看到的雕塑黏土般的岩石，在我们脚下还有5亿至4.5亿年前寒武纪时期深层的、最古老的岩石。而在怀俄明的这部分，它是在我们之上的。拉腊米运动将怀俄明的这部分像煎饼一样翻转了：现在，历史新的石头在底下，历史初期的在上头。开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已经穿越回过去的3亿年了，那是恐龙之前的时代，我们要赶在到山上的平原地带之前继续开着克莱斯勒颠簸，我们已经开到2500米高的地方，这里的生命体和岩石一样古老。

看到世界变得如此颠倒这给了我一些启发。我觉得我找到了困境的出口。虽然对于我将两个帐篷做对比这件事而言，这种回应显得仓促而草率，但我想不到别的办法。我要使你们对生物圈的信念破灭来重建我在心智圈的信念。我之前编的那两个锥形帐篷对我造成困扰的原因在于我让你们对“有机体”以及“物种”的概念过于理想化了，抱歉了，我不能让你们这么做。是时候把你们的世界颠倒过来了。让我们从“有机体”这个词开始……

在这片3亿年的印迹里，地质层中埋葬的有机体有鲨鱼、爬行动物、昆虫、两栖动物以及史前的树，这些有机体都是分散的、成一定规模的、独立的生命体，存活、繁衍以及传递着它们的特质。在它们皮肤之下是维系它们生命的一些专门的器官系统，在一起像机器一样运转着。而这些器官系统又是由一系列产生大量肢体行为的器官组成的。每个器官都是基于选出的一些组织处理眼前的工作，而每个组织事实上又是一堆细胞的集合，这些细胞又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它们是十分复杂且构建精细的生物有机体，恰好落在威尔先生第三重要的排序里：6月的一天，他在黑板上横向写下了“有机体的等级”，而同时全然不顾开着的窗户、开花的柳树以及一班学生的讥笑，这个顺序是：

基因——细胞——组织——器官——有机体——人口——社群——生态

他说：“左边的存在于右边之中，并参与其运动。”

而只开了300米，经过了2亿年，埃兹和我就发现了威尔先生这套有机体排序之外的东西。水母和藻类，从始至终没怎么变化过，仍然还是一堆鲜活的组织。它们漂浮在海洋里，或者紧紧依附于岩石上，就像是一堆没有器官或器官系统的细胞类型的集合。

在它们之上又过了300米，快看到山顶了，我们开到了这片坚硬的寒武纪世界里最年轻的那几层。元古代的，大约有20亿年，在这里生命体又变得更小、更简单、更柔软了。对于这些岩石而言，“有机体”意味着比组织还要小：从困于几十亿年的泥土中的形态特征可以看出，它们是海绵状物和一些不易变成化石的已经灭绝的古怪生物。这些有机体是松散的相互作用的细胞，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是在多细胞生命体过程中史无前例的实验。

当我们最终在悬崖顶上到达这片失落世界时，我们已经没有见证生命历程的时间了。来自早于多细胞生命体的太古代的风在草原上吹起，随即沙尘包裹了我们的车。在大约25亿年前的太古代，所有的生命有机体都只有一个细胞那么大。有一些结成群聚集在一起，比如我之前提到的蓝藻细菌，不过它们是聚集体而不是生命有机体，它们在一起只是为了互利，但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单独生存。

经过了这些岁月，堆积成了山脉，生命在其设计空间里不断涌现了各种形态和复杂程度的有机体。取决于你所处的时期，某个有机体可能就像你或者像我，又或者像你或我的一部分。反言之，你或我都可以被看成有机体或有机体的聚合物。

医药之轮

当我们准备翻到大角山的另一边，回到现代时，我们稍事休息，顺着路找到山上一座小屋，以及长距落地式的厕所。站在世界之巅感觉格外凉爽，因此我们在到了美国之后头一次裹上了外套，然后独自顺着小路走进山里。我们很快就越过了林木线，松树林开始看上去像顶级的长毛绒地毯。当我们走在石子路上发出咔嗒咔嗒声时，土拨鼠和鼠兔吓得四处奔逃。西侧的山逐渐消失，我们发现自己站在山脊之上，整个大角山盆地向西边延展开，在我们下方的几百米，明黄色背景下衬着山脉间大片的绿色。

我走得有点累了。在我们接近3000米的时候，空气变得稀薄。我们继续往前，爬上最后一个斜坡就到了山顶上的草地。头开始疼起来，不过当我们看见之前预期会看到的景象时变得好多了：俯瞰地面上不规则呈现的最古老的土地、直径为25米的巨大石轮、许多石头轮辐以及中心粗糙的堆石界标。它叫医药之轮，这是一处美洲印第安人的神奇地标，几个世纪以来各部落的人来这里祷告以及求赎罪。很多迹象表明现在还是这样：这里用简易的护栏将来往的路人隔离开，这条隔离的绳子上挂满了羽毛、鲜花、飘带、旗帜，甚至还有贝壳、动物皮做成的鼓。在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北美野牛头骨。

我觉得，我能感受到那股所谓的“灵气”。虽然我不迷信，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这种几百年来人们投入情感的空间场所完全无感。而这个地方也无伤大雅：在这儿你能看到世间万物，当你觉得寒冷孤独的时候，当你被冰雨狠狠拍打时，当你感受到山顶上的风，你会觉得被洗涤、被震撼。而埃兹出现在轮子的另一边，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景象带给了他更多的震撼。他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就静静地待着。当一群欢快的得克萨斯人过来时，我耐心地等他们完成绕圈，之后离开，然后这个地方又只属于我们了。当我抬头看时，埃兹不见了。我猜他是去附近找什么精神慰藉了，所以我抑制住了找他的冲动，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等他。我盯着这个轮子，它那独特的献祭的旗布在空中拍打着，就在那时，“不知从哪儿”，我找到了我的灵感。

我眼前的这座巨大石碑被称作“轮”，是因为它长得就像一个轮子，但是其实它跟那种维持车辆运行以及机器运转的圆形会动的轮子没什么关系。我知道这个轮子的出现早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在这之前，新世界里没有其他任何像这个轮子一样的概念。对那种带轮子的车，草原印第安人叫它“旧雪橇”，它由一种简易的杆组成，呈三角状，可以在地上拖着滑行，在巨大压力下带着帐篷和其他东西沉重地在矮草草原穿行。它们在草地上留下的痕迹，至今还很明显。所以这个医药之“轮”是在心智圈中趋同进化的一个例子，一方面具有相似性，另一方面却导致完全不同的理念分支。

可悲的是，医药之轮背后的理念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活着的人，甚至是近现代的部落长者，也没人记得了。很多人尝试“重建”机器之轮的概念。他们宣称这像轮子一样的圆代表太阳、月亮或地球，或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或是家：也就是搭建帐篷形成的圆形。他们说轮子是一个钟表，28条轮轴反映了人每月的周期，或是月运周期，或是指向四季轮回中开启和结束的不同的日出和日落。但坐在这儿，我意识到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些强加的概念究竟是否正确。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轮子的真正含义，或者在北美各处草原的其他许多医药之轮。现如今，那些知道这些的人已化为亡灵，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做的就是感知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结。借由这种石碑将我们自身的愿望赋予其意义。想到了这儿，我明白了……

我们所熟悉的轮子的点子只出现过一次[1]，可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或北高加索或欧洲中部，大约是在公元前4000年中期。很难知道确切时间，因为凭借一个爱探险的朵拉的那股热情，轮子在旧世界所有相通的文化中以光速源源不断地出现。5000年来人们没用过推车照料农场这并不意外。而当轮子一出现，每个人都很快接受了。

而再一次，我不得不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开始我们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想到这个发明？再一次，我不得不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思想发明的进化就像生命体一样是偶发/自然的，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轮子的手翻书就像心智圈的其他所有物种一样无聊。你如果随便翻一页可能会看到以下几种（从远及近）：

1.一件重物搭在一堆树干的“滚轴”上。随着滚轴不断地从后面移到前边，从而挪动重物。

2.在重物与滚轴之间加了一块平滑的厚板，减少了运动中的阻力。

3.这回厚板底下加了叶片，这样看起来就像滚轴上有一个雪橇一样。叶片将重物与滚轴之间的表面区域最小化，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摩擦。

4.在树干上有放叶片的凹槽。（第3个由于反复使用形成了凹槽，为了更好地稳定重物，最终手动添加了凹槽。）

5.凹槽之间的树干变成了空心，这样不同大小的“雪橇”都可以放在上边。（就这样车轴和车轮就形成了。）

6.在叶片底部加了栓，就在车轴的前部和后部，这样车轴就能固定在重物下方，也就不再需要不停地在前边放滚轴了。（这一天简直意义非凡！）

7.这台装备的性能由于车轴和车轮的分离而得到了改进，这样车轴就可以穿过去，后来的雪橇叶片都成了现在这样。

8.最后现在的雪橇叶片就是这样的！

这个过程经历了上千年以及人类世代的努力。这其中肯定有一些了不起的天才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将这本手翻书提前了好几百页，但总体来说，轮子的发明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如此聪慧的人类在思想进化上会只有一点点的进展呢？坐在石头上，盯着医药之轮，我意识到，我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这是因为思想进化的整个过程被我们贫乏的想象力所束缚。

想象建造

想象力这个词是一个很空洞的“俗语”，心理学家很少用到，但如果要说的话，他们都会承认我们脑子里有一处机能可以使我们人为地把记忆整合，从而“描绘”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应当拥有想象力，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无法获得波普尔智慧。波普尔智慧是关于解决问题的，而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描绘出还不存在的事情。这是个很实用的工具，研究建议我们花大量时间和脑力来想那些还未存在的事物。一些研究者认为，我们在未来想象的能力是决定我们物种的关键特征。[2]不幸的是，虽然使用想象力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我们的想象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我来解释下这一点。

想象一只蓝色的羊。这很容易。你之前见过羊，也知道蓝色是什么颜色，所以你对这两样东西都有概念，正因如此，很容易就将两者结合，即使你从来没在现实中见过一只蓝色的羊。[3]这就是你的想象力在发挥作用。在想象蓝羊之后，你可能会出去，把一只羊涂成蓝色，结果就和你想的差不多一个样了。

现在再想象一个罂粟色的獴。[4]更难了。还是一种带颜色的动物，但只有少部分人对这种动物和这种颜色有概念。如果你是个法国冒险家，那你可能猜得到。coquelicot是法国的一种罂粟花的非正式名称，这种颜色就是罂粟色：亮红，带一点橙色。獴（fosa）是马达加斯加岛上最大的食肉哺乳动物（这个岛曾是法属殖民地，说法语，所以是法国冒险家会去的地方）。这种动物有点像精瘦的中型的丛林猫，不过这只是错觉，实际上这是一种生长过度的獴，在满是狐猴的岛上生存，形成了趋同进化的模式。

现在你已经可以自行想象出这两种东西，你只需要通过你的想象力将它们拼凑在一起。这要比想象一只蓝羊难多了，因为除非你是个法国冒险家，你永远也见不到这两样东西，所以想象一只罂粟色的獴，需要你将这两种东西的记忆再进行整合，在你脑海里罂粟色的獴是抽象的，它和你记忆中亲眼见过的东西是有差异的。

那如果我现在让你想象一个茜草色的麝香猫呢？然后我告诉你茜草色是一种紫罂粟色，麝香猫是一种比獴更小、更多毛、条纹更多的动物呢？现在有点麻烦了，是不是？即使有这些有用的提示，想象又多了一步，还是太难了。你想不出来的原因是离你真正见过的记忆差得太远了。茜草色麝香猫的形象是抽象中的抽象——离你的感知记忆差了两步，离你可以想象出的自身经验相距甚远。

这和带给我们轮子这个灵感的人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们只能依靠自身存在的第一手的记忆。他们也只能靠想象接下来很小的一个步骤，其他的都太抽象了。而这限制了思想的进化。如果不发生什么事件的话，思想适应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我们的想象力，不幸的是，我们的想象力被严重限制了。

我坐在这儿，试图还原轮子背后的理念，不过也因此失败了。轮子背后的理念离我的经验太远了，它是超出了范围的抽象。同理，另一种车轮的概念，我们都知道的那种，对于草原印第安人来说，在欧洲人驾着马车出现以前，也是完全陌生的。就像著名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听到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时那样，当草原印第安人第一次看到法国猎人坐在带轮子的马车上时，会想说：“怎么这么笨，早没想到呢！”但如果他真这么想的话，那对他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在他文化的记忆库中，这个轮子的点子离他的生活太远，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天才可以想出来的。这其中还有太多需要向前实现的一小步。他们的文化里还都没有关于车轮的这本手翻书呢。

生命的齿轮

埃兹一个人散步回来了，我们循着车辙，回到了车里，继续翻到这片酷寒又满是植被的高原的另一边。过了几英里，山下一片广阔的盆地映入眼帘。我下意识地减了速，因为我们好像到了过山车的最高点。当我们到了前寒武纪岩的边缘，克莱斯勒慢慢地向前倾斜，我们在座位上坐直，山顶的位置给了我们一个加速度，我们开始突然下跌了。很多卡车从山下往上开，但几乎没有挪动。而我不得不一直踩着刹车，要不就一路冲下山了。

在过去的35亿年间，生命体也在不断造势，就像我和埃兹现在这样。那些随我们飞落的石头就是证据。在我们下方，除了嗡嗡作响的轮胎，就是那些葬于坟墓的单细胞生命，但当我们来到西部悬崖边时，复杂生命在其设计空间的进化程度就像我们下降的速度一样快得让人恶心。在经历了一段漫长、落后的开始之后，生命自身快得失控了，随着时间和设计空间的探索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命运不时通过降落小行星，使大陆相撞，用有害烟尘毒害地球，遮天蔽日，但完全没用。生命势不可当。

到底是什么在驱动这个狂热的过程呢？是什么有这种能量可以加速穿过设计空间，以不断增长的复杂生命形式激励着生命体呢？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神迹，这里不需要神。这是个机械的提升装置，像个吊车，或更形象点儿，是一个“齿轮”。齿轮是只能朝一个方向运动的。汽车的千斤顶就是借助齿轮运作的。通过杠杆来实现拉升。“制转杆”绕着齿轮朝上的锯齿的圆的一边，退回到锯齿的顶部，由于它的形状而不会掉得更远。于是，每拉一下杆，制转杆爬上齿条。不用担心会掉到地面，只要齿轮是在地面上很稳定的位置。

进化就像这样。自然选择促成了适应性创新的积累，每一次创新都像是齿轮上的锯齿。一旦被发明出来，这个创新是不可逆的。制转杆是固定的，创新者的后来人都可以享受这个发明成果，这是不会归零的。因此，在生命体的一生中，新出现的生命体有越来越多的零部件。看看我们。我们就像是从工厂出来的一样标准化：嘧啶核苷酸、单尾鞭、多细胞、两侧对称、肠腔动物、脊索、脊柱、下颌、四肢、乳腺、胎生以及胎盘。每个都是适时出现的，只有在最新的上面可以找到。现在它们都过时了，只是我们生命设计的先决条件。正是这种设计的累积使得生命不断进化。每一次创新都使得制转杆在设计空间中更高些，将齿轮提升，使得生命达到更高的程度。

我的观点是，如果现在你瞄一眼（眼睛也是设计齿轮上很精妙的一枚锯齿）生命体的齿轮，会发现有一组锯齿十分古怪，和其他的都不同。它们称不上是“创新”，而更像是反常的行为。而正是它们将生命体在设计空间中推动得更高更远。检查这些锯齿是我的兴趣所在，因为这会破坏“有机体”这个词的标准概念。

打造一个超——超——超有机体

超有机体

这些锯齿可以从20亿年前开始，也可以从我和埃兹担心刹车会不会失灵的下降途中算起。生命体在这一时刻，生物圈几乎被一种叫原核生物的东西所独占了。这种单细胞的有机体的细胞原始到几乎没有任何内部组织。它只是被油膜所包裹的悬浮在水滴中的DNA。它都不算生命体，而是一种生存状态。它还有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叫细菌。它们这一组的范围很广，也很多元。有用光合作用收集能量的有机体，比如蓝藻细菌，有在极端环境中，只靠化学原料生存的有机体，有在地表3000米之下的缝隙里生存的有机体，也有那种在你肚子里吃麸皮的有机体。

原核生物在世界上有各种形态的生命体，直到出现了一种新的单细胞有机体，在其体内也有油膜包裹。这种有机体可以用其内部的油泡来贮存并组织：特别的蛋白质、特别的脂肪、大块的碳水化合物、重要的矿物质，以及最重要的——DNA。它们是具有内部组织的单细胞有机体，叫真核细胞。

其中一组真核细胞在前寒武纪时期变得尤为突出。它是食细菌的：它通过滴状斑点围绕那些原核细胞，将其吞没，再在其中将其分裂。这种内部特殊的油泡被称为线粒体。每个细胞都有一些线粒体，它们的作用是将剩下的那些吃掉体内化学能的细菌细胞分散。在这个过程中，线粒体胜出了。它们远比其他任何生命体创造出来在养料中储存能量的机体更好。带有线粒体的真核细胞比没有的可以从养料中获取的能量多出19倍。

所有有用的线粒体都随时可以提供氧气。最初，地球上的氧气稀少，而生命体的齿轮上早期的锯齿改变了这一切。蓝藻细菌的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因此在24亿年前，地球开始被植被覆盖，大气中充满了氧气，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线粒体。

有个摆在眼前的问题：真核细胞是如何创造出这么了不起的给生命带来细微变化的机器呢？事实上并没有。线粒体一开始是作为自由的原核生物出现的，它是一种细菌，一种自己提供养料和氧气，排出化学能的有机体。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线粒体有其自身的DNA。它们的油膜在结构上是典型的原核生物，它们内部有一些只在原核生物内部存在的碎片，它们甚至在真核细胞内部独立完成分化和复制，就像封闭的细菌一样。

那一个原核生物是怎么变到真核生物里边的呢？最有可能的是要么被真核生物吃了而没有消化，要么原核生物是个寄生菌，探到更大的真核生物里，为了寄居其中，从而顺便获取一些养料和氧气。然而当原核生物一进到真核生物中，线粒体就永远地留在了那儿。这并不坏。它们被供给了所有它们需要的养料和氧气。它们由于有了真核细胞的庇护而远离了外界的污浊。只要它们能释放足够的能量，它们肯定也能这么做，这个系统就能够运转并且支持每个后续的提拉齿轮的过程。

由于线粒体是生物中的生物，生物学家将它们称为内共生体，也就是内部共生的意思。但我想转移焦点到承载它们的真核细胞上。我们应该怎么叫它们，一个有机体里寄生着别的有机体的有机体？它们不仅仅是有机体。我想称其为超有机体。

随着这一组超级又能自身获取能量的生命体的出现，进入设计空间的进程加快了。当我在大角山西面陡峭的斜坡上刚准备踩刹车的时候，差不多路过的是16亿年前的岩石，这一组超级生命的分支通过不断重复这种内共生体的手段变得更超级了。它吸收却并不消化蓝藻细菌。蓝藻细菌是一种非凡的光合作用的生物，之前曾经给世界带来大量氧气。蓝藻细菌进行光合作用这么神奇的反应是通过和线粒体完全相反的过程来实现的：它们获取太阳的能量，然后释放养料和氧气。所以现在生命体中有两块有机体，它们曾经都是自由的，后来成为寄居其中的有机体。这两个内共生体，一个是线粒体，一个是“叶绿体”，就像是跳舞的弗雷德与琴吉一样亲密无间。一个获取太阳能，存放于养料中。另一个当需要时分解养料来获取能量。一个需要氧气，另一个制造氧气，作为废气排出。它们简直是天作之合，这意味着这些新的超级有机体（在齿轮上有两枚锯齿）只要在阳光充足，有水源和氧气的地方就能维系它们自然生长。

超-超有机体

接下来的锯齿出现在悬崖边上。这个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过程叫作多细胞性。多细胞性需要单细胞有机体以从未有过的协作来将它们之间的生命体分开。这意味着所有协作的细胞中只有一些承载着传递基因的责任。所有协作细胞之前都是独立的，大多数都将它们的影响传给了下一代，这对任何生物而言都是一项大工程。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有很多不同的答案，而由于多细胞性可能进化不止一次，关于次数的任何答案都可能是对的。有可能细胞分裂时发生了失误，结果“子细胞”发生了联合。如果这种错误不断发生，那就会出现相同DNA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一个多细胞肿瘤状的生物。如果错误导致一个细胞里生成了许多细胞核呢？蘑菇和霉菌的细胞就是如此。可能是这些细胞联结起来共同对抗出现的问题，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变形虫当面对困难时聚在一起形成一片可移动的、蛞蝓形的菌落——黏菌。

无论发生了什么，多细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在有机体的有机体内生成的有机体。超——超有机体开启了设计空间新的广阔的领域，并自此占据了大部分生命不断探索的过程。

超-超-超有机体

还有其他的情况。一些生物将独立有机体之间协作的行为习惯扩大得更远，从而创造出另一个齿轮出来。这些是超——超——超有机体，也就是生命体之中有生命体（多细胞）中有生命体（真核细胞）中有生命体（线粒体）。比如珊瑚，是一种介于水藻和水母之间的紧密联结，比如地衣是水藻和菌类的非寄生合作体，还有我之前介绍裸鼹鼠不可思议的地方时提到的真社会性。

真社会性动物是群居在大社群中的小型动物，它们的分工为防御、觅食，最重要的还有繁殖，这样它们就像大型动物一样。虽然没有器官和组织，这个“大动物”有的是一群热切奔忙的个体。小型动物由于角色不同，形态大小各异，就像组成大动物的细胞一样。而正因如此，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完全不育的，因为它们的职责中没有“繁殖”这一项。这就像是重新介绍了一遍多细胞动物：一些个体牺牲了自己，这样其他的可以到达“应许之地”。然后，这种情况下不是单细胞个体，而是多细胞个体，每个都有自身的组织和器官，作为整体运作着。蚂蚁、蜜蜂、黄蜂、白蚁以及裸鼹鼠都用这种方法，而这种策略也确实有效。裸鼹鼠虽然稀少而且听起来很荒谬，群居昆虫却是哪里都有，也是地球上生存的生命体的基础。光蚂蚁在地球上就占所有动物重量的四分之一。因此说真社会性是个很重要的锯齿。在齿轮上的其他锯齿也是。每次有机体都是偶然进行协作的，它们共同维持生命，从而使生命体变得更超级，开启了设计空间中新的大片区域。得益于这些锯齿的生物不只是在生物圈的边缘，而且无处不在，甚至就在中心。每个比细菌大的生命体都是超有机体，是带有线粒体的真核细胞。我们就是真核细胞。[5]所有肉眼可见的生命体都是超——超有机体，也就是多细胞的真核细胞。我们就是多细胞的真核细胞，这种古怪的细胞联合也被认作是独立有机体。这些日子中，超级N次方的有机体都是标准形态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由生命体组成的，而生命体内部又有其他生命体。

所以其实真正的“有机体”是非常少的。生物圈的大多数都像是个体，但实际上是“组织”——生命体的构成、联合以及聚结都使生命以和谐的状态存在。重要的是自然选择并不在意。对于自然选择而言，地球上呈现的有机体的复杂性与不分明感都是完全不相关的。无论它们是如何组织的，自然选择都会找到办法来检测组织的构成。如果通过了测试，它们的主要特质将会被传递到下一代。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

因此我可以在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将锥形帐篷也叫作有机体。还有可能锥形帐篷是个超有机体，它的组成部分来自别处某个地方。我肯定我在其他文化有机体中见过这个三脚架结构。也许这个锥形帐篷是一种“文化地衣”，也就是松散联结的物种，在合适的状态下，使其比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这里要说的是，当你了解到什么是大杂烩似的生物有机体时，我将思想与生物有机体做的对比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文化有机体也是一样。心智圈中必然遍布着超级N次方的有机体。这种文化有机体可能有四个，或五个，甚至六个超级那么多。自然选择完全不关心这一点。它总会找到办法检测这个超级N次方有机体的构成是否合适。

烦人的海鸥

由于“有机体”这个词被我研究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要说一下“物种”这个词。还记得迈尔和杜布赞斯基生物物种的概念提到，物种是“一组能够互相繁殖并繁育后代的生物”。生物学家没告诉我们的是并不是那么简单。让我以我童年的例子讲起。

我长大的地方叫托基，是英格兰西部德文郡的一个海边城镇。在这里挥霍青春是件很美好的事。这里的阳光总比英国别的地方要多些。我可以划船，可以跳到河里去游泳，可以随时去岩石边跳水。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银鸥。每一年，银鸥都会在我卧室的屋顶上筑巢。它们可没少找麻烦，真的，它们会突袭垃圾，除此之外，最大的问题是它们会一大早就发出很大的叫声，而后持续一整天。刚开始只是一些低沉的颤动使喉头热热身，那声音像山羊一样咩咩地叫。（这时候，我会在半睡半醒间抱怨着，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然后，当时机成熟（只有它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它们突然开始一阵持续的尖叫，当你的耳朵离它们的肺只有一米远的时候，这叫声像颤动的电钻一样直击灵魂。（我其实还挺喜欢的，一种像宠物兔大小的动物可以发出穿越海湾的叫声，还是挺神奇的。）

在屋顶的另一边，听它们叫声的，还有“小黑背鸥”——一种安静一点的鸟，它们发出的不是尖叫而是咯咯的叫声，它们在白天的时候，会和银鸥争抢我掉的食物碎屑。它们很容易分辨。银鸥背上披着灰色的羽毛，粉色的腿。小黑背鸥是黑色的背，黄色的腿。这两种鸟彼此不太喜欢对方，所以有时它们同时出现在我的屋顶时，会表现得互不相让。

1758年，林奈在他的目录里给小黑背鸥命了名。而丹麦主教埃里克·彭托皮丹（Erik Pontoppidan）作为林奈的忠实粉丝，几年之后，也给银鸥命了名。彭托皮丹说这是一种非常相似的鸟，因此他用到了同样的词。而他也通过观察它们争抢食物碎屑的方式判断它们不会相互繁殖，因此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彭托皮丹不知道，而我也不知道，显然这两种鸟自己也不知道的是，虽然它们长得不一样，叫声不同，还互相憎恶，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是同一种鸟。

我们没人知道的原因是需要用一种更宽泛的角度来认清这个事实。这一类的鸟生存在北极圈周围，栖息在欧洲、亚洲及北美地区长长的悬崖上。它们的特点是喜欢在直立的岩层表面筑巢，到海面捕鱼，欺负小鸟，从而捕获它们的猎物，以及制造很大的声响。每天早上吵醒我的银鸥就是其中一种。在北极圈附近，吵醒美国和加拿大小孩的，是美国银鸥。这种鸟和我说的那种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美国银鸥的背更黑些，冬天的时候头上有棕色的斑点，羽毛上有不同的斑纹。然而，当我所说的银鸥和来自冰岛、格陵兰岛或是纽芬兰岛的银鸥在某个悬崖边相遇时，它们会开心地交配繁殖，然后产下完好的后代。所以这两种鸟，虽然叫法不同，但根据迈尔和杜布赞斯基的理论，它们属于同一个物种。

在美国银鸥的范围中，最西边的是一种叫织女银鸥的俄罗斯海鸥，它们的任务是叫醒那些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懒孩子。它们长得又不同了。背还是黑的，叫声没那么夸张，但这些差异都不能阻挡这两个相邻物种之间的结合。与以前一样，美国银鸥和织女银鸥可以繁殖生出吵闹的小海鸥，所以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在织女银鸥的西边，叫醒俄罗斯西部孩子的是一种叫灰林银鸥的海鸥。它们的背是黑的，叫声是咯咯的声音。它们的脚有时候是粉色的，大多数是黄色的。它们和东边的织女银鸥，或者如果可以的话，和西边的海鸥交配。而这种西边的海鸥叫什么呢？叫小黑背鸥。这样海鸥整体的布局就完整了：在托基，我还是孩子时的那个屋檐上，两种海鸥各不相让。它们受不了彼此，还总争着吃孩子掉落的食物碎屑。它们用不同的声音嘲笑对方不同的脚和后背。它们从不交配，因为它们太不一样了，因此，从定义上讲，它们是不同的物种。由于东边和西边的海鸥都不是很挑剔，它们的基因理论上是可以在极圈周围传播的，一只只地变成了驻扎在我家屋顶上的那些。也就是说，它们是属于同一个扩大的极地基因库中的不同的两个极端。

这有没有让你想起别的？还记得克劳语所从属的“方言连续体”吗？每个相邻的方言互相之间可以交流，不过随着时间的积累，由于分布得极端，语言变得越来越不同，以至于相互无法理解。这和海鸥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就是“方言连续体”的生物版本。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以空间而非时间呈现的渐进性变化。但这样呈现的时候，不太可能区分物种之间的界限，因为对于基因流动而言是不存在任何界限的。

我们也可以设计一本这样的手翻书。这种新的手翻书可能是空间上的、横向的、兄弟般的，而不是时间上的、纵向的、祖辈式的。现在，在手翻书的第一页是站在我家屋顶的银鸥。在最后一页的是在我家屋顶另一端的小黑背鸥。在中间的成百上千页，是这两种之间可能出现基因传递的所有海鸥。如果要找到在西边更早的物种，翻的时候就不是像以前那样按时间顺序，而是全球范围的空间顺序。

翻翻看。会看到后背的颜色从浅灰到深灰。脚的颜色从粉到黄。还有羽毛的闪现。虽然手翻书不能发出鸟叫声，但如果能的话，你会发现这段持续婉转的歌声从女妖般的嚎叫变成了巫师般的咯咯声。我提到的五种“物种”都出现了，不过翻来翻去，你会发现很难明确区分。这是由于鸟类特性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

事实上，这跟祖辈系的手翻书看上去差不多。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鸟属于同一时期的话，你会做出判断，认为这本书只是描绘了一种普通的进化过程，因为变化是缓慢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最终导致基本相同的东西。我们可以以此出发。如果我们在空间上不能对物种的界限做出区分，我们也就不能从时间上对物种的界限，或者说任何一本普通的、祖辈谱系的手翻书中的物种界限进行区分。拿你自己的祖谱手翻书来说。翻回到几十亿页的位置，你就不会知道在什么时候物种发生了变化。把性别的因素放在一边，你的每个祖先都可能和前页的，或者后页的生物发生交配。虽然想起来并不怎么美好，但理论上是这样没错。

当你回溯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物种界限的起始和结束就像是怀俄明州的运煤列车一样难以辨认。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时间点。没有一个明确的节点说一代不能和之前的一代结合。在看到随着时间生命体所发生的变化时，迈尔和杜布赞斯基的定义并不奏效。你能做的是在事后说：“看，发生了吧！”正如海鸥给我们展现的，这种物种的界限在空间上也无法实现。虽然出现在我童年屋顶的两种海鸥不会繁殖，依据生物学物种概念，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物种，但其实它们不是。相反的情况也成立。我和埃兹正要去黄石一探究竟。

黄石布鲁斯

黄石国家公园东侧入口的戴帽子的男士和我说：“今天是免费日，先生。”他肯定认为我没听懂他的意思，因为他一直在说“今天免费，你直接开进去就行”。的确，我没反应过来，我手里还攥着那25美元。

“免费日？不过……为什么啊？”

“我们偶尔会这么做。”

一瞬间，我被突如其来的好运击中了。不过很快听到埃兹的感叹声，我又回过了神，踩了脚油门。

埃兹坐在副驾上激动得几乎快要上蹿下跳。我们穿过一个壮观的峡谷，覆盖着挺拔的杉树和装饰着灰色悬崖的飞檐。开到山顶，在晚些时候，看到了你能想象的最美丽的画面：在阳光明媚的天空映衬下，这片烟灰蓝的黄石湖上方布满了一朵朵积雨云，形成的水汽将整个湖区营造出一种水雾的效果。我们顺势开下山，环顾湖区四周。散发的硫黄臭味让我们不得不关上车窗。湖岸在雨中空荡一片，只有一头公北美野牛在那儿。我们发现露营地在冷飕飕的森林里，还注意到有通知写着今天下午有灰熊从这儿经过，还掀翻了帐篷。我递给埃兹一瓶啤酒，他总算消停点了。

我能理解他的激动。黄石公园不愧是北美最令人激动的自然胜地。不仅仅是因为地下令人畏惧的超级火山，从而获得地热主题公园的赞誉（各种间歇泉、温泉、气孔以及泥浆池，几乎没有重复），也不仅仅是因为黄石河在选择河道时成功远离了上升的碗状地形（瀑布翻滚、咆哮，再一点点塑造出巨大的峡谷），还因为落基山脉平原的隐形落差以及这座全世界最古老的国家公园的有效管理，培育出最接近于北美地区的一个完整的区域生态系统。

第二天早上，由于被季节性的“生物堵塞”所困，我们一点点地溜去观赏这个生态系统的最佳地点——海登山谷。过了一个小时后，清一色的越野房车让我们最终放弃了前进的念头，这里简直变成了汽车公园。我关掉了引擎。跟埃兹说：“你知道为啥是免费日了吧？”我还试图缓解一下眼前的气氛。他没听我说话，只是盯着我们眼前能看到的一小块风景。我们身处黑松林中，这种树是草原印第安人用来做帐篷支杆的。这种树的质地很坚实，也很挺拔，低的枝杈不多，也很轻。由于他们只用雪橇拉东西，轻量木材的好处显而易见：杆越轻，能拉的越多，造的小屋就可能越大。我们离草原还很远，我突然意识到当年夏延族、阿拉巴霍族、克劳族以及科曼奇族分别到山上找支帐篷用的木材，这画面仿佛朝圣一般。在没有关于轮子的其他想法时，他们的黑松木杆寿命很短，需要经常更换。

埃兹突然说：“怪不得我们会堵在这儿。”我回头看，就在车后边看到了一头公北美野牛，从它湿冷的鼻孔里喷出了汗雾。它显然和我们一样对车流十分恼火，由于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们的车首尾相接，车距太近以至于北美野牛无法通过。它看我的方式，显然觉得是我的错。它用几声鼻息表达了它的不满，在我们的引擎前盖和前边车的后备厢之间推来推去。我们听到了金属的声音，前边车里的一家也被弄得上下弹跳，就像在拖车挂钩那里捆了一头巨兽。这一幕就像是侏罗纪公园里的场景。

当北美野牛走开后，车队再次动了起来。森林消失了，我们看到了远处上坡的地方有一大片草地。在广阔的山谷间看到的像五彩纸屑一样撒落的是一大群北美野牛。它们形态和大小各异。公北美野牛相互发出低沉的声音，成群结队地穿过草原。它们在太阳下拖着身躯气鼓鼓地叫着，继续前进时扬起一大片灰尘。母北美野牛群在小溪边集聚，吵着聊谁都有啥。年轻一点的像孩子在操场上一样跳来跳去。在远处我们看到了一群麋鹿。在森林里有灰熊和黑熊。驼鹿在湿草坪上游荡。北部山顶上有一群狼，以捕食黑尾鹿和叉角羚为生。在黄石公园山上有大角羊、四种兔子、九种松鼠、七种地鼠、九种蝙蝠、九种鼬鼠、十种老鼠、一种海狸、一种囊鼠、一种箭猪、一种浣熊，还有一种鼠兔。这只是哺乳动物。如果你算上植物、无脊椎动物、鸟类、两栖动物以及爬行动物，“黄石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北部温带地区是无与伦比的。

不过这里的鱼有点糟糕。

当黄石里的大片绿地不断地出现，公园的水域却见证了一场生物上的灾难。1872年开园的时候，园区的水域里最无可争议的霸主是切喉鳟。这种鱼长相好看，闪闪的，有深色斑点、金色的外皮，肉质嫩而鲜美。最开始飞钓者偏爱这种高水位的鱼。他们将这种鱼从广阔的瀑布带到偏远的湖中，这样它们便无法再称霸了。不过随后，还是出自这些飞钓者之手，他们又带来了四种外来的鳟鱼品种：东边的布鲁克鳟和棕鳟，北边的湖鳟以及西边的虹鳟。黄石的切喉鳟和这些都不能竞争。布鲁克鳟在冬天更耐活。棕鳟更大，更会捕食昆虫卵。湖鳟直接捕食小切喉鳟。不过虹鳟鱼可能是在捕食过程中最狡猾的：当其他鳟鱼偷偷侵占黄石切喉鳟的领地时，虹鳟鱼偷了更宝贵的东西——切喉鳟的基因。

原来虽然这是两种不同的鳟鱼，它们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不过也没人告诉它这些。当这两种鱼有机会的时候，总是愉快地结合在一起。结果就出现了混种的“切虹鳟”，不同于无能的“骡子”，这种鱼很高产，甚至比它们的祖辈还要有支配力。对于基因纯度论的粉丝而言，这简直是灾难。黄石切喉鳟就这样在眼前消失了，它们的独特性被其混交的后辈所替代了。这对于鱼类分类学者来说，也不是件好事。这种鱼的存在简直是对分类学家的分类的一种嘲笑，完全驳斥了迈尔和杜布赞斯基的生物物种概念。混杂的物种从其整体的特征中窃取了客观衡量的标准。你如何将“切虹鳟”归类呢？是属于“虹鳟”还是“切喉鳟”呢？有种办法是退一步，得出结论，虽然它们出身不同，但其实是同一物种。而如果这么做的话，这种所谓的“物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虽然生物学家不想承认，作为物种形成的极端情况——混种，即两个物种成为一个这种事，在生命树的下游是十分猖獗的。我和埃兹在海登山谷里拍到的大型野生动物可能是遵循物种形成的规律，而小型的脊椎动物、植物、无脊椎动物，可能还有爬满生命之树末端的一大群简单的有机体，都是在其基因池里有规律地分化并混合它们的基因。在那里，不是什么基因池，而是基因的沼泽，沉闷而混乱，物种在这里没有太大的意义。

生命是简单的

更糟的是，除了这种禁忌的杂交，我们发现生命体偶尔会和完全不同的物种进行小规模的基因交换，从而彻底改变它们的“物种”名牌，这被称为水平基因转移。细菌尤其习惯从其他种类的细菌中继承几种不同的基因，或是通过有害的病毒，或是偶然穿过细胞壁吸收游移的基因，或是主动穿破各自的细胞壁，交换它们的DNA。这解释了一个现象，1959年首次发现，许多不同物种的细菌都能抵御抗生素。它们不是分别单独地进化出这种防御机制，它们之间无数次传递着可以跨越物种屏障的基因。

所以这棵生命之树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它更像是一簇矮木林，在根部形成一团菌类的菌丝。离根部越近，对于分类学家来说就越如同灾难。在黄石国家公园，你只要穿过霍尔菲尔河（以及这里栖居的切虹鳟）上那座有点冒险意味的桥，就能了解到这种对分类学家来说像地狱般的情境。另一边看上去像是被“三只公山羊”啃过似的。这里寸草不生，连土都没有，只有陷在硅土里的一块块裸礁石。当埃兹和我走到这些岩石上，我们一下子穿越到元古代：地球大约20亿年前。那时候这里没有那么多游客，也没有多细胞真核生物。这是一个单细胞的世界，远古的愤怒的神在中心喷涌出一股蒸汽：这是大棱镜温泉，北美最大的温泉。我们通过木板道安全地接近了泉眼，坐落在壳状、淤泥般的山上，它在这里历经了千年。下方的岩石开始变成闪着迷幻般原核生物的黏稠物；先是变红，然后是橙色，而后是黄色，再然后是绿色。这种微生物彩虹所展现的每一道都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在这片细菌森林中，蓝藻细菌的迷你树冠和迷你森林下层，都位于其森林地表的一厘米之上。每当蓝藻细菌发生变化时，颜色也改变了。它们越接近泉眼，那里的水就越平静，颜色呈冰蓝色，它们就能越好地接收热量。黄颜色则一直待在那种可能会使你皮肤融化的温度中。

这就是曾经覆盖地球水表的生态系统。在这些地方，杂交以及水平基因转移这些带有违规意味的行为肆意上演，从而创造出各种令我们难以归类的生命体。在这些不同的细菌森林里，生命仍然是鲜活的。进化仍在持续。自然选择依然并不在意生命是否选择遵从我们理想的定义。毕竟，它的任务不是评判生命体与我们对“物种”定义的一致性与否。它的任务是检验其适应的能力。

在心智圈也必定如此。任何一种生命体都要接受自然选择。如果我想管锥形帐篷叫物种的话也行，因为物种这个词并没什么特别的含义。如果我发现一个带有三脚架结构和排烟孔同时存在的锥形帐篷呢？那就是两种不同帐篷的混合的产物。在生物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混合体。为什么心智圈会不同呢？

我不用再纠结于“有机体”或者“物种”这些词表面的意义了。它们只是为了方便分类而被造出来的词。比如这些海鸥、细菌、鳟鱼、地衣、制造物等。这些物种的基因池并不是由什么真实的东西所限制，它们仅限于我们的想象力。

在泉水上方的蒸汽里缓缓出现了一道彩虹。我和埃兹都看到了七彩的颜色。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存在。彩虹是整个可见光谱都呈现在眼前的光学现象。我们看到的是连续光谱。它是我们“看到”带颜色的条带时，我们的视觉系统将接收到的光反馈呈现的结果。我们必须承认在心智圈也是如此。大千世界就是个连续光谱。界限更多来自我们所“看到的”，而非想象力所带来的。在这里很少有真正的区分以及划分的界限，自然选择不需要这些。无论有多少破坏规则的行为发生，进化都持续进行着。

由于“有机体”“物种”这类词越来越没有意义，在设计空间中你就能得到更多关于生命的探索。面对这种情况，一些生物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怀疑他们整体的世界观。他们不禁怀疑，在我们的词汇中最重要的两个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我们处在什么位置，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剩下什么？威廉·汉密尔顿和乔治·威廉姆斯，作为两位杰出的进化论学者，各自得出了他们的答案。答案一点也不稀奇——基因。

正如彩虹背后唯一真正的物质是光子的集合，生命体背后唯一真正的物质是基因的集合。如果你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威尔先生的组织等级，意识到有机体是个棘手的词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最终降级到最左端的组织结构：基因。

汉密尔顿和威廉姆斯给他们的科学带来了一副新的有色眼镜：以基因为视角的有色眼镜。从这一点出发，他们会说，你突然会看到生命通过我们试图排列的装配顺序而变得更整齐。透过这副有色眼镜，你会发现生命是简单的。它只有一个目的：竭尽所能地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无论以复杂的、怪异的、投入的，或者是“非法的”任何一种形式达到这个目标，都会被自然选择所促进，并被生命体当作好的设计。而这时，他们会不屑地说，你看看进化吧。透过这些有色眼镜，这个过程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都只是相互竞争的基因为求生存的一场混战。其齿轮本质上是他们的这种方法产生的一个事故。通过设计空间向上的生命只是他们为了取得永生所进行不懈努力的偶发现象。汉密尔顿和威廉姆斯可能会眼睛一眨，宣布说生命体的推动力正是来自基因那种无休止的、不可阻挡的自私属性。

埃兹说：“该我开了。”从我手里一把抢过克莱斯勒的钥匙，我假装生气地说：“都是你的，行了吧。”现在沿着黄石河离开园区，向北开到蒙大拿州的这段路由埃兹来掌握方向盘了。他将会体验到在峡谷中穿梭，直到开到广阔的山谷中。这个自私的家伙。

他一路的确就是如此。我们的车从高地一路向下，穿过了更多猛犸象生活时期的冒着泡的硅酸盐通道。他朝站在路中央吃着宾馆里灌木丛的麋鹿鸣笛。他开车带我俩离开了怀俄明州，出了园区，到了蒙大拿州。

如果不是看到了这些地方磨损的标识，我们根本不会知道边界在哪儿。这些边界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任意的边界，应该是由一些戴高帽的人在未开发的风景中画出的直线。从远处、地图上看都很明显，不过当你身在其中，足够近的位置，这条边界并不存在。就如同原核生物世界中的有机体和物种，怀俄明州、蒙大拿州、黄石国家公园这些地方的边界都是由我们的想象力所决定的。

当我们（显而易见地）开到蒙大拿州时，黄石河一跃而过，充分享受着它所创造出的河谷的广阔空间。它从我们身边奔腾流过，朝远方延伸，流向两边的群山之中，在这里冲刷一些，在那里冲刷一点，就好像一路给墨西哥湾带去纪念品一般。那时候，我意识到我新的世界观需要黄石河的“基因”。如果说文化的生命就像是生物的生命，那它也必须有个根本的实质，一个最基础的单位。汉密尔顿和威廉姆斯创造出的这些有色眼镜，以及随后出现的一些理论，应该足够将这种实质有力地凸显出来，也就是挖掘出文化中的“基因”，将那个正把持着文化方向盘的自得其乐的自私的家伙找出来。

[1] 没人重新发明了轮子，你可以放心（不过一个澳大利亚人在2001年进行了专利注册）。

[2] See Daniel Gilbert’s Stumbling on Happiness (2007).

[3] 我其实见过紫色的羊。在坎布里亚郡，出于某种原因，当他们在市场上展示他们的羊时会把赫德维克种羊染成紫色，所以我很快能想出这种带颜色的羊，你可能也是……

[4]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两个词（coquelicot、fosa）在Ms Word中都用红色下划线。

[5] 这是我们的胸口不会停止起伏的原因所在；早在10亿年前，我们的祖先和一类可以在养料中贮存能量的原核生物定下了关于氧气的约定，从此我们就离不开氧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