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提要：1．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影响。2．群体轻信而易受暗示。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作现实/为何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支配的实例/史学著作的价值微乎其微。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它们在感情上总是走极端。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感情的缘由/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一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他们极端保守/对变化和进步的本能敌视。5．群体的道德。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或低劣/解释与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在概括地说明了群体的主要特点之后，还要对这些特点的细节进行研究。
应当指出，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不过这一点我只是顺便说说，对它的论证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再说，这对于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没什么用处，也很难让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相信。
现在我就按部就班地讨论一下可以在大多数群体中看到的不同特点。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说，它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相似。就表现而言，他们的行动可以十分完美，然而，这些行为并不受大脑的支配，个人是按照他所受到的刺激因素决定自己的行动。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控制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就像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会受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他的大脑会向他表明，受冲动的摆布是不足取的，因此他会约束自己不受摆布。这个道理可以用心理学语言表述如下：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根据让群体产生兴奋的原因，它们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豪爽的或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但是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控制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群体也极为多变。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群体可以转瞬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它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
因此，群体根本不会作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下面我们研究革命群体时，会举出一些他们感情多变的事例。
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它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它们手里时尤其如此。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便几乎不可能持续很久了。此外，群体虽然有着各种狂乱的愿望，它们却不能持久。群体没有能力作任何长远的打算或思考。
群体不仅冲动而多变。就像野蛮人一样，它不准备承认，在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障碍，它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障碍，因为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也总是会对群体的急躁、它们的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正像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大众感情一样。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但程度却大不相同。例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最近法国历史中的事件为这一点提供了生动的说明。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关于谅山一次无足轻重的失败的电文，再次激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大臣都未被解职。任何地方的群体都有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的群体则女人气最多，凡是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会立刻为之大变。但是这样做，无一例外地等于在悬崖边上散步，不定哪天必会跌入深渊。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定义群体时说过，它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的迅速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采取这种行动极为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这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只要想一下，有时我们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幻觉，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作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好像既多且杂，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在群体的所有个人中间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历史中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历来如此。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以上所言，没有必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这种品质无足轻重。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说不太通。如想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下好几本书，也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是些没有得到证实的主张。因此我要为它举出几个实例，它们都是从可以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便挑出来的。
下面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因为它来自使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学问的。一名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过去也曾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游弋，想寻找到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值阳光灿烂的大白天。值勤兵突然发出了有一艘遇难船只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指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士兵。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但是在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出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当时的全体官兵所接受。
使眼前发生的事情遭到歪曲，真相被与它无关的幻觉所取代——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人数众多。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群体，就算他们全是博学之士，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马上就会消失。一位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非常奇妙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件事。达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让他们审查了物体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标记之后，他当着他们的面演示格式化的精神现象：显灵，并在石板上写字等等。从这些杰出观察家那里得到的报告全都同意，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他向他们表示，这不过是简单的骗术造成的结果。
“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这份文献的作者说，“不是骗术本身的神奇，而是外行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的极端虚弱。”他说，“显然，甚至众多目击者也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其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感到吃惊。但是他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可见，对于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就像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一些特征，譬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窒息一切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
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来。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有孩子的同学，他所根据的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但是，邻居、表弟、同学和当妈的全搞错了。六周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
应当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即最没有主见的人。他们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就儿童而言，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仍然是谎言。正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得合理。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下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一些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何在。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属于可以用来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然而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逻辑的文章需要重写。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说一件事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所证实，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相去甚远。
从以上情况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作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那些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伟人，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哈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我们极可能一句也没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当时的真实英雄。
不幸的是，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的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亦无多少共同特点。
英雄的神话因为群体的想象力而改变，使英雄离我们而去，也无需数百年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便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的神话，在不到50年间便改变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诗人眼里，他注定会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30年后，这个步态安详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让300万人命丧黄泉。如今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在发生变化。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会对是否真有这位英雄表示怀疑，正像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迦牟尼一样。从他身上，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地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它就像女人一样，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怀疑一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心生厌恶或有反对意见，如果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力量，若是群体中的个人，却能立刻变成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的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对它们有所约束。因此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进一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作出类似的夸张。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肯定总是被群体夸大。早就有人正确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种立场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和逻辑基本上毫无相同之处。打动观众的艺术当然品味低下，不过这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能的。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想对这事作出判断，他们必须能够把自己变成观众。
被所有剧院拒绝过的《夏莱的姨妈》，最后因为一个股票商人出资才得见天日，它在法国演出了二百多场，在伦敦上演了一千多场。如果不作上面的解释，即剧院经理不可能代替观众，便无法理解这些既有资格又十分小心地避免这类失误的人，为何会判断错误。我无法在此讨论这个话题，不过，如果熟悉剧院生活的作家也是个细心的心理学家，这个问题倒是很值得他费些笔墨。
这里我们又一次可以作出更广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国掀起热情的歌剧，在另一国却未获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或平常的成功，是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再补充说，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对智力不起任何作用。我已经表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一位有学问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仅仅能够把感情提升到极高和——或相反——极低的境界。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作出合理解释的信念，历来都是如此。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
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总是心存怀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作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各有不同。在这个方面，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会一再表现出来。尤其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可以看到专横和偏执能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的发展，已经彻底破坏了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有独特的见解，认为必须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立刻强烈反对自己的信念。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从未能够有另一种理解。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恺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它们的心理。在这件事上使我们上当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不错，它们可能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变革，它们有时甚至发动暴力革命，然而这些旧制度的本质仍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它们不可能得不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会影响到很表面的事情。其实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它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在发明机器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也不可能实现，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
5．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
研究过群体的少数心理学家，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在看到经常发生这种行为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这种情况当然经常存在。但为何是这样？这不过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甘愿自己被人屠杀，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经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人们注意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把他们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的。1848年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利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染指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肯定不是一种不变的常规，然而，它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在不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严重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夸张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会，即使其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放荡不羁的人、拉皮条的和粗人，在有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经常会一下子变得细声细语，虽然与他们习惯了的谈话相比，这种场合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他们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可算作美德，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