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观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观
- 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
群体是一面奇妙的哈哈镜。
在群体中，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并在迅速的传说之中呈现多种怪异的版本。
这是因为——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
形象思维与独立的个人的理性思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并最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形象思维具有的特点是——仅仅是形象本身就会立即引发与它毫无关系的一系列联想形象。
而且，这种被引发的联想性形象往往并不存在。
也就是说，群体之中最易于引发幻觉现象。
这种现象的发生，极其近似于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的时候在头脑中想到任何事物时产生的一连串幻觉的情形。
幻觉中的各个形象之间未必有什么直接性的联系，当我们作为理性思考个体的时候，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群体却无法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
或者说，群体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视若无睹，他们永远只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者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群体惯于把歪曲性的想象力与因为这种想象所引发的幻觉、事实混为一谈。
群体无法辨别真实与幻觉，只是因为群体根本没有能力去区别主观与客观。
无论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与观察到的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群体都会丝毫不加质疑地接受这种联系存在的概念。
但如果让群体把自己看到的事件用歪曲的方式进行一个分类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种歪曲的方式及因素既多且杂，取决于极细微的思维末节，而且各个因素之间不尽相同。更主要的原因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
尽管存在如此之多的不同，但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事件在群体之中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甚至连程度都没有差别。
这就导致了群体中的所有个人终将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一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构成传染性暗示的起点。
暗示的信息经由群体无意识轻信的哈哈镜的放大，呈弥散效应迅速地传递开来。正像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一样，当十字军官兵云集于此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最先产生幻觉，认为他在墙壁上看到了圣•乔治出现。
于是，在暗示与相互传染的推动下——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群体的期待意识，他们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无论是什么——一个人编造的奇迹，或者是一个人的幻觉，都立刻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就这样，十字军的官兵们全都看到了圣•乔治显灵，又因为这一说法是不允许质疑的，于是，类似的幻觉现象就更加多了起来。
- 群体观察能力的缺失
在上一章中，我们了解了群众思维的特点，即群体是利用形象来思维的。事实上，这种集体观察往往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群体观察能力的缺失。历史上曾经有过相应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正确性。
在18世纪早期的时候，全欧洲的注意力几乎都被一种人的疯狂行为所吸引。他们来自欧洲各地，从事着各不相同的职业，但是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圣梅达尔的痉挛者”。
这群人通常会聚集在他们最敬爱的圣•帕里斯神父的墓前，相互交流着如何进入一种奇妙的癫狂状态，以便带来身体上的某种奇迹。
在这群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深信圣•帕里斯神父能够治愈所有的疾病。于是通往墓地的大路每天都会被大批蜂拥而至的患者堵塞。一些人在墓前下跪，虔诚祈祷；另外一些人则尖声号叫。而一旦墓地的一边有二十个女人进入了痉挛状态，墓地另一边就会有更多的人这样。
在圣梅达尔痉挛者这个事例中，存在着典型的观察力丧失现象。哪怕这种观察力还残存着一点点，那么他们就会意识到，所谓身体上的奇迹其实是癫痫之类的癔症，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被诱发。但是当个体融入群体之后，由于期待意识的作用，当第一个人进入了痉挛状态，这种相互的暗示就会迅速传染，从而引起群体性的狂乱。
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此类集体幻觉中，诱发机制莫不如此。而这种幻觉又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 群体中的智力泯灭（上）
也许会有人对上一小节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圣梅达尔痉挛者”的例子并不具备全面的说服力。
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上来自比较落后的地区，并且以体弱多病的妇女为主。像这一类型的主体，智力品质相当低，自然也就无法对自身的行为有较好的控制。
但是，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那些身强体壮的男人之中，或者是在知识渊博的学者里，也同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种令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向来是不挑剔人群的。
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受命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值勤兵突然发现一艘遇难船的信号时，所有船员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他们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
几乎所有人都确信不疑，这正是遇难的“波索号”。于是指挥官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即使已经逐渐接近目标，救生船上的官兵仍然清楚地看到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甚至还在挥手，用凄惨的声音哀号着。
然而，这一切却是假象。当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发现他们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幻觉到这时才消失。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事件的参与者并非是易受影响的妇女，相反，“贝勒•波拉号”上的船员都是身体健壮、意志坚强的男子（船员在这一方面尤其显著）。由此可见，集体幻觉现象与生理并无实质性的联系。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船员们构成了一个在期望中观察的群体，而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则提供了一个暗示。在一整套互相传染的过程中，这样的暗示终于被全体船员接受。
- 群体中的智力泯灭（中）
我们知道，一个阅历丰富的船员，在出海航行的过程中都有着非凡的观察力，因为他们长期与海洋搏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在“贝勒•波拉号”船员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却恰恰与我们的认知完全相悖。
事实上，即便是那些公认的智力卓越者，只要几个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之后，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看到的事情往往会遭到严重的歪曲，真相也会被与它无关的幻觉所取代。
根据《心理学年鉴》记载，著名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曾经进行过这样一项试验：他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在这群人中，甚至还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在让这些人审查了物体，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上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当面演示了一场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记录下来。
试验的结果令人吃惊，参与试验的杰出报告家们的报告一致表示：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以超自然的手段获得的。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所谓的灵魂现形，只不过是达维先生运用了简单的骗术的结果。
从这项试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神奇的部分并非骗术本身，而是这些目击者提交的报告竟然极端虚假。达维先生的方法十分简单，但是却起到了支配群体大脑的效果，甚至于让众多的目击者看到了并不存在的事情，从而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
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这是一种类似于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即使对那些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甚至批评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地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 群体中的智力泯灭（下）
一旦人的智力品质泯灭，独立思考能力被严重消耗的时候，此时的判断力和逻辑都任由暗示与传染的作用引导，转向一个共同的趋势。这样一来，暗示的方向就会立即成为判断的结果，它又反过来进一步吞噬残存的智力品质，这就构成了群体智力泯灭的惊人机制。
如果我们对上述几个案例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群体中个人智力泯灭存在着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我意识模糊；
第二个阶段是独立思考能力下降；
第三个阶段是判断力与逻辑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趋同一致；
第四个阶段是残存的智力品质被彻底吞噬。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一个头脑非常严谨的个人不复存在，他成为了群体中的一分子，成为了一个不具备逻辑能力与判断力的智力泯灭者。
尽管这样的个体能够提供判断结果，但是他们却不了解这种结果完全是错误的。
当群体中的个体智力品质被彻底吞噬后，相对于个人的变化它是绝对令人瞠目结舌的：
在密西西比股票风靡法兰西的狂潮中，有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拉莫特先生和泰拉松神父。他们向来老成持重，富于理性，他们不约而同地祝贺对方没有被卷入这场狂潮。
然而，仅仅过去几天，泰拉松神父也开始顶不住周围的巨大冲击力，于是前往股票交易所购买股票。当他出来的时候，正好碰上前来购买股票的拉莫特先生。神父惊讶地问道：“哈！是你吗？”
“是啊！”拉莫特快步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回答说：“怎么可能是你呢？”
后来，当两位学者再聚在一起时，他们高谈哲学、科学和宗教，却再也没有谈论过股票的话题。当他们不得不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一致认为，任何人都不要发誓永远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即使是聪明人也不例外。
可以说，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在群体中会表现得极度无知，甚至会迷乱于简单的常识。
一位最富理性的长者，在群体中会变得盲目、轻信而容易狂乱。
一位富于经验的专家，在群体中会丧失其在独有领域的判断力与处理能力，他甚至比不上一位独立的新手。
一位善于独辟蹊径的智者，在群体中会变得盲从、混乱，成为一个人云亦云、不知因果的平庸之辈。
在1678年的英国，在理性彻底屈服于疯狂之后，许多报告被送到了当时的首相那里。有的报告称：在与议院相邻的某些地下室里，听到了“巨大的敲击声和刨地声”。这使得伦敦人即使出国也留心着国内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在多赛特地区，许多人甚至向上帝宣誓，称法国军队已经登录，军队队列整齐，军官还走在队列的最前面。于是，一位伯爵带着一名陆军中尉策马奔向海德公园，他们手握短剑，要求每个人都拿起武器，因为法国人就要来了。
到了第二天，事情才真相大白，然而真相却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刺激。显然，发誓说法国人已经登陆的人不是喝醉了就是疯了。所谓的法军队列，其实是一排排的树篱笆，而那些所谓的军官，也只不过是些正在吃草的马。
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数不清的例子，毋庸赘言。然而我们必须再认识到一点，那就是这种集体性的智力品质泯灭，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 群体的谎言（上）
集体撒谎的例证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最荒唐的事情要算中世纪欧洲的圣物崇拜。这一风潮的起源，大概开始于十字军东征前不久。当时，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把种类繁多的圣物带回了欧洲，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群体性谎言。
在这些圣物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头，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耶稣曾经在上面慷慨赴死。这样的木头在全欧洲随时随地会涌现，其数量无止境，似乎永远不会减少，最为荣耀的那块甚至出现在了罗马教廷。
在当时的整个欧洲，无论教堂宏大与否，皆以拥有一块这样的圣物为至尊荣耀。于是这种碎木片如野草般在各大教堂铺陈开来，持有者皆声称其来源于“真正的十字架”。这种“圣物”数量之多，如果集中到一处，几乎可以承担建造一座教堂的木料了。
尽管这样的事听上去荒谬至极，却毫无疑问地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信任。不仅神职人员如此，普通民众都对它们顶礼膜拜，认为这些木头可以辟邪，而且能够治愈多年的顽症。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各大教堂去朝拜这些碎木片。
事实上，只要稍微具备理性与常识的人，都会判断出这事情本身的荒谬。然而几乎没有人对此保持诚实与警醒，究其原因，并非所有人都要故意撒谎，而是当个体集结到一起之后，群体的谎言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关于它的形成机制，我们将会通过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进一步揭示。
- 群体的谎言（下）
就在此书写作期间，巴黎正在被女童的溺水事件搅得沸反盈天。事情的起因是两个女童从家里走失，不久后在巴黎的塞纳河中发现了尸体。五六个目击证人言之凿凿地证明了一点——这两具尸体毫无疑问就是那两个可怜的孩子的。
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即使是严谨的预审法官也没办法不相信，于是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大家为这两个孩子举行葬礼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事实上，一些细节要比事件本身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那就是这两个孩子与溺水而死的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最缺乏观察力的人也能够看出来，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蒙骗了大多数人。
假如我们对整个事件进行还原，就会发现谎言的传播会经历如下一套机制。
第一个阶段是谎言的制造阶段。
它产生于第一个目击者，这个人被心理暗示所影响，成为了幻觉的牺牲品。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也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一些微不足道的相似处——譬如一块伤疤、或是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逐渐地演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
个人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他开始把这种暗示传播给其他人的时候，就必然会引起群体内部的大范围传染。证词便开始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可原谅的后果。关于这一后果，我们还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继续讨论。
第二个阶段是谎言的被肯定阶段。
在这一阶段，说谎者的数量会更多。我们会发现，总有那么少数几个人会当即附和谎言，有的人和第一个人一样，臣服于自己的心理暗示，但更多的是完全没有主见的糊涂虫。
第三个阶段是全面的谎言扩散，这时整个群体都将成为说谎者。
当第一个目击者依靠模糊记忆产生的幻觉得到了肯定后，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就在一瞬间被征服了，所有的判断力都被扼杀。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
于是，消息以讹传讹地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证人加入了说谎的行列。说谎者终于被成批量地制造出来，所有人都无比坚信第一份证词，更坚信自己的观察力。这两种观察结果相互作用，最终演变成了一套彻头彻尾的群体谎言。
- 妇孺言论不可轻信
这样的例子绝不是偶然，几乎完全相同的事件也曾见诸报端。与女童溺水事件相比，它带给我们的分析更具典型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妇女和儿童是群体谎言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话往往不可轻信。
曾经在法国的拉弗莱特发现过一具男童的尸体，一个孩子凭借着模糊的记忆，认出了他是自己的同学。于是一场缺乏根据的辨认过程开始了。
在这个孩子辨认后的第二天，一个姓夏凡德雷的妇女出现在尸体所在地，情绪激动地认定这是她的儿子。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查看了他额头上的伤疤后，对这个结论她坚信不疑。这个住在福尔街、以看门为业的女人最终信誓旦旦地声称这个男孩于去年的七月失踪，并认定男孩死于拐卖后的他杀。
这场荒谬的辨认并没有就此结束，孩子的表舅也应召前来，再一次确认了这个男童是他的外甥小费利贝•夏凡德雷。接下来，又是几个邻居凭借他们若有若无的印象，一位同学则凭借男童身上的一枚徽章进行了辨认。
所有的人证、物证齐备，每个人的证词都那样有说服力，但是真实的结果呢？恐怕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不仅仅是邻居，就连表舅、同学，甚至是当妈的都全搞错了。
在这件弃尸案案发六周后，孩子的身份重新得到了确认。他的籍贯是波尔多，在那里被人杀害，再被一伙人运到巴黎后弃尸。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自己的结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因为她们最缺乏主见。
像这样的目击者，在法庭上又有何价值可言呢？尤其是那些儿童，他们的证词绝对不可当真。
常言道，童言无忌。但是只要我们具备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素养，只要对于前文的分析能稍微记住一星半点，都会知道事情是完全相反的。
儿童只会撒谎，而且从始至终都只会撒谎。
尽管他们的谎言是那样无辜、无目的，却仍然是谎言，绝不能被相信的谎言。如果真的要用一个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或是决定事态该朝哪个方向发展，那么还不如掷硬币来得可靠一些。
- 群体只会撒谎
在群体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例证证明它极不可靠，这种集体观察力在绝大多数时候会出错。如果说它能够表达什么含义，那么也只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
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事实上，即使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在这方面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发生在拿破仑三世时代的色当战役，有数千人参与了那场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如果我们向他们质询答案，向他们询问究竟是谁指挥了那场战役时，答案的数量可能会和人数一样多。这些答案彼此矛盾，让人无从分清哪一个是正确的。时间相距更远的滑铁卢战役也是一样，那场关键性战役中的重要细节，至今答案不一，一直有人在犯最严重的错误。
普鲁士人声称在法军的后方曾经出现过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携带着为数众多的大炮。但事实又是如何呢？从后来的历史研究看，假如有这么一支军队，拿破仑也不至于输得如此之快。所谓的增援部队，不过是一队惊慌失措的溃兵，误打误撞地又折回了前线；所谓的大炮，则是他们的行李车而已。
又如1806年的英国利兹地区，当一只老母鸡不停下出印有“末日将至”字样的怪蛋后，许多人专程来参观老母鸡。这些惊涛骇浪般恐惧的信徒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得出世界末日将至的结论。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由此播散开来。
尽管这些谣言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但是关于怪蛋的描述却花样百出，有一千个前来参观的人，就有一千种各式外形的怪蛋。而真实的情况其实是，这蛋只是普通的鸡蛋，上面用腐蚀墨水涂写了“末日将至”的字迹而已。
这些铁一样的事实只向我们证明了一点：群体的证词毫无意义，他们只会撒谎。
于是，根据我们的结论，被越多的人证明的事件，往往就错得最荒谬。那些受到最严重质疑的事情，往往就是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反过来，如果一件事情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相去甚远。
- 群众杜撰的历史（上）
群体的证词以如此的程度背叛事实的真相，以至于我们无法再对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样看来，无论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件，总会因为群体的以讹传讹而变得众说纷纭。当时间推移，当历史传承到需要记载下来的那一刻时，它就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来面貌。像这样的历史被记载下来，恐怕也只是一种纯粹想象的产物。
这样的历史书籍，只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其间还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
于是，我们又得到一个全新的结论：那些被载进史书，业已成为史实的历史事件，其未必是有价值的产物。而那些皓首穷经的所谓智者，也远非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秉笔直书。
记录这样的虚假历史，几乎是在虚度光阴。假如没有文学作品保留下来，假如没有音乐、绘画一脉相承，假如没有那些流传千年的不朽作品，我们可能对过去时代的真相一无所知。
我们不了解赫拉克利特，不清楚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的生平，关于他们，我们不曾拥有过一句真实的记录。所有能够打动群众的，能够在群众中流传并保留下来的，只是这些伟人被神话了的形象。
他们的生平对于群众来说无关紧要，群体想要的只是满足他们需要的、打动他们心灵的伟人。
于是，关于他们的谎言被一再编造，直到和我们今天所知的形象毫无出入为止。
- 群众杜撰的历史（中）
历史书是那样的不可信赖，事实上，即使是这些已经被记载在书上的虚假历史，也很难保证它们会持续长久稳定。
我们知道，群体通常是以形象来思维的，这就使得群体的想象力超乎寻常。
想象力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必需的，但是无边且狂妄的想象力则会越界发挥作用，它会歪曲事实的真相，甚至是已经载入史书的虚假历史。
这些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许多原因会促使群体的想象力造成这种改变。
比如说时间，在圣经的《旧约全书》中，耶和华是一个嗜血好杀的形象，而随着时间推移，在《新约全书》中出现的上帝，则演变成了博爱仁慈的化身。
又比如说种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种族的基本特点会决定性地影响着群体的无意识。
佛教诞生于印度，昌盛于中国，但是假如我们将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与中国人信奉的佛祖做一比较，就会发现这两者并无太多的共同之处，甚至根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偶像。
所以说，群体的想象力会改变一切，不论这件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正因为这样，历史才会最大限度地背离它的本原，呈现光怪陆离的面貌。
群体依靠想象和杜撰来创造英雄，也就是说，群体也能够凭借这种本领来毁灭英雄，或是让英雄离人们而去。这种事情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转变甚至只要几年、几个月，甚至同一天之内。
- 群众杜撰的历史（下）
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里，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多次。拿破仑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当法国人身处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时，这位年龄尚轻的军人，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那些幻想民主的游吟诗人眼中，拿破仑注定会在社会底层民众的心目中永存。
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三十年，这位步态安详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让300万人命丧黄泉。
事态的发展并未停止，当法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败，法国人便开始尝试着回忆往昔的辉煌，怀念拿破仑曾经的赫赫军功，于是这个神话再次发生变化。也许再过几年，结论又会有所不同。
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十六世纪的那不勒斯。一个名叫马萨尼罗的渔夫被暴乱者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胡作非为，残暴无比。后来被像疯狗一样打死在路上，被割去头的尸体则扔在泥塘里沤泡了几个小时，最后被抛进了护城河。
事态在第二天出现了剧变，不知道什么原因，群众对他的情感似乎完全颠倒了过来。无数人举着火炬寻找他的尸体，找到后给他重新披上皇袍，隆重地葬于教堂。上万名武装军人和更多悲痛的民众参加了葬礼。就连他穿过的衣服，也被众人撕成了碎片，当成圣物珍藏起来，他住处的门板也被拆成碎块，制成了种种纪念品；破旧的家具陡然身价百倍；甚至他走过的泥土也变成了护身符的原料，需要用黄金来计价。
以投毒为手段，杀死过七个人的杀人犯布瑞薇莉尔夫人被判处死刑。这个甚至连骨灰也无权保留的罪行昭彰者，在服刑当天凭借她的美貌征服了所有围观的人，人们的情感在一瞬间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切齿痛骂她要承受的酷刑。
这样的惋惜仅仅在几个小时内就演变成了崇拜，当天晚上，她就成为了圣人。不但那些被扬散的骨灰被重新收集起来，就连烧焦的木头也被哄抢一空，人们甚至坚信，这些遗物能够帮助他们抵御巫术。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但以上这些已经足够帮助我们了解群体的历史观是何等地善变而混乱。它从来就不具备一个明确的标准，只凭借想象力和群体的好恶来臧否人物，而这样的评判结果又被当成真实的历史，被所谓的史学家们载诸史册。
数千年后，未来的饱学之士面对这些互相矛盾、众说纷纭的记载时，恐怕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这些所谓的英雄或暴君，从来就没有真实地存在过，他们只是人们为了满足心理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产物。
正如现在有些人质疑释迦牟尼的存在一样，因为从他的身上，我们能读到的只是一部光彩照人的神话，或是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哲学家的思辨过程。
对于这样缺乏确定性的情况，史学家们无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在那个未来的时代，他们将更明白群体的心理、群体的特点。
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并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 群体的极端感情（上）
冲动、易变和急躁是群体的一大特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
这样的恶劣情绪作用在群体之中，使得他们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
在这方面，群体中的个人和原始人绝没有分别。
他们无从分辨事情内部的、事情与事情之间的细微区别，而是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无法看到其中的过渡状态。
另一方面，群体情绪的夸张也会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那就是不论什么样的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就会通过心理暗示和传染过程加速传播。无论这种感情是赞扬还是诋毁，它所造成的效果都会成倍加强。
这种简单而夸张的情绪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群众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就如同极度幼稚的女人，一下子就会陷入情感的极端。只要她将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立刻就会坚定地认为它是不容辩驳的。
假如这种厌恶情绪或是反对意见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其产生的力量微乎其微，但是当这个人处于群体之中的时候，却能立刻变得勃然大怒。
当教皇乌尔班二世站在克列芒教堂前，于紫红色丝绒铺就的高台上激情洋溢地演讲时，无数耳闻异教徒暴行的人们开始踊跃地加入十字军。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地方，甚至包括最偏僻、最遥远的角落。然而这成千上万的人却并不都是战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忠诚的信徒、冒险者、穷人、酒徒、浪荡子、瘸子、哑巴、老人，甚至还有妇女和儿童。
这些人之所以会如此忘我地投身到那场战争中去，并不全是因为对财富的渴求，与宗教信仰的联系也不多。
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渴望融入群体。
只有身处群体之中，这些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才能摆脱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
只有身处群体之中，他们才能够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 群体的极端感情（下）
我们常常会谈到 “法不责众”，和它字面意义不同的是，这个词说的不是法律的管辖权，而是指群体的自我心理暗示。
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首先，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受到惩罚，而且人越多，这种信念就越坚强。
然后，他们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力量感，这会让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
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对它们有所约束。而当个人进入群体之后，尤其是和许多不同的人在一起时，感情的狂暴往往会因为责任感的消失而强化。
在1527年5月6日的夜晚，罗马被雇佣军占领，8000名百姓被杀，但这只是开始。第二天早晨，罗马被猛烈地洗劫。夜晚狂欢过后，极度激动的雇佣兵开始洗劫教堂，甚至闯进女修道院强奸修女。人们看到西班牙的士兵对他们不幸的受害者实施恶毒的酷刑，甚至切断他的四肢。
据说，贫穷的南意大利军队甚至洗劫了船夫简陋的小屋，夺走了茶壶、钉子，每一件他们看到的东西。其他报告表明，一些圣物被当作靶子，成堆的古代手稿被用作马的褥草。拉斐尔的壁画被用长矛破坏，用很大的字母刻上马丁•路德的名字。
这些暴徒闯进并洗劫红衣主教和要人的宫殿，强奸妇女，脱光主人的衣服，使他们遭受严重侮辱，然后索取巨额赎金。对于那些拿不出一笔赎金的人来说，死是幸运的。根据一位同时代的目击者说：“地狱简直无法与罗马现在的情形相比。”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能够利用这种强化的感情，推倒一切负罪感！
群体能够利用这种强烈的力量感，摧毁一切道德的障碍！正像古老谚语中说的那样：最卑劣的行为总是像有毒的杂草一样生长在群体中。
正因为如此，群体注定要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每个时代总会有某种疯狂的情绪，有的来自于政治，有的来自于宗教，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整部十字军的东征史，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狂热。它所引发的群体极端感情，程度之高史无前例，而这种极端感情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更令人毛骨悚然。
当第一支十字军开进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国王慷慨地设宴款待了他们。按照常情，这些人在路上遭受了数不清的挫折，理应保持谨慎。然而他们根本无法控制凶暴与贪婪，尽管当地居民把他们当作朋友，向他们敞开供应饮食，但是他们还是感觉到巨大的邪恶力量无处发泄，他们无法控制冲动。
卑贱的士兵们仅仅出于恶作剧，就纵火焚烧了几座公共建筑；他们从教堂房顶抽下来铅条，当成废旧的金属拿到城郊卖掉。甚至于公开抢劫，强暴妇女。
类似这样的暴行仅仅是冰山一角，当群体的极端感情积累到一定程度，其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 打动群体的东西
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无疑是理性的，因此我们才得以用善恶来打动他的情感，以是非来规范他的观念，以利害来约束他的行为。
但是这种制约只限于在个体或是非群体身上发生作用。
一旦人们集结起来形成群体，这种制约和影响就会丧失效力，而群体也会有一种全新的驱动机制。
究竟是什么东西才能打动群体？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因为群体最热衷于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所打动。
可以肯定地说，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打动群体的手段。
历史上著名的“克列芒鼓动”来自于教皇乌尔班二世。正是这场演讲掀起了首次十字军东征的狂潮，当时他激情洋溢，口若悬河。先是描述了圣城耶路撒冷基督徒所受的苦难，又讲述了巴勒斯坦平原是如何被残暴的野蛮人变成了不毛之地。当叙述完这些后，他便开始了大声疾呼。
“听我讲话的人，都是真正信奉上帝的人！我召唤你们！清除覆盖尘世的污垢，把教友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那些为了救世主而抛弃田产、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的人，必将会受到百倍的回报，将会得到永生！”
可以看出，乌尔班二世所运用的手段，完全蕴含了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技巧。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地查看一下历史，不论是古希腊学园中的雄辩者，还是巴黎公社的街垒演说家，抑或是在裁判法庭上慷慨激昂的辩护者，无一不出言不逊又信誓旦旦。
群体易于爆发狂暴而极端的感情，也最容易为狂暴而极端的感情所打动。当他们被打动之后，就会像我们前文中说的，汇成一道毁灭性的洪流，摧毁一切阻挡他们的障碍！
- 群体的夸张妨碍智力（上）
我们常常认为人群总是要比个人聪明，事实上，这一点是绝无可能的。
当个人汇集成群体的时候，绝不会有集思广益这样的事情发生；相反，群体的叠加只能增加他们的愚蠢，智力会大幅度下降。
相比于个人，群体不存在丝毫的智力优势！
当群体开始将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境界时，就已宣告了这一点。
群体摒弃了温和、教养；
群体丧失了对自己性格缺点的基本认识；
群体不愿再对自己的语言行为有所约束；
群体乐于以原始人的心态生存。
于是，尽管群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但是他们的智力商数却是彻底地倒退了。
在1630年的米兰，当瘟疫蔓延开来的时候，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轻信。许多异想天开的荒唐故事，居然都被信以为真。
比如说，有个名叫巴萨尼的人，站在米兰市场的附近给人们讲故事。他声称自己在一个黑夜之中，站在一个大教堂门口，忽然，一辆由六匹白马拉着的黑马车停在他身边，马车后面跟着无数个身穿黑袍的仆人。
从马车上面走下来一个高大威武的陌生人，他态度和蔼又不失威严地邀请巴萨尼上车，带他来到一个几乎倒塌了一半的巨大宫殿。巴萨尼在里面看到了许多骷髅，骷髅们互相笑骂，相继追逐着跳到对方背上。在一块荒地的中央有一块岩石，石头下面流淌着毒水，毒水流过田地，渗透到米兰城所有的泉水当中。
看完这一切，陌生人许诺说，如果巴萨尼答应将米兰所有的门上都抹上毒药，就可以得到无尽的金子和宝石。至此，巴萨尼终于明白这个人是魔鬼，他便立即向上帝祷告。瞬间，电闪雷鸣，他又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教堂的走廊上了。
就是这样的疯话，却得到了所有听众的信任。甚至还有所谓的目击者为他帮腔，发誓说他们也曾见过那陌生人，听过那些白马拉车的声音。他们逢人就讲，那架马车实在是大，当它夜半时分穿过街道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要比雷声都大。
- 群体的夸张妨碍智力（下）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之外，群体常常也会对意识形态进行夸张的处理，让某种意见以异常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到了荒唐至极的地步，也毫不在意。
巴黎公社的暴乱成功之后，被广泛鼓吹的妇女权利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许多妇女开始公然抛头露面，她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求取得与男人相同的权利，除了穿男装、佩带枪支、骑马之外，一些女人甚至认为，蹲着小便也是妇女地位低下的象征。
为此，有人专门发明了一种为女子站立小便用的排尿器。这种排尿器的外貌与我们日常所用的漏斗十分相似。
巴黎圣日耳曼南区有一位叫拉格非尔德的先生，他开了一家容器店，在公社建立起来后，由于限制公民饮酒，因此他的漏斗销量一直不佳。正当他为了这个发愁的时候，他的老婆给他出了个主意，把漏斗的价格提升一倍，然后全部当作排尿器出售。拉格非尔德先生半信半疑地按照他妻子的说法去做，结果一天之内就销售掉了七十套，第二天购买的人群在店门口排满了长队。
然而退货的女人很快又蜂拥而至，因为排尿器下端的导嘴是倾斜的，可以让尿流到较远的地方，而漏斗的导嘴是直的，用这种“排尿器”的妇女往往会将小便弄到自己的裤裆里。
这样的例子听起来十分滑稽，但它却是群体善于夸大的典型表现。
真实的情况还不止如此，群体往往还会夸大他们在某方面的感情。这使得他们开始信奉原始人的热情，信奉英雄主义，而这些东西在一个理性个体身上是绝对没有的。
群体埋葬了所有的怀疑精神与独立意识，他们只臣服于激烈的言辞、虚假的形象！
正因为如此，群体才会为自己创立偶像，塑造英雄。
即使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同样夸张的表现，几乎在所有的传说中，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总是被群体无限地夸大，最终演变为一部史诗一样的神话。
这种夸大甚至还被带进了生活中。早就有人指出过一个现象——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 群体的偏执与专横（上）
由于智力商数的下降，使得群体只能接受简单而极端的东西，即使在感情方面也不例外。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找出示例。遍布伊比利亚半岛的宗教裁判法庭正是这样的东西，一场关于宗教教义的争论，最终被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所遏止。
当持有不同见解的教徒被实施火刑时，群体的一大极端表现就已经被揭示出来：
只要群体出现，那它就必然是偏执的。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对于别人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群体绝不允许旁人对他们的真理有所质疑，也绝不允许旁人持有他们所认为的谬论。这种偏执的情绪根深蒂固，除非用另外一种极端的感情来取代，否则根本难以动摇。
当群体意识到自己的强大时，它的偏执就发生了变化。
当群体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感与破坏性，并把这种力量与偏执结合起来时，群体就拥有了专横的性质。
理性的个人可以接受不同意见，可以接受矛盾，进行平和的讨论，但是群体绝不会允许此类现象发生。
根据我们已知的事实，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现场的局面失控，又没有一位所谓的英雄人物或当权者来进行约束的话，反驳者甚至会被当场打死。
遍布欧洲大地，时间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猎巫风潮足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不仅数以万计的人成为了猎巫队伍的牺牲品，甚至那些敢于站出来替人辩白的无辜者，也会惨遭不测。
在1704年的苏格兰地区，一个患有癫痫病的流浪汉指控两名妇女对他实施巫术，其中一个在被抓进监狱后逃了出来，但是第二天就被抓到了。在押回监狱的途中，对巫师切齿痛恨的人们知道了这件事，都想要亲手淹死她。他们把她带到海边，在她身上捆上绳子，将绳子的另一端拴在附近一艘渔船的桅杆上。然后把她投进水中再拉上来，然后再投下去。
当这名妇女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时候，人们又把她拖上海滩。一个暴徒专门回家把门板卸下来，压在这个可怜女人的身上，然后再在上面堆上大石，把人活活压死。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地方官出来干涉；那些押送的士兵也玩忽职守，对此幸灾乐祸，出来阻止这类行为的人无一不遭到恫吓和殴打。
- 群体的偏执与专横（下）
尽管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个方面，种族因素会再次起作用。
我们常说，一个民族会有自己的民族性格，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民族性格的含义，它其实是指支配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
一个富于理性的民族，往往能够保持较强的个人独立意识。他们知道趋利避害，懂得一切人类的是非观念、善恶标准，冷静而沉稳，较难受到鼓动而变得狂热。
在这方面，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最为典型。
一个富于感性的民族，其性格具有易于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特征，而这也就决定了这样的民族势必容易陷入极端的情感不能自拔。
在这方面，具有拉丁血统的民族最为典型。
事实上，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专横和偏执能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使是愚昧的行为，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
在法国18世纪初期的密西西比股票狂潮中，金坎普瓦大街成了股票经纪人的聚散地。本来这条大街两边房子的租金只有1000里弗赫，但在这场风潮的推动下，上涨到了10000有余。有一个在街边摆摊的鞋匠把自己的摊位租了出去，每天的收入翻了一百倍。更离奇的是，有个驼背站在街头，把自己的后背租给奔忙的投机商当书桌，竟然也赚到了一大笔钱。
当交易地点搬迁之后，新交易所的花园里马上支起了五六百个小帐篷和摊位，四处挂满了色彩鲜亮的彩带和旗帜。繁忙的人们进进出出，发出无休止的叫嚷声和噪音，甚至还夹杂着音乐。人们的表情随着股票的跌涨而瞬息万变，现场气氛狂热。
对于这种群众性的癫狂行为，正直的陆军元帅维拉尔感到苦恼，他无法容忍同胞们沉浸于这种蠢行之中无法自拔。于是他走上街头向人群大声呼喊了半个钟头，要求停止这种荒唐的行为，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从理性的劝告。回答元帅的是嘘声与嘲弄，甚至有人向他的头上扔鸡蛋和西红柿，使他不得不仓皇离去。
像这样的偏执与专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情感，拉丁民族群体所具备的特性，让他们变得不容反对，一旦有人对他们的信念和感情表示异议，便会遭受最猛烈的攻击。
一个民族固然可以拥有感性气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艺术与文学的发展。但是这种情绪化的民族性格却万万不能过于严重，否则一切善恶标准、是非观念都将会被轻易地抹杀。
假如一个民族过分地严谨而理性，最严重的后果无非是精神领域的空虚；但如果一个民族只按照情绪的指令来行事，那么简直无异于灾难性的后果。
- 群体渴望强权
我们已经知道，群体很容易产生出偏执与专横的情绪，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
由革命党人所掀起的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在这场典型的群体狂热事件中，群体的另外一项重要特性也得到了验证。
这项特性就是——群体渴望强权！
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
因为在他们看来，仁慈心肠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在非洲的垦荒过程中，两名工会活动分子被从英国派来协助土著工人。他们的动作十分迅速，在到达几天后，当地的农业工人就为了声援码头工人而举行罢工。另外，农业工人还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伙食的要求。他们甚至还让营地的一些建筑物起火，并且自行武装，设立路障来阻止欧洲人接近海岸。
这些人绝没有想到，苏格兰工人中有一位令人敬畏、声如洪钟的家伙，当他发现道路被罢工者切断，就从车上一跃而下，用盖尔语大声谩骂这些非洲人。土著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陌生人极其野蛮的语言攻击吓呆了，他们立即丢下武器逃掉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然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从来都不会听命于温和的人，而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
这个道理，早在1795年的10月，就被拿破仑•波拿巴看得清清楚楚。
正是在这个月里，奉命镇压骚乱的他，破天荒地发明了大炮的平射技术，将大炮的炮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那天清晨，一声令下之后，已经上膛的大炮就开始向“黑压压的畜群”轰击。
这段射程很近，足可以一击致命，然而当第一排炮打出之后，并没有将所有的人都炸死。有的只是被炸掉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有的被炸开了腹腔，还有一息存在；有几个命好的人甚至没有受伤。
然而正当河水般的血流流向早已挖好的壕沟时，又是一声令下，骑兵手持军刀和手枪冲向了幸存者。刀劈枪击之后，那些刚刚还在大声怒骂的群众，顿时停止了最后一声喑哑的呼叫。
几年后，当拿破仑进入议院，尝试着以演讲的方式来与议员们沟通时，又遭到了议员们的激烈反抗。
于是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调集了一队掷弹兵冲进议院，将那些议员们逮捕，剩下的议员们一致同意选举拿破仑为法兰西第一执政。
群体永远都渴望强权。
他们喜欢的英雄，要永远像恺撒一样威严而残酷。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他们甚至总会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
而当这样的专制者失去权力时，群体又会在转眼之间面目大变。他们并非有所醒悟，只是因为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
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这个专制者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而对强权低声下气！
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他们就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又卑躬屈膝。正像在大革命中所表现的那样。
- 群体的保守本能
群体常常呼唤变革，但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在这件事情上，令我们上当的，不过是群体那超乎寻常的暴力倾向和破坏力，而这种反叛、破坏以及杀戮的行为总是十分短暂的。
因为群体在做出这种行为之前，根本不会有什么策划。而他们极端情绪化的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就是他们在刺激因素的影响下如狂飙席卷，但最终仍要回归安宁，回归到初始的生活状态中的原因。
当群体步入这种无头苍蝇一样的状态之后，它们很快就会陷入迷失。
因此，只要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拿破仑•波拿巴再一次为我们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他上台之后，他压制了一切自由，当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那些向他发出欢呼的，却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革命党人。
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群体最终会回归保守，就能够对历史和民众革命有全新的认识。
群体可能会渴望着改朝换代，为这样的变革，他们甚至不惜发动暴力革命，然而革命并非为了改变深层的东西，只是群体发泄情绪的手段而已。
因此，群体的多变与极端，只能对一些表面的事情产生影响。其实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
群体对一切传统事物、传统制度，都有着绝对的迷恋与崇敬；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无意识的恐惧。
假如在发明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能够握有今天这样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便永远也不可能出现，或者至少要付出血的代价，通过不断杀戮和革命来完成。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科学被看成是贵族政治，发现了氧气的天才化学家拉瓦锡因此被送上断头台，永久地丧失了呼吸氧气的权利。
当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被终结后，热月党人意味深长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雅各宾派认为知识是自由的敌人，而科学则是贵族政治。如果他们的统治足够长而且放开胆子去干的话，他们就会烧毁图书馆，杀掉所有的学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
正因为如此，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最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权力。
- 群体的道德（上）
如果我们把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不具备任何道德。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群体既多变，又容易冲动，因此他们很难遵守我们对道德的定义。
假如我们改变一下道德的定义，把它定义成某些一时之间表现出来的品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和对平等的渴望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群体常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当心理学家对群体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当他们发现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之后，往往就会得出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事实上，他们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部分，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就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
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和这种破坏性本能有着同样的根源。
因为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正是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表现。
在17世纪初的伍尔兹堡，有个小男孩随口表示，如果把灵魂卖给魔鬼就能每天都有好饭吃，并且有小马骑的话，那么他十分愿意这么做。于是这个贪图享受的小家伙立刻被抓了起来，在上百位成年人的围观下被绞死后烧成灰烬。
更残忍的事情发生在17世纪末的北美洲殖民地。一位名叫高利的男子被指控为男巫，尽管他勇敢地拒绝了这种指控，但还是遭到了处决，他被活活挤压致死。据说在处决的时候，由于感到异常痛苦，他把舌头伸到了外面，而负责监督行刑的是新英格兰司法长官，他竟然命人抓起一根棍子，把舌头硬生生地塞了回去。
这样的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分别。而这些例子也再一次验证了我们前面的研究，那就是在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一个原本善良而正直的人，究竟会做出怎样违背良知与道德的事情来。
- 群体的道德（下）
群体标志着杀人放火，标志着无恶不作。
然而，他们也不总是这样，甚至在某些时候，群体也会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
而这样的崇高行为，孤立的个人是绝难做到的。
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时，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甚至达到让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当教皇以基督的名义发动民众东征时，所有人都显示了他们的热忱。他们为了购置刀剑，急于卖掉自己的财产，无论价钱多低也不在意，就像是被关押很久的囚徒急于缴纳赎金一样。强盗金盆洗手，封建领主停止了聚敛，下层民众也不再怨声载道。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上帝而战。”别的想法已经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1792年的法国，当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诸国集合联军，大举进攻法国的时候，雅各宾党人的振臂高呼，引来了无数民众自愿参军，一再击败联军。
当我们回顾历史，群体为了自己仅仅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
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儿养家糊口的薪水。
因此，只有群体才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理性的个人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使得他们只会把个人利益当成行动的唯一动机，而这种动机却绝难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
事实上，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一次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因为在这种战争中，民众宁愿自己被屠杀，也不愿意停止他们的行为，仿佛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一样。
- 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群体能够让好人变成恶棍，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
然而群体同样具备相反的能力。
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当个人融入群体之后，往往会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水平，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恶棍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地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
在1792年9月短短的一个月里，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雅各宾派的手中。他们将熔化的黄金灌进贪官的嘴里；当要杀的人太多时，由于断头台行刑的速度太慢，他们甚至变换了杀人方式，将那些“对革命不积极”的人以方阵的形式排在一起，用大炮进行轰击。
尽管被杀的人血流成河，那些执行屠杀的罪犯们，却并没有把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别针据为己有，而是将它们放在了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那样做的。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1848年的七月革命中，手执武器的民众，与奉命赶来弹压的军警站在了一起，攻占了查理十世居住的杜伊勒利宫。然而这些呼啸而过的群众，却并没有拿走王宫里任何一件东西，而那些让人兴奋不已的艺术品和珍宝，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群体对于个人，存在绝对的道德净化作用，尽管这种个人的道德净化叠加起来，很可能意味着全社会灾难性的后果。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可以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不在骚乱或战争那样严重的环境里，也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前面说过，群体会要求他们的英雄具有夸张的美德，而同样地，群体中的成员也会彼此要求，督促对方将不道德的行为收敛起来。
一般可以看到，在一次群众性的集会当中，即使它的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能够表现得一本正经。
无论是放荡不羁的浪荡子，拉皮条的人或是粗鲁的屠夫，在某些危险的场合进行交谈时，也会经常一下子变得轻声慢语。
尽管群体经常会放纵自己的低劣本能，做出道德败坏的事情来，但是他们也会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
假如我们把不计名利、绝对服从、勇于献身真实或虚假的理想算成美德，那么毫无疑问，群体必定是最具备这种美德的人。在这一方面，群体中个人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是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