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 拒绝认罪的罪犯
群体从来不承认他们的罪行，即使把事实摆在他们眼前也是一样。
在1868年的美国西部，恶名昭著的卡斯特中校领导的第七骑兵团在攻陷了一个印第安营地之后，残忍地屠杀了数百名夏延族印第安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儿童。
这样的暴行原本不该发生，即便是放下武器的敌军，也应当得到俘虏的待遇，何况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妇孺。来自正义一方的指责纷至沓来，然而面对这些质问，不仅是卡斯特中校始终以激烈的态度对抗，就连他的士兵，也振振有词地宣称，这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使命”。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其原因仍在于群体的特性。
我们在前面曾经研究过，当个人融入群体后，会产生一段莫名的兴奋期，既为自己的归属感感到欣喜，也为那种潮水般汹涌的口号、宏大的仪式与场面所感动，对此我们能够在拿破仑时代的阅兵式中找到例子。
在那些被召集过来参加观礼的绅士中，有些人起初也对此冷眼旁观，然而当整齐的近卫军掷弹兵方阵通过观礼台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许多人在一瞬间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情不自禁地融入到对帝国军队的歌颂中来。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再次验证了我们前面的论断，群体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而个人的情绪也会因为这一点而发生变化。
当兴奋期过后，群体就会自动进入一种纯粹的无意识状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也丧失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保持着一种茫然而又躁动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群体很容易受到各种暗示的支配，并且非常容易将这种支配付诸行动。
于是，犯罪行为由此产生了。
- 不平常的犯罪
通常来说，诱发群体去犯下罪行的动机，往往是一种强烈的暗示。
而这种暗示往往会赋予犯罪以高尚的名义。正是由于这一点的存在，才使得群体犯罪与平常的犯罪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这种区别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比起一般的罪犯，群体犯罪的犯罪动机往往冠冕堂皇，并不等同于卑鄙龌龊的刑事犯罪。
第二，由于这种犯罪动机有着好听的名声，它对犯罪者的控制与影响也就愈发强烈，这使得群体犯罪者更加坚定，在犯罪过程中绝不会出现动摇，因此其手法也就更加残忍，毫无怜悯之心。
第三，普通的犯罪者在案发后，总是千方百计地否认犯罪事实；而群体犯罪者则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却拒绝承认有罪，反而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或是在主持正义，仍然以高昂的情绪来面对指控。
这种情绪甚至会感染群体之外的成员。许多心理学家坚持认为，群体犯罪只是受到教唆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无辜的，它们只是在茫然状态下，被人利用去做了一件他们意识不到的事情。
不错，群体的确受着各种暗示的支配，因此很难把它说成是一个犯罪群体。但如果你据此认为，群体不应该对他们的罪行负全部责任，那就错了。
在历史上，群体的一些暴行，如果仅就其本身来说，的确是被教唆的结果，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犯罪行为同一只老虎为了保存体力，而让幼虎把一个印度人撕得血肉模糊，然后再动手把他吃掉的行为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认为群体犯罪情有可原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犯罪就是犯罪，一旦一桩罪行被实施，那么就绝对没有高尚与卑劣的分别，至少对于被害者来说，群体犯罪与普通犯罪所带来的伤害是一样的，而且前者往往更为严重。
- 群体犯罪的历史
关于群体犯罪的历史，我们有着详细的记载。
1789年7月14日，在用大炮轰断了吊桥铁链之后，暴动的民众冲进了巴士底狱。
在监狱里，暴动者既没有如愿以偿地找到政治犯，也没有找到传说中残暴贪婪的看守。
巴士底狱里总共只有八个人，除了监狱长外，其中有四个是假证件贩子、两个精神病患者，以及一个性变态者——此人的性倾向使得他的父母不得不把他交给巴士底狱代为看管。
监狱长的职责，就是以保姆的身份，照料这些病人。当暴乱者冲进来的时候，监狱长正在替一个精神病患者擦口水，他转过身示意这些暴动者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刺激到病人让他们发病。
然而很快，监狱长就被这群兴奋到极点的人团团围住，他们从四面八方对他拳打脚踢，在饱受殴打之后，走投无路的监狱长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厨子的身上。
这个厨子之所以来到巴士底狱，主要是他无所事事且充满好奇心。他只是做完饭出门散步，恰好遇到了人们攻打巴士底狱，于是就想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热闹事。
立刻有人建议，将这个“试图反抗”的监狱长吊死，或者是砍下他的头，挂在马尾巴上。
这些建议先后被否决了，只有最后一个主意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那就是让这个被撞到的厨子割断监狱长的喉咙。
厨子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杀人，然而由于大家的意见都是如此，于是他也就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觉得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枚勋章。
就这样，这位厨子满怀神圣的心情，从一旁借来一把刀，开始慢慢地割这位监狱长的脖子。但是这把刀有些钝了，他没能切动。于是他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以他娴熟的厨师手艺，成功地割断了监狱长的喉咙。
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犯罪过程，清楚地反映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都会服从别人的怂恿，而这种怂恿会因为来自集体而变得更加强大，杀人者会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因为他得到了无数同胞的赞同，因此就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的想法。
毫无疑问，这样的事情在法律上代表着极大的罪恶，但在心理学上，我们却很难把它视同为犯罪。而这种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或许我们应当在学术领域着手，将它归纳成一种新型的犯罪心理。
由此，我们就需要对犯罪群体的特征，做一番细致的了解。
- 犯罪群体的特征（上）
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与我们在所有群体中看到的特征一模一样。
它们容易受到怂恿、轻信，容易变化，容易走极端，习惯把正面或负面的感情予以夸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道德等等。
假如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法国历史上留下最凶残记录的群体，即参与“九月惨案”的群体之中，有着全部的上述特征。
在那次惨案中，没人确切地知道究竟是谁下达杀掉犯人、空出监狱的命令。这个人也许是丹东，也可能是罗伯斯庇尔，然而这一点并不重要。
因为无论是谁下达这样的命令，都意味着对参与屠杀的群众给予了强烈的怂恿。
这个杀人群体残酷地屠杀了3000人，而且它完全是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了少数职业无赖之外，它的成员包括了一些小店主以及各行各业的手艺人。
这些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在别人的怂恿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任务。他们呐喊着冲进一间间办公室，把官员、贵族当场活捉。
这些人承担了法官和执行人的双重角色，他们先是大义凛然地对贵族们进行审判，随即又将他们当场杀死，却丝毫不认为这是在犯罪。
这些人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亲手搭起审判台与行刑台，与这种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
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一律处死，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案件一一进行审判。
群体的伪推理能力在此又一次起了作用，在他们看来，贵族们犯下了许多恶行，而他们往往又勾结成一股贵族势力，因此整个贵族阶层都是十恶不赦之徒。相应地，那些与贵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僧侣、官员与王室仆役，自然也就不能予以宽宥。
这就是说，在这些杰出的爱国者眼里，处决一个人并不需要多么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只要看一下他的职业，就能够知道他是否是罪犯。剩下的人则将根据他们的个人表现和声誉做出判决。
就这样，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屠杀也就可以合法地进行了，群体残忍的本能也就随时会尽情释放了。
在其他的惨案中也是一样，群体总是会将他们残忍的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这样的事情一旦被引发，就很难再平息下去。
- 犯罪群体的特征（下）
正像群体通常的表现那样，残忍的本能并不妨碍他们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也就是说，他们的善心常常和他们的残忍一样极端。
在席卷巴黎的大革命中，暴乱者对巴黎的工人们怀有深刻的理解，并以极大的同情来对待他们。
他们随意冲进工厂，宣布工人从此得到解放，并勒令工厂主立即停工，由他亲自去从事生产。当工人们对此表示反对时，暴乱者就更加凶残地殴打工厂主和工程师，认定是他们平日的贪婪残酷才让这些勤劳的工人胆怯到这种地步。
在阿巴耶地区，暴乱者攻进了一座监狱，当这帮人中的一员在得知囚犯二十四小时没喝上水时，几乎想把狱卒打死，如果不是犯人们为其求情，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当一名囚犯被暴乱者的临时法庭宣告无罪后，包括卫兵和刽子手在内的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地与他拥抱，并为之疯狂地鼓掌。然后就开始了针对贵族的大屠杀。
在这个过程中，欢快的情绪从未间断。暴乱者与囚犯们围在尸体旁跳舞唱歌，甚至还礼貌地为女士安排了长凳，共享观看处死贵族之乐。而且从始至终，这种表演一直充满特殊的正义气氛。
当时，阿巴耶地区的一名刽子手抱怨说，为了让女士们看得真切，把她们安排得太近了，使在场的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享受了痛打贵族的乐趣。于是暴乱者又当即决定，让受害者在两排刽子手中间慢慢走过，让他们用刀背砍他，以延长其受苦的时间。
在同一时间的福斯监狱，这一过程要残酷得多，受害人被剥得精光，在半个小时里施以凌迟的刑罚，直到每个人都看够了，再由刽子手一刀切开他们的五脏六腑。
在整个过程中，刽子手并非全无顾忌，他们身上出现了令人吃惊的纪律与道德观念。这些受害者都是些身家显贵的人物，身上有许多价值不菲的物品，然而暴乱者却拒绝占有受害人的钱财和首饰，而是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放在大厅的会议桌上。
在这些人的所有行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群体头脑中特有的那种幼稚推理方式。
比如说，在屠杀了一千五百名“民族的敌人”后，有人提议说，那些关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其实是在养着一些没用的人，只是国家的累赘而已，不如把他们统统杀掉。
这个人补充说，这些人中还有不少人民的敌人，比如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寡妇，此人犯有投毒罪，她对坐牢非常愤怒，曾经宣称，如果她能办到的话，她会一把火烧掉巴黎。
在暴乱者看来，既然监狱里关押着这样的人，那么其他囚犯也必定有着同样的想法。这个说法非常令人信服，于是这些囚犯就全都被处死了，其中甚至包括五十名十几岁的儿童——他们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通通处决掉了。
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这些残忍的杀戮终于停止了，刽子手们认为自己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深信自己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竟然集体向政府请求奖励，其中最热情的人甚至要求为自己授予勋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记载，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事实。
在巴黎建立集体公社的构想，来自于大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者巴贝夫，此人要求由集体公社掌握国有财产和被没收的敌产，建立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按照这样的构想，公社成员们将街心花园中的花草树木挖掉，将雕塑与建筑夷为平地，改为种值小麦、玉米，以响应农业中心的思想。
更极端的行为还在后面。在公社成员看来，财产属于社会资源，应该归国家所有，而性资源也属于社会资源，那么也应该归国家所有。于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公社成员制作了很多所谓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的持有者，可以随意将妇女娶为妻子。
有不计其数的妇女成为这一措施的受害者，其中既有他人的妻子，也有五年级的小女孩。而几乎所有的巴黎妇女，都被要求到公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去登记造册，以便公社能够对这些“公共资源”进行集中掌控和分配。
这场闹剧不仅仅意味着荒唐，同时也反映了群体的残忍本能，因为如果被征集的妇女不能满足许可证持有者的要求，就要被立刻冠以“拒绝参与革命”的罪名。在那个时代，这种身份与“人民公敌”毫无区别，也就意味着灾祸的来临。
也许你会认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那个蒙昧而混乱的年代，并且确信这样的血腥不会重染法兰西大地。
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早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这样的事情就曾经发生过。拿破仑带着一群伤痕累累的老兵开进巴黎市区的时候，看到许多妓女和交际花，于是惊呼：“首都到处都是女人。”于是他就采取措施，强行为全国的贵族小姐和妓女分配丈夫。
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惊讶地发现，群体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而政府的权力却在它面前节节败退，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还会看到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