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
弗·恩格斯
反杜林论[1]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三版序言
一
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2]，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3]上批判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听从他们的意见。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诚欢迎，诚然，这种热诚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也相信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迫使《人民国家报》对于抱着这样巨大野心的新学说采取明确的态度。
虽然如此，但是在一年之后，我才下决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它正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一些更广泛的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而在这里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这样，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采取同这一对象的科学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科学内容极不相称的详尽程度。但是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作为这一详尽程度的理由，一方面，它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各种极其不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科学等方面有这种高超的胡说；教研室和讲台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标本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造品一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博览会上陈列出来[4]。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杜林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中于大量的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傲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5]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说明德国大学生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它和这一过程是分不开的，可是由于我们工人的非常健康的本性，这种幼稚病无疑地将被克服。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出来说话的领域里，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末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正确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谬误的或歪曲的断言。在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几个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情况下，谈的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在那里，专门的自然科学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专业的范围，而涉及到邻近的领域——在那里，他象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6]。在这方面人们对于表达上稍有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所给予的那种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
当我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由杜林先生草拟的出版商的广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经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的著作，就可以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内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或陈腐的程度上，尽可以同他以前所发现的并在我的这本书中被批判的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测量低温的仪器，不是用来测量温度高低，而唯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无知的高傲。
1878年6月11日于伦敦
二
本书要发行新版，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书不但在1877至1878年间分篇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以单行本和分册的形式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所写的关于杜林先生的东西，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7]颁布之后，本书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要是不死抱住神圣同盟[8]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清楚地了解这种措施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的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但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照顾，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本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不得不简单地听其照旧版翻印。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扩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9]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极感兴趣，他们由于本书所作的正面阐述而容忍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丧失目标的对杜林观点的论战。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现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虽然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可是我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而且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任何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答词的权利。可是关于杜林先生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柏林大学曾经以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杜林先生，所以我对他必须更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自然，这个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这个大学竟然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了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所以，如果人们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强加于这个大学，那末它是无权表示惊讶的。[10]
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所以如果我力图写得通俗些，增补得完整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有所责难的。此外，在这里还有外部原因。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本书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11]在所有这些版本里，只对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补，而且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末这将是一种迂腐行为了。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12]可是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版）[13]一书中运用在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
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尽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肯定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对这部分加以修订，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一次自我批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14]，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象李比希所说的——“脱毛”[15]，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在这方面常常找不到确切的技术用语，如果总的来说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笨拙，那末这是极其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握（这点我在当时还不能克服），这也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这方面，只有一个尚未被人承认的伟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诉说我放肆地触犯了的名誉[16]。
不言而喻，在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概括叙述时，我在细节上也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实的萌芽［注：同卡尔·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比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旧的自然哲学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末这点自从进化论传布以来，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了。例如，海克尔完全有理由地承认了特雷维腊努斯和奥肯的功绩[17]。奥肯在他的原浆说和原胞说中，作为生物学的公设提出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是原生质和细胞。如果特别就黑格尔来说，那末，他在许多方面是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主义科学家的，这些人举出某一种什么力——重力、浮力、电触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上，以为这样就把这些现象都解释了，如果这些不适用，就举出某种人所不知的东西：光素、热素、电素等等。这些臆想出来的东西，现在可以说是已经被排除了，可是，黑格尔所反对的玩弄力的那种把戏还滑稽可笑地出现着，例如1869年还出现在赫尔姆霍茨在音斯布鲁克的演说中（赫尔姆霍茨《通俗讲演集》1871年版第2卷第190页）[18]。和十八世纪法国人传下来的对牛顿的神化相反（英国使牛顿满载荣誉与财富），黑格尔指出：被德国饿死的刻卜勒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刻卜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现出来了。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第270节和附释中（《黑格尔全集》1842年版第7卷第98、113—115页），以几个简单的公式所证明的东西，却被作为最新数学力学的成果而重新出现于古斯达夫·基尔霍夫的书里（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1877年莱比锡第2版第10页），并且他所采取的形式和黑格尔首先加以阐发的那个简单的数学形式基本相同。自然哲学家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态度，同空想主义者对待现代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一样的。］，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正如本书比较详细地阐明的那样，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当它处于黑格尔形式中的时候，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于“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已经以自己的星云说，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同时又以自己的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作用的发现，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19]最后，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
不过，要系统地并且在每个领域中都来完成这一点，却是一件巨大的工作。不仅所要掌握的领域几乎是漫无边际的，而且就是在这整个的领域中，自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如此巨大的变革过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有全部空闲时间来从事于此的人，也很难跟踪不失。可是自从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责任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限于本书所作的概述，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出来，或许同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20]
可是，也许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会使我的工作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粹经验主义的发现予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旧的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从最后的“真正”气体也被液化以来，自从证实了物体可以被置于一种无法分辨它是液态还是气态的状况以来，聚集状态就丧失了它以前的绝对性质的最后残余。[21]根据气体运动说的原理，在纯气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的重量成反比，这样，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行列。如果说，新发现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概括它，那末，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当运动（所谓能）的量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发生相反转化时，它仍是不变的，这一点现在已无须再当作什么新的东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采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自从按进化论的观点来从事生物学的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类归到另一类，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动物，而且，如果消息确实的话，还有用四肢行走的鸟[22]。如果早在许多年以前，由于细胞的发现，微耳和不得不把动物个体的统一分解成细胞国家的联邦，——这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不如说是进步党的[23]，——那末循环于高等动物体内的阿米巴状的白血球的发现，使得关于动物的（因而也是人的）个体性的概念也变得复杂多了。可是，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被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的认识；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可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那些把它的经验概括起来的结论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科学的历史正好是一样的），——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这些，那末，它就会使自己比较容易地经历这个过程。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它才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而同时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1885年9月23日于伦敦
三
这一新版，除了几处无足轻重的文字上的修改，都是照前一版翻印的。只有一章，即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补，理由如下。
正如第二版序言已经提到的，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马克思写的。在预定作为杂志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所删掉的部分里，对杜林主张的批判，与对经济学史的独特阐述相比较，远远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这些见解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的和长远的意义的那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马克思阐明了象配第、诺思、洛克、休谟这些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对魁奈的《经济表》所作的说明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注：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译者注］。相反地，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
最后，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弗·恩格斯
1894年5月2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9月—1878年6月
载于1877年1月3日—1878年7月7日《前进报》
1878年于莱比锡印成单行本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以《反杜林论》这个名称载入史册的。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思想斗争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杜林著作，是由于杜林在1867年12月《补充材料》（《Ergänzungsblätter》）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中，特别是在1868年1—3月这段时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已经确定的对杜林的批判态度。
七十年代中，杜林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最积极的杜林分子有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到了杜林体系的影响。1874年3月，他在社会民主工党（所谓爱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匿名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章，标题是《新共产主义者》。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该报编辑威·李卜克内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到1875年初，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1874年11月问世）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问世）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一点。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特别猛烈的攻击。这就促使李卜克内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先后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吹捧杜林的短文以及约·莫斯特的类似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还在1876年2月，恩格斯就认为有必要公开反驳杜林了。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1页）一文中便这样做了。
杜林体系对刚刚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成立）部分党员影响的加强和在他们中间的传播，迫使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以便反击这个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捍卫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决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在5月25日的回信中坚决支持这个想法。恩格斯便立即着手工作，他在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确定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
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用了两年的时间——1876年5月底开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该书的第一编基本上写于1876年9月到1877年1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号）。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书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整个三编的独立的总的引论的第一、二两章。
该书的第二编基本上写于1877年6—8月。这一编的最后一章即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写于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经济表》的第二部分，则写于8月初以前。第二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7年7—12月《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号）。
该书的第三编基本上写于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它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号）。
《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曾力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该报在发表《反杜林论》时有很大的间歇，不能不是由于他们的影响。
1877年7月，恩格斯这本书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两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时，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后，全书由恩格斯写了序言，出版了第一版，标题为：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年莱比锡版（F．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hilosophie．Politische Oekono-mie．Sozialismus》．Leipzig，1878）。在以后的德文各版中，该书都是以上述标题出版的，只是没有副标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该书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经过修订的第三版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是《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生前出的最后一版。
恩格斯这本书的书名是讽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Carey’s Umwälzung der Volkswirthschaftslehre und Socialwissenschaft》）一书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了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后者实际上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门徒。
1878年10月底，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反杜林论》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样，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一本独立的通俗小册子；小册子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后来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这本小册子还在恩格斯生前就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并且在工人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本小册子在恩格斯生前出的最后一次德文版（第四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在材料安排上与《反杜林论》的有关章节有所不同，并对《反杜林论》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第3页。
[2]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第一幕第九场中的已经成为成语的一段话：
“我再也无所畏惧了，因为和你手挽着手
我就可以向当代挑战。”——第7页。
[3]《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国家报》的活动有很大意义，他们密切注视它的工作，批评它的个别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
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876年10月1日起，开始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zial-demokrat》）。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7）实行以后，《前进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第7页。
[4]1876年5月10日，为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国际工业博览会在费拉得尔菲亚开幕。在参加博览会的四十个国家中也有德国。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被迫承认，德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言一出，报界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月至9月也专门就这件出丑的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9页。
[5]“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是法国海军上将德·巴纳在一封信中说的。有时人们把它说成是达来朗的话。这句话是针对保皇党人说的，他们没有能够从十八世纪末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第9页。
[6]恩格斯指的是鲁·微耳和在1877年9月22日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鲁·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柏林版第13页（R．VirchoW．《Die 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 im modernen Staat》．Berlin．1877，S．13）。——第9页。
[7]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它能够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0页。
[8]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10页。
[9]K．Marx．《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Paris-Bruxelles，184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London，18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共产党宣言》再版时用了《共产主义宣言》的标题。
Karl marx．《Das Kapital》．Bd．Ⅰ，Hamburg，1867．——第11页。
[10]杜林（从1863年任柏林大学讲师，从1873年任私立女子中学教员）从1872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攻击大学的教授们。例如，早在《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1872年）第一版中，他就指责海·赫尔姆霍茨故意对罗·迈尔的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由于这些言论，杜林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1876年，根据大学教授们的倡议，他被剥夺了在女子中学教书的可能性。在力学史第二版（1877年）和论妇女教育的小册子（1877年）中，杜林更加猛烈地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指责。1877年7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讲课的权利。
恩·施韦宁格从1881年起任俾斯麦的私人医生，1884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第12页。
[11]由拉法格翻译的恩格斯这本书的法文译本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为题最初发表在1880年3—5月《社会主义评论》（《Revue socialiste》）杂志第3—5期上；同年在巴黎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的波兰文版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意大利文版于1883年在贝内万托出版。这本书的德文第一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为题于1882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铅印第二版和第三版于1883年也在那里出版。恩格斯这本书的俄译文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题于1882年12月发表于秘密杂志《大学生》第1期；单行本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为题于1884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第12页。
[12]恩格斯指的是1877年在伦敦出版的路·亨·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第12页。
[13]F．Engels．《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Hottingen-Zürich，188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9—203页。——第12页。
[14]恩格斯于1869年7月1日停止了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于1870年9月20日迁居伦敦。——第13页。
[15]尤·李比希在他关于农业化学的主要著作的导言中谈到自己的科学观点的发展时指出：“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见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上册第26页（J．Liebig．《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7．Aufl．，Braunschweig，1862，Th．Ⅰ，S．26）。——第13页。
[16]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亨·威·法比安1880年11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恩格斯1884年4月11日给考茨基的信，1884年9月13—15日给伯恩施坦的信和1885年6月3日给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中谈到了√－1（见本卷第133—134页）。——第13页。
[17]恩格斯指的是恩·海克尔在他的《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83—88页（E．Haeckel．《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4．Aufl．，Berlin，1873，S．83-88），即第四讲——《歌德和奥肯的进化论》结尾部分提出的意见。——第14页。
[18]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运动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探讨了黑格尔和赫尔姆霍茨关于力的概念的见解（见本卷第419—422页）。——第14页。
[19]关于康德的星云假说，见注31。
关于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见《自然辩证法》的《潮汐摩擦》一章（本卷第442—447页）和注331。——第15页。
[20]指的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共有一千多页，写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第15页。
[21]恩格斯指的是英国物理学家托·安得鲁斯的著作（1869年）、法国物理学家路·保·凯叶泰的著作（1877年）和瑞士物理学家劳·皮克泰的著作（1877年）。——第15页。
[22]前者是指鸭嘴兽，后者显然是指始祖鸟。——第16页。
[23]根据鲁·微耳和在他的《细胞病理学》一书（第一版于1858年问世）中所阐述的观点，动物个体可以分解为组织，组织分解为细胞层，细胞层分解为单个细胞，所以归根到底，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见R．VirchoW．《Die Cellularpathologie》．4．Aufl．，Berlin．1871，S．17）。
恩格斯谈到这一观点具有“进步党的”性质，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党员，并且是该党的创始人和著名活动家之一。这个党于1861年6月成立。在它的纲领中提出了包括象在以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实现地方自治原则这样的要求。——第16页。
引论
一、概论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一、概论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一段是这样叙述的：“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编者注］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24]，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25]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26]，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27]，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象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学说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象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而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编者注］。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28]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我们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29]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30]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31]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注：在《引论》的草稿中，是这样描述黑格尔哲学的：“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编者注］。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而且，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既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里还有下面几句：“在法国，1834年的里昂起义也宣布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历史的重要性，而且也必然在德国引起反响和批评，虽然在德国，产生还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小规模的经营。因此，现在与其说在德国还不如说在德国人中形成起来的理论的社会主义，过去曾不得不输入它的全部材料……”。——编者注］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新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2]；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着事态发展本身，不如说是针对着所产生的恶果。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吵大嚷地跳上舞台，并且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以及……他是怎样履行他的诺言的。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首先与此有关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33]。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
就在第一页上，杜林先生已经宣布自己是
“要求在当代和最近可以见到的发展中代表这一力量〈哲学〉［注：本卷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的人”［注：本卷引自杜林著作的一切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这样，他就把自己说成是现代的和“可以见到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谁不同意他，谁就是不同意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前，就有许多人想象自己是这样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纳以外，他也许是第一个大言不惭地这样说的人。而且他所说的真理还是
“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杜林先生的哲学是
“自然体系或现实哲学……这一体系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现实的，这种方式排除梦幻的和主观上受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
因此，这一哲学有这样的特性，竟使杜林先生能够超越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这的确是必要的，如果他能够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话，但是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奇迹怎样才能实现。
这个“本身对精神极有价值的知识的自然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毫不损害思想的深度”。它从自己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出发，提供了“现实的、因此也就是以自然的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要素，这种哲学不承认任何仅仅是假象的地平线，而是在自己强有力地进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的结果是“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确立了的真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必须在集中的首创性中挖掘自己的力量的劳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种穷根究底的研究……一种根本性的科学……一种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一种全面透彻的思想劳动……一种由思想所控制的前提和结论的创造性的蓝图……绝对的基础”。
在经济政治的领域内，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
“在历史方面和体系方面渊博的著作”，另外，其中历史著作由于“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而更加卓越，在经济学中促成了“创造性的转变”；
而且，他还以自己的完全制定好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规划作结束，这个规划是
“清晰的和穷根究底的理论的实际成果”，
因此，和杜林先生的哲学一样，是没有谬误的和唯一能使人进入天国的；因为
“只有在那种象我在我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中所描写的社会主义结构里，真正的所有才可以代替仅仅是幻想的、暂时的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未来必须与此相适应。
杜林先生献给杜林先生的这束颂辞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这束花现在已经足以使读者发生某些怀疑：他真的遇到了一位哲学家呢，还是遇到……但是我们必须请求读者，在没有更详细地了解上述的根本性以前，暂时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拿出上面的这束花也只是为着表明，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说出自己的思想而让往后的发展来评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硬把自己说成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很不寻常的人物，如果人们不愿意堕入最不可饶恕的异教，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使人进入天国的学说。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绝不是充满各国社会主义文库而且近来也充满德国社会主义文库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种，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力图以最诚恳的态度弄清种种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是缺乏资料的；在这些著作中，无论有着怎样的科学上和文字上的缺陷，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总是值得赞许的。相反地，杜林先生却给我们提出了由他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则，因此，这些原则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见根本就是错误的；正象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他是对的，那末他就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个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或者他是不对的，那末不管我们的判断如何，要是对他的可能是善良的愿望予以好意的考虑，这总会是对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
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那末，当然就要对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类采取颇为轻视的态度。因此，当杜林先生以极端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先驱者的时候，当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为大人物的少数人才在他的根本性面前得到恩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奇了。
首先听听他对哲学家的意见：
“缺乏任何优良操守的莱布尼茨，这个一切哲学侍臣中的佼佼者。”
对康德还可以勉强忍受；康德以后，就一塌糊涂了：
出现了“特别是叫作费希特和谢林的这两个直接模仿者的谬论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愚昧的自然科学奇谈的古怪漫画……康德以后的怪现象”，以及由“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总其成的“热昏的胡话”。这位先生说着“黑格尔行话”，应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学的方法”和自己的“粗制品”来传播“黑格尔瘟疫”。
自然科学家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是他只举出了达尔文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以他为限：
“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连同它们的观点的肉欲狭隘性和辨别力的迟钝……据我们的意见，独特的达尔文主义——从它中间自然要把拉马克的学说除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可是最倒霉的是社会主义者了。也许除了路易·勃朗这个在一切社会主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应当享有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后）的那种荣誉。这不仅是从真理和科学方面来看，不，而且也是从品格方面来看的。除了巴贝夫以及1871年的几个公社社员，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个空想主义者被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在他们当中，圣西门还算受到宽大待遇，因为只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还以同情态度指出，他是为宗教狂所苦。可是在谈到傅立叶的时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为傅立叶
“暴露了神经错乱的一切因素……过去只能到疯人院里去找的观念……最荒唐的梦幻……神经错乱的产物……笨得无法形容的傅立叶”，这个“幼稚的头脑”，这个“白痴”甚至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法伦斯泰尔[34]根本没有一点合理的社会主义，而是“按普通商业的样板构造的怪物”。
最后：
“如果谁以为这些意见〈傅立叶对牛顿的意见〉……还不足以使他深信，在傅立叶的名字和全部傅立叶主义中只有第一个音节〈fou——疯狂的〉说出一点真实的东西，那末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最后，罗伯特·欧文
“有无力而贫乏的观念……他在道德问题上的如此粗糙的思想……几句流于荒唐的老生常谈……不合理的和粗糙的观点……欧文的思想进程几乎值不得作比较郑重的批判……他的虚荣心”等等。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极端刻薄地以各自的名字来形容这些空想主义者：圣西门——saint（神圣的），傅立叶——fou（疯狂的），安凡丹——enfant（幼稚的），那末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欧文——呜呼！〔o weh！〕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用四个词简单地判决了，谁怀疑这一点，“那末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从杜林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只举出有关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那些话：
拉萨尔：“学究气的、舍本逐末的通俗化的尝试……芜杂的经院哲学……一般理论和琐碎废话的奇怪的混合……没有意义的和不成样子的黑格尔迷信……吓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用最不值钱的杂货摊来自炫……我们的犹太英雄……写写小册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内在的不稳定性”。
马克思：“观点的狭隘性……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看来，即从纯理论的观点看来，对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而对精神潮流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是近代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的影响的征兆……进行集中和条理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的不成样子，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虚伪的辞令……个人的虚荣心……恶劣的作风……无耻的……装作机智的笨蛋和蠢货……中国式的博学……哲学的和科学的落后。”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这还是从杜林的玫瑰园中随手采来的一小束花。自然，我们暂且根本不谈这些可爱的谩骂——如果杜林先生稍稍有点教养的话，他在谩骂时就不会把任何东西都看做是恶劣的和无耻的——是否也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我们现在也得注意丝毫不要怀疑这些谩骂的根本性，因为不然，也许我们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选我们所属的白痴的范畴。我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在于，一方面举例说明杜林先生所谓的
“谨慎的和真正谦虚的表现方法的卓越”；
另一方面证明：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驱者的一无是处，象他自己的没有谬误一样，是肯定了的。如果一切确实是这样，那末，我们就在这位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叩首礼拜。
注释：
[24]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其中黑格尔的话引自《历史哲学》第4部第3篇第3章。见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第2版第9卷第535—536页（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Werke，Bd．Ⅸ，2．Aufl．，Berlin，1840，S．535-536）。——第19页。
[25]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无权状态。消灭这种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
这个理论在卢梭的17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Amsterdam．1755）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Du contract social；ou，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Amsterdam，1762）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第20页。
[26]恩格斯指“真正平等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社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第21页。
[27]恩格斯首先指的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托·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出版）。——第21页。
[28]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是1762年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以歌德的德译本的形式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1821年巴黎出版的《狄德罗轶文集》（《?uvres inédites de Diderot》．Paris．1821）一书中，该书实际上是在1823年出版的。——第23页。
[29]科学发展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因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而得名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第23页。
[30]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第24页。
[31]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他在1755年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oder Versuch von der Verfassung und dem mechanischen Ursprunge des ganzen Welt-geb?udes nach Newtonischen Grunds?tzen abgehandelt》．K?nigs-berg und Leipzig，1755）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T．Ⅰ-Ⅱ，Paris，l’an Ⅳ de la République FranL?aise［1796］）中得到了阐述。在作者拉普拉斯生前编好而在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说是在该书的最后一个，即第七个注中加以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云雾体，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创造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安·赛奇的书《太阳》（见A．Secchi．《Die Sonne》．Braunschweig．1872，S．787，789—790；参看本卷第621页）。——第26页。
[32]还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1882年）中，恩格斯就作了重要的更正，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的表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29页。
[33]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E．Dühring．《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Leipzig，1875）。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E．Dühring．《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2．AuLfl．，Leipzig，1876）。该书第一版于1873年在柏林出版。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E．Dühring．《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2．A ufl．，Berlin，1875）。该书第一版于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31页。
[34]法伦斯泰尔——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第34页。
这是第一篇第一编 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