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六月底，安德烈公爵来到总司令部。皇帝所在的第一军在德里萨设了防御工事；第二军在撤退，日夜兼程与第一军会师，据说，它和第一军被数量巨大的法军切断了。人人都不满意俄国军队的军事情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有入侵俄国各省的危险，谁也没估计到战争会远远超过西部波兰各省。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岸找到他受命到其部下任职的巴克雷·德·托利。因为营盘附近没有大的村镇，大批的将军和随军的宫廷大臣都安顿在河两岸方圆十俄里的村子里最好的宅院里。巴克雷·德·托利住在离皇帝四俄里的地方。他板着面孔很客气地接待博尔孔斯基，他操着德语的口音说，他将奏明皇上再确定他的职务，暂时请他留在他的司令部。安德烈公爵希望在军队里找到阿纳托利·库拉金，但是他不在这儿，这个消息使博尔孔斯基很愉快。目前安德烈公爵最关心的是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的战争，他很高兴能有一段时间不再为库拉金的问题而分心。在头四天，没有派安德烈公爵什么任务，他骑着马巡视每一个设防的营地，他依靠自己的知识和同知情人的谈话，尽可能对每个营地有一个确切的概念。但是每个营地的防御工事是否有利，对于安德烈公爵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军事经验，他已经得出一个信念，在战争中，最深思熟虑的周密计划并没有任何意义(正如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见到的)，问题全在于如何处理突然的、预见不到的敌人的行动，还在于如何和由谁来指挥整个战役。为了弄清楚后面这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他的地位和熟人，极力深入了解军队的指挥以及参加指挥人员和派别的情况，于是他对形势得出如下的概念。

皇帝还在维尔纳的时候，军队就分成三个军：第一军由巴克雷·德·托利统率，第二军由巴格拉季翁统率，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统率。皇帝驻在第一军，但并不是以总司令的名义。据通令声称，皇帝不指挥军队，皇帝只是驻在军队。此外，也没有御前总指挥参谋部，只有一个皇帝行辕参谋部。跟随他的是皇帝行辕参谋长——掌管军需的将军博尔孔斯基公爵，还有其他几名将军和侍从武官、外交官以及一大批外国人，但这不是军队的参谋部。此外，在皇帝跟前没有职务的还有：阿拉克切耶夫——前陆军大臣，贝尼格森伯爵——级别是大将，皇太子康士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鲁缅采夫——首相，施泰因——前普鲁士大臣，阿姆菲尔德——瑞典将军，普弗尔——作战计划主要起草人，侍从武官长保罗西——撒丁亡命者，沃尔佐根以及其他许多人。虽然这些人没有军职，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却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往往一个军团长或者甚至总司令不知道贝尼格森、或者大公、或者阿拉克切耶夫、或者博尔孔斯基是以什么身份向他们问话或者给予某种忠告，也不知道那种以忠告的形式提出的指示是出自他本人还是出自皇帝，也不知道是否应当执行。但这不过是表面的情况，皇帝和所有这些人在场的实质意义，从宫廷侍臣的观点看(皇帝在场，所有的人都成为宫廷侍臣)，是人人都明白的。那意义就是：皇帝没有担任总司令的名义，但是他号令全军；他左右的人都是他的助手。阿拉克切耶夫是忠实的执行人和监督，是皇帝的侍卫；贝尼格森是维尔纳省的地主，他好像尽地主之谊接待皇帝，而实际是一个优秀的将军，能够出谋划策，而且可以随时代替巴克雷。大公在那儿是因为他乐意待在那儿。施泰因在那儿是因为他也能献计，还因为亚历山大皇帝对他的人品有很高的评价。阿姆菲尔德是拿破仑的死敌，而且是一位极为自信的将军，相信他经常能影响亚历山大。保罗西在那儿是因为他敢于说话而且果断。侍从武官长在那儿是因为他们到处总是跟随着皇帝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普弗尔在那儿是因为他拟定了反对拿破仑的作战计划，并且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个计划是适当的，因此他在掌管全部的军事。和普弗尔一道的有一个沃尔佐根，他比普弗尔本人能用更明了易懂的方式表达普弗尔的思想：普弗尔是一个尖刻的、自信到目空一切的、书本上的理论家。

除了上述那些俄国人和外国人外(特别是外国人，他们都具有在异国活动的人们所特有的大胆，每天都提出新的惊人的想法)，还有许多次要人物，他们随军是因为那儿有他们的老上司。

从这个庞大、忙碌、辉煌、骄傲的集团里所有的意见和议论中间，安德烈公爵看出比较明显的划分为以下的倾向和派别。

第一派是普弗尔及其追随者，一些军事理论家，他们相信有一门军事科学，这种科学有其不变的法则，如运动战、迂回战等等法则。普弗尔及其追随者要求退到腹地，按照伪军事理论所规定的精确法则，对这种理论的任何偏离，都只能被视为野蛮、不学无术或者别有用心。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亲王们，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以及其他人，多半都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相反。正如常有的情形，有一种极端的代表就会有另一种极端的代表。这派人在维尔纳的时候就要求攻入波兰，要求不受任何预定计划的约束。这一派的代表除了是大胆行动的代表以外，还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辩论中变得更偏激了。他们都是俄罗斯人：巴格拉季翁，刚提高声望的叶尔莫洛夫和别的人。当时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叶尔莫洛夫的笑话，说他曾经请求皇上恩典——封他为德国人。这派人缅怀苏沃洛夫，他们说不应当老在考虑，在地图上插针，而应当战斗，打击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挫折士气。

最得皇上信任的第三派，是那些调和于两派之间的宫廷侍臣们。这一派大多数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就属于这一派，他们所想所说，都是一些没有什么一定信念而又装作有信念的普通人所说所想的。他们说，毫无疑问，战争，特别是同波拿巴(又叫他波拿巴了)这样的天才作战，要求最深思熟虑的计划和渊博的科学知识，在这方面普弗尔是一个英才；但是同时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往往有其片面性，所以不要完全信任他们，要听一听普弗尔的反对派的意见，还要听听在军事上有实战经验的人们的意见，然后将这一切加以折中。这一派主张按照普弗尔的方案保住德里萨营地，但要改变其他各军的行动路线。虽然这样的改变达不到任何目的，但是这一派却觉得这样会好些。

第四派最著名的代表是大公皇太子，这位皇太子最难忘怀的是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所体验的失望，当时他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好像去阅兵似的骑着马走在近卫军前头，实指望干净利落地打垮法军，但出乎意外地陷入第一线，好费劲才从乱军中逃了出来。这一派在发表意见时具有坦率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怕拿破仑，领教过他的力量，也认识自己的弱点，他们直率地说出这一点。他们说：“除了悲哀、耻辱和毁灭之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我们放弃了维尔纳，放弃了维捷布斯克，我们还要放弃德里萨。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趁我们还没有被赶出彼得堡，尽快缔结和约!”

这个观点在军界上层很普遍，在彼得堡和内阁也得到支持，内阁首相鲁缅采夫为了别的政治原因也赞成和平。

第五派是巴克莱·德·托利的忠实信徒，他们与其说把巴克莱看做一个人，不如说把他看做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是什么吧(他们总是这样开始说)，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精明强干的人，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把实权交给他吧，因为打仗不可能没有统一的指挥，他会叫人知道他能够做什么，就像他在芬兰所表现的那样。如果说，我们的军队秩序井然，精力充沛，未遭受任何损失就撤到德里萨，那完全归功于巴克莱。如果现在用贝尼格森代替巴克莱，那一切都完了，因为贝尼格森在一八○七年就看出他是一个碌碌无能之辈了，”这一派说。

第六派——贝尼格森派却恰恰相反，这一派说，不管怎么说，再没有比贝尼格森更能干、更有经验的人了，不管你怎么折腾，最后还是要请教他。这一派证明说，我们退到德里萨，是最可耻的失败，是接二连三的错误。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好：至少可以快点使大家明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巴克莱，而是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七年已经显过身手，拿破仑本人曾给过他公允的评价，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地承认权威的人，只有贝尼格森独一个。”

属于第七派的都是皇帝身边的人物——不论哪个皇帝身边总围着一些人，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皇帝身边，而在亚历山大皇帝身边就尤其多了；他们是一些将军和侍从武官，他们热情地忠于皇上，像罗斯托夫在一八○五年那样，不是把他当作皇帝，而是作为一个人，衷心地、无私地崇拜他，他们在他身上不仅看出一切美德，而且看出人类所有的一切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然钦佩皇帝拒绝统率军队的谦虚态度，但是不同意这种过分的谦虚，他们只希望而且坚持认为，他们所崇拜的君主放弃对自己过分不信任的态度，公开宣布做军队的统率，下面成立一个总指挥大本营，亲自指挥军队，必要时可以向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咨询，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鼓舞军心。

第八派人数最多，其数量之大与其他各派相比，相当九十九对一。这一派既不赞成和平，也不赞成战争，既不赞成进攻，也不赞成在德里萨和在任何地方设防，既不支持巴克莱、皇帝、普弗尔，也不支持贝尼格森，他们只谋求一件事，一件最重要的事：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和欢乐。在皇帝的行辕里，满布着盘根错节、扑朔迷离的阴谋诡计，在这一潭浑水里，可以捞到在别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好处。有人只是怕失掉既得的有利地位，于是今日同意普弗尔，明天又同意反对普弗尔的人，后天又宣称他对某个问题毫无意见，为的是只要能逃避责任和讨好皇帝就行。还有人为了捞取好处，让皇帝注意自己，于是大喊大叫，拥护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某一件事，在会议上争论和喊叫，捶胸顿足，向不同意的人要求决斗，表示他准备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还有第三种人，在两次会议的中间，当反对派不在场的时候，直截了当地乞求给他一次津贴，以报答他的忠实服务，他知道这时不会有人拒绝他。第四种人千方百计地让皇帝看见他在埋头苦干。第五种人为了一偿久已梦寐以求的宿愿——陪皇帝吃饭，拼命地证明某种刚出现的意见的正确或错误，举出或多或少有点正确和力量的论据。

这一派人人都在追求卢布、勋章和官爵，为此他们紧盯着皇恩风向标，一见风向标指向某一方向，就一窝蜂地向那个方向刮风，这样就使得皇帝更难于把风向标扭到别的方向。在这动荡不定的局面中，在这使得一切都处在特别惊恐不安的严重危险的威胁下，在这阴谋、虚荣、冲突、各种观点和感情的漩涡中，加上这些人的种族不同，这人数最多的、专谋私利的第八派，给共同的事业增添了极大的混乱。不论发生什么问题，这一窝蜂在前一个问题上还没嗡嗡完，又飞向那个新问题，用他们的嗡嗡之声压倒和湮没那些真诚的辩论声音。

正当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的时候，在这八派之中，又形成一派，第九派，这一派开始提高自己的声音。这一派是一些年事已高、通情达理、有政治经验和干练的人，他们不赞同各种互相矛盾的意见中任何一种，对大本营发生的一切冷眼旁观，设法摆脱目前这种方向不明、意志不坚、混乱一团和软弱无力的境况。

这一派人都在说也在想，一切坏事主要都来自在军队里驻进皇帝及其军事人员；各种关系的不明确，互相牵制，左右摇摆，都带到军队里了，这在宫廷里还可以，在军队里则有害；皇帝应当治理国家，不应当统率军队；摆脱这种境况的唯一出路就是皇帝及其随行人员离开军队；单是皇帝在场，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安全，就使五万军队瘫痪；一个最坏的、然而独立自主的总司令，也比一个最好的、然而因受皇帝在场及其权威的影响而束手束脚的总司令要好得多。

当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闲住的时候，内阁大臣希什科夫——上述那派主要代表之一，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巴拉舍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同意在信上签名。他利用皇帝准许他议论大局之便，借口皇帝必须鼓舞首都人民的战斗精神，恭请皇帝离开军队。

由皇帝亲自鼓舞民众和号召民众保卫祖国(而这要看皇帝是否亲临莫斯科)——这正是俄国胜利的主要原因，为了给皇帝离开军队找个借口，提出的这个建议，被皇帝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