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列夫·托尔斯泰用了六年(1863—1869)时间，写出这部伟大的史诗。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当代大作家屠格涅夫说：“这部小说具有非凡的美，它生动、真实、新颖。”高尔基也曾说，“《战争与和平》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最伟大的杰作。”一个多世纪以来，它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作品的生命力经久不衰。

列夫·托尔斯泰这部作品，早在三十年代就有郭沫若先生的第一册的译本(全书四册)；随后，高植先生续译了后三册。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秋斯先生的译本(根据英译本转译)。现在这是第三个译本，根据俄文本翻译，间或参看莫德的英译本。不朽名著应当精益求精，将来也许有第四、第五……种译本出现。

本书初版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中，现在从文集中抽出重印单行本，就这个机会谈一点关于翻译问题的随想。

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其他学科的翻译有共同点，但也各有其特点，这里只谈文学作品的翻译。

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分作两步，第一步是对原作的消化，第二步是运用本国语言的表达。第一步最重要。翻译工作决不是简单地从一种文字变为另一种文字的过程，像译电报号码似的那么容易。从原文到译文中间，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原作的理解和消化，这个中间环节做得好坏，对译文质量大有影响。对原文词句意义的理解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要吃透原作的精神，对作品人物的性格要了如指掌，人物的一举一动、言谈笑貌都历历在目，人物形象在译者心中复活了，这样，译者的心和作者的心就相通了，这时译者笔下的人物才能达到所谓“神似”的境界。

第二步是表达过程。心目中已经先有了“神似”的准备，表达就是给“神似”附之以“形”，让读者通过“形”(即语言文字)而体会原著的精神实质。当然，原作精神能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这要取决于译者所具备的各种素质，如对语言的掌握，对文学艺术的修养等等。此外，译事中还要妥善地处理一些特殊的语言问题，如成语、谚语、习惯语、方言、俚语、行话等等；此外还有文风问题，译者本人的文风不可避免地要在译文中留下印记，对这个问题译者应有自觉。这些问题都需要专题研究，在这里就不多谈了。不过，我想提出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灵活性问题，并就此略谈一二。

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摆脱原文的束缚，就是说，不能按照原文亦步亦趋地逐字逐句地翻译，应允许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如变通一下措词造句，甚至个别地方略作增删也不是不可考虑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文学艺术作品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以及汉语与欧美各国语言表达方式存在着差异，翻译时不得不调整色调，使译文更接近原意，更加鲜明生动。这个灵活性正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其他学科翻译的特点。但这个不受原文表达形式的拘束的灵活性，同时应当照顾到原文的表达形式，这是“神似”和“形似”的矛盾，翻译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

以上关于翻译问题提纲似的随想，极不成熟，敬待有识之士指正。

刘辽逸

1988.11.4.于北京